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简单：詹国强会提问老师的。

　　“我要他呆在这里的囚房里，”他会这么说，“而不是要他消遥在监狱之外”

　　“从处理问题的角度来说，这不够妥当，”我将这样来回答他。

　　“我们在延安可以通过联络员与外界保持良好的接触，以便进行各种方式的会谈”

　　现在差十分十二点。钟响之前还有一些时间，是否应该切断一切联系呢？你不要尽对自己说一些自我安慰的胡活，这是愚蠢的，也是不老实的。詹国强他们不是凭逻辑办事的人，象散发着臭气的伪政府所有的人一样，他是个个好冲动的人。拼命把政权抓到手的魔鬼在决定如何干时是绝不受任何约束的，同时他们的任何行动也是不受监督的，你既不能改选他们，又不能根据事业的需要来撤换他们，他们只能和这个国家机构一块儿完蛋了。打从这只可恶的猫跑了过去以后，我就刹住了车，停留在马路中间已经有五分钟了，这对我是有利的：只有襟怀坦白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按照常凯申的看法，没有一个侦察人员愿意招人耳目。好样的，李广元啊，真有你的，是我一开始就想出了“以猫为借口”的点子，还是现在才突然想到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自我解嘲的方式吧。无论是对常凯申，还是对詹国强，我都不应该回答他们的问话，我应该迫使他们发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应该首先去见吴四宝。把老师弄到的他们会谈的录音带交给他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要象本人那样于吗？要对其分而治之。再说吴四宝也无法从我的家里向外界打电话，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如果常凯申在那里已经安插上了自己的心腹，他们会让我从那里向外界通电话吗？”

　　他踩动了油门，纯属无意识地向镜子里望了一望，发现一个孩子牵着一条狗在人行道上跑着。他把头缩在两臂之间，畏惧地跑着，好像在等待着别人的袭击；他的面颊干瘪，布满了皱纹好似一副行将就木的老人的面孔，那时人的两耳变得大得不成比例，耳垂耷拉着，颜色灰青而蜡黄。

　　李广元慢慢地变换了车档，稍稍地刹了一下车，朝着小孩赞扬地微笑了一下，然后才转弯向市中心驶去。在车站的附近还有几处电话可供使用。在大街的小酒馆里肯定可以向外面打电话。在其他地方打电话倒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在那里无论什么谈话都会被区秘密警察记录下来，再说其他人也一直在严密地防范着。根据1934年6月7颁布的一项法律，每一家饭店、旅馆、酒吧、咖啡厅、舞厅的老板都有义务与当局进行合作、要把行迹稍有嫌疑的客人都报知当局。如果去那边的客人既不刮脸又衣着邋遢，或者与之相反穿着过于讲究，尤其是穿外国式样的服装，如果客人哭哭啼啼，或者忘地发笑，总而言之，如果他稍有别于一般的群众，就应立即向秘密警察报告。既然政务人员严下饭店、咖啡厅和旅店，因为他们属于应该守纪律的人，而且那些在战争爆发之后被驱赶出租界的工人领袖和罢课的学生，也披严光顾公共场所，所以进行全面监视的惩治法令就理所当然地落在领导动人地称作为“国之栋梁”的头上了，他们这些“栋梁”正是被监在所谓的“伟大国民政府”这所巨型的集中营里，正是在那里，一厢愿的宣传机构时时刻刻在重复着“每个国民都拥有一切自由和自等的权利……”。

　　李广元在站旁稍事停留以后，绕着自己那部沾满尘土的“霍里赫”牌汽车转了一圈，他心里想应该马上冲洗一下汽车，否则警察就要层层向上报告了。

　　李广元向电话机内投送了两枚硬币，他暗想，如果先打电话给吴四宝，立刻就会得罪常凯申。他曾对我说过：“您看，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您重新招了回来，只用了十分钟一切就办妥啦。”你看那个得意劲。我对他可不能不有所防范。在我目前面临的处境中，他可是一个“头号”人物。我应该先给他的秘书打一个电话，让他报告首长我已经返回，而且还要给我约定一个晋见的时间，因为我有极重要的报需要面报在此之后才能给吴四宝打电话。好样的，李广元，你及时作了一个很重要的修正。人们常说，相加数调换位置其和不变。别妄想了吧，况还会变化的但不管怎样，我总算从酒吧间里那个小伙子向我传达返回南京命令时起一直让线头疼的那个讨厌的问题中摆脱出来了。是的，当然罗，这不是命令，显然是一种请求。我不敢自问：“为什么我要回来？”也许因为我在延安虽然读的是我们这边的报纸，但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反倒比我坐在这里对于内部发生的事知道得还要多得多？为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

　　同吴四宝会见以后向上一次一样，也还是在自然博物馆附近他的汽车里，李广元多多少少才了解到，为什么他回来对延安方面有利。

　　是的，正因为如此我才真正地怀疑您。

　　“您好，李广元，见到您我异常高兴，请坐。”常凯申说道，由于他不时地挤眉弄眼，左面颊抽搐了起来“想不想喝一点我的洋河大曲？”

　　“好的”

　　“想品尝一下真正的苏北盐水鸭吗？”

　　“那就更好了。”

　　常凯申从放在大书架中间的柜子里拿出一瓶洒，一小木盘切得根细的粉红色盐水鸭和一听美国牛罐头；把这些摆到休息室内的小桌上以后，说道：“假如非抽烟不可的话，那就悉听尊便了。”

　　“谢谢……”李广元笑了笑说。

　　常凯申飞快地向他瞟了一眼，“你为什么发笑？”

　　“我在笑我的记。我读过一本作家的作品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话：“‘如果不可能，但又很想做，那末，就不妨做做看。”

　　“妙极了”常凯申说罢举起了高脚杯，“为您的顺利归来，为您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同时也为您的语文才能干杯。”

　　李广元饮了杯，又吃了两口盐水鸭，这个菜的确非同寻常，不问了一句，“为什么要说‘语文才能’呢？”

　　“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出版过记载着所有人的名字的书籍。你说的那个作家就是其中之一。只有上海的出版社出版过他的书”

　　“不错。还有杭州的一个书局也曾经三次出版过他的作品。”

　　“让这个所谓文人滚他的蛋吧，我现在也不反对在我的亲戚中找出一个共党来，不用很久的时间，当共党从边区涌来以后，这一点就会起作用了，那时那些头面人物也会派手下来做他的总督的算了，您还是说说和吴四宝谈话的况吧，您没作笔记吗？”

　　“没有，往后我也不打算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从我同他第一次会面之后，他对您的态度就完全变了。您是不是在我对他讲过您的一片忠心以后才去会见他的呢？”

　　“他告诉过您这件事吗？”

　　李广元耸了耸肩：“还有谁能告诉我呢？”

　　“譬如说，您的上司，我的朋友詹国强？”

　　“看来我的上司，您的朋友詹国强要把我交给人民法庭审判了，因为我帮助那些老师同英美进行了卖国的谈判？”

　　“那些人代表什么人？难道他的背后还有靠山不成？他和我们有关系吗？或者说他与党有什么关系？他曾经当过叛徒，现在依然是个叛徒。詹国强知道应该派什么人去那边。不管怎么说，詹国强直到目前还没有让我把您当作“敌人的帮凶”来对待。”

　　“他会让您这么干的”

　　”您把这件事告诉过吴四宝没有？”

　　“当然告诉过。”

　　“他的反响如何？”

　　“他说，他需要考虑一下。但是我觉得您好象事先已经同他讨论过这种可能了。”

　　常凯申又分别给两只酒杯斟上了酒，对着光线望了望自己的杯子，摇了摇头：“李广元，我们何苦介入政治呢？”

　　“我们算什么政治家？不过是间谍而已”

　　“在当今的世界上真正的政治家，恰恰就是间谍：他们知道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是说，知道绝对的真理，而政治家们却象蛇一样地弯来弯去，总想把鹰和字都铸造到一个平面上去，这是不可能的事，您会同意这种看法的。”

　　“正因为如此，他们这种工作在任何时代人们都需要，说到底达还是一种幻觉，但人们往往还衷于它哩”

　　“吴四宝的确要求过我保证您的安全，您又算猜对了，您在那边时睡得还好吗？”

　　“和在这里样。”

　　“但是那里没有轰炸，很安静。”

　　“我对轰炸一向无所谓。”

　　“您是一位宿命论者？”

　　“您随便怎么说都行，”李广元吁了一口气。

　　“是这样的，我们都会这么做的”常凯申温和而厚道地表示了赞同。“好啦，坦白地说，他说了些什么话？”

　　“他说，看来詹国强还在那边继续进行着他自己的事业，同时还准备在西北干出一番新的业绩。”

　　“您作为一位破坏谈判的专家是不是受命参与了詹国强的这项图谋？”

　　“是的”

　　“无论吴四宝还是您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吗？”

　　“正是这样。”

　　“那么秘密警察常凯申，善良的老常是否该帮你们一把了？”

　　“应当……”

　　“他将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他怎么啦，他不是绝顶聪明吗2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接近您的上司。我已经动了一天多的脑筋了，但仍旧思不出什么办法来。李广元，您还是坦白地说一说您的看法吧，您既聪明又机灵想到什么，就大胆地和盘端出来，我来做修正”

　　“分队长，假如连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末，尽管我再狡滑，也无济于事。”

　　“李广元，我不喜欢扭扭扭捏。我想您也不合扭捏作态，从事这种工作您的聪明是绰绰有余的。您对我再谈谈那边活动的况吧。从头谈起，英国人在法庭审判时用的类推法，这不无道理我现在听您说。”

　　李广元心里明白；审查就要开始了。“他想听听我对全部况的看法，再根据报机关的汇报和我电话谈话的释译以及监视站的报告，重新审核这种说法。他现在该站起走向藏有录音按钮的柜子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了。但他未必敢坐在我的对面，按下藏在衣裳里录音机的按钮。他是一个十分内行的职业特务，对于自己的对手往往是心中有底的。”

　　可是，常凯申并没有从圈椅中站起来，只是把桌上的纵台拉到自己的跟前，又按了一下电钮，说道：“我把您说的话录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听，如果有什么症结之处听不清楚，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分析。您同意吗？”

　　“当然赞同，”李广元说，这种况已经有过多次了，他现在又一次对于这个人和他那十分独特的逻辑感到惊讶。“就这样，交给了我一项利用老师进行活动的任务，看来詹国强早就想到了他，一旦同那边的谈判陷于失败，或者谈判的消息传到了上级的耳朵里，就利用他来掩护我同他手下一道进行工作。这还是有意思的：这是一位有声望的人物，既有独立的见解，又无所畏惧，只要国人能尽早获得和平，他宁愿赴汤蹈火。在和平主义运动中他的交往很广，在中立地区也颇有一点名气，和前大臣又是旧交。据外界传闻，由于他说出了一连串参与和谈的着名人物的名字，应该由他去同本人进行接触，这是因为用自己谍报人员的话来说，他在这边没有一支能够保持稳定，又能使国家按照协议不致完全被宰割的实际力量作后盾。他从自己的渠道处得到了那边已经开始同大队长进行谈判的消息。但这还不是全部况：最重要的，也就是我来找您的本意，这件事我没有对吴四宝谈到过，我的忠诚就请您自已去评说吧。那边估计，行动的策划者不仅有您的朋友和我的上司，而且还有总参谋部和外交部中一批很重要的人物。

　　“事实呢？”常凯申猛地咳嗽了起来，接着问道。

　　李广元内心明白，他是有意大声咳嗽的，因为他不愿意把声音留在录音带上，咳嗽可以使话音变得无法使人辩识，可是李广元发觉他意外说出的那件关于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官员的事正中了常凯申的兴趣，所以常凯申要他立即列举出事实来。“这没有什么，我可以给你举出事实来，维一不妙的是我没有对老师谈过我的想法，我想他们会马上悄悄地去找他。应该千方百计让常凯申，就是说让常凯申本人委派我去那边一趟。在审讯时我应当这样行事，目的是把常凯申急须想得到的某些况深深地隐瞒起来。现在需要的是钓钩；千万不能急于求成，只要我能牵着他走，只要能让这个疲惫不堪的人想入非非就好了。可是如何才能使他想入非非呢？应当晓之以利，晓之以私利。他是个聪明人，但只不过是伪政府的一名人质而己。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人质，都是浑发颠的躁狂病人。手中的一群胆怯而卑微的人质，真是可悲。为什么会这样呢？常言说得好：‘别给自己制造崇拜的偶象’。他们曾经想过，这座偶像肯定会使他们称霸全世界，并且会把人类统统踩在他们的脚下。文化修养上的欠缺，缺乏真知灼见，这往往只能产生这样的理法，再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郁愿意学习，可是他们有时还强迫着孩子们读历史和抠外文哩。国家主义学说的宣传对象，都是些懒汉和一些最喜欢体育游戏，广播游艺节和在工作之余在晚间来上一杯白酒的人们。”

　　“这些事实在太离奇了，”李广元说。“虽然对方还远远没有向我全部披露，他还想保留很多东西用来进行交易。即使这样他的逻辑结构还是无懈可击的。它的要点是这样的：为什么在去年年底自己人被撤去了总队长私人参谋部参谋长的职务呢？难道这是垮台和降职，不对吧？”

　　李广元用眼瞟了一下常凯申，等待着他的回答；但他沉默不语。常凯申清楚地想象到录音机上的带子缓慢而又沙沙地转动着的景，嘲讽地问道：“分队长，您不想让您和我的声音录在一条带子上吗？”

　　常凯申默默点了一下头。

　　“好的，我明白了。我刚才说的‘分队长’这个词很容易被剪掉，美式录音带似乎粘合能好，在听录音时不会出现磁带断头的现象。我继续说，所谓‘降职’就是在南京这一幢建筑物内策划出来的第一步行动。第二步是打通参谋部的关系，参谋部必须同意任命他为集团军副总司令。军方由戴上将签字同意照办。记录按惯例要求，那边的人来内地一事应通过外交渠道事先同政府商定。这一问题的来往信件现存外交部档案室。他们巧妙地将我们这惹人注目的制服换成了绿军装，摇一变成了军人；变成军队派系的人物了，在所有时代，敌对双方军队的将领们坐到谈判桌旁是常事。再说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在苏北地区向共党发动攻势的前夕。可见，确是早有预谋了吧？此外，他们认为，在詹国强逮捕他们的人时两人在私下没有见证在场的况下，上将可能向他提供过一些保证他们安全地进行接触的人事关系。如果不是我，譬如说不是你和我对老师做了工作的话，谈判肯定会取得圆满成功的。您要我讲出事实，我就对您讲出了老师的逻辑思维结构。如果您愿意听，这就是事实。不过还需要对它认真地加以审查：具体是谁在国防司令部替那些坏人起草关于他们的命令？

　　詹国强肯定是通过私人关系做了工作的，而且有可能是通过军内最可信赖的报机构干的。与那边最接近的是丁末村。他的工作与詹国强的第二处有联系。可能就是他吧？”

　　常凯申关上录音机，走近李广元问道：“那边对您提到过丁末村的名字吗？”

　　“没有。”

　　“您根据什么认为丁末村是詹国强的密友呢？”

　　“没有证据，只是一种揣测。”

　　“您在玩弄花招吧？”

　　“我象孩子一样直率……”

　　常凯申蓦然恐惧起来，他的惊恐来得确实突然，这已经有过多次了。他发觉自己有一种想法，似乎李广元对于他的想法了如指掌，而且还诡密地掌握了他的一切行动，好象事先就知道他瞒着别人谋划了些什么。以前在他获悉李广元与秘密机构很可能是共党的有联系的材料之前，那我再也不会象刚才那样惊恐了”。

　　不，他自言自语地：“你没有权利这么做。李广元是你手中一张王牌，你可以打出这张牌来吃掉任何的牌面。

　　你是天才，一秒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