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入深秋,窗外汉水边黄叶满天,白帆从河面上划过,消失在一片雪白的芦苇荡里。
秋天是打仗的时候。粮食收了,农活闲下来了,北边的草木枯萎。游牧民族秋高马肥的时候,正好也是中原汉民粮草丰足的时候,经常要做过一场。今年又加上了广南的侬智高,秋冬暑消,瘴气渐退,正是大军南下的好时机。杜中宵看着飘在江面上的落叶,想着一个月后自己该如何带领大军出征。
饮了一会酒,王安石道:“待晓,淮南并不是地广人稀的地方,如果要营田,该如何做?”
杜中宵回过神来,道:“不管是哪里营田,其实相差不多。京西路最开始措置营田,是为了安置无事可做的营田厢军,并不是为了开发地方,这一点与淮南不同。这一带地广人稀,营田务有人地闲地,地方风波不大。以衙门所在的枣阳县为例,不过是因为营田务招人待遇强过地方,大户人家的庄客全部离了主人进了营田务。营田务一开,乡下财主全部经营不下去,只好卖地去做别的了。”
王安石道:“正如待晓所说。淮南路营田,各州又无土地又无人手,正不知从何处下手。”
杜中宵道:“只要不把营田务看成衙门,而当作种粮食的场务,就没有那么难了。各处有烧磁的场务,有制酒的场务,为什么就不能有种田的农场呢?只要投钱下去,官府主持,难待种地的人吃喝收入还不如在大户家里做庄客?如果不如,这种营田不做也罢!”
韩绛和王安石听了,一起笑了起来。确实,如果官方主办,农民待遇还不如地主家的庄客,何必搞什么营田务?淮南路那种地方,开营田务的目的,不就是一缓和地主对农民的压迫,二让官府掌握一部分稳定的粮食来源,可以作为常平仓的补充。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处?粮食可以靠税赋收集的。
杜中宵又道:“只要有了本钱,一是可以买地。选那些大块田地,无水无路,地方不愿耕种的。营田务买来之后,修路开渠,改成良田。二是选无人耕种的闲田,一修路开渠,开垦出来。这两样俱可以让地方作为徭役地方协助,以人力来代本钱。有了地,再招人就是。依京西路的经验,吸引人来,一是要有营田务的公田,百姓在公田做活,要能分到四成到一半的粮食。为什么这个数目?因为庄客从主人家那里租种土地,也多是如此。有了这些粮食打底,营田务又有农具耕牛,就不怕没有人来。再一个,一定记住让各户都有私田。数目不要太多,一户成丁田女一到二亩就可以。有这些私田,他们可以种果树菜园,种些杂粮,作为补充,换些现钱到手里。剩下的无非桑柞,最好各庄安排一些。这些要有,有了之后营田的妇人就有事做,足够一家忙碌。这些做了,再在庄中留些闲田,营田务也就开起来了。”
杜中宵说的是官营农庄,也就是后世的国营中小农场,现在都已经有了模板,照做即可。官府营田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调整各农庄人均耕地在最经济的规模,实现收入最大化。随着农业发展水平不同,新式农具的普及,良种的出现,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均耕地的最优数目是不断变化的。目标不同,如追求粮食最高产量,这个数目是一个数字,追求最高经济效益,又是另一个数字。如后世中美两国,因为自然禀赋不同,国情不同,追求的效益最大化也不同。一个偏向最高产量,一个偏向最佳收益,人均耕种土地数字必然不同。以产量为导向,中国哪怕是工业化农庄,农民人均耕种的土地也会比追求收益的美国少得多得多。一提农业就比照美国大农场,是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加上大资本相结合的舆论导向而已。
王安石想了想,问道:“为何营田务土地,要买别人不愿种的田地,再去开荒地?直接买好种的熟田,其余一切如前面所议,不是好上许多?”
杜中宵道:“介甫,官不与民争利,买熟田,就倒过来了。”
王安石道:“天下之利,不在官则在民。入于官,终究还是用到民身上,强似民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中宵笑着摇了摇头:“我们读圣贤书,起圣贤之心,这样想也不奇怪。太学李助教讲平土,便就是要耕者有其田,把天下田土分到耕种的人手里。这样想是好的,但能够做到的?官不与民争利,是说这利在民,而不是在几个豪强大户手里。现在天下人口不多,闲田所在都有,少的是人,不是地――”
韩绛道:“待晓如此说,也不全对。天下各地不同,有的地方是人少,有的地方是地少。”
杜中宵道:“总体上来说,出产粮食,现在是天下缺人而不缺地。人人皆知,要产粮食,最基本的是有地,其次是有人,第三要有农具、耕牛、水渠、道路、仓库等等。粮食紧缺,价钱上去,这些东西的价钱就上去。营田务的根本目的有两个,但不包括调节地价,那是官府营田所做不到的。”
王安石道:“不调节地价,那营田务的两个目的是什么?”
“一是调整地方的人力价格,也就是客户的收入。如果地方客户收入过少,毫无疑问,他们应得的一些收入,是被占着土地的主户拿去了。这个时候营田务招人,把多余的人力吸收进来,从而拉高本地种地的人力价钱,这是为民。开营田务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未来着想,开荒地。开荒地是要花钱的,不能配道路和水渠,不把土地平整起来,地就不是好地,强行去种,也产不出多少粮食。为什么很多地方有荒地?不是不适合种粮食,而是没有配道路、水渠,没有进行平整,我们可以把这些叫做基础设施。有了这些基础设施,荒地经过耕种才真正变成熟田。种地的百姓多是小农,做这些事不容易的,很多地只好闲在那里。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去开垦。又经过不知多少年月,多少代人一直去做,才算开垦出来。营田务买不好的田,开荒地,是用官府的力量,把这些基础设施建起来。官府投这些钱比私人省得多,等到地方上发展起来后,营田务也可以把地卖给地方,就都是好田了。这叫做官府承担开发成本,而由百姓得到好处。初始建的时候,只见粮食,建的基础设施看不见好处,叫作看不见的资产。等到遇见难处,把这些土地让给百姓,官府收钱应急的时候,叫做沉没成本变现,跟常平仓备粮荒一个道理,这里备钱荒。”
王安石与韩绛对视一眼,对杜中宵道:“待晓想的,是否过多?”
杜中宵摇头:“我在京西路营田,又提举常平,不想不明行啊。想不明白,事情就不做不好。侥幸做好了,一遇变故便就化为乌有,终究一场空。”
这是中国联产承包施行的故事,把集体资产分给农民,大量沉没成本迅速变现,出现了持续数年之久的繁荣。对于政权来说,借由这样的资产变现,可以撑过一场危机。在财富有盈余的时候,把盈余变成看不见的成本,必要时变现,本就是应对危机的一种办法。
杜中宵的身份,早已经从营田变为了主管常平司,也从平抑粮食价格中走出来,不但是平抑市场货物价格,同样平抑资产价格。营田务的角色,由安置多余人力,变成了储备资产。李参敏锐地感到了这一点,才在淮南路营田。不然那里人口密集,又没有大量闲置劳动力,他做这些干什么?
王安石沉思良久,道:“若依适才所说,营田就不能买熟田,而只能买闲田开荒地,不然就没有意思了。不过,民间富者愈富,贫者难以存活,终究还在,总不能视而不见。”
杜中宵道:“为政者当然不能装作看不见,更不能听之任之。不过靠营田务,处理不了此事,要靠其他的手段。谈营田务,就只做到该做的事,不要把做不到的事情压在上面,不然会两头落空。”
王安石道:“即使如此,人入了营田务,父生子,子生孙,人口总是会增加。纵然有闲田,也会有开完的一天。地有限,而人益增,又当如何?”
杜中宵道:“所以营田务的土地,是营田务所有,即使各户的私田,也只是让他们耕种,而免赋税而已。这些土地是不许买卖的,除非营田务搬走或者解散,人在地在,而且是在营田务手里。到了人多地少的时候怎么办?营田务官府所有,自然由官府组织去开新的土地,或者让多出来的人去做其他事情。所以营田务的村庄,是有村社的,与常平司的商场连在一起。商场做得好了,就有更多的人进村社,去做种粮食之外的事。地方只要做得好了,总能找到个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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