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能力方面，岳飞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鲍鸿所在那个时代就流行‘韩白李岳’的说法，对岳飞的评价非常高。
之所以将他们并称四大，而没把史上的其它名将排在一起，主要是指这四位将军，不仅仗打得好，最主要的是有平定天下的方略，对军队有着绝对的个人控制权，能左右当时的大局，而非只是执行君主的决策。当然，岳飞在左右时局这方面差一点，能与前三位并称，更多的是看重他的精神。
就这方面来说，岳飞的业绩不可磨灭。他表达了被侵犯民族的要求，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坚持了抗金的正义斗争，为汉民族的文明绵延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岳飞联合抗金军民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河山，使南中国人民免遭金人的蹂躏，从而保住了高度发展的中国经济和文化，并使之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不过他的问题也是众所周知的，不管是说愚忠愚昧也好，无脑耿直也罢，其实就是那么一回事情。
其实真要说他不明白那些吧也不一定，或许纯粹是一直以来儒家宣传的精忠报国的思想起作用了，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个意思。
但是不得不说，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可取，要是不他运气好，一辈子都没有出头的机会，更不用说什么驱除鞑虏之类的了。
却说当年靖康之耻之后，康王赵构在应天府即位，是为南宋高宗，改元建炎。赵构虽起用了抗战派名臣李纲为左相，但仍旧对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颇为器重。赵构采取黄潜善等避战南迁的政策，预备南行“巡幸”，欲退避到长安、襄阳、扬州等地。时年25岁的岳飞得知这个消息，不顾自己官卑职低，披肝沥胆，向宋高宗赵构“上书数千言”，其略云：陛下已登大宝，社稷有主，已足伐敌之谋。而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吾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然而，他的耿耿丹心只换得“小臣越职，非所宜言”八字批语，并且被革除军职、军籍，逐出军营。
这就是典型的太耿直了，古往今来有那个因为越级上书而被提拔任用的？就算是偶尔有一两个，也就是上书内容之中蕴含了大道理，的确是有大才，这才任用的。
因为任何一个体制，最讲究的一点就是规矩，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小到一家一户，大到官衙朝廷都是如此，如果因为这个而提拔他，那么大家纷纷效仿，要不要也提拔呢？
岳飞的抗金决心并未因此动摇。南宋建炎元年八月，岳飞渡河北上，奔赴抗金前线北京大名府，经过河北西路招抚使干办公事赵九龄推荐，会见了当时“声满河朔”，正多方收揽英才抗金的招抚使张所。这是他第四次从军。张所知悉岳飞的遭遇后，十分同情，便留他在“帐前使唤”。
由于岳飞的非凡见识、高超武艺，张所终于决定破格提拔他。先是“以白身借补修武郎”，继而又升为统领，后又升为统制，分隶于名将王彦部下。
然而高宗、黄、汪等为了向金人乞和，有意打压朝中的抗金力量：先是坚决主张抗金的李纲被罢相，继而张所也因从前曾弹劾黄潜善而遭贬谪发配岭南，最终死于贬途。被张所派去收复卫州等地的王彦、岳飞一军，也因河北西路招抚司的撤销而成为孤军。
王彦驻军卫州新乡县的石门山，为集结金军所包围，因此谨慎出战。岳飞有些年少气盛，责备王彦胆怯：“二帝蒙尘，贼据河朔，臣子当开道以迎乘舆。今不速战，而更观望，岂真欲附贼耶！”率领部下擅自出战，攻占新乡县。金军误以为王彦、岳飞军是宋军主力，于是抽调各路人马，云集新乡，准备与宋军决战。王、岳军仅七千人，被金军围困，在突围中溃散了。岳飞与王彦不和，自率部转战太行山区，其间曾多次袭击金军，生擒金将拓跋耶乌，刺死敌酋黑风大王，迫使金人暂时退却。
李纲罢相后，东京开封府的留守宗泽就事实上成为抗金的中心人物。宗泽和北方的民间自发抗金武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收编了号称百万人的大军，积储了足供半年食用的粮草。泽委任王彦为“制置两河军事”，王彦便派人命岳飞所部“赴荣河把隘”。
岳飞和王彦难以共事，便决定率领部伍南下东京开封府，再次接受宗泽的领导。宗泽珍惜岳飞的才干，体谅他的爱国之心，原谅了岳飞的违反军纪（指率队离王彦之事），留在营中听候差遣。
对于这种行为，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好说的，民间你这么说也就罢了，说他是为了民族啊，为了百姓啊等等，放到军伍之中就是扯淡，你要干嘛？你要做有思想有理想的军队？那到底是谁说了算？
虽然说法理不外人情，问题是在军务这个事情上面，越是掺入人情，越是容易出问题。
套句老话说，不外乎就是军人的天职就是执行命令嘛。
这也就算了，毕竟也就是坚持自己的想法而已，只是执行的手段不行，不能说服别人而已。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这家伙遇到不顺利的情况，不是想办法处理解决，而是使性子罢工。
话说那会高宗把飞召至“寝阁”，向岳飞授命说：“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准备将刘光世所部王德、郦琼等兵马五万余人隶属于岳飞。这是朝廷因刘光世在淮上之役希图换防避战，退军当涂几误大事，被剥夺兵柄后作出的措置。
岳飞见部队行将扩充，收复中原有望，心情异常激动，便亲手写成一道《乞出师札子》。陈述了自己恢复中原的规划，而且此时已不再提及迎还“二圣”或者“渊圣（宋钦宗）”之事，只将钦宗包括在“天眷”之中。
高宗看过岳飞奏疏后，亲赐御札嘉奖，都督府也将刘光世军情况通报岳飞。拨刘光世军与岳飞，似成定局，不意张浚和秦桧从中梗阻，高宗听从张浚之议，置已决之“前议”于不顾，又下诏给岳飞说：“淮西合军，颇有曲折。”不将刘光世军拨与岳飞。张浚见了岳飞，撇开归刘军与岳飞之“前议”，以淮西军中人事安排相问，岳飞耿直的回答却遭张浚讥刺。岳飞胸中积忿，上了一道乞罢军职的札子，不等批示，只向随行机密官黄纵略事交代后，就离开建康，回到庐山母墓旁守制了。
高宗闻知岳飞辞职，即诏令鄂州军营将佐立刻敦请岳飞还军，又派张宗元到鄂州军中做宣抚判官。朝廷命李若虚、王贵去庐山请飞还军，李若虚劝了岳飞六日，飞才答应受诏朝见，还军视事
所以说你还要咋样？中间出了变故更改了一些命令你不爽了？张浚怼你你不舒服了？这还把脾气耍我身上咋滴？
就宋朝那会，狄青都被怼死了，这边你耍脾气‘罢工’我都派人去请你了还不行？
说句实在的，你自己没本事让皇帝按照你的想法做，就说明其他反对的人的立场都是不对的？
说句不好听的，也就宋朝自己本来整个就不行，很多人都要从岳飞这个民族英雄身上获得一点心理安慰了，换了个环境这种做法简直就是……
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军事归根到底是为军事服务的，宋朝那会是皇帝士大夫本身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但是换个角度来说，某些时候政治基调定下来了，你再去做违背政治基调的事情绝对是有问题的。
就像国家新建立的时期，是不是就不要和平，而是拼命去把什么宝岛、越南、外蒙之类的地方打下来？故土都被占了，谈什么和谈？老子不服，老子就是要打！
或者说某某开国大将表示，太祖你不推翻雅尔塔协定，出兵和毛子抢外蒙老子就此职罢工，或者老子就自己带兵去打。
当然，换个地方也是一样，什么台湾之类的，不打回来扯什么和平？你不打我就罢工！
不过回过头来说，你要真有那么大本事，其实讲道理皇帝顺水推舟就应该应下来了。
就像最后那波，高宗就有点坑了，那么多捷报传过来，你丫的顺水推舟看看结果呗，能打赢那屁事没有，打不赢直接把岳飞卖了呗。
当初岳飞练练战胜，兀术已经准备渡过黄河回家的时候，有个北宋时的太学生却要求进见，对兀术说：“太子毋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且退矣！”兀术忙问：“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精兵十万，京师中外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太学生说：“不然，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以愚观之，岳少保祸且不免，况欲成功乎？”
兀术经此人提醒后，决定暂不过河。而秦桧也早在暗中策划岳飞撤军的事了。他们谋划的重要步骤是，让张俊从亳州退还寿春，命令韩世忠稳守淮东，不得继续前进，驻屯顺昌的刘远调江南太平州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置岳飞于侧面受敌、孤军无援的境地。就在郾城大捷捷报报上朝廷的时刻，秦桧串通张俊、杨沂中，策动并唆使谏官罗汝楫向高宗上疏，说：“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高宗遂降诏，令岳飞班师。
七月十八日，即张宪从临颍杀向开封之时，宋廷传来班师诏。岳飞鉴于当时完胜的战局，上书争辩，大略为：“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
隔了两三日，大军先锋已进抵朱仙镇，完颜兀术已逃出开封之时，岳飞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诏旨措辞严峻：命大军即刻班师，岳飞本人去临安朝见。据学者王曾瑜考证，高宗发十二道金牌的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十日左右，即他得到七月二日克复西京河南府捷报不久。
岳飞接到如此荒唐的命令，愤惋泣下：“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然而在朝廷高压钳制之下，岳飞不得不下令班师。百姓闻讯拦阻在岳飞的马前，哭诉说担心受金兵报复：“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岳飞无奈，含泪取诏书出示众人，说：“吾不得擅留。”于是哭声震野。大军撤至蔡州时，当地人民要求与部队一起行动，岳飞最终决定留军五日，以掩护当地百姓迁移襄汉。大军班师鄂州，岳飞则往临安朝见。北方忠义军孤掌难鸣，兀术回到开封，整军弹压，又攻取了被宋军收复的河南地区。岳飞在班师途中得知噩耗，不由仰天悲叹：“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干坤世界，无由再复！”
岳飞回到行朝，不再像以往慷慨陈词，只是再三恳请朝廷解除其军职，归田而居。高宗以“未有息戈之期”为由不许。
绍兴十一年正月，完颜兀术再度领军南下。二月，岳飞领兵第三次驰援淮西。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与抗金战斗
接下来为了何谈，以‘莫须有’罪名被杀。其实结果都一样，所以说让他打完再卖掉他最好。
岳飞被害后，狱卒隗顺冒险将岳飞遗体背出杭州城，埋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旁。隗顺临终前，始将此事告知其子。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岳飞冤狱终于平反。隗顺之子告以前情，乃将飞以礼改葬在西湖栖霞岭，为岳飞追赠谥号“武穆”，宋宁宗时追封为鄂王，宋理宗时改谥忠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