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0小-}说-+网)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次极大冲击。从那以后，在“左”的思潮重压下，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有越来越低下的趋势，不少人心有怨气，顾虑重重。政治上的不被信任，也许才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心病。

　　那段时间，钱三强——这位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领头人，也受到怀疑，他本人受到不少委屈。

　　早在1958年2月，二机部党组就集中批了钱三强三天，主要批他三方面的错误思想和言论，一是他“站在科学家一面，不站在党的一面”，“实则站在资产阶级科学工作者立场”，二是“错误地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技术”，三是说过“部里有衙门作风，办事效率低，派头大”等等。

　　对钱三强很了解的张劲夫，后来在评价钱三强时说：他书生气太重，说话太直，有时脾气过于暴躁，容易得罪人。张劲夫说他是“科学家可爱的书生气”、但“书生气比官僚气要好得多”。

　　对于一系列莫须有的“上纲”，钱三强心里想不通，精神上承受很大压力，心情一直是压抑的，常常彻夜失眠，然而早晨一起床，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该干什么还是去干什么，他顶着压力，把自己该做的都做了。因为他知道，自己处于特殊位置，肩负特殊使命，只有忍辱负重，义无反顾。

　　一天，保卫部门的人又来找钱三强，向他调查两件事情，一是1959年9月，他到苏联访问期间，多次到库尔恰托夫家里拜访，当时，他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都谈了些什么？二是苏联专家撤走前，据反映，他单独用法语和列捷涅夫交谈，为什么不带翻译？都说列捷涅夫是哑巴和尚，可为什么和他侃侃而谈？都谈了些什么？

　　钱三强生气地说：“好，我如实告诉你们，我和库尔恰托夫、列捷涅夫谈的都是技术问题，说了你们也不懂。至于不报告，我是代表团团长，就是领导，还能向谁报告？我的回答就是这些。同志，我真的很忙，请不要无缘无故浪费我的时间。”

　　钱三强站起来，做出送客的样子。保卫人员不悦地站起来，走了。

　　有一天，王淦昌见到钱三强，二人聊了一会，钱三强告辞走了，王淦昌突然发现他的后背明显弯曲了。

　　王淦昌感慨地说：“三强比我小6岁，怎么他的背就驼了呢？”

　　在政治上，钱三强越来越不被信任。他的职务是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的所长、党委书记，可是，部里连个招呼都没打，就宣布他由兼职书记改任副书记，所领导排名也由第一降到第三。他的夫人何泽慧看出了端倪，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反问她：“你在乎这个吗？”

　　何泽慧说：“我才不在乎呢！说真的，我早就希望你辞掉所有的官衔，沉下心来搞具体的科研工作，像咱们老师约里奥·居里夫妇那样。难道不好吗？”

　　钱三强说：“你最清楚，我担任那些职务，从来不是为自己。既然组织上决定把我由书记降为副书记，我无条件服从。这个要紧时候，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还让我继续组织原子弹攻关，别的，我可以都不在乎。等原子弹、氢弹成功了，我就下决心辞掉一切职务，安安心心搞自己的课题。”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钱三强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嫌疑”、“特务嫌疑”，连吃苦头，甚至于被抄家，全家下放到农村劳动。但他一直坚持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良心，从没有动摇过。

　　在导弹研究院，有一天院领导找梁守槃谈话，说是要给他调个单位。梁守槃一下子懵了。领导让他尽快把技术资料交一下，随时准备离开。

　　梁守槃临走之前，最牵挂的一件事，就是东风二号导弹燃料偏二甲肼的毒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他不甘心。他带领研究室的十几个年轻人，冒险在实验室里做试验。年轻人劝他不要进实验室，在外面指挥就行，他不干，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进实验室，大伙请不要拦我了，我谢谢大家的好意。都听我的，留下三名同志配合我，其余人退到外面。

　　众人似乎都明白了什么，不再争抢，默默地退到安全线以外。三个年轻人戴好防毒面具和防护手套，走到各自岗位上。梁守槃也全副武装起来，按下电钮，操起工具，在燃烧箱里搅拌，带有毒性的浓烟弥漫开来……为了解决这个疑难问题，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

　　任新民听说梁守槃要走，去找院领导，问为什么突然把梁守槃调走？回答是：很简单，他有海外关系，出身太复杂，他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在美国，不适合在我们这个高度保密的单位工作。这是保密工作的需要，是政治需要。又说，蔡金涛也得走。还有一些人要走。

　　任新民说：“可眼下东风二号导弹正在攻关，这里确实离不开他呀！”

　　对方说：“即使工作上暂时受点损失，也没什么，政治安全，队伍纯洁，永远是第一位的。”

　　任新民仍然不甘心，说梁守槃这个人他了解，不会有什么政治问题，他热爱导弹研制，他工作认真，你们不能随随便便把一个优秀科学家打发走。

　　对方发火了，提醒任新民，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又责问道，你为什么老替他说话？是不是你的思想也有问题！任新民只好走了。

　　钱学森为此急眼了，直接去找聂荣臻。钱学森说：“我是导弹研究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长，梁守槃、蔡金涛等专家要调走，我却不知道。说他们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那我在美国呆了20年，我认识美国很多人，我的海外关系也很多，是不是也要把我调走呢？”

　　聂荣臻带上钱学森，赶到导弹研究院，院一级的领导都集中在会议室里。聂荣臻态度平和地说，我今天来，是想和你们谈谈心，还是老话题，谈谈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自从反右以来，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没解决好。你们想过没有啊？在旧社会和解放初期，能够上大学或出国留学的人，出身好的比较少，一般来说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家庭，否则他就没有经济条件上大学，更不要说出国留学。照有些同志那样政审，这些人统统该拒之门外。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尖端科技，只能靠那些所谓历史清白的人来干。他们历史虽然清白，可是，技术上却差一截，这样，你们说，能搞出导弹吗？……

　　聂荣臻又说，同志们，我们必须贯彻党的知识分子“重在表现”的政策。照我说，这些人是科学家，有真才实学，既然把尖端技术交给他们研究，就应该信任他们。

　　院领导们一个个低下了头，有人说，梁守槃的问题，以后不提了。蔡金涛怎么办？他过去可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专家，少将军衔。这样的人，敢用吗？

　　人们都望着聂荣臻。聂荣臻停顿一阵，口气坚决地：“只要有真本事，只要愿意为国家做贡献，就要用！”

　　钱学森带头鼓起掌来。

　　聂荣臻最后说：“我提议，任新民、梁守槃、屠守锷、黄纬禄、庄逢甘、蔡金涛、吴朔平、梁思礼这些专家，应该考虑让他们担任领导工作，有的同志可以担任一、二分院的副院长，主管技术。”

　　不久，上述几个人都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在东风二号导弹攻关的要紧时候，这个决定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