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2月，丁玲怀着一颗寻求真理的心和王剑虹从湖南常德前往上海，入平民女学读*0小-}说-+网)同去的还有王一知、王醒予、王佩琼、薛正源一行共六人。

　　在那个年代，上海被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买办、帮会、地痞、流氓、娼妓遍布在这个号称“十里洋场”的城市。这里既有风险，也有诱惑。对于年方十八的丁玲来说，来到这样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闯荡，的确需要些勇气。

　　母亲同我闲聊时，说过她那时在上海的一段奇遇。那是1922年夏天的事。她和王剑虹等四五个女孩子从平民女学的宿舍搬出来，另租了间房子住。房东是一个有钱人，有一部专用的、带铃铛的人力车，还配有车夫。住了几天，她们发现这位房东老爷每天吃过晚饭必坐人力车出去，深夜才回来，好奇心大发，于是决定跟踪他。一天夜晚，她们跟踪发现这位房东老爷进了一栋花园洋房，人力车就停在花园里。她们透过篱笆围墙的缝隙往里面看。这一看，把她们全惊呆了，只见在楼下布置成中式客厅的大厅里，这位房东老爷正跪在当堂，而高踞正堂交椅中的一位竟然是他的车夫，厅堂两旁还站立着几个彪形大汉。她们观看良久，看出好像是在审问这位房东老爷什么事情似的。直到夜深她们才往回走，走到半路，忽然听见铃铛响，回头一看，原来是房东老爷正坐在人力车上。老爷瞥了她们一眼，还有意地咳嗽了一声，人力车就跑到她们前面去了。她们想，糟了，被发现了。几个人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一早就跑回平民女学述说这件离奇事。李达、王会悟等人说：“你们大概是遇到青红帮，或是拆白党了。还不赶快搬家，要不把你们卖了还不知道怎么被卖的。”于是几个人回去拿了行李就走，连预交的房租也没敢去退。

　　然而，上海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在这里不断传播着先进的思想。就在她们来到上海的前七个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并把妇女解放运动作为主要任务之一。陈独秀和李达商议在上海创办一所平民女学，以期培养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

　　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共产党处于秘密状态，不能公开办学，所以平民女学是以上海女界联合会名义办的。上海女界联合会会长黄宗汉是同盟会元老黄兴的夫人，在社会上很有声望，与陈独秀、李达及李达夫人王会悟都有交往。她很赞同办这所平民女学，并且赞助了部分课桌椅。但是上海女界联合会并没有派人参加办校工作。平民女学的主要负责人是李达，他的公开身份是校务主任，王会悟协助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李达当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宣传主任。

　　平民女学的校址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成都北路7弄42号和44号）。校舍不大，仅是一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平民女学分设高级班和初级班，还有一个工作部，一共三十几个学生。丁玲和王剑虹、王一知、王醒予等六人都在高级班。在初级班的有钱希均等人。教员大都是在社会上有声望的共产党人。陈望道、邵力子、高语罕教她们语文，沈雁冰、沈泽民教她们英语，李达教她们数学，陈独秀教她们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课程。另外，每周有两小时的讲演，由学校的教员轮流担任，讲的都是关于平民女子的切身问题。还有临时来讲一课的，如刚从苏联回来的刘少奇讲苏联的情况。在那年的马克思生日纪念会上，李汉俊讲马克思主义等。这样的讲演就一起听，不分班次。

　　丁玲进入平民女学，感到很新鲜。她本是想找一条社会革命的道路而来的，所以也就有趣地，生吞活剥地学着这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辩证法这些名词，只是既听不系统，自己也很难讲清楚。

　　平民女学上课不是很正规，教员都另有职业和社会活动，不能按钟点来上课，什么时间有空就什么时间来，于是讲课成了讲座。有时教员夜里来了，学生便从床上爬起来听课。平民女学表面上是一所学校，实际上还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的地方，常常有人来找陈独秀、李达等人，来来往往的共产党人很多，一会儿这个来，一会儿那个来，有时还在这里开会，很是热闹。所以丁玲认识了不少早期共产党人，除了教她的上述教员外，还有：张太雷、施存统、刘少奇、张秋人、柯庆施等等。当时，沈泽民、张闻天、汪馥泉还搞了一个文学社，找丁玲等参加，大家兴致很好，但没能搞起来。

　　丁玲也热衷于平民女学组织的社会活动。在1922年上海工人罢工斗争中，丁玲和她的同学们打着“支持罢工”的旗子，到杨树浦、闸北的纱厂去宣传讲演。丁玲也讲演了，可是她的湖南话女工们听不大懂，张秋人就给她翻译，把她的话翻成上海话。张秋人是浙江人，后来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牺牲。她还和同学们一起去上海的闹市区贴标语，散传单，还拿着竹筒到马路上和一些娱乐场所门口为罢工工人募捐。她和同学们还参加了被湖南军阀杀害的爱国者庞人铨、黄爱的追悼会，以示抗议。

　　在一股革命热情的涌动下，丁玲和王剑虹、王一知等六个人实行“共产主义”，每个人都把从家里带来的钱拿出来，放在一起，由王醒予一个人管。她们生活得很融洽，因为她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她们还“废姓”，六个人都不用姓。丁玲从念小学起用名蒋伟，进周南女中后自己改“伟”为“玮”名蒋玮，现在就用她小时的名字“冰之”，王剑虹叫“剑虹”，王一知叫“一知”。可是，那个时代废姓麻烦得很，人家总是要问贵姓？她们说没有姓，人家又要问，为什么没有姓呢？她们就给他们讲道理，名字不过是人的记号嘛，何必要姓呢？不喜欢姓就不要姓嘛，用个代号就行了。但结果很麻烦，遇到的人总还是要问，还得一次次地解释，没办法，还是找个姓吧！丁玲嫌“蒋”字笔画太多，就找了个两画的字“丁”，就姓“丁”了，叫丁冰之。

　　关于平民女学，茅盾曾回忆：“平民女学是党办的，目的是培养一批妇运工作者。最初设想，这个新事业必然大有可为，不料本地学生一个也没有，都是外地学生，有从湖南来的，其他地方也有几个，全校不过二三十人。要学英文的，是王剑虹、王一知和蒋冰之（丁玲）等六人，王剑虹是四川人，王一知和丁玲都是湖南来的，我教的就是这六个学生。”“平民女学的教员都是尽义务的，当时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都去讲课，泽民从日本回来后也去那里讲过课。课程内容除了社会科学的一般常识外，也教文学、英语等，但主要是妇女运动。并无固定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教员分到一个题目，准备一下（甚至不做准备）就去讲，因此所谓讲课，实际上是演说。”

　　对于平民女学的学习和社会活动，开始时，丁玲和王剑虹都很有兴趣，认为这是革命。但是半年下来，她们觉得这样东跑西跑，东听一课，西听一课，有些浪费时间。语文课是讲“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包括散文、短篇等，而这些作品她们老早就看过了。所以丁玲和王剑虹觉得还不如自己读些书。于是这年暑假后，丁玲和王剑虹就退学了，决定自学。而平民女学也只办了这半年。这时，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去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平民女学改由蔡和森、向警予负责，但因缺少经费而停办了。

　　丁玲曾说：“我小时候的志向不是写文章，而是向往做个革命的活动家。”她怀着投身社会革命的热情来到上海，进了中国共产党办的平民女学，接触到不少早期共产党人，接受了他们的一些教导和影响，但是却离开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如她所说：“当时共产党还很年轻，不很懂得怎样以革命道理来影响我们这些青年人，教育培养我们这些青年人。那时学校没有一个系统的教学计划，好像只是多搜罗几个人，多一些年轻人来背棍打旗，跑腿，壮声势，没有要我们认真地念书，很好的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则是丁玲当时自己的思想情况。她虽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反叛封建礼教，崇尚社会革命，也认为共产党是好的，但同时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追求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不愿受党的铁的纪律的约束。所以一度离开了革命的行列。

　　丁玲进入平民女学后同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成了很好的朋友，同李达也有着亦师亦友的情谊。

　　平民女学停办后，她们六个从湖南来的女孩子也就风流云散了。王一知和施存统结婚，并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做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101中学（北京的一所干部子弟学校）校长，行政八级。王醒予去吴淞中国公学读书，再去北京大学旁听，后来嫁给一个军阀，全国解放时自杀了。王佩琼和薛正源两个回湖南去了。

　　丁玲在给她孙女胡延妮的信里，在述及她们，以及在周南、岳云与她比较接近的女孩子们时，感慨地说：“历史就是激烈的波涛，同是一样的女孩子，可是由于时代、环境、教育和个人的努力，各个人的生活途径都是不一样的。”

　　丁玲和王剑虹，这两位自视颇高的少女，起初在上海自学了一些日子，后来因仰慕六朝遗迹，秋天就到南京去了。她们决定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自己遨游世界，不管它是天堂或地狱。她们两人租一间房同住，过着极度简朴的生活，如果能买一角钱一尺的布做衣服的话，也决不买两角钱一尺的布，没有买过鱼、肉，去哪里都是徒步，把省下来的钱全买了书。她们生活得很有兴趣，很有生气。

　　年底，丁玲和王剑虹回到了常德。

　　春天，丁玲跟她母亲回了一次临澧，一是为她父亲扫墓，二是为她出外求学向蒋家祠堂申请资助和向她的伯父要两百吊钱的债，因为丁玲要出外读书，她母亲没有钱供给。父亲死后，丁玲母亲卖房子卖田，由丁玲的伯父经手帮她们卖，卖了以后，伯父扣了两百吊钱，说是暂时用一用，以后还，一拖就是十四年。这两百吊钱那时可以折合七八十块钱，还要加上利息。蒋家有祠堂，每年都收很多谷子很多钱。凡是蒋家的子弟，到省城去读书的，祠堂每年可以补助十石谷子；凡是出省的，像丁玲这样去上海读书的，每年可以补助二十石谷子，大概合四十元钱，于是丁玲和她母亲向祠堂管事的伯父提出来，请求补助。她们先后在几个爷爷家里住过，表面上都招待得很好，还把丁玲的伯母姑母都请了来，说丁玲是蒋家的姑娘，大了有出息啊，称赞不已，面子上做得很好，亲热得很哪！但是，祠堂不补助女的；账呢，没有，两百吊钱就是要不回来。丁玲的母亲一生气，当众把借据撕了，说：“这钱本是姓蒋的，我就不要你们蒋家的钱，看我们会不会饿死。”丁玲从此再没有回过临澧，她是对她临澧的这些蒋氏族人没有感情。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吧！多年后，即使1954年丁玲回了一次湖南，去了常德，去了吉首，却没有去临澧。直到晚年，她想想，觉得对家乡也还是有感情的，对乡亲们的生活，也是挂念的，才回了一次临澧。

　　王剑虹一回到常德就生病，且一时未好，丁玲和她就暂时滞留在常德。春天，丁玲的母亲任校长的常德妇女俭德会的小学遭了火灾，校舍被毁。她决意修复，不使学校关闭，牺牲以往之心血。她向县政府申请资助，向社会募捐，但都受到冷淡的对待，最后还是蒋毅仁拿出钱来先垫上用。丁玲和王剑虹对此很气愤，说“这干人真是冷血动物”，表示：“这学期我们不出去了，自学，听你们俩领导，有用我们处，自当尽力。”她们四人同心协力，与恶劣环境奋斗，竟然使学校不到一个月就修复了。所以，丁玲和王剑虹延迟到7月才离开常德去往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