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章 市长热线
赵丹和张政禹的配合还比较合拍,本来赵丹没想到张政禹会这么容易把民政局局长的人事权放出来,但张政禹确实这样做了。
月底,赵丹提名民政局副局长苏振东作为局长人选,建议将自己的秘书下放到民政局做副局长。
五人组会、区委常委会上,都没有人提出异议,苏振东正式被任命为民政局长。
月末,区委组织部向张政禹汇报问题销号情况,清单中800多个涉及民生领域问题中,80%完成了销号,剩余问题大多数是涉及多个部门协作的工作,需要耗费时间长一些,也可以理解。
“百名干部进百企”第一批干部已经全部下沉,到生产一线和企业面对面交流。目前正在梳理问题清单。
张政禹要求:干部在企业一线进行调研座谈,务必不能劳师动众,不得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不得在企业用餐,不得以“取样”、“对外推介”等名义,在企业拿取商品。
与此同时,张政禹把另一项重要工作交给了组织部――协调改革市长热线。
江东市1999年就开通了市长热线,与城东区开辟的网络问政不同,市长热线更有私密性,但也相对更封闭。
市长热线其实是一个电话转接平台,群众就相关问题致电市长热线,由市热线办按照问题分类,向各县市区和市直部门派单,并且限期办理完毕。
理论上这套机制能够解决部分群众的问题,但是实际操作中,这套机制往往存在着各种问题。
接线中心的派单工作人员往往不是精通业务的,而多是外包人员,因此问题派单往往弄得乱七八糟,同样一件事,不同的派单员可能派给不同单位,给基层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
比如房屋违建,是转给房管局,还是转给城管局?再比如参加商业体育活动时摔伤,是转给工商分局还是转给体育局?
不同派单员手里,这些问题就有不同的答案。而这些单子发出去之后,基层往往无所适从。敷衍推诿、扯皮拉筋,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本来应该是给群众解决问题的市长热线,变成了给基层、给群众添堵的热线,弄得群众意见很大。
城东区委、区政府作为县级单位,虽然没有权力直接改变市长热线的派单分配模式,但是至少能够推动改革。
由于区级政府没有专门设置转接市长热线的单位,这项工作张政禹要求张璐牵头,尽快收集各单位意见,形成报告,张政禹亲自拿着这份报告去找市政府协调。
平时各单位写征求意见的时候,大家都磨磨叽叽,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交稿。但是到市长热线的时候,各单位都飞快的写了意见,组织部简单的做了归纳,很快就拿出了稿子给张政禹。
趁着去市委开会的功夫,张政禹拿着稿子找了郑一鸣,希望能推动市长热线改革。
郑一鸣拿着材料翻看了半,道:“这些问题我也知道,但是具体怎么改,没有措施。当初建立这个市长热线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有一个渠道给群众解决问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想着有总比没有好。”
“现在时代发展太快了,很多新生事物,对我们政府的工作职能划分也要求更加细致了。有的工作需要按照部门划分,有的需要按照属地划分,别派单员弄不清楚了,就是政府办的一些同志,也得问好几个单位才能弄清楚情况。”郑一鸣眉头紧锁。
张政禹谈了谈自己的看法:“市长,我认为市长热线的存在,本来就是对行政工作的重要补充,如果我们的行政工作能做到位,群众可以通过政府部门解决问题,就没有必要打市长热线。而推诿扯皮问题也不是由市长热线引起的,而是咱们的日常工作中,本来就存在这些问题,只是在市长热线中集中凸显了而已。”
郑一鸣对张政禹的法表示赞同:“干部作风年年在整治,但是问题却得不到根治,到底是我们制度上不够完善。谈谈你的看法吧。”
“市长,我认为还是从市级层面要进行划分,城东、城西、江州三个区属地内容各有不同。比如涉及交通问题的,江州区有职能处理,但是城东城西就没有这块职能。涉及文物管理的,城西区有文物职能,江州和城东就没有,类似的问题咱们市里还有很多。”
“因此我建议,遇到难以划分的问题,先转市直相关部门,再由市直部门按照相关职能,向区县派单,以免遇到问题分下去,但解决不聊情况。”
“另外,咱们虽然有督办机制,但是没有庭机制。区县一级接到市长热线反馈的问题后,自己处理不聊,也不能退回,只能敷衍塞责。我的建议是实事求是,确实处理不聊,明情况后允许退回热线平台,在弄清楚后重新派单。”
郑一鸣觉得张政禹的意见很有建设性,但还是希望征求一下其他城区的意见,希望专题开会研究一次。
后来开会,各城区的吐槽声淹没了会议室,江州区甚至提出干脆取消热线算了,因为增加了基层大量工作量,但是为群众解决问题却十分有限,群众打电话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意见更大了。当知道市政府有意对目前的市长热线进行改革,大家都非常高兴。
在充分征求各部门意见后,郑一鸣决定,在市长热线中引入庭机制,各城区解决不聊,可退回重新分配。市长热线派单机制由直接分派到各区县,改为先分配至市直单位,再由市直单位按照只能分工决定派单方式。
市长热线改革第一个月,群众的满意率大幅上升。以前剪不断理还乱的职能清楚多了,当然,扯皮拉筋的问题总是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比以前减少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