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系统的一番说教，鲍鸿也是‘幡然醒悟’，奋发图强。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说明了这个道理，鲍鸿也算是有志青年，经过了网络各种剧情的洗脑，现在还不如逐步腐化之中？归根究底就是他平常没注意过反省自身，没有注意总结当日的得失。
这个道理，更是有一段著名的句子讲述。
唐代北宗禅创始人，禅宗五祖弘忍弟子神秀和尚所作的著名箴言：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
当然，事情的结果更是不用多说，对于看重心境修为，意境大觉的禅师来说，六祖慧能所做的箴言无疑要更胜一筹。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唐代高僧神秀，为禅宗五祖弘忍弟子，北宗禅创始人。俗姓李，汴州尉氏人。少习经史，博学多闻。
年轻时博览群书，隋朝末年出家当和尚。后来碰上蕲州双峰山东山寺和尚弘忍，以每天定时静坐、排除一切杂念、使得心神恬静自在的“坐禅”为修行功课，就赞叹佩服说：“这才真正是我的师父。”于是就去侍奉弘忍，专门用打柴挑水来自己磨炼自己，来学弘忍的佛法。
惠能，中国禅宗六祖。俗姓卢，先世河北范阳人，其父谪官至岭南新州，唐贞观十二年生惠能。被尊为禅宗六祖的曹溪惠能大师，对中国佛教以及禅宗的弘化具有深刻和坚实的意义。惠能得到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了东山法脉并建立了南宗，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他弘化于岭南，对边区以及海外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影响，同时也引起了中原皇室的尊重和供养，皇室屡次迎请惠能进宫，并为其建寺造塔。在滑台大云寺的无遮大会之后，通过对南北是非的辩论，奠定了曹溪禅在禅宗的地位。在惠能入灭一百年后，禅者已非曹溪不足以谈禅。柳宗元撰《赐谥大鉴禅师碑》说：“凡言禅，皆本曹溪。”武宗灭法之后，曹溪禅即位居中国佛教的主流地位。
根据李邕、胡适等学者的研究，熟知的惠能与神秀根据禅悟而争得禅宗六祖衣钵的故事很可能是不属实的，根据《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石碑等资料记载，神秀应是达摩弘忍正统的继承人。“六祖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慧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慧能的弟子神会和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佛教南宗慧能和北宗神秀的弟子们争法统无果，最后因为慧能的弟子帮助朝廷募款成功，终于南宗胜利，而如今六祖地位是南北宗争夺正统，重写系谱的结果。
当然，争议这个事情，对方辩友也有大堆的说法，惠能与神秀作偈呈心，而独得弘忍的付与衣法，出于《坛经》。这一部分《神会语录》没有说到，神会宣称惠能得五祖衣法批评神秀门下，也没有说到作偈。这部分文字有贬抑北宗神秀的意味，所以有推论认为：这是受神会评难北宗的影响，为神会门下所作。神会宣扬惠能的顿教，不是以《坛经》为教材。《坛经》是曹溪门下所传的手写秘本，传到荷泽门下手中时已有过添糅。从《坛经》这一流传演变来说，神会没有说到，有认为是神会及神会门下起初还没见到《坛经》，而并非那时的《坛经》还没有作偈的部分。
神秀在当时教授师的地位，因受大家仰望而不得不作偈。神秀认为，如不作偈，五祖便不知自己见解的浅深。但“求法即善，觅祖不善”。故神秀其实有意求法而无意求祖，求法是印证见解而求更深的法门；而求祖多少有点权威名望的功利意味。如为了求法应该作偈；为了求祖则不应该。作还是不作，神秀感到“甚难甚难”。神秀所作偈，与神秀思想是吻合的。弘忍对于这首偈，要人焚香读诵，也相当推重并有意付法与神秀，而神秀却说：“不敢求祖”，只求五祖的开示。弘忍曾“命之洗足，引之并座”，是付嘱的表示，而神秀却“涕辞而去”，还一度“潜为白衣”。印顺法师认为：弘忍本来要付法给神秀而又中止，当时除惠能偈意的深彻而外，主要为神秀没有担当祖位的自信。而关于神秀作偈，虽说是惠能所说，但经后人之手则多少有失原意。
不过，追究历史真相这个事情不是鲍鸿研究的范围，这里要说的却是佛偈的内容。
菩提偈意境高远，可谓是达到了所谓‘非想非非想’的境界，或者说所谓的‘无无’之境。
而这些终究是那些大神才能领会的玩意，旁人看来，也就是看得出你慧能意境深远，很了不起，可是有什么用呢？
咱老百姓，就是普通人而已，并不是你所谓的佛陀、菩萨，没有那样高深的心境修为，数十年如一日，恒定不动。所谓慈悲为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那种类型，自然不存在道心动摇，道心蒙尘的情况。
所以对普通人而言，真正能够付诸实践的却是神秀所说的那段。而那一段却是和曾子所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正是鲍鸿现在要关注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鲍鸿虽然没达到心境永恒不动的地步，甚至都没达到自己时常审视自身的程度，但是在有人提出来之后，却还是会关注这个问题的。
知错能改，纳谏如流那算是比较靠谱的了。怕就怕被人指出你没用功，偷懒了，享乐了，反而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
开言纳谏可谓是少犯错误乃至是不犯错误的必要手段，人无完人，不可能有谁靠着自身的能力就不出现任何问题。开言是广开言路，指尽量给下属创造发表意见的条件。纳谏指接受规劝。多指君主接受臣下的规劝。开言纳谏就是尽量给下属创造发表意见的条件并多接受他们的规劝。
最著名的自然就是唐太宗和魏征的故事，太宗算是封建社会少有的善于纳谏的君王。他非常赞同魏徵“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说法。太宗主动要求臣下就政事得失发表意见。魏徵就是以直言极谏而著名的大臣，有人统计过，魏徵在贞观时期进谏多达二百余次。太宗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反面例子就是最终投身泪罗江的屈原了。屈原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前305年，屈原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但是楚国还是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使得屈原亦被楚怀王逐出郢都，流落到汉北。
国时最多有许多善于纳谏的君王，《史记滑稽列传》就记载了好几个经典的案例。
当然，话说回来。谏言这个东西也是有好有坏的，弄的不好，谏言反而成了杀人于无形的流言、离间之言也说不定。
魏国大臣庞恭，将要陪魏太子到赵国去作人质，临行前对魏王说：“现在有个一人来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可相信吗？“魏王道：“我不相信。“庞恭说：“如果有第二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可相信吗？“魏王道：“我有些将信将疑了。“庞恭又说：“如果有第三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道：“我当然会相信。“庞恭就说：“街市上不会有老虎，这是很明显的事，可是经过三个人一说，好像真的有了老虎了。现在赵国国都邯郸离魏国国都大梁，比这里的街市远了许多，只怕议论我的人又不止三个。希望大王明察才好。“魏王道：“一切我自己知道。“但是诽谤庞恭的人太多了，庞恭陪太子回国，魏王果然没有再召见他了。
三人成虎的案例实在是数不胜数，而挑拨离间造成的憾事更是令人心痛不以。
最有名的离间计故事，莫若周瑜利用“蒋干盗书”。
话说三国赤壁之战的初期，有一位小人物，就是曹操的谋略人士蒋干，此人巧舌如簧，自以为非常有本事。曹操领大军南下江南，欲缴平天下，成万世基业。不巧的是权与刘备不答应，欲以少抗拒操之众，操孙两军摆于赤壁，两相苦无破敌良策。操手下谋士干愿效忠曹氏，并自愿以自己与周瑜的同窗关系去劝服孙权的大都周瑜。周瑜正在为曹氏手下有两位深得水军之战谋略的两位将军犯愁，而蒋干竟然送上门来，周瑜马上就明白蒋干的意图，于是安排妥当。等到蒋干来的时候，便规定只准述朋友之情，而不得谈论军事，结果使得空有一身本事的蒋先生没有发挥的余地，闷闷不乐。酒饱饭余之后，两人同塌而眠，到深夜蒋先生清醒过来，便偷看周瑜的公文，发现蔡帽、张允呈周瑜愿意投降的文书。蒋干见到蔡、张二人竟然私通周瑜，于是便想，既然过来劝说周瑜没有成功，但发现这一天大的秘密也可回去向丞相交待。果真周郎借蒋干之手达到了战场上不能达到的目的。后来又借该人向曹丞相进献诈降计、连环计。终于使得周瑜成为千古名人，而蒋干却成千古笑谈。
此事《三国志》没有记载，完全是罗贯中杜撰的。事实上蔡瑁、张允随刘琮降曹后，曹操对他们很器重，二人都是寿终正寝的。
再有一个令人痛心的离间计，是皇太极巧施离间，借猜忌多疑的糊涂皇帝崇祯之手，冤杀明朝大将袁从焕。据说皇太极喜读《三国演义》，此计应师从周公瑾。
更有甚者，如李牧蒙冤、廉颇老矣、乐毅罢帅、陈平间楚等等，真可谓是不胜枚举，而且其中的实施者、被实施的对象都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事情也是没办法的，毕竟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这世间最难揣测的就是人心。
离间为什么会起到效果？前提是敌方必须有“间”可“离”，即存在可以离间的基础。假如敌方亲密无间，上下同欲，离间计断难成功。
但是，对于上位者来说，何来的亲密无间之言？孤家寡人，不外如是，对于任何人都会抱有几分戒心，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自然就会产生怀疑了。
这一点对于鲍鸿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好一点的。一方面系统多多少少有一个忠诚的指标。而更主要的是，鲍鸿对于每个人的性格特点都是有所了解的，在这一点上面无疑就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采纳谏言的时候有认识如此，那些人的话，哪怕是再难听，那也是忠言逆耳，是绝对为了自己好的。那些人的话是只能够听其中的一部分，需要好好思量一番的。
当然，所谓谏言这些不过是外在因素罢了，什么问题都要等到属下发现了再和你提出来，长此以往，你作为领导人的威信何在？作用何在？难道真的仅仅是作为一个吉祥物，作为一个召唤的媒介而已吗？
对于系统来说，二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然是苦口婆心的开口劝诫。但是对于大臣来说，这么忠贞不渝的人终究只是少数。
魏征这个正面案例不说，袁绍麾下田丰可谓是比魏征还要刚直的典型。
田丰为人刚直，曾多次向袁绍进言而不被采纳，曹操部下谋臣荀彧曾评价他“刚而犯上”。后因谏阻袁绍征伐曹操而被袁绍下令监禁。官渡之战后，田丰被袁绍杀害。
百战百胜或许不算什么，对于魏征来说，越是劝谏，李世民不断采纳，其实他越是劝谏反而越有信心，越有激情。而对于田丰来说，多次向袁绍进言而不被采纳，其中的艰辛，其人的品格真的是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