在中国，自古以来落水做汉奸的家伙，都是被视为三流、五流，或者不入流的人物，哪里上得了台面？

　　而美男子汪未经到底不一般，另有一套。

　　作为头号汉奸，他依然要保留着国民党的全套系统，保持着国民政府的名义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

　　在卖国以后，想出来的运动就叫“还都组府运动”。

　　他首先组织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四处罗致从前一起吃过党饭的一帮人重组一个中委会。

　　在社会上从事任何职业的人，多少都有一样职业技能。不管是修鞋还是卖车，不论高端低端总有一技傍身。

　　唯独国民政府里那些做了党政工作的人员，涉政涉党之后社会地位高了，但是实在的东西一样不会，闲下来就活不下去。因为啥都不会，啥也做不了。

　　所以汪未经一招手要成立所谓“伪国民政府”，不少曾经的内部人物都抢着要挤进名单里去。他那个汪记招贤馆自从开了张，不少原国民党党内人士都投了过去领取津贴。

　　煞风景的是，这几天报纸上大登特登两句篡改过的诗，让汪氏无比震怒。

　　报纸上只简单登着“引刀何曾快，做了汉奸头”。

　　这么短短两句话，却勾起了大家回忆起汪未经过去刺杀摄政王的一幕。

　　当年，他与同盟会同志刺杀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清廷审判后，决定对其处以“大逆不道，立即处斩”。

　　那时的汪未经也正是年轻气盛，豪情万丈，决定慨然赴死。

　　于是就有了那首颇为著名的《慷慨篇》，以此表达其革命之决心。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如果年轻时，他真的因为刺杀摄政王而头颅被砍了下来，那就可谓流芳百世。现在却真的辜负了自己的大好头颅，成了头号汉奸，从而遗臭万年。

　　汪未经很早就追随先生，在国民党内论起资历和人望比常凯申强多了。而且还是个儒雅的美男子形象。

　　他这么一个看似谦谦君子伟岸人物居然也做了汉奸，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还真的应了后世小品里的一句话――没想到你这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

　　汪氏投敌当汉奸，说起来和他的个性有关。虽然资历非常老，党内功劳大，只不过终究一介文人，在军阀割据时代，只有写诗作赋、笔画文章的本事终究没啥大用。

　　虽然先生的遗嘱都是他起草的，但是先生故去之后，一直被拥有军权的常凯申死死压制。

　　被逼无奈之下，他也只能经常“出国治病”……因此始终很不甘心。

　　所以，汪未经和日本人的苟且，恰恰开始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

　　当时华北沦陷、上海战败、南京沦陷、徐州、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几次会战让国军精锐尽失，常凯申急的把黄河堤坝掘开，还是没能挡住日军侵略步伐。

　　在国际上当时中国更是孤立无援。欧洲列强奉行绥靖政策，英法都按兵不动隔岸观火。美国佬虽然口头上谴责日本，但在行动上却一直给日本提供石油、废钢铁等战略物资。

　　包括常凯申，无奈之下，也顶着光头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跟当时的日本政府谈判。希望能够结束战争。

　　但他终究还是有些底线，底线就是：“恢复七七事变之前的状态”。

　　其实这个底线真的很低，等于变相放弃了东北和内蒙、半放弃了华北。

　　但是连战连捷的日本军方，狂妄到连这样低的条件都不愿意答应。

　　一边继续进攻，一边提出非常苛刻的谈判条件。谈判一直进行不下去。

　　这时汪未经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觉得既然与其早晚要跟日本谈和，那么晚和不如早和。

　　而且，常凯申和日本人谈不成的事，要是被他谈成了，那他在党内的地位自然不用多说了。

　　所以，全中国人民的灾难便成了他个人的政治筹码。

　　他赌抗日战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趁着现在还有筹码，他要抢在所有人之前，在日本人那里把这边的位置占了！

　　什么叫利令智昏，这就是！

　　经过一番打点之后，汪未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设法从重庆跑了出去。借道云南到达越南的河内，一到河内就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发电报当天日期代码是“艳”）。

　　电文里他大概是这么扯的：“日本政府早和我们谈过了，只要我们愿意讲和，人家那边马上撤军。不仅不要咱们割地赔款，还能帮中国取消租借，把英美法的租界收回、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么善意的条件常凯申居然还不答应，非要打下去，置山河涂炭不顾。他汪未经作为忧国忧民心疼百姓的一介书生，现在是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在电文里还说：“不仅仅是他自己，而是国府高层多数人都希望停战。只是常凯申手握兵权，大家不能公开反对，只能被常凯申绑上战车和日本人继续打仗。而他现在想和日本讲和，只能脱离重庆，摆脱常凯申的控制，来推动和平运动。”

　　艳电发表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奉常凯申之命致电汪未经，劝汪不要公开主和，希望汪早日赴欧暂时休养。汪没有理睬。

　　2月中旬常凯申又派前改组派的重要成员到河内，给汪氏夫妇和亲信带来护照和旅费，再次劝他们去欧洲，汪夫妇断然拒绝。

　　只是到达河内后，汪未经的诸般盘算都极其不顺。预想中他振臂一呼，国内各界纷纷响应和平运动的局面，完全没有出现。

　　甚至他原先几个亲信在看清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后，还跑到香港登报和他脱离关系。

　　其实，对汪未经最具诱惑的是日本许诺由他组建新政权。

　　有一段时间日本方面没有动静，令身在河内的他非常忐忑，怀疑自己是不是下错了赌注。

　　1939年3月18日，汪未经接到日本政府决定支持他成立新的中央政府的消息。两天后的晚上，陈功书派出去的特工刺杀未遂。

　　汪未经大怒，立刻认定凶手是受了常凯申指派。

　　3月27日汪未经发表《举一个例》。

　　在这篇文章里他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第三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用以说明寻求与日本“和平”，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也持同样的观点。

　　至此，汪未经与重庆国民政府决裂。

　　在军统刺杀未遂后，日本方面为了保证汪未经的安全，派陆军省军务科长、海军省的少将、外务省书记官兼兴亚院书务官等到越南“营救”。

　　汪未经提出先去上海。于是，在日本特工的保护下，汪未经于4月25日乘船到达敌占区上海。

　　由此彻底走上了投敌的不归路，也成就了头号汉奸的永世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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