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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远行之----明代传说(四十六)

梦还楚留香 诸葛灵霞 3748 2024-01-19 07:43

  <b></b>不拘于旧有程式,也可以说是取散曲用韵之长,来补词用韵之短,使写词者不要苦心推敲韵脚,其实是从格律的角度,解放了词体。词原俗,后尚雅,在一定意义上说,谢应芳词作艺术风格是对词体原有风格的复归。

  第四,从总体上看,谢应芳词作还具有散曲味。其词味,不是蕴籍含蓄,而是散曲式的刻露尖新,多用直说,诙谐机趣、通俗流利。如

  老大无人青眼,凄凉奈尔黄花。秋来杯酌断流霞,兀对江山如画。梦里去寻东老,觉来欲唤西家。山童羞说未能赊,报道点茶来也。---《西江月・秋暮简友人索酒》

  词写秋来无酒对黄花之尴尬。老境凄凉,对花无酒,应有无限慨叹,而作者却采用散曲对这类题材的处理方式,从内容到题目都写得诙谐幽默,尤其结句,写得神情逼肖,颇觉机趣尖新。何谓尖新,李渔说“其实尖新即是纤巧,犹之暮四朝三,未尝稍异。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尖新二字,即文中之尤物也。”从文体角度看,词的语言虽然比诗的语言灵动,但是在人们传统观念中,词忌讳纤巧。刘熙载所谓“含蓄”,谭献所谓“柔厚”,冯煦所谓“幽涩”,陈廷焯所谓“沉郁”,况周颐所谓“重、拙、大”等说,皆言词之语言与意境当含蓄朴厚。曲则不同,“其句则采街谈巷议,即有时偶涉诗、书,亦系耳根听熟之语,舌端调惯之文,虽出诗、书,实与街谈巷议无别者。”散曲尖新的意境往往就是通过这些语言表现出来的,谢应芳的词,也习惯运用这些“与街谈巷议无别”的尖新之语,故而很多作品意境颇有散曲味道。如下面两首[点绛唇]词

  古往来今,何人不道闲居好。忙多闲少。应被青山笑。蒲柳衰颜,我独惊秋早。茅斋小。几番掀倒。风雨都湿了。

  海上归来,鬓毛枯似经霜草。薄田些少。茅屋园池小。三子犁锄,三妇供苹藻。村居好。兔园遗稿,是我传家宝。

  这两首作品,除了一处用典之外,其余全部都是生活中大实话,也就是李渔所说的“耳根听熟之语”,而就是这些大实话,写出的意境却是尖新的,特别是两首词结句,前者“风雨都湿了”,表达了家贫屋破的无可奈何之状,屋漏偏遭连阴雨,作者心情是沉重的,一般来说,应该写得很酸楚,但却用这样一句很平淡的话来表达,突现了作者苍凉无语的心态;后者“是我传家宝”,也是一句极俗语言,却恰当地表达了作者的志趣。作品就是运用这些生活中的熟语,起到了画龙点睛似的作用。

  谢应芳词在语言和表达方式上的散曲化,其原因应该不是单一的。首先应该是散曲和词互动的结果。谢应芳所处的时代,散曲这一艺术形式,通过文人磨砺,已经逐步雅化,用语的选择,表达方式的运用,意境的创造等方面,与词很多相通之处,词与散曲文体界线被模糊和弱化,当时有很多词人,也兼写散曲,谢应芳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们在词的创作中,不可避免会渗透散曲的表达方式,在散曲创作中,也不可避免运用词的表达方式,这些应该是艺术创作中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其次,还与作家艺术追求有关。谢应芳在[水调歌头]《再和寄酬袁子英萧寺》词中说:“多谢寄来双鲤,白雪阳春数曲,为我和巴讴。”此处他用“阳春白雪”来比喻朋友诗歌,而自己艺术趣味是“巴讴”,表明了他所追求的是象民歌一样通俗风格。其中或可能有作者自谦成分,但也应该是表明了他的艺术观。另外,谢应芳在晚年写的一首诗中说“前朝士习雕虫巧,先生词章风格老。”[6]说明他对元末的工巧诗风并不满意,而是赞成自然老成风格。所以我们说谢应芳词的散曲化,既是文学时代风格造成的,又是他自己艺术追求在词创作中的自然表现。《明朝历史人物》

  危素[明](1303年至1372年)字太朴,号云林,金溪(今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人,一作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元末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官至参知政事、翰林学士。

  危素4岁开始读书,15岁便精通《五经》。他曾拜读于吴澄门下,并尊李存为师。吴澄对他十分赏识、大力引荐,得以广交文学名士。当时范椁、虞集、揭奚斯等人对他渊博的学识也很折服,另眼相待。

  元朝至正元年(1341),经大臣引荐,出任经筵检讨,负责编修宋、辽、金三朝国史及注释《尔雅》。书成后,顺帝奖给金银和宫女,他不接受。五年,改任国子助教。七年,改任翰林编修,他负责编纂后妃等传和宫廷纪事,苦于没有现成资料,便用自己的俸金买动宦官和皇亲国戚,向这些人打探后宫有关情况,详细询问,亲自笔录,得以成史。十一年,升为太常博士,后任兵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工部侍郎、大司农丞。十七年,升礼部尚书。十八年,参中书省事,专任甘肃平章事,总西部兵马。他整治边防、任用贤吏,安抚边民,力图中兴,深得皇太子赏识,称他“澄清忠义,清白起家”。不久,进御史台治书侍御史、中书左丞。

  至正二十年(1360),官拜参知政事。他“为人侃直,数有建白,敢任事”。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闪亮河北岸)宫殿失火,顺帝下令重建大安、睿思二阁。危素以民间疾苦,苦谏不要大兴土木,并亲自到河南、河北、江淮一带发钱、发粮,赈救灾民。二十四年,为翰林学士,奉旨出任岭北行省左丞。后弃官,隐居房山达四年,潜心史学著作。

  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朱元璋部攻入大都,危素感到国破家亡,曾投井自杀,却被救出。虽然他是个汉人,可是从一而终的原则却高于民族分野。朱元璋听说此事,认为其人忠义可用,把他招来安排在自己身边做侍从文官。明洪武二年(1369),危素被任为翰林侍讲,与宋濂同修《元史》。朱元璋多次召见危素,询问元朝兴亡缘由,并令其撰写《皇陵碑文》。不久,危素被劾,罢官一年。后官复原职,兼弘文馆学士,并赐小车,免朝谒。太祖常赐酒宴与诸学士,并有诗词酬唱。危素呈诗虽在最后,往往独得太祖称赞,说危素“老成,有先忧之意”,此时,危素已70多岁。皇帝对危素的宠信,引起某些大臣的嫉妒,御史王著等屡进馋言,说危素是亡国之臣,不应重用,危素被谪居和州(今安徽和县),令守元臣余阙庙。五年,卒于和州含山县寓所,享年78岁,后归葬金溪高桥。学士宋濂为其撰墓志铭。

  危素身经两个朝代,都曾任过大臣。但他是降臣,历代封建统治者出于忠君思想,对其并不放在重要位置上加以宣扬。《明史》和历代编纂的《抚州府志》和旧《金溪县志》,只将他放在“文苑”中予以介绍。其实,他在史学领域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宋、辽、金史本是危素执笔编纂,却被署名为元朝宰相脱脱主编,他成了次要人物。危素博学,善古文词。其诗歌创作在元末地位较高,影响较大。

  他的诗气格雄伟,风骨遒劲,诗作收集在《云林集》2卷中。他的散文被誉为元代一大家,有文集《说学斋稿》4卷。清人王懋称其文“演迤澄泓,视之若平易,而实不可及”。此外,还有《尔雅略义》19卷,以及《草庐年谱》、《元海运记》等。在《太和正音谱》中有《危太仆花》杂剧1本,王国维疑为危素所撰。他还精于书法,其书写的片纸只字,人们都爱珍藏,是元代颇具代表的书法家。代表作有朱元璋《御制皇陵碑》、《跋陆柬之书文赋》、《义门王氏先茔碑》、《蒲城王氏祠堂碑铭》、《陈氏方寸楼记楷书卷》等。其中,《义门王氏先茔碑》原位于陕西省蒲城县上王乡,元代至正十五年(1355年)立,记录了五代时期就以“孝义名于乡里”的东苇村王氏家族变迁与行孝并被朝廷表彰的历史,由“一代宗师”欧阳玄撰文,赵期颐篆额,危素书石。该碑已失,但文被四库全书收录。《蒲城王氏祠堂碑铭》原位于陕西省蒲城县上王乡,元代立,记录了东苇村王氏家族爱国重教、乐善好施、躬行礼仪和人才辈出的历史,也系欧阳玄撰文,赵期颐篆额,危素隶书。该碑现藏蒲城博物馆,也被四库全书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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