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在明代历史中,神宗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的事实。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当然,神宗的荒怠、好色,也是不容否认的。
晚年的神宗,对于朝政的兴趣,显然没有对敛财的兴趣浓厚。在他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万历后期朝政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朝军队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10万,从而丧失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间接导致了明代最终被清朝取代的结局。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那么,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东西让皇帝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虽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说法,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定陵出土的金冠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但是,学者们也以为,神宗之怠于临朝,还因为他的身体虚弱的原因。当然,身体虚弱的背后,是酒色财气的过度。
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看来,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
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定陵出土的皇后凤冠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神宗在17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这件事他倒是承认。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然似乎不及他的祖父,但却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万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定陵出土的刺绣百子女夹衣秀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神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括。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定陵宝城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到十七世纪初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定陵方城明楼
尚书、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定陵地宫亡于神宗。"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钧病逝,十月葬于定陵。300多年以后,他的坟墓定陵被发掘。1958年,在考古学大师夏鼐的指挥下,神宗的梓宫(棺椁)被开启。在厚厚的龙袍下面,掩藏着神宗的尸骨。尸骨复原后的结论是"万历帝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量,头顶至左脚长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神宗的尸骨被砸烂、焚烧。这位曾经统治中国48年的驼背皇帝,终于化作一缕青烟远去。
光宗朱常洛可能是明代历史中最不幸的皇帝。在他39岁的生命历程中,前20年是不受宠光宗像爱的皇子,后19年过的是战战兢兢的皇太子生活及短暂的一个月的皇帝生涯。他的一生,始终处于宫廷阴谋漩涡之中。他的父亲神宗偏爱他的异母弟福王朱常洵,而他则成为文官政府的官僚士大夫们拥护、推戴的对象。围绕着他和福王,官僚们与神宗进行了长达15年的拉锯战。他被士大夫们视作国家的根本、未来的希望。他也确实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执政生涯里,曾经令士大夫们欢欣鼓舞,欣欣向治。
对于习惯于生活在皇权之下的明代大夫们来说,皇储是一个国家稳定的象征。皇太子是预备的君主,是国家的根本,可以杜绝旁人对于皇位的觊觎(jiyu)。我们应该还记得,宪宗在儿子朱祐樘6岁的时候就将儿子册立为太子;武宗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就接连出现宗室亲王图谋皇位的叛乱;世宗不立裕王朱载■为太子,皇四子景王朱载圳就始终有着夺嫡的幻想。因此,从万历十四年(1586)起,大臣们与神宗就册立皇太子一事展开了长达15年的拉锯战。许多大臣被生气的神宗罢黜,但是,册立皇太子的呼声却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皇太子正式册立为止。
如果没有福王朱常洵,或者如果朱常洵的生母不是受宠的郑贵妃,大臣们也许没有那么敏感。在宫廷的地位升迁中,母以子贵或者子以母贵的可能性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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