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北京的这三年，是一段等待与体验的日子。作为“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中国第一批觉醒的女性，她在湖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学生活动与在上海为支持女工罢工宣传讲演、募捐、散发传单的那些激进岁月已经过去，而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时期还没有到来。

　　丁玲怀着一颗受伤了的心和对新生活的憧憬来到了北京。初到北京的生活还是新鲜和可爱的。这里有她在周南女中的旧友王佩琼、杨没累、周敦祜，而王佩琼、杨没累正是当年同她一道，冲破当时男女不同校的封建习俗，从周南转学到岳云男子中学去的。丁玲还在上海时，她们几位就写信给她，说北京有一个为考大学作准备的补习班，是几个湖南新民学会的人办的，并且动员她去。她还结识了新的女友谭惕吾、曹孟君。这两位后来都成为社会活动家。新中国建立后，谭惕吾曾是全国人大代表、民革成员，1957年时，因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不幸被打成右派；曹孟君是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之一。丁玲与她们相处得很投机，她成了友谊的骄子。此外，还有不少人喜欢她，或者只是一般相近的朋友。有时丁玲都不理解，她们为什么对她那么好。那时，丁玲表面上是在补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功课，实际上是在满饮友谊之酒，常常与这些朋友们在一起畅谈人生。有时大家还一起朦胧的夜色中漫步陶然亭边的坟地，从那些旧石碑中寻找诗句。

　　虽然丁玲在北京有旧友和一些新朋友，但在她的心里，她们都不能代替逝去的王剑虹。她对王剑虹感情之深，实为世上所少有。她的这种感情一直保留到生命的终结。

　　可是，现实生活对于丁玲却并不平顺。起初，她在这所补习学校补习数学、物理、化学，作进入高等学府的准备，回过头来作一个正式的学生，但不久就觉得毫无兴味。同她住在一起的曹孟君有一个男朋友左恭，是一个兴趣广泛的青年编辑，正想学习绘画，于是丁玲同他一起去一个私人画家那里学画，希望美术能够使她那翻滚的心得到平静。不久，左恭不去了，她就自己去，去了十多次，兴趣逐渐淡薄。面对着画室里的那些冰冷的石膏像，她直感到寂寞。她努力锻炼自己的意志，想象各种理由，说服自己学下去，但终究没有能坚持。

　　母亲晚年颇带感叹地向我说：“这成了我一生有时要后悔的事，如果当初我真能成为一个画家，我的生活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比我后来几十年的曲折坎坷可能要稍好一点；但这都是多余的话了。”

　　对于有着一颗躁动的心的丁玲来说，安静的教室和画室的确是不适合于她的。从她幼时的生活看，她具有反叛精神；从她在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所受的共产党教育看，她倾向社会革命。但是由于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她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本来在上海，她离进入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她当时表示同意加入，她会轻易地跨过这一步，可现在她远离了组织，远离了她的那些老朋友。为了瞿秋白和王剑虹，她决意远走高飞，上海，她是不想回去了，可是在北京，她的生活与学业又都没有着落，她苦闷极了。

　　于是她又沉湎于读书之中。由于有了这几年来的阅历，她的心比以前深沉了，当她重读她所喜欢的一些书，像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小仲马的《茶花女》，以及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等等作品时，她的感受也就比以前深刻得多了。她以前就读过一些鲁迅的作品，重读之下，在她的心里，“鲁迅”成了两个特大的字。她从鲁迅的书里，认识真正的中国社会，鲁迅是那么体贴人情，细致、尖锐、深刻地把中国社会、中国人解剖得那么清楚，令人凄凉，却又使人罢手不得。她想，鲁迅真是一个非凡的人。于是她如饥如渴地寻找鲁迅的、杂文，翻旧杂志，寻找过去被她疏忽了的那些深刻的篇章，买刚出版的新书，一篇也不愿漏掉在《京报副刊》《语丝》上登载的鲁迅的文章。

　　然而，丁玲仍是处在极度苦闷之中，她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呢？她这一生总该做一番事业。她将何以为生？难道能靠她母亲的微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在这苦闷之中，她忽然看到了一线光明。她想来想去，只有求助于她深信的指引着她的鲁迅先生，她相信鲁迅先生会向她伸出援手。于是她以极大的勇气和希望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把她的境遇和困惑都仔细、坦白地向鲁迅先生倾诉。这就是《鲁迅日记》1925年4月30日记的“得丁玲信”。

　　信发出去以后，丁玲就日夜盼望着。但如石沉大海，等了两个星期，仍没有得到回信。她焦急不堪，以至绝望了。

　　至于鲁迅为何没有给丁玲回信，后来荆有麟以“艾云”为笔名在1942年7月22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鲁迅关怀的丁玲》，文中对此有所说明，原来那是一场误会。而这件误会，丁玲许多年之后方才知晓。

　　这时王剑虹的父亲王勃山在北京，他是为参加纪念孙中山的会来北京的，正准备回去。他邀丁玲同他一起回湖南，此时正逢直奉战争，他说东北军正在入关，如不快走，怕以后不好走，此地是否会打仗也说不定。丁玲在北京，没有入学，也没有做事，唯一能系留她的就只是鲁迅的一封回信，然而等了半个月，却连一点儿音信也没有，得到的只有苦恼和失望，那么还住在北京干什么呢？再说，丁玲的母亲也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她了。于是在5月上半个月的一天，丁玲就随着王勃山离开了正是繁花似锦的春天的北京，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丁玲回到常德，同她母亲一起住在母亲任教的学校里。有一天，听见有人敲门，她便与母亲同去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一个穿着月白长衫的青年。丁玲诧异地望着他，心想，这个我在北京刚刚只见过两三次面的，萍水相逢，印象不深的人，为什么远道来访？

　　这个青年就是我的父亲胡也频。

　　胡也频原籍江西省新建县（与南昌市相邻）。他的祖父，名胡寿林（又名家义），原是一名耕田的农夫。太平军打到江西时，他投入太平军，曾任石达开部下的一名小武官，后随军入闽，太平军失败后，定居福州。他因自幼喜唱京剧，故入戏班充当京剧演员谋生，初当武生，后改青衣，颇负盛名，不久便自创戏班。

　　胡也频的父亲名胡廷玉（又名品玉）。胡廷玉年轻时就经常协助他父亲料理戏班业务，在他父亲年迈后，便接管了戏班。这个戏班名叫大吉祥星戏班，当时在福州是颇有名气的，只是戏班由他接管时，境况已不如前。

　　之后，胡廷玉改做包戏院再包给他人戏班演出的业务。起初生意同领戏班的收入也相差不多，但后来每况愈下，生意从赢利转为亏本，实在难以维持下去，只好停止了这项业务。这大概是1916年间的事。

　　胡也频的家，位于福州市城里乌石山下城边街买鸡弄3号，他就出生在这里。正院两旁还有一些小屋，都是他祖父置下的房产。两旁的小屋是领戏班时，安置演员眷属居住的。后来，停包戏院以后，家中经济拮据，这些小屋就一间一间地卖掉了，只剩下正院。这是一座坐北朝南土木结构的院落，前后两进，有两个天井，前进三间一厅，后进两层楼，楼下六间，楼上两间。此处现在建了一个胡也频故居纪念馆。

　　胡也频出生于1903年5月4日，农历四月八日，取名培基。他五岁时入当地的一所私塾读书，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他断断续续地读了七年私塾，一年新式小学。

　　1918年，胡也频十五岁时，他的父亲停止了包戏院的业务后，家里已经没有了多少收入，就靠一间一间地变卖房子以补家庭经济之不足。为了减少家庭负担，他便去一家慎祥金铺当学徒，开始度过他一生中最为凄苦的日子。

　　1921年7月，经亲戚介绍，胡也频进了大沽海军学校，成为一个海军学生。那里是免费的，不特可以不愁学膳费，还可以找到一条出路。那时，他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他会与文学发生关系，他只想成为一个海军的专门技术人才；同时也不会想到他与无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关系，他那时似乎很安心于他的学习。

　　胡也频只在大沽海军学校学习了两年多。1923年冬，大沽海军学校的校舍毁于直奉战争的炮火，学校停办。他想成为海军技术人才的梦破灭了。

　　海军学校停办后，胡也频漂泊到了北京。他希望投考一个官费的大学，没有成功。他去找事做，也没有找到，于是流落在一些小公寓里。他常常帮公寓的老板记账、算账、跑跑腿、干点儿杂事，晚上就给老板的儿子补习功课，以致老板简直无法把他赶出门。加上北京的公寓老板一般比较厚道一些，也就这样地让他继续住了下去。

　　这样流落无着的日子，约有大半年的时间。

　　北京是一个文化名城，有着众多的高等学府。很多来求学的学子和年轻的文人就住在学校周围的公寓里。这些人都是一些歌德、海涅、拜伦的崇拜者，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崇拜者，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曹雪芹的崇拜者，是鲁迅的崇拜者。这些大学生们似乎对学校的功课并不十分注意，他们爱上旧书摊，爱游览名胜古迹，爱上茶馆、小酒馆，爱互相过从，寻找朋友，谈论古今，尤其爱提笔写诗，写文，四处投稿。胡也频住在北京，既然清闲，也就跑旧书摊，读起外国文学作品来了。不过，他因为没有钱买书，都是站在书摊旁读。这些古典文学中的新世界，浪漫的情调、艺术的气质，一天天地吸引着他，侵蚀着他，并把他一步步地引向文学的殿堂。他的海军梦破灭了，已不再思考做一个技术专门人才，新的幻想在萌生，一个文学梦在他的头脑里开始酝酿起来。他开始结交公寓里的一些志趣相同的年轻人，在交流之余，也相互作些鼓励。这些青年同他一样，都境况贫苦，如同他住在一起的，后来被称为新月派诗人的刘梦苇，在贫病交加之下凄然而逝，死后无钱安葬，还是胡也频和几个朋友一起把他安葬了。后来胡也频写了一首诗《忆梦苇》纪念他。

　　胡也频从幻想向现实迈进。他的处女作，也是第一篇创作《雨中》，在1924年8月10日《京报》副刊《火球旬刊》第一号发表。在这一年里，他陆续发表了短篇《希望》《梦后》《前夜》和散文《心曲》。他的文章给孙伏园留下很深的印象。孙伏园是当时著名的作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与鲁迅有较多的接触。孙伏园曾任《晨报》副刊主编，1924年10月改任《京报》副刊主编。

　　就在胡也频发表他的第一篇作品之后几个月，由孙伏园举荐，胡也频和他海军学校的同学项拙、荆有麟为《京报》副刊合办一星期一张的《民众文艺周刊》。《民众文艺周刊》于1924年12月9日创刊。它的宗旨是：“艺术原是人生的表现”，反对“专以吟花弄月”“纯粹的艺术”和“为艺术”的倾向。《民众文艺周刊》自创刊之日起，就受到鲁迅的关心和支持。鲁迅不仅把稿子给它发表，在创刊之初，还负责为它审定稿件。胡也频在编辑刊物之余，也奋力创作，半年的时间，发表了十几篇短篇、散文、诗、杂文，从而奠定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地位。这是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在这期间，胡也频与鲁迅有一些交往，他的“艺术原是为人生”的创作思想、他的杂文的风格，都明显地受到鲁迅的影响。

　　自此，胡也频结束了漂泊无着的生活，虽然依然贫困，但他有了人生奋斗的方向，他的文学梦也已成真。

　　1925年1月13日的《民众文艺周刊》发表了笔名为“休芸芸”的一个无名作者的文章。随后，胡也频和项拙又一起去探望了他。这位作者就是沈从文。

　　沈从文出生于1902年，湖南凤凰县人，曾在湘西军阀军队任文书。在此三年前，他来到北京，投考大学，没有考取，流落在北京，与胡也频一样，在贫困中做着文学梦。他在那被他自命为“窄而霉斋”的公寓里，在饥寒交迫之下，不停地写作、投稿，然而又不断地被退稿。正当他绝望到对自己的文学才能都发生疑问时，《民众文艺周刊》发表了他投寄的稿子，这当然使他喜出望外。自此，胡也频与沈从文之间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胡也频是在丁玲给鲁迅写信之后几天认识丁玲的。1925年3月间，丁玲从香山搬回到西城辟才胡同与好友曹孟君、谭惕吾同住在一所公寓里。这时，曹孟君正同左恭谈恋爱，三位女友常常一起去左恭那里。于是，在丁玲此次逗留北京的最后几个日子里，她认识了与左恭同住在一个公寓的胡也频。

　　胡也频对丁玲一见钟情。但是他们的相见并没有在丁玲的心里激起感情的波澜。丁玲此时想的主要是事业、前途，收不到鲁迅的回信，失望之下，就回到她母亲的身边去了。

　　然而，胡也频却有着诗人的热情、勇士的执拗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一知丁玲回湖南去了，便借钱、当衣，随丁玲之后赶赴湖南常德。丁玲在她晚年写的纪念胡也频的文章中回忆道：

　　在这所作为校舍的空寂的庙宇里，原来只响着母亲的读书声，她每天按时读古文、写字，孜孜不倦地啃着几本刚买来的唯物辩证法的书籍；还有我的单调的、不熟练的琵琶声。当时五卅运动所激起的爱国情绪还笼罩着我母亲的整个身心，她高谈阔论，叹古伤今，向我们讲述着她几十年的生活经历，痛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毒害。我呢，好像一个战败的勇士、归林的倦鸟，我用极复杂的心情反刍着近几年来自己所遇到的人和事，以及我曾有的向旧社会的出击，与颓伤的感怀。在母亲面前，我是惭愧的，只觉得辜负了她对我的希望和信任。我极想重鼓双翅，飞越万水千山。可是，哪里是我向往之处？哪里是我安身立命之所？哪里将成为我一生的归宿？我身虽然回到家了，回到母亲的身边了，但一颗心呵，仍徘徊于高山峡谷之间，奔腾在汹涌的大海与温柔的湖水之间。古琴一曲，《梅花三弄》《十面埋伏》都诉不出我的抑郁忧伤。而也频却像一只漂流的小船停靠在风和日丽的小港。他一天到晚，似乎充满了幸福的感觉，无所要求，心满意足，像占满了整个世界一样那么快乐。过去，他很少知道我母亲所经历的身世，对我们家庭所处的社会也是陌生的，对我过去在上海的朋友们更是没有接触过。他津津有味地听着，后来曾摄取其中的某些片断写过。但他最熟悉的是一个漂泊者的生活，饥饿寒冷，孤单寂寞，冷淡的人世，和求生的奋斗。但他很少喋喋饶舌，他常常痴痴呆坐，咬着手指，然后写下几首悲愤的、惆怅的诗篇。只有从他的诗里面才能理解他为人世困苦、冷酷和缺少天伦之乐、缺少友谊而感到刺痛，并从而铸成了一颗坚强的心。他虽然在我们这里，在这所空廓的庙堂里，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但他的心仍沉沦在长久的漂泊生活中，不过，他似乎又并不以为意。

　　胡也频受到丁玲母亲热情的接待。他感受到这是一个慈祥、可亲的母亲。丁玲母亲向他讲述的关于自己的身世，和她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在社会上奋斗的事迹，也使他深深感到这是一位非凡的女性。

　　身处常德的这段短暂的日子，胡也频和丁玲之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北京的时候，胡也频只是通过左恭之口，对丁玲有些了解，最初的两三次见面，他为丁玲的容貌和气质所吸引，但他很少知道她的家庭、她的经历。这时他才了解到，丁玲十五岁时投身于“五四”运动，十八岁时闯荡上海，进共产党办的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以及这期间结识的人和经历的事。这些都使胡也频感到新鲜，而且都是他生活中从未涉及过的。丁玲也为胡也频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所惊异，虽说她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稚嫩，但有着完美的品质，他还是一颗未经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燃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他们开始建立了很深的友谊。

　　尽管如此，丁玲对胡也频火一般的热情，并没有给以相应的回应。在经历了同瞿秋白的短暂的感情上的波折和王剑虹爱情的悲剧之后，她此时还没有涉足爱情的想法，她心灵上的创伤似乎也还没有完全愈合。

　　也就在丁玲回到常德不久，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愤怒。运动中，丁玲曾就读的上海大学起到了带头和骨干的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当丁玲回顾与审视自己近一年来在北京的无所作为时，她在犹豫是否仍应回到南方。

　　但胡也频的到来，使得她不得不再返北京。丁玲觉得，胡也频是她的客人，身无分文，她总不能让她母亲用她微薄的工资长时期的供养他们两人吧！住了两三个月后，丁玲就向胡也频说：“我们一起回北京吧。”自然，两人去北京的路费，还是由丁玲的母亲提供的。丁玲就怀着这般复杂、矛盾的心情陪伴着胡也频向北行去，而一路上心里却仍犹豫着是否应该南下。

　　然而，回到北京不多久，他们就结婚了。这个结合，是丁玲即使在北行的路上也没有想到的。她曾这样回忆：

　　1925年暑假，胡也频到了湖南。我那时对恋爱毫无准备，也不愿意用恋爱和结婚来羁绊我。我是一个要自由的人。但那时为环境所拘，只得和胡也频作伴回北京。本拟到北京后即分手，但却遭友人误解和异议。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谅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但事实慢慢变得似乎应该要负一些道义的责任。我后来认为那种想法是空想，不能单凭主观，1928年就决定应该和也频白首终身。即绝了自己保护自由的幻想。

　　胡也频和丁玲回到北京后，就在香山脚下的一个村庄里租了一间房子住。这里环境优美、清净，便于写作、读书，而且房租比较便宜，一个月九元钱。这时，沈从文在香山图书馆任职。胡也频、丁玲与沈从文重逢于香山的那天正是中秋节。三个人漫步在香山的静宜园，互相诉说着分别后这几个月各自的境况，从这时起，他们与沈从文开始有了较多的往来。

　　胡也频和丁玲这一段生活常常是很窘迫的。他们的经济来源，一是靠胡也频的稿费，一是靠丁玲的母亲从她微薄的工薪中挤出一些钱来接济。这时《民众文艺周刊》已经停刊，胡也频失去了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稿费收入也就大为减少。这样，胡也频也就不得不常常进当铺，以解燃眉之急。

　　日子虽然过得贫困，但是新婚后的生活却是甜蜜的。平时只要有了稿费，胡也频总是舍得为丁玲买最好的衣料和其他的东西。

　　当寒冷的冬天来到的时候，胡也频和丁玲从香山搬回到城里，住在北大附近的一个公寓里。丁玲继续同她的女友们往来着，并且不时地去北大旁听课程，再就是在家里静静地读书。对于他们开始的新生活，当然使她感到新鲜和甜蜜。然而，由于与胡也频的结合，使她原已思考的南下的计划未能实现。她继续留在北京的无所作为，常常使她感到抑郁。她心中的苦闷，只有凭借醉心的文学方能稍稍给以排遣，于是她广泛地涉猎，大量世界名著，反复地读她所喜欢的书。她在北京的这段日子，对于她今后的文学创作来说，实在是一段充实与体验的岁月，为她今后步入文坛，终生从事文学事业，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一些记述她生平的作品里，在述说她所读的书及这些书对她以后创作的影响时，大多说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我曾为此间过母亲。她并不以为然，她说：“仅从文学作品而言，自然《包法利夫人》以及小仲马的《茶花女》都是我喜欢的书，但是若从外国文学对我的影响来说，我觉得还是俄罗斯文学，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影响多些。”

　　我以为，可能就是这样的。我记得1950年前后那两三年间，她推荐我读屠格涅夫的《罗亭》《父与子》《贵族之家》《猎人日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此前我已经读过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果戈理的《死魂灵》；对于法国作家，她推崇巴尔扎克，介绍我读他的《贝姨》《高老头》《邦斯舅舅》等，也推崇雨果，她没有向我推荐过《包法利夫人》这本书。她最喜好的作品可能还是《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水浒》这些中国的古典作品。她在关于创作问题的讲话中，常常引用这些作品对于人物的刻画，同我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些作品。

　　1937年她接受海伦・斯诺访谈时也如是说：“我最喜欢俄国的文学作品，因为它深沉、现实，人物充满活力。我什么外文都不懂，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作家，不想到外国去。俄国的短篇，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我都喜欢。这是因为我们的问题相似，尤其是农民的心理相似。我最喜欢高尔基、契诃夫，喜欢屠格涅夫。我喜欢果戈理，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有些著作我是喜欢的有些不喜欢（我喜欢《安娜・卡列尼娜》）。”

　　丁玲虽然蛰居在北京，但是她在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所受到的那些共产党教育仍深深地留在她的脑海里，自中学时代就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激情也仍蕴藏在心底，只要一遇到时机，它们就会爆发出来。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那年3月12日，冯玉祥所部革命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经国民军守军还击并将其击退。日本竟联合美、英等八国以违反“辛丑条约”为由，于16日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军事设备、道歉、赔偿等无理要求，并限18日正午之前答复。日本并集结二十余艘军舰于大沽口外，进行威胁。段祺瑞政府外交部立即表示愿意协商。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李大钊领导下，到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李大钊率领两千余人游行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但是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群众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这次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

　　丁玲参加了天安门前的集会，又跟随李大钊游行到铁狮子胡同，一路呼喊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口号。当一些群众冲进执政府大门时，她也冲了上去，刚刚冲到大门口，枪声就响了。她目睹倒在血泊中的烈士，心里充满了愤怒和悲哀。

　　鲁迅先生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悼刘和珍君》，以哀悼“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烈士。

　　1926年年初，一种新的艺术出现在北京，那就是电影。凡是看过它的人，都被它的新颖而吸引，尽管那时还是无声电影。在中国，当时电影也才刚刚产生，它的发源地在上海。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戏剧家洪深从上海把电影带到了北京。丁玲看过电影后，就萌生了当电影演员的念头。她写信给洪深，希望洪深帮助自己实现这个愿望。洪深约她在北海公园见面。丁玲向洪深表示，她想演电影是喜欢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可以充分运用想象力，并且把它形象地表现出来，而并非仅仅为了找一个工作。洪深看丁玲的态度很诚挚，从外形容貌、言谈举止也都具有做一个演员的条件，便慨然相助，介绍她去上海明星电影公司。

　　丁玲的女友们很支持她去当电影演员，并且凑钱给她作路费去上海应试。对这样的新鲜事，她们当中有的人也想去一试，但却缺少丁玲这般的勇气。胡也频起初反对丁玲去当电影演员，但拗不过丁玲，也就表示同意了。

　　然而，当丁玲去到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试演了两次之后，她对从事电影事业彻底地失望了。她完全不适应当时电影演艺圈里的那种商业习气和低级趣味，甚至对其厌恶之极。当她听到有人品评着她，说：“她倒是挺漂亮的，演戏一定能赚钱”时，她怒道：“我不是商品。”她也拒绝签约，原来同洪深说好的签一年合同，但是公司要她签三年的合同。丁玲有些担心，三年太长了。总之，她认为这里不是合乎自己志趣的地方。

　　丁玲去拜访她在上海大学的老熟人田汉。田汉当时是南国剧社的负责人。丁玲本想看看是否可以走通作一个戏剧演员的路，但所看到的南国剧社的人和环境的状况与电影公司一般无异，她也失望了。田汉好意地看望了她，写信给她，希望她忍耐、等待，并说他将特意为她写一个表现崭新的、前进的女性的剧本，由她来演。但是丁玲去意已决，她写信给田汉，表示谢谢他的好意，同时也表示她以后再也不和演艺界发生关系了。

　　就丁玲后来的事业来说，自然她不可能不同演艺界发生关系。抗日战争时期，她领导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其宣传工作方式之一就是戏剧，她也写了几个剧本。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也有责任关注戏剧、电影方面的事，她还是中央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这当然都是后话。

　　丁玲想当电影演员的幻想破灭了，不得不回到北京，这时她才体会到胡也频的意见是对的。她在北京又寂寞地住了一个多月，越来越思念远在家乡的母亲，6月，便同胡也频一起回到湖南常德。

　　这是她到北京后第二次回家，结婚后第一次回家，丁玲的母亲十分高兴，并为他们的归来作了充分的准备。她回忆道：“接女来函云：端午节后回里。吾甚慰，托琳找一栋小屋子，有十多间，余下数间租人，离校很近，预先打扫洗刷毕，将什物迁移新居，还没清楚，他们已经到了。”“至八月（阴历），各校才开学，女见时局未定，伴我未走，婿自北上，依依不舍，嘱咐寒假早回。”暑假里，“侄等放了学，即来我处玩，女伴我曲尽天伦之乐。数年来唯此次相伴较久。至冬月，女决意北上”。

　　此次回湘，胡也频住了两个月，丁玲大约住了有五个月。胡也频北上之后，他和丁玲都感受到离别的折磨。10月底，丁玲离常德去北京，也就在丁玲北上的同时，胡也频却南下来常德，他们正巧在洞庭湖错过。胡也频在洞庭湖上赋诗两首：一首是《洞庭湖上》，一首是《离情》，倾吐他心里的离愁别绪。他在丁玲母亲那里住了三天，就又赶回北京。

　　胡也频在这年秋、冬创作了大量作品，共十八首诗和八篇短篇，大多发表于《晨报副刊》。

　　胡也频是一个对朋友坦诚而又豪爽的人，在他周围聚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他和丁玲那时结识的好友徐霞村（又名徐元度）回忆道：

　　要是谈起谁的生活有困难时，也频就会说：“生活有困难，我这儿有十块钱，我们俩一人五块！”也频就是这样个人，真是交朋友。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背后说哪个朋友不好，没有听过，当面也罢背后也罢，碰到朋友的缺点，他笑笑，还不是讽刺的笑，就是笑笑。他实在是好朋友，因此只要是认识他的人，都爱往他那儿跑，跑的人很多。

　　1926年春天，胡也频，还有沈从文，同一些有点儿名气的青年作家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无须社”。这时胡也频和丁玲住在北大附近的银闸公寓。所谓“无须社”，顾名思义就是聚集的是一些没有胡子的青年文学者，也有无须取名、无须存在的意思，这大约是从“未名社”，未名的含义引发构思而来的。这个“无须社”的参与者还有蹇先艾、焦菊隐、徐霞村、于赓虞、王三辛等。

　　丁玲没有参加“无须社”，她那时还没有写文章，她从不承认她是“无须社”的成员，不过有些文史资料把她也算在里面。她那时只不过是一个热情诗人的妻子，在他们聚会高谈阔论时，她在一旁或是一边看自己的书，一边不经意地听着他们的议论，很少说一点话。但说出的话，却常常是惊人的。

　　沈从文曾这样回忆当时的丁玲：

　　在文字方面没有显出这个作家的天才时，在批判上却先证明了她某种惊人的长处，业已超过了男子。什么作品很好，好处在某一点上，好中小小疏忽处又在某章某段，由她口中说出皆似乎比我们说的中肯。我们既然正在写作，对于一切作品皆极容易堕入偏见里去，对于本国的作品，容易从人的生熟爱憎上决定好恶，对于国外作品的标准，也容易以作风与译者的爱憎决定好恶，故难得其平，也实为事所当然。丁玲女士则因为同人相熟较少，自己又不写作，并且女人通性每一篇文章总那么细心地看了又看，所看的书又那么纯，因此对于好坏批评，比起两个男子来实在公正一些。不拘什么成篇成本的，给她看过以后，请她说出点意见时，这意见必非常正确，绝不含糊。这也就正是一个作家当他执笔以前所必需的一份长处，需要这份长处，能明白一个作品成立的原因，能明白文字的轻重，且能明白其他事情，就为了从别人作品方面知识的宽博，等到自己下笔时也稳重多了。

　　她一面因为身体与性格，皆宜于静，而情感则如火如荼，无可制止，混合两面的矛盾，表现于文字时，就常常见得亲切而温柔。她还不着手写她的《在黑暗中》时，的的确确就以长写信著闻友朋间。她善写平常问讯起居报告琐事的信，同样一句话，别人写来平平常常，由她写来似乎就动人些，得体些。同样一件事，一个意见，别人写来也许极其费事，极易含混，她可有本事把那事情、意见，弄得十分明白，十分亲切。

　　除了“无须社”这些人外，因胡也频的关系，丁玲还结识了女作家庐隐、凌叔华。她结识的女作家可能还有石评梅。徐霞村在回忆石评梅是不是“无须社”社员时，说：“石评梅不是，她跟我们有来往，但是我的印象中她不是每次开会都去。”

　　胡也频与庐隐是福建同乡，常有来往。后来当她听到胡也频因共产党之故牺牲后，说：“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佩服”；当听到丁玲被捕失踪，又看到《时事新报》有丁玲已被杀害之说后，她著文《丁玲之死》，认为：“那是中国文坛一大损失”，并说：“时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仅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

　　就在丁玲第二次返湘回到北京不到半年的时间，在上海就发生了“四一二”事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紧接着在丁玲的故乡湖南也发生了“马日事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这使丁玲震惊了，也使她觉醒了。在传来的消息中，许多她敬重的人牺牲了，许多她的朋友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她极想到南方去，回到她的老师和朋友那里去，但是迟了，她已经找不到人了。这时，共产党的组织已经全部转入地下。她精神上苦闷极了。

　　就在这个时候，她认识了冯雪峰。冯雪峰是刚入党不久的共产党员，但此时与党组织暂时失去了联系。丁玲回忆：

　　我认识雪峰是在一九二七年冬天，王三辛介绍他来教我的日文。那时留在北京的左倾知识分子较少。我们都因种种关系，限于条件，未能到火热的革命的南方去，既感到寂寞，又十分向往。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共的“四一二”政变以后，经常听到一些使人沉痛的消息时，我们象飘零在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限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到的一些寂寞情怀。不久，一九二八年春天，雪峰到南方去了，我和胡也频也随即到了南方，我们是各自奔忙。

　　……

　　雪峰是最了解我的朋友之一，是我文章最好的读者和老师，他是永远支持我创作的。我们的友谊是难得的，是永远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