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穿越塌方区/遥看南坝/为什么让解放军睡在路边？/感动官兵的人/山河易容/生生不息/又迷路了/救灾点和父母一山之隔/最严肃的采访/百里大迂回千人大营救/鸡毛信
再次穿越塌方区
5月21日早上8点，我们离开北川，前往平武。
救灾已越来越深入。从头些天的生命大营救，逐渐转向疏散转移偏远山区的农民群众，救治安置受灾群众和防疫工作。
因为安置，需要大量的帐篷。运抵灾区的帐篷和所需要的帐篷之间差距很大。在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副省长李成云说，目前灾区一共需要帐篷预计三百多万顶，而现在组织的帐篷只有十多万顶，他呼吁生产厂家能多为灾区生产帐篷，也希望社会各界多捐点儿帐篷。
灾区的需求不仅让省政府焦虑，也惊动了中央，惊动了国际社会。胡锦涛总书记专门到浙江湖州，考察两家生产帐篷的企业，要求企业开足马力生产，确保质量，全力支援灾区。
紧接着，中国红十字会紧急求助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从国外调拨了十万顶帐篷，正陆续运抵灾区。这十万顶帐篷是从伊朗、迪拜、荷兰、芬兰、加拿大等地的备灾储备中心紧急调拨的。10万顶帐篷共需75架次飞机运输。将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最大的一次空运帐篷行动。
我们几次去灾区，沿途不断看到蓝色的救灾帐篷、绿色的解放军帐篷，也有少量的白色帐篷，或者其他样式国外捐助的帐篷。而在城市里，如成都绵阳等，大多是彩色的私家小帐篷，成都地震后第三天还是第四天，发现了一顶蓝色的救灾帐篷，马上就被群众举报并得到严肃处理。那个时候人们特别不能容忍不正之风。
说到帐篷我还想起了表弟。他4月份到成都来出差就是为了帐篷，那个时候，我们哪里想到过地震？玩儿得很开心。他们公司承办了法国某大公司的一个户外运动，需要100顶帐篷，他2月份就在成都预订了，4月份来验货，验后感觉不是很满意，因为是白色的，有些薄，他害怕晚上有灯光后把里面透出来，老外是非常讲究保护隐私的。于是他和厂家商量再加一层。后来因为家乐福事件，法国方面取消了该项活动，他正拿这100顶帐篷不知如何是好，就赶上了大地震，于是立即捐给了灾区。当时感觉，这是这批帐篷最好的用途了。后来我到灾区一看到白色帐篷，就想会不会是表弟捐的那批啊？
那个时期，四川大地几乎成了帐篷的世界。
从北川去平武，原先非常近，70多公里，一个左右小时就到了。但因为地震阻断了一些道路，我们必须绕道江油。这样的话，估计得三个小时。
这次车上人比较多了，除了我们三个，又增加了蒲干事和另外一个搞摄像的新闻干事。听说119团从南坝救出一位孕妇，他想去拍个新闻。我还是坐在前面，他们四个年轻人挤在后面。
平武是个山区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东边是青川，南边是北川，北边是茂县，西边是甘肃，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此次地震怎能不受重创？全县25个乡镇全面受灾，其中有三个乡镇（南坝镇、平通镇、水关乡）受灾严重程度和北川映秀差不多了。大部分房屋倒塌受损，道路受阻，通讯中断。在平武救灾的部队不少，有空降兵某部，有驻滇40师119团，还有后来赶到的济南军区某部。
路上，平武119团的游政委给我发来很长一个短信，给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从北川出发）经江油，经陈家坝，经桂溪，经平通，经响岩，经903基地，过小桥，走便道，到达平武南坝镇。
即使如此详细的线路图，我们还是没能顺利到达。非常时期，一切都无法预料。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后，进入平武地界时，不断有路人告诉我们，前面到南坝的路塌方了，过不去了。这其中包括路上的警察。我们将信将疑，还是往前走。
大概在快要到平通的时候，看到前面路上有很多人，像是堵住了。我们下来问，真的是发生了塌方，我们又一次被堵在路上。
驾驶员刘老兵跑到前面去问，返回后告诉我们，道路正在疏通，目前可以过行人，但不能过车。过车的话，恐怕还得等一个小时。眼看着就要到了，却堵在这里，我们当然都不愿返回。看看时间，靠近中午12点了，如果不及时赶过去，采访时间就太短了，因为平武也没法住，我们得在天黑之前结束采访离开那里。师里安排我们当晚住安县。
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徒步走过去，让119团派车在塌方路段的另一头接我们，这边让刘老兵等路通了跟上来。我把方案发短信告诉了游政委，游政委说好的，马上派车出来。
我们背上随身的包，一人拿了瓶水，开始徒步前进。
沿途的路边，全是百姓自己搭的简易房。从外表看，这里的老百姓大部分房子没倒，但显然已成危房，所以他们把东西全抬出来了，暂住路边。简易房里有床，有桌子凳子，还有电视。从他们的神情看，比北川映秀要好多了。不过我也没弄清楚，这一带是平武的哪个乡镇。据说平武最厉害的是南坝和平通。
走了一两里路，到了塌方处，告知还要等一会儿才能过。拦我们的是个年轻警察，他和同事在维持秩序，看到我们几个当兵的就过来打招呼，告诉我们他原先也在部队上，去年刚转业回来。我们问他情况，他说昨晚余震引起的塌方，挖掘机正在疏通道路，等一会儿可以通过一部分人。
我们就蹲在路边等，很多老百姓和我们一起在等，我不清楚他们去那边做什么，问了其中一两个，一个是外出打工的，得知地震赶回来的。还有一个是有亲戚在南坝，联系不上，过去看一下情况。我当时想，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震故事。等了半个多小时吧，可以通过了，我们在警察的指挥下，和灾民们一起排成两列队伍逐一通过塌方处。一个警察维持秩序，一个警察仰头观察山顶的动静。塌方处在路上隆起个山包，挖掘机又在山包中间开了条沟，我们就顺着沟翻过去。上面还时不时掉小石头，我催促大家尽快过，不要停留。不过，这一次比映秀那一次，已经是小意思了，毕竟短，整个塌方路段大概不到一百米。
过了那一处，路就好走了。我们大踏步向前。可走了半个多小时，也没看到来接我们的车。怀疑是走错路了，就给团里打电话联系，却怎么也打不通了，通讯依旧不畅通。我们走到一户农家问路，那女主人说，从这条路去南坝很绕。应该从下面一条岔路走。我们果然走错了。王龙就借了她的自行车，去前面探路，我们几个坐下来等。
女主人热情地给我们搬凳子，让我们坐着休息，还要给我们矿泉水，我们婉言谢绝了，怎么能要灾区老百姓的水啊！不过我看到她家墙根下摆了两件矿泉水，很富裕的样子。不知是自己买的，还是外面支援的。女人一再说，你们也辛苦，跑来跑去帮我们。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们代官兵们受表扬了。不过想了想，如果不是地震，我怎么也不可能坐在她家门前的。
看得出这家的经济状况还可以，一栋三层高的小楼，修得挺气派，外墙全部贴了黄色的瓷砖。也没有倒塌的迹象。我们就问她家的受灾情况，她说房子里面还是有裂缝，白天在家，晚上就不敢住了，只能睡到路边的简易房里。大女儿在杭州打工，他们叫她不要回来，小儿子在江油读书。前两天把地里的庄稼收了，老公就外出打工去了。“我也想找活路干，等过了这一阵我们还得重新维修房子，需要钱。”
我说我要去厕所，她说厕所有点儿危险哦。我过去看，发现还是和在其他地方情况一样，厕所修得非常草率，仅仅只是个遮蔽的地方而已，在紧挨着猪圈的地方围了一圈儿石头，头顶更是可见天日。其中一块大石头斜了，那个女人说的危险，肯定指的是这块石头。我估摸了一下，只要没有大的余震不会掉下来。速战速决。
王龙返回，说我们肯定应该往回走。我们就告别女人往回走。还是和团里的车联系不上，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表示愿意载王龙前去打探，王龙就换乘交通工具继续当侦察兵。还好，终于找到了团里来接我们的车，他们在岔路口等我们呢，我们却一直走到前面去了。坐上车才知道，塌方区可以过车了，刘老兵已经进去了。真没想到我们为了赶时间反而慢了。
我抬头看到路上方有条标语：“平武人民含泪感谢你”，还有一条贴在路边：“活着比什么都好。”感觉很有意思，就拿出相机来拍，立即有执勤的制止我，说这一带不准拍照。经过那个路口时，检查也非常严格。还让我们每个人出示了证件。我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一是因为这里有个保密基地，二是因为近来已发现有不法分子假装志愿者混入，干了些坏事。比如破坏水源，比如别有用心地拍些照片往境外发送。所以不得不警戒。
从岔路口过去，就进山了。如果不是地震，这一带的风景还挺好的，青山绿水，很秀丽。在山路边上看到很多帐篷，有灾民安置点，有救灾部队。救灾部队的帐篷很醒目，除了整齐外，都拉着巨幅标语，大多写着“××部队和灾区人民心连心”。标语比公路还宽，老远就能看到。这些部队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
我不由得感慨一番，一方面觉得解放军确实是人民的子弟兵，百姓有难，千军万马立即奔来；另一方面又觉得过于宣传自己了。过度的宣传，反而令官兵们的英勇行为不那么感人了。这是我的看法，也许不对。
遥看南坝
靠近南坝，人骤然多了起来，车子也挤满了不宽的路，拉物资的大车，拉伤员的救护车，还有越野车、小车，等等。不过大家都很谦和，塞住时互相退让。
119团的驻地在山坡上，车停在山下，我们走上去。到团部我看了下时间，下午2点40分。肚子饿得都没感觉了。
我们见到了一路用短信指引我们的游政委、在团里蹲点的师庞副政委，也见到了我们勇士车的驾驶员刘老兵，他不仅早到了，而且都吃过饭了。看着我们直乐。我们真正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不过也是一种体验。
119团的帐篷搭建在一块稍微平整的坡地上，帐篷有旧有新，还有些不是迷彩的，看上去没有师部那边气派，但也是井然有序的。帐篷里几乎无人，战士们都到南坝执行救灾任务去了。除了路口插了一面红旗，没有看到其他的巨幅标语。很安静。
站在“营区”最高处，可以看到对岸的南坝镇。地震后，南坝到平武县城的路断了，同时，通往南坝的涪江上的三座大桥也全部垮塌，南坝镇成为一座“孤岛”。在我们到之前，进出南坝的救援人员和逃生的灾民，都只能靠江上一个铁皮船摆渡，一次十五人左右，一天要摆渡几百次。如此不便利，使得大批的救援部队不能快速抵达南坝以及南坝下属的几个乡，里面的伤员也不能快速送出来。
后来，抗震救灾指挥部命令119团和空降15师一起，在涪江上游搭建一座供救援部队通行的临时桥梁。接受任务后，官兵们克服重重困难，利用倒塌房屋中的木材和沙袋，经过五天的奋战，将桥梁搭成了，取名为连心桥。就在我们刚才达到之前的2点28分，举行了通车仪式。现在，救援队伍可以迅速开进到镇内，伤员也可以很快地运送出来。这是一条生命通道。
我看到了那座桥，看上去很简陋，但可以过车。这很重要。修路搭桥本来是工兵的事，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官兵随时根据需要改变自己的兵种，有时修路搭桥，有时消毒防疫。
不过，毕竟是一座临时搭建的桥梁，没有结实的桥墩做中流砥柱，也没有浇注水泥路面，一个月后堰塞湖的洪流一次次将这座临时的桥冲垮，官兵们又一次次地将它修复，就是不让这条生命通道中断。我在网上看到网友们贴的照片，战士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上山砍竹子拖下山来，再赤脚趟进河水，用简易办法去加固桥梁。还好洪水过后河道不是很深，可以趟水作业。若是湍急的大河还真不知该怎么办。
这一情形再次让我感到，我们这次救灾，装备的确有很大问题，很多部队是依靠原始手段在营救。本来这样的水面，该用大型门桥的，像我们在映秀水库看到的那样，至少来几艘冲锋舟也好啊。可是，我估计那些装备即使有，也很难运到这山里来。
没有望远镜，我就用相机的镜头把河对岸拉近来看，镜头里的南坝灾情也很惨重，大部分房屋都垮塌了，和北川映秀有些相似。看着让人难过。据说南坝是平武县人口最多的一个镇，有五万人（平武全县人口十九万左右），伤亡人数比较大。其中仅南坝小学，就有六百人遇难。（又是学校！又是孩子！）
关于南坝小学的情形，高伟讲过，他曾在15日率部队赶到南坝小学，高伟说，当他们赶到那里时，简直惊呆了。八个班的孩子，六个班被砸在下面，只有两个上体育课的班幸免。太惨了！看着那些孩子的遗体，官兵们都忍不住掉眼泪。高伟还告诉我，他看到一个中年女人扑在废墟上号啕大哭，披头散发，原以为是家长，后来才得知，她是平武县管文教的副县长。那一刻她的心情，肯定是如刀绞一般。
何其相似！一摧即垮的教学楼，一瞬间命丧黄泉的孩子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学校里出现。
我真的很难过。写到一次，痛心一次。
为什么让解放军睡在路边？
口述亲历之十九：
讲述者：游光明，驻滇某师步兵团政委
我们是14日晚上11点多到达这里的，是空降部队之后的第一支陆路开进的部队。当天夜里我们就安营扎寨，第二天早上8点展开救灾，抢救伤病员，搜索每个村庄。
我们团兵分三路，第一路到距南坝50公里的县城，第二路到南坝镇下辖的石坎子乡、水观乡。从南坝到石坎子要徒步两个小时，石坎子到水观要徒步走四小时，所以进去的官兵，都是带着干粮和水，沿途露宿。
第一路到平武县城的官兵是跑步去的，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解放军来了，他们有主心骨了。老百姓看到跑步赶到的官兵，真是充满欣喜和安慰。我们立即展开搜救，转移伤员。
我们去南坝小学营救时，战士们掀开废墟中的一根钢筋水泥横梁时，一眼看到废墟堆里趴着一位中年女人，她的头朝着门的方向，双手紧紧地各拉着一个年幼的孩子，胸前还护着三个幼小的生命。有人认出她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本来都已经跑出来了，又冲回去救孩子，结果再没出来。看到那一幕，在场的人都哭了。
我在网上查找到了这个老师，她叫杜正香，差不多和我一样的年龄。为了救孩子，她毅然舍弃了自己的性命，冲进死亡。
干了一天后，晚上就露宿在县城街头。有位老大爷看到我们睡在街边上的战士，很生气，跑到县政府的救灾指挥部去喊，为什么不给解放军帐篷住？解放军那么辛苦来帮我们？为什么让他们睡在路边上？
后来还是我们自己去跟他解释的：是我们自愿把帐篷让给群众的，群众遭了灾，我们要尽最大力量让他们得到安抚。我们住路边没关系。
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只有帮助群众的义务，没有打扰群众的权利。”
最艰难的是第二路，就是一营担负的石坎子和水观乡的救灾任务。石坎子乡在震后形成了一条两米宽的地缝，山体滑坡又将一段一公里长的公路掩埋，原先从南坝镇到石坎子乡只需半小时车程，现在必须徒步翻山越岭三个小时才能到达，往返则需近八个小时。由于公路中断，我们的官兵只能从临时开辟的险峻山路运送伤员，山高坡陡，且随时有可能塌方，每个担架要八个战士来抬，有些路段还必须抬着担架一路小跑通过，以免山体塌方带来新的危险。运送的强度和难度都非常大。战士们不是一般的辛苦和危险。
山区救援与城镇不同，起重机、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根本无法进来。但人命关天，不容迟缓。战士们俯下身子，用简单的工具和双手去刨开废墟，尽最大的努力搜救生命。山区房屋多为土木结构，瓦砾、铁钉满地都是，我们好多战士的手和脚都被划破了，血流不止。可他们简单包扎一下，又接着干。
在营长詹吉安、教导员蒋鑫和团保卫科长洪光带领下，全营官兵克服一切困难，像钉子一样牢牢扎在石坎子乡和水坝乡，从15日到今天，已经疏送出受灾群众四千多人。
要知道，每一趟往返都要徒步几十里。走一整天。如此艰苦，靠的却是干粮和凉水。有时好不容易熬点儿热稀饭，看到可怜的灾民们，马上又省下来给灾民们了，自己继续吃干粮喝凉水。有的老百姓端上稀饭，感动得在他们面前跪下。
就在前天下午，一营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
南坝镇健全大队有位86岁的大爷，叫杜玉连，地震发生时正在山上放羊，地震导致山体滑坡，通往山下的道路全部被毁，老人就独自被困在山崖上，仅凭地里少量的土豆在维持生命，已经苦苦支撑了八天。当地群众曾试图救他，但山势太险没能成功，只好来找解放军了。一营官兵一刻也没犹豫，马上组织小分队去营救。
经过五个小时的急行军，小分队晚上9点抵达老人被困的山脚，此时四周已是一片漆黑。队长罗马良现场勘察后，发现山势远比想象得要复杂得多。本来就很崎岖的羊肠小道已经出现数段滑坡，山的另外三面都是陡峭的悬崖，只有沿着石块不断滚落的残垣断壁才能上山，根本无其他路可走。罗队长只好把人员分为两组，一组观察，一组攀登，交替前进。一个多小时后，终于爬上了山顶，在一块突出的山崖上找到了奄奄一息的老人。老人身上和脸上多处受伤。他们给他简单包扎处理后，做了个简易担架准备连夜抬他下山。哪知突然发生余震，山上滚下一大片石头，把上来时的路完全埋掉了。为了安全，罗队长只得命令就地宿营，天亮再走。天亮后，大家抬着担架，绕过塌方区，经过四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把杜玉连大爷安全送到了石坎子指挥所内。整个营救过程花了21个小时。
说实话，我们的战士每救一个人都要经历重重危险，但同时，也都具有不同的精彩。
感动官兵的人
听了游政委的讲述，我问，你说兵分三路，刚才只讲了两路，还有一路呢？游政委笑道，我正要讲呢。还有一路，在我们奔往平武的路上，就被派出去了。
14日下午，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电话直接打到了游政委的手机上：“平武县有个藏族乡灾情不明，群众生死未卜。上级十分关心藏族同胞的安危，命令你部迅速选派精干力量，乘坐军区陆航团直升机前往这六个乡镇勘察灾情，火速上报！”
游政委知道，如果不是十万火急，上级不可能给尚在行进中的部队下达这样特殊的命令。
他马上命令行进的部队停车，就在高速路服务区的出口处进行紧急动员。官兵们一听到这样的任务，全都热血沸腾，争先恐后地报名。
很快，一支由政治处宣传股长吴宝宁为指导员、作训股参谋崔利为队长的66人机降小分队随即组成。共5名干部，3名医生，56个战士。
任务紧急，通讯不畅，游政委特意叮嘱吴宝宁：一有情况你就直接向军区作战部报告，以免误事！
于是高速路上，一支侦察分队如离弦之箭，射向凤凰山。
15日下午13时15分，直升机载着小分队飞往平武。六个小组分别从空中直接机降到了平武县的白马乡、黄羊关乡、虎牙乡、泗耳乡、木座乡、土城乡，官兵们一落地，就不顾疲劳立即展开了对六个藏族乡的搜救排查。
由于仓促上阵，没带地图，小分队在崇山峻岭之中行进十分艰难，只有靠当地的藏族老乡带路。受地震破坏，山体滑坡，道路被摧毁，战士们是拄着树枝行走的，攀岩石，越深沟，冒着生命危险走村入户了解灾情。很多战士的衣服都被挂破了，脚也磨破了。
带路的藏族老乡见战士们太辛苦了，就劝说他们不要去另几个偏远村庄了，他们告诉战士，前两天有亲戚来过，说他们那里问题不大。但小分队还是坚持要去，要亲自走到，把最真实最全面的一线情况，报告给上级。他们下决心把六个藏乡的每个村庄走遍。
用了整整两天半的时间，小分队风餐露宿，终于查明了灾情：除木座乡有两人死亡外，其余村寨灾情不严重。他们的房屋大多是木头搭建的，比较坚固。
小分队及时将情况报告给了上级，圆满完成了侦察任务。
采访中游政委说，其实到灾区来的这些日子，最让我感动的还不是我们战士，我们战士从来都如此，我已经习惯了，让我感动的是那些受灾群众，那些志愿者。
游政委说，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的志愿者，他们自己开着车子跑来救灾，因为这一带管制比较严，他们还是用各种方式“混”进来吃苦受累，什么也不图，只是一心一意地帮助灾区的群众。真是些了不起的人！
其中有一位叫李海京，他到平武时，也是遇到交通管制，他跟着其他救灾队伍“混”了进来。看到南坝的惨状，他留了下来，先参与掩埋遗体，然后参与防疫消毒，每天背个消毒箱，在废墟上一遍遍地洒消毒药水……晚上，他一个人孤独地睡在涪江的河床上，帐篷是战士们送他的。白天他和战士们一起陪孩子玩耍。战士陪孩子游戏，他给孩子们讲“三字经”，念儿歌……
据见过李海京的战士描述，他是一个个头高大、戴眼镜的男人，身体很壮实，脸被阳光晒得很黑，眼睛总是红红的，不知是休息不好还是消毒药水熏的。李海京是唐山人，从5月17日到南坝，一直待到6月下旬。他去学校调查整理出了一批又一批需要帮助的孩子的名单，交给其他志愿者，带到外面去联系能够资助他们的人。他做了大量的让官兵都深受感动的事，始终默默无闻。
我虽然没能直接采访到他，但在听说了这些事情后，不把他的名字和事情写出来心里不安。这样的人，我永远敬重！
游政委又讲到离队老兵，这次大地震，真是牵动万人心！他们团一些退伍老兵听说部队奔赴四川灾区，都打电话过来要求加入，还有已经转业到地方的干部，也想重新归队投入战斗。个个都掏心掏肺地向他们曾经战斗过的部队请战。
游政委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给我们看他们团里一位刚转业的干部发给他的短信，这个转业军官为自己不能和战友们一起奔赴灾区而难过，渴望加入救灾的队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现在和以后需要我，请随时召唤，我永远是119团的一个兵！”
我们纷纷传看，感慨。
这个转业军官的短信，让我想起了我手机里的两条短信。一位是镇守边关的大校军官，他在短信中非常郁闷地说，“组织”真不够意思，国难当头，我这类人不上前线谁上前线？听不到集合号，我算是废了……后来我得知，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他就找到领导要求休假。他说，我想了一下，我只能以休假的方式去参加救灾了。当然领导没批准，还给他讲了一番大道理。大道理他当然懂，实在是急得没招啊。
另一位是个退役大校，更郁闷。他给我发来短信道：“川西大震，时时刻刻揪心，看着十万大军日夜奋战，却只能捐几张纸钱，挂一张灾区地图，浑身不对劲儿！看到你身赴一线，好生羡慕。是福气，也是勇气。多保重！”
字里行间，一个老兵的心情凸现。我想象着他在家里看灾区地图，蛮可爱的形象。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回信劝慰他们坚守岗位也很重要，但我也明白，只要是个真正的军人，都渴望投身到这样壮烈的事业中来，渴望在祖国需要的时候走上战场，建功立业，哪怕是流血牺牲。荣誉，是军人的生命。
山河易容
我们在团里采访结束后，提出去受灾的乡村看看，同时也去看看这里最大的堰塞湖，看看将一条公路生生截断的山体滑坡。庞副政委主动说他带我们去。
一路上，我们看到防疫工作已经开始了，穿着白大褂的防疫人员正背着消毒药水在一家一户地进行消毒。工作很具体很辛苦。再往山里走，我们遇到了一队战士，他们扶老携幼的，刚从山里面走出来。
我们上前询问，正是119团一营一连的官兵，由副营长和连长带着，从早上6点多开始，带领着偏远山乡的村民往外转移，其中很多是受到堰塞湖危险的百姓，他们挨家挨户地动员他们离开，一路上扶老携幼，还肩挑背扛，帮老百姓拿东西。孩子们依然无忧无虑，跟在战士身后蹦蹦跳跳的，老人很悲伤，战士很疲惫。
其中还有两个战士扶着一个盲人。他们告诉我们，这个盲人头一天坚决不肯走，今天早上他们又去做他的工作，他马上答应走了。原来昨天夜里他听见了堰塞湖的浪涌，感觉确实很危险。战士们时而背他走一段，时而扶他走一段，脚下的路没有一寸是平的，看得出战士们已经累到极点。我们空手走都难啊。
一路上都看到桑树，高一排低一排的，因为山体变形，已经看不出原来栽种的格式了。桑叶浓绿肥大，正是好时期。看到桑树我不合时宜地想起童年，那个时候为了养蚕我到处找桑树，可是身处华北，桑树能有多少？以至于后来我一看到桑树就觉得亲切，恨不能马上采些桑叶回家。想来地震前，这里一定有很多农民把养蚕作为副业。现在也不知那些蚕宝宝在哪里，是否还安在？这个季节，正是蚕的生长期，白白胖胖的，很快就要吐丝了。仅仅从这点看，农民们的损失就有多么大，一切都被毁灭，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爬上山坡，我们看到了那个触目惊心的山体塌方，用“山体塌方”已不能准确表述了，应该说是整座山向前移动，生生将那条公路完全埋掉了，乍一看，好像一条路从山底下伸出来。
那座山，已经不是原来的山，如果是，也是它的遗容。
但你也可以说，它是一座新生的山。
我目瞪口呆了很长时间，那一刻，再次感到自己的渺小。大自然的无穷威力和无穷神秘，远不是我们所能控制和穷尽的。
今后的日子，我会一次次以此提醒自己，活在世上，一定要慎重，要内敛，要诚恳，要从善如流。
山体的大幅度移动，导致河流淤塞，形成了堰塞湖，我们站在高处看到那个堰塞湖，如果不是湖面有个房顶，你会以为原来就有似的，湖水看上去还是碧绿的。
带我们去的庞副政委说，这个湖一天一个样。他头一天路过这里时，还能看到房子的二楼，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房顶了。
地震带给灾区人民的苦难，远远比我们想到的看到的要大得多。当我们从灾区回来，渐渐回到以往的生活时，灾区人民的苦才刚刚开始，他们需要几年乃至一辈子的时间，来抚平创伤，也许一辈子也抚平不了了。
生生不息
因为这个堰塞湖威胁着附近的村民，所以官兵们必须一户户地将他们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于是在我们往里走的过程中，就不断遇到往外走的官兵和百姓夹杂在一起的转移队伍。
一路走，一路和官兵们闲聊，得知官兵在转移群众时，还发生了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有的群众让战士背很重的背篓，战士以为是非常重要的物品，就不辞辛劳，翻山越岭地帮他们背出来，没想到里面装的竟然是麻将。还有的百姓，舍不得扔下已经破裂的衣柜，也让战士背出来，衣柜体积大，路又那么坎坷，实在太难背了。战士们只得反复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放弃，以后创业再买新的。因为是山区，村民们住得很分散，官兵们只能让当地百姓带路，去搜救尚未离开的人家。哪知带路的只往亲戚家带，把亲戚找到就不管了，导致刚开始遗漏了几户人家，后来又进去找。
凡此种种，很能说明当地老百姓的真实状态。
我曾听到过一个故事：巴中民兵在青川红光乡救灾时，有个村民告诉民兵，他的重要东西被埋在废墟下了，想请民兵帮他挖出来。没说的，民兵立即在废墟上挖，帮他找。一个班的民兵，花了六个小时，在他指定的位置下找到了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有35元钱。他们交给他，又接着挖。没想到这个村民说，不用再挖了，我就是找它。
原来他说的贵重东西，就是这35元钱。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我们的百姓还是穷啊！这次地震，让他们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一点点财产，又全部报销了。
我们在路口遇见一个男子，大约40岁左右。看见我们，他主动和我们说话。上来一句就是，我全完了，全完了。我们问他，是不是家里亲人遇难？他摇头，说，我的车，我奋斗了十几年才买的一辆跑运输的车，这次正好在路上，砸烂完了，那是我的全部积蓄啊，我积攒了十几年啊，一下子都没了。
他的眼睛红了，声音哽咽。我们都安慰他，你人没受伤就非常幸运了，钱以后还可以再挣啊。但他不语，眼神还是那么悲伤，那么绝望。我想那是我所无法体验到的一种悲伤和绝望。
我不知该怎么安慰他，又很不忍看他那样。想了想，就从口袋里掏出200元钱递给他。他很意外，连连推辞。我说，我知道这个钱不顶什么用，我只是为了给你加油，你要有信心，你一定能再买一辆新车的。不要绝望啊！一定要加油！
他接过去，朝我点点头，眼里露出了光亮。我相信他会振作起来的，会好起来的，真希望几年以后，他能再次开上车。
其实我每次拿钱给灾民，都知道钱本身很少，不起什么作用，就是想通过这个方式传递一个信息：你们遭了大难，但你们并不孤独，有很多素不相识的人在关心你们，为你们担心，为你们加油。
多数百姓都显得非常坚强非常有韧性。
往山里走时，我在一户农家遇到一位四十来岁的男人，正蹲在门前的一小块地里刨着什么。我问他干什么呢，他说地里有他种的蒜，他要把它们刨出来晾晒。我说，你怎么还不离开啊？（他家离堰塞湖不远。）他说，我老婆已经下去了，我白天回来做点儿事，晚上再下去。他说的下去，大概是到比较安全的安置点。我看了一下他的房子，没有倒，但是瓦片都掉下来了，估计屋里也有裂缝，成了危房。他给我看他刨出来的大蒜，你看，不刨出来可惜了，都是好好的。
等我们从山里返回路过他家时，他已经刨完蒜了，正在修鼓风机。我又跟他打招呼，他告诉我，鼓风机地震的时候倒下摔坏了。我说，政府不是每天都给你们救济粮吗？急着修它干吗？他说，是，政府每天给我们发粮和钱，但政府不会发一辈子啊，再说政府会发鼓风机给我吗？我以后种地还得用它，修好了可以早一点儿恢复生产啊。
我朝他伸出大拇指，夸他好样的，他腼腆地笑了。
真希望灾民都能像这位老乡这样，依靠自身重建家园。再过一年，我希望我还能到那里去看看，看看他们后来的日子。我为他们祝福。
高伟告诉我，这些灾民也深深感动了他，他在做进村入户动员时对战士们说：我们一定要关爱我们的农民！他们经历了这样的灾难，但是没有哭天抢地的，依然很坚强。几年后，这里一定又是一片大好山河。这些农民坚韧的生命力，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力。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
我注意到，这一带，还是有一些老百姓的房子完好无损。虽然他们也撤离了，但看得出家里没什么损失，只是暂时离开而已。这说明只要修建得牢固，农村的房子也是可以抗住地震的。这些房屋，应该成为今后重建的样板。
我曾经看到《三联生活周刊》对建设部成都灾区灾后安置规划总规划师吴志强的采访，他专门到灾区就建筑问题搞了个调查，发现并不是所有学校的建筑都不牢靠，比如彭州市，全市城区没有一所学校、一家医院的房屋在地震中倒塌了。所以他认为，不能把建筑倒塌的责任都推在贫穷上面。这个我很赞成。在谈到灾区重建时，他有几点也说得非常好。比如为什么我们农村种植有技术指导的，养猪有技术指导的，盖房子却没有技术指导？还有，建立覆盖乡镇的“建筑安全审批制”应该成为这次城市重建的核心内容之一。
温家宝总理说：“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总会由进步来补偿。”我想这是我们面对灾难的惟一安慰了。如果在灾难中失去了，依然是老样子，甚至依然发生同样的悲剧，那这个民族就太可悲了。
又迷路了
5月21日下午，我们结束在平武的采访，已接近傍晚6点。不敢吃晚饭了，连忙告别庞副政委等人，按计划赶往安县。
走到山坡下上车时，我突然看到了刚才遇到的那个盲人，在两个战士的带领下走到路边，一个战士牵着他，一个战士给他背着东西。也就是说，这么长的时间，他们才走到这里，太不容易了。每一个群众的转移疏散，需要我们的战士耐心地、一个一个地去帮助。
上车时，在人群中还见到了我们政治部编研室的同志，他们是陪总部工作组下去的。虽然看到机关的同志很亲切，但也无暇说话聊天，点点头，目光似乎在说，哦，你也在这里（这不是张爱玲的抒情句式）。然后就各走各、各忙各了。
我们的车还没走出大山，天就黑尽了。
路上接到上海电视台朋友的短信，问明天是否可连线采访？我回复说，只要你能打通电话，我就接受采访。的确，这个时候由不得我了。一切由天。
我问平武到安县需要多长时间，驾驶员刘老兵说他也没跑过这条线，不是很清楚。只好走着瞧了。当时是傍晚7点左右，我估计得9点左右才能到达吃晚饭。赶紧啃点儿干粮吧。
想到领导布置的任务，压力很大。我跟王棵、王龙说，时间这么紧，咱们一天跑一个团，所以采访时必须有侧重，这样才写得出来。干脆分下工，一人负责一个团。他们说好的。我又再三嘱咐他们多做记录，他们说都录音了，回去听录音整理。我总是不习惯用录音笔，我还是信任我的笔头。在灾区采访的日子里，我用掉了三个采访本。
车到绵竹后，我们又一次迷路了，问了几次都没走上通往安县的正道。奇怪得很，好像安县融入夜色了。
后来问停在路边的一个私家车，车上有两个小伙子，不知等在路边做什么，也许是志愿者？当他们听明白我们要去安县时，马上表示他们可以给我们带路。因为前面还要拐几次弯，说不清。
他们就开车在前面带路，我们紧跟着。这一带，起码走了十多里路，他们一直把我们带到直奔安县的大道上，才停下。这在平时，是不可想象的。车停下来，小伙子和我们告别，我们真是感激不尽，我拿出相机拍了一张他们的车，想以后有机会答谢他们。可是天太黑，我又慌张，照出来是花的，等于没照。
他们走了，我们还在感叹。我说，目前是人与人关系最和谐的时期。我那天在聚源中学，一个妇女主动弯下腰来背我趟过一片很深的污泥地；高伟也告诉我，他曾在路上停下来在超市买食品和水，老板坚决不要他的钱。
一路聊着，问着，我们终于找到了驻扎在安县的40师装甲团。时间是晚上22点30分。我们居然耗时四个半小时，大大超出了预计。我发短信给家人和朋友说，终于到地方了，饿得我饥肠无声。
后来我发现，“平武安县”这两个地名连起来，是“平安”两个字，可那个时候，平武不平静，安县也不安。
安县原本就是个比较富裕的县。它是绵阳科技城辐射的一个卫星城。工业基础良好，农耕条件也不错。
安县遭受的损失虽然不及北川映秀等震中厉害，但有几个镇还是很重的，比如高川乡，因为地处龙门山脉与成都平原的接合处，离汶川只有50―60公里，故房屋倒塌严重，道路损坏严重。有6000多人受灾，截至5月20日公布的情况：安县死亡1571人，受伤13476人。最惨重的是高川乡，有两个自然村被全部掩埋。
救灾点和父母一山之隔
我认识的一位大校军官，就是高川乡人。叫李荣贵。此次救灾，他率部队执行救灾任务的地点，竟是与高川乡一山之隔的安县茶坪乡。但整整三个月，他一次也没回去过。
我认识李荣贵时，他在某高炮团任政委，我曾去他们团参观文化设施建设。后来他调任内江军分区任副政委，我又在四川省第十一届人大上见到他，我们同为代表。2009年初开会时，我在下发的《省人大代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建议专辑》里，看到他提出的一份建议：1.搭建活动板房应和简易过渡安置房相结合，防止舍近求远，集中居住不便于灾后的生产生活；2.加强监督检查，将党中央、国务院的惠民政策切实落实到实处，防止巧立名目，层层摊派（提留）；3.整合土地资源要因地制宜，长远规划。抓住灾区重建的机遇，大集中与小集中相结合，尽可能避免分散居住，浪费土地。
口述亲历之二十：
讲述者：李荣贵，内江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5月12日那天我的胆囊炎犯了，在去医院的路上地震了，我连忙调转头返回分区。虽然内江没有太大影响，但我感觉到事态很严重，我的家乡就在安县，父母兄弟都在那儿，打不通电话，凶吉难卜。我们分区党委立即开会，决定做好救灾准备。从电视上看到，救灾需要机械装备，在内江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立即集结了2台吊车、3辆冲锋舟、100台切割机、1000根钢钎，还有大量的绳索箩筐等。然后积极向省军区请战，请求参加抗震救灾。13日晚省军区下达了命令，要求我部到安县救灾。我主动要求带队去，因为我熟悉地形。如果说有私心的话，那就是想顺便看看家乡的情况。
14日晚，司令员刘保健和我带着800名民兵赶到了安县晓坝镇，当时胆囊一直在疼，也顾不上了，吃了点儿药，就到县政府的救灾指挥部领受任务。领任务时，我看见指挥部有几部海事电话，连忙抓了两部在手上，后来这电话可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指挥部给我们的任务是去重灾区茶坪乡转移困在里面的数千名群众。其中有600多名伤员，重伤200多。还有在千佛山的中外游客数百名。
15日早上天不亮，我们就向茶坪乡开进。经过12个小时的跋涉，翻过了2800多米的换梁子山，到达了茶坪乡。一路上的艰辛就不说了，说是羊肠小道，羊都过不去。我和刘司令员走在最前面，刘司令员已经55岁了，是个快要退休的人了，我也年过半百了，很多地方我们都得在身上捆着绳子才能过，那深涧，人要是掉下去，尸体都找不到。民兵中也有不少人到中年了，就是年轻人，也走得龇牙咧嘴。我一边走，一边不断用电话向上级和媒体报告里面的灾情。当我们终于进入茶坪乡时，乡长拉着我们的手就哭了，当地的百姓也是六神无主的样子，看到我们一下子扑上来。我们是第一支徒步进入茶坪乡的救灾部队。
我的家乡叫高川乡，与茶坪乡仅一山之隔，也是个重灾区。可我没法去，只能托人打听家里情况。也没时间，我们得马上开辟直升机场，转移群众，当时里面已经形成了大小五个堰塞湖，不转移出来就困在里面了。由于我们一直和上级保持着联系，上级很快调来20多个架次的直升机，将两百多名重伤员陆续运出。我们又利用冲锋舟开辟水上通道，将轻伤员运出，再将药品什么的运进来。后来的两天，几千名群众在我们的带领护送下，也全都翻过换梁子山转移到了安县。到安县后，我们搭建了四百多顶帐篷安置受灾群众，并且马上就建学校，给孩子们买了几万块钱的学习用品。进村入户后，我们在帮助百姓安置生活时，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老百姓不愿意集中住进安置点的板房，离不开故土，离不开自己的鸡鸭牲畜。我就把看到想到的几点，写了一条很长的短信，提出三点建议，发给了省人大工委，没想到他们收到了，也很重视，后来我的建议被收录到省《人大代表灾后建议》一书中。
我一直到18日，才知道家里的情况，房子垮了，弟弟和弟妹都负了重伤，弟弟的腰被砸断。母亲当时被甩出了门外，幸运的是抱住了一棵树，没有大碍，只擦破了点儿皮；父亲当时正好在外面，也幸免遭难。母亲见到我说，你带部队在家门口救灾都不回去看看，你就是不救我，也该救救咱们的乡里乡亲啊。
我知道母亲并不是真的埋怨我，她曾经是妇女主任，三八红旗手，知道孰轻孰重。她只是受了惊吓，看到儿子总要说道说道。
最严肃的采访
我们到达安县装甲团驻地，已是夜里11点。
装甲团驻扎在安县雎水镇的雎水镇中学，还好，这所学校的教学楼没有垮，让我一见之下，心里得到些许安慰。但教学楼仍需要检查，还不敢让学生上课，所以学校就暂时放假了。部队驻扎在学校的操场上，算是条件好的营地了。
团里给我和蒲柳潇腾了个帐篷出来，放了两张小小的叽嘎作响的钢丝床，一见之下很是亲切。王棵、王龙则和机关于事们挤着住了。吃了晚饭已经11点多了，我感到无比疲倦，当团政委问我是否明天再采访时我连连说好。我估计我就是连夜采访，也是白费工夫，大脑已经锈了。
以最简单的方式洗漱，以最快的动作躺倒，以最短的时间入睡，一觉醒来，是安县的早上6点半，5月22日，震后第十天。
那段时间，就是地震后的十多天里，我睡过各种各样的“床”：汽车坐椅，门板，自行车棚，宾馆沙发，睡袋，钢丝床，样样都很适应，没有一次因为床不好而失眠的。我这才发现自己其实是个很粗糙的人，这要感谢母亲，从小没把我们姐妹俩当小姐养，如此，我才能一直坚持下来，没有倒下。
吃早饭时，收到解放军文艺社一位编辑的短信，说他们将要出版的《抗震救灾》一书的《成都军区篇》，5月28日交稿，问我如何打算。我脑袋都大了，这才开始采访，怎么可能在六天后交稿？于是我非常肯定地回复他，5月28日不可能交稿。我当时觉得，我们至少得用十天时间采访，二十天时间写作，一个半月能完成就不错了。
装甲团的采访，是我遇到的最正规的一次，我们被团江政委请到学校主席台上，那里摆了一圈儿桌子，上面挂着横幅，安县高川乡抗震救灾情况介绍会。原来，昨天团里刚刚和地方政府一起开过会，摆出的会场还没撤掉，我们就接着开了。
在团里蹲点的刘清泉副师长和装甲团江水清政委（瞧他们俩的名字多么环保）来了，还有宣传股的干事，还有七八个战士，十几个人围坐成一个很像样的会场，显得很严肃。
主席台上无遮无拦，很晒。其实在我们跑灾区采访的那些日子，几乎天天大太阳，我已经晒习惯了。但太阳白花花的，记笔记有些刺眼，我想建议江政委把采访搞成一对一的松散式的，这样我就可以移到树荫下去了。这时有个战士拿来伞打开，站在我的身后。我连说不要，站起来抢过伞合上放到一边。事后想想，我的动作显得过于生硬了。
为打破僵局，我就问团长怎么不在？是不是进村入户去了？江政委说，是，团长马洪昌带部队到高川乡去了。原来马团长今年正在西藏日喀则交换任职，当他得知团里接到了奔赴灾区的命令时，立即向上级请求回部队参加救灾。被批准后，他马上从日喀则启程，直接赶往部队所抵达的灾区。一到部队就上了一线。照理说刚从高原下来，应该休息几天才是，但他完全顾不上了，直接去了海拔两千米的山上。
汇报开始。先是刘副师长介绍装甲团的整个救灾情况。然后是江政委补充介绍。听着听着我发现，装甲团的总结真是搞得很好很有条理，而且资料翔实，难怪这么认真地汇报。
其实每个部队救灾的大体情况是相同的，最初是营救幸存者，然后是转移偏远山区的百姓，然后是防疫消毒，然后是帮助灾民搭建帐篷或简易房。但40师装甲团有几点很特别的。听起来跟故事一样。
百里大迂回千人大营救
装甲团14日早晨到达安县，马上到救灾指挥部领受任务，安县有20个乡镇，275个村（社），98%的群众受灾，尤其以高川、茶坪两个乡受灾最重，其中高川乡泉水村的两个自然村全部被埋，无一人生还。灭顶之灾啊！
装甲团主动要求指挥部把这两个乡的任务交给他们。
由于道路中断、通讯中断，这两个乡最初几天情况不明，也还没有救援人员进去。从地图上看，雎水镇到高川乡直线距离为37公里，实际却远远不止。装甲团派出一个小分队前去侦察，发现进入高川乡的路已经消失，两山合拢了！怎么办？高川乡有6000多受灾群众在等待救援，刻不容缓。团里查看地图后决定，来个百里大迂回，从另外的道路绕道到高川乡。
他们打算绕的这条道，据老人们说，是很久以前的茶马古道，因近年的封山育林已废弃不用。情况不明。前去探路的小分队，总算找到了路口，但道路实在不容乐观，长满荆棘不说，由于地震，也造成了一些塌方和滑坡，虽然只有56公里，但其间要翻越海拔2800多米的山峰，山坡最陡处几乎直立，大大小小的山头有20余座，有99个弯道，还有4条湍急的河流。走这样的路，一半是生，一半是死。
但这是进入高川乡惟一的路了。
一开始，团里根据山高、坡陡、无路和余震不断、泥石流不间断的情况，确定的营救思路是“集中力量、分段部署、滚动用兵、接力搬运”。等进去后发现，实际的情况比他们想的还严重，于是将思路调整为“尖兵探路、分组推进、沿途搜索、救埋并举”。具体说，他们就是将1200人撒在这56公里上，隔几百米设一个点，每个点5至8个人，每隔5公里设一个大的接应站，这样一段一段的，将群众转移出来。
在这个接力过程中，有个小战士感动了全国人民。他就是装甲团的新兵严情勇，一个生于“90后”的孩子。
15日早晨，刚满18岁的严情勇就跟随部队进入高川乡抢险救援。高川乡的整条山路都毁了，塌方的泥石流从高川乡所在的山脚下延伸到村民聚居的山顶处，单程需要7至8个小时，战士们采用接力传递的办法背送伤员。严情勇负责的一段山路，背食品需要2个多小时，背伤员需要3个小时，他一度连续往返20多趟，中间从未休息过。16日晚11时左右，严情勇的下腹部开始剧烈疼痛。但他没有吃药，没有告诉任何人。17日，当他背着50公斤重的粮食进山时，腹部的疼痛越来越厉害，已经是痛如刀割了，可他依然没吭一声，把腰带扎紧，忍住病痛，继续参加救援。第三天，也就是18日，当严情勇背着1位老奶奶下山时，终于支撑不住了，突然身子一歪，但那一刻他仍以坚强的毅力，拼命用手撑住地面，将老奶奶轻轻放下，才昏倒过去……
19日10时30分，上海二医大救护中心为他实施了手术。医生说，他的病情是由于疝气引起大网膜穿孔，小肠已流进阴囊造成肿大，变成嵌顿性腹股沟疝。这个病会产生常人难以忍受的剧痛。“这个年轻人竟然忍住常人不能忍受的疼痛，坚持营救数十小时，这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当护士们为他更换衣物时，发现眼前这个年仅18岁的战士，10个脚趾都磨烂了，背脊上有严重的压痕，还有为了止痛用武装带紧紧勒住腰部造成的紫痕，大家都忍不住哭了。这需要怎样的意志啊！
什么叫钢铁战士？严情勇是最好的诠释。
（现在可以高兴地告诉大家，严情勇的伤已经完全好了，作为一个优秀士兵，他已经被送到军校去培训了。）
接着说装甲团的千人百里迂回大营救。
第一次，他们历经三天两夜，从5月15日早上到5月17日夜里，转移出重伤员71人，轻伤员220人，群众4000人；第二次又组织200人突击队，深入到高川乡下面的村寨，一次性将里面遗留的伤员和群众全部转移出来，其中重伤11个，轻伤23个。因为道路中断，那些村寨已经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百姓们一眼看到解放军，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个悲喜交集，泣不成声。
这么远的距离，这么糟糕的道路，这么多的受灾群众和伤员，加上完全失去功能的通讯联络，要迅速安全地将群众转移出来，装甲团的官兵可是想尽了办法，都是些行之有效的土办法。
第一个土办法是沿途设站点接力，一个小分队负责一段，护送受灾群众和伤员；第二个土办法是用鸡毛信的方式指挥部队，简单地说就是让通讯员跑步传送纸条。第三个土办法是自制简易工具，比如担架、拐杖等，用来搬运护送伤员。第四个土办法叫捆绑式，把重伤员捆在战士的背上，以免摔倒时让伤员二次负伤。
就这样，装甲团的官兵们奋战了七天七夜，终于将高川乡的四千多名群众和伤病员全部转移，完成了救灾指挥部的任务。
鸡毛信
最让我感叹的是鸡毛信。
当时战线拉得长，通讯联络成了大问题，为了有效指挥部队展开救援行动，江政委他们只好用传送纸条的方式，与各个分队保持联系，没想到这个土办法还很顶用，各个小分队给团领导写，团领导给小分队写，分队之间写，写出一大堆。他们称其为鸡毛信。
江政委把那些日子他们写下的鸡毛信收集到了一起，提供给我们看：不规则的纸张，不一样的笔迹，各式各样的笔，创造出了这些珍贵的鸡毛信。
我翻看着这些纸条，心情很复杂，既为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而感动，又为我军到了今天还得靠这样的方式进行通讯联络而难过而焦急。不知抗震救灾纪念馆是否愿意收藏这些鸡毛信？
关于鸡毛信，有两个感人的故事。
故事之一的主人公是个可爱的小战士，5月15日下午他奉副政委之命去给在另一处抢险的小分队送信。上路不久就看到路边躺着一位60多岁的老人，右腿已经折断，在痛苦的呻吟。小战士立即上前扶起老人说：大爷，来，我把你背出去。老人微弱的睁开眼睛说，孩子，不用了，我已经在这儿准备等死了，你赶紧走吧。小战士眼睛红了，什么也不说，掏出背包绳将老人的折断的裤腿绑住，背在自己的背上。他走了三个多小时，终于把老人安全护送到大天池乡，看到老人上了救援的直升机，又匆匆赶路去完成送信任务。
这个可爱的小战士，叫陶泳波。
还有一个鸡毛信，在众多的鸡毛信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的主人是在装甲团蹲点的刘副师长。纸条上写着：“天池一组，伤有10人左右，其中有位百岁老人，请政委组织人员抢救下山。”
江政委马上挑了8个体力充沛的党员成立一支突击队赶往天池村。很快，他们在一处废墟里看到了裹着破棉被的老人，正独自蜷缩在墙角发抖。突击队员们赶紧用自制的简易担架将老人往山下抬。路上一问，原来这位老人只差一天就满104岁了！大家为这位老人的遭遇感慨不已，加紧步伐，终于在她生日之前，将她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这位老人，是这次地震中救出的最年长的老人。
人类的生与死总是交替进行着，这在救灾中尤其显著。在突击队救出百岁老人的同时，另一个点上的官兵则发现了一位刚做母亲的产妇。由于几天没吃没喝，她和孩子都很危急。战士们迅速用大衣包好婴儿，把母女俩固定在担架上，然后抬下山，送到最近的部队医疗队。母女俩都得救了。这个后来取名叫“震生”的孩子，是他们营救的最小的孩子，不满10天。
除了最老和最小，他们还有一个最，抢救了一位被掩埋时间最长的矿工彭国华，被埋时间是七天七夜。营救彭国华的经过，王棵已经在他的报告文学《每一颗心都紧紧维系》中写得很详细了，他在结尾处写道，当装甲团官兵组成的小分队，以接力的方式用了八个小时的时间翻山越岭，于凌晨4点将危在旦夕的彭国华送到医疗队时，彭国华的妻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官兵的面前。
装甲团的官兵，就是这样艰难地、一个又一个地营救着受灾的百姓。王甜曾写下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最艰难的13个》，写某工兵团在北川营救13个幸存者的详细过程。其实，艰难的不只是13个，所营救出的幸存者，成百上千，每一个都很艰难啊！
但他们仍不惜一切代价，只要有一分希望，就尽百分的努力。他们要让百姓知道，解放军来了，他们就有依靠了。
在营救的群众中，还有一位很特别的，是植物人。当官兵们发现他时，他横躺在自家门口，四周飞舞着苍蝇，就像死了一样。官兵们上前细看，发现他依然有呼吸。问村里人，才知这是个植物人。他的家人大概实在无奈，已经放弃他了，只在他的身边放了两瓶矿泉水。由于大小便失禁，已满身恶臭。官兵们却没有放弃他，毅然将他背起来，由于长期卧床，这个老乡又胖又重，战士们轮换背着他，踏过崎岖的山路，一直将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不放弃一个群众”，不仅仅是他们的口号，更是他们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