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做的很扎实，本人口供录的很详细。显然蒲素手里的这份材料，来自工部局警务处内部。
“我然后吿诉。起初，我否认我认识，但是当他们拿出一把大刀，威胁说要砍了我的头时，我承认说我认识此人。在此期间，那华籍探员一直在场。我又被押回了楼下。”——邵富生
第四天，邵富生又被审讯，但未遭折磨。在这最后一天下午，他从地牢转移至楼上，一个日本人用手枪威胁他道，假如再不招供就枪毙他。
“我吿诉他道，我没有什么再可说的了，如果他要杀我，就杀吧。他笑了，说我可以回到工部局警务处去了。我便在1939年3月25日下午5点钟回到了工部局警务处”
当3月25日邵富生被加登田送回警务处市中分部时，工部局的警官发现他“左眼严重受伤‘，身上和腿上也都被打伤。特务股的官员们很快认识到，邵富生是遭诬陷的，这些折磨导致他“心理失衡”和产生自杀性倾向。
因此，如今在四个月之后，工部局很难再毫不迟疑地将两个新的暗杀嫌疑犯谭宝义和平福昌引渡给加登田曹长及其属员了。在加登田提出正式请求足足十天之后，工部局警务处告诉日本宪兵道，他们可以对谭宝义和平福昌讯问五天，但不得再延期。
但是，日本人认为到7月13日截止的这段时间，不足以让他们在大桥大楼的“专家”进行漫长的审讯，便拒绝了这项提议。
然而，两天过后，工部局警务处帮助日本领事警察对福履理路317弄17号进行了突然搜查。他们在此发现了尤何清给上级的一份报告，其中谈及“成功刺杀陈箓，报告上列岀了为这次民族胜利立下大功的五个人的名字：徐国埼、尤品山、朱山猿、平福昌和谭宝义。
工部局警务处在当时是否认识到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已不得而知。但事后可以看清楚的是，工部局警方与日本宪兵开始将陈箓案的嫌疑犯与军统暗杀汪未经的新阴谋联系起来了。
1939年夏末与秋季，有众多谣传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密谋暗杀汪精卫，而有军统特工嫌疑的平福昌、谭宝义如今出现在上海，似乎并非偶然。出自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以及对于福履理路报告的重要性的充分认可，使得日本宪兵队于10月6日正式提出引渡平、谭二人的要求时，工部局警务处终于同意将两个犯人“借给日本宪兵审讯”。
10月18日下午4点半，平福昌与谭宝义“被引渡给日本宪兵……
在被工部局警务处关押的四个月内，平福昌和谭宝义拒绝交待。然而，日本人只用了六天的审讯就使他们崩溃了。至10月24日，这两个经验丰富的特工、军统一流训练班的毕业生便吐露了大量秘密。
其中包括：军统的组织结构与招募程序，在上海充当秘密特工的临澧特训班的10名资深毕业生的名字;军统曾策划暗杀了周纪棠、唐绍仪以及其他数件炸弹大案;暗杀团中其他成员的名单;以及设在公共租界内，与昆明、重庆、天津、香港保持每日联络的一台秘密收发报机。
日本审讯者们更感兴趣的是，希望得知“扫荡”上海军统特工的更佳办法、关于戴利个人的详情、本市的其他恐怖组织，以及“假装亲日而进人维新政府”的其他的临澧特训班毕业生。
只是平、谭二人对于这些问题，尽管并非故意回避，但仍回答得比较含糊。表示没有办法“彻底扫荡”军统特工，除非“收买他们”。且给出了建议，首先是贿赂下级成员，然后“利用他们的情报，逮捕髙级成员”。
戴利是最“高级的”军统首脑，但是他始终待在香港，他们“对他几无所知”。谭宝义由于“没有横向联系”，因此无法向日本人说岀上海其他军统组织的情况。
谭、平二人都认为军统鹹鼠“可能”在维新政府内挖了地洞，但他们谁都不知道任何名字。
总之，日本人非常关心暗杀汪未经的阴谋，而平福昌与谭宝义都承认这即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但是，他们同时交待，至今尚未得知具体的实施措施。他们不知道该计划的进程，也不知道警卫们的详情，甚至不知道汪未经的地址。
换言之，这项暗杀还只是设想，“具体实施阶段”。
当然，平福昌与谭宝义也承认他们参与了暗杀陈箓的行动。10月26日，新近升任少尉的加登田通知工部局警务处，谭、平二人已经承认谋杀。他将把他们带到犯罪现场，以重构那次暗杀。
特务股的警官们遂一起前往陈箓公馆，观看了事件的再演后认为十分可信。两天过后，谭宝义和平福昌又被“还”给了工部局警务处。只是在特务股看来，他们的罪行如今已被确认。
于是，11月8日上午11时，谭宝义和平福昌又被送回给加登田少尉。并被押至日本宪兵队监禁。随后，这两位军统特工被日本宪兵总部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破获陈箓谋杀案和制止汪未经被剌，是日本反间谍工作的胜利。这一胜利还体现在1939年10月初，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秘密特工围捕了其他几个军统特工组上。
10月5日，上海的各家报纸报道说，日本领事警察在经过数月侦査之后，逮捕了20多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谭宝义和平福昌，还有另外10多个被控参与多起暗杀的军统特工。
当时，日本人及其中国通敌分子在歹土的恐怖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陈箓谋杀案的结束及汪精卫行剌阴谋的破产，也是极司非尔路76号的胜利。由于逮捕了许多人，包括重庆派来剌杀汪未经的另一组秘密特工。日本的报纸，诸如《东京日日新闻》，便对维新政府负责特工的丁末邨、李事群等人表示了信任。
因此，当李事群嗣后在秋天访问东京时，遂得以吹嘘说，他已经摧毁或彻底破坏了整个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的军统机构。“我们用左手消灭了蓝衣社，用右手击倒了cc系”……
然而，据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说，“76号”本身也得对某些暗杀活动负责。
其中包括1939年12月12日，对中国妇女职业联谊会主席茅丽瑛小姐的残忍谋杀。谋杀茅小姐的凶手有五个人，他们用手枪与警察交火.后来被驱赶而退入了极司非尔路76号。
工
部局总办费利浦自己也遭到枪击，他感到只能求助于领事当局了，遂写信给时任上海外国领事团团长的意大利总领事内隆司令。他在信中对以“76号”为大本菅的中国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的特工总部的活动表示了极大的忧虑。
他说道，这一组织，营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魔窟，威胁了上海的和平与秩序。它由500名特工和武装警卫组成，七个分部遍布全市，每个分部有10到20个成员。
费利浦认为，如果不对这一组织加以约束。则新设想的沪西警察部队能否给歹土带来新的法治和秩序，是颇可怀疑的。
恐怖活动的问题之一在于其不分青红皂白，日本当局一直对“猖狂”袭击“与日本事务有所关系的华人之生命”的行为表示关注。然而，正是1939年12月10日由他们属下的“76号”分子挑起的“斗殴”事端，使得这一局势更为恶化。
那天傍晚6点钟，手持步枪的几名男子在外滩试图拦截一辆小汽车。而车上却装着海关收到的正要送往横滨止金银行的17万元，这是日本特务机关发给周佛海的基金。
在抢劫企图挫败之后，一个劫匪便试图取道九江路。他向三井银行的门卫们开了火，结果自己被击倒。另一人则想夺取四川路上的一辆出租车，在和平饭店外展开了枪战，结果却被制服而擒获。
在这场交战中，一名工部局警务处的印籍巡捕、两名华人、一个瑞士籍报馆雇员和两名日籍银行职员都受了伤。
11日凌晨0时40分，日本宪兵司令三浦少将由两位穿制服的日本官员陪同，来到工部局警务处，会见了处长包文。包括领事巴特里克在内的这次会见，一直持续到清晨4点。
三浦将军“精神十足”地讲话，他说道，假如工部局警务处在下个月再不将亲重庆的武装活动镇压下去，那么，日军可能采取激烈的措施。处长包文立刻问这位铁青着脸的日本宪兵司令，这是否是传达给美、英国防官员的警告。
就在此时，工部局警务处副处长赤木则小心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解释道，日本宪兵队不希望采取冒犯行动，但是他们受到军事当局的强大压力，要求其有所举措。
此时，稍稍平静下来的三浦将军肯定地告诉包文道，东京曾指令他要汪未经放弃在上海的反重庆暗杀行动。巴特里克领事便建议道，作为响应，如今倒是个机会，即与美国大使一起建议重庆的中国政府制止上海的恐怖活动，以维待和平与秩序。
东京的美国大使也提请日本政府关注此事，奉劝他们清除在汪未经指挥下的“76号”的特工总部的歹徒。包文处长谈及此事时指出，试图抢劫海关钱款的罪犯，与极司非尔路上受日本人庇护的一家赌场有关系。
我特别强调这样的事实：我在最近一年半中，曾经反复预先警告日本宪兵队，谈及赌场、鸦片馆，以及极司非尔路76号、星加坡路22号、亿定盘路35号和其他地方的职业杀手的危害性。
不管怎样，约翰逊大使在5月14日向重庆的中国外交部长表达了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对此事的关注。他说他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利用它对爱国者的影响力，避免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这类事件只会搅乱上海的局势、部长答应与军方交涉此事。
翌日，工部局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领事团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镇压歹土的违法团伙，并特别提请人们注意极司非尔路76号，因为它在暗杀和绑架行动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然而，意大利总领事内隆在日本总领事的支持下，拒绝支持对此进行干涉。理由是，工部局已经在2月16日与傅小庵市长签署了实际上的协议。英、美领事对于按照2月16日协议，设立沪西特警部队后能否有效重建歹土或租界秩序的问题表示了怀疑。
但是，尽管时间证明英、美官员的预言是十分正确的，领事们依然僵持着，领事团再未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至少在短期内，恐怖事件大为滅少。1939年6月至1940年初，是整个“上海孤岛”时期内恐怖活动发生最少的一个阶段。日本同盟新闻社在1940年1月18日指出，反日的恐怖活动锐减，月份只有4起暗杀案，而3月份却有14起。
然而，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就在上个月，亲重庆分子在公共租界内暗杀了穆时英，是为汪未经最重要的宣传员之一;接着，南京伪政府人员报复性地杀死了邵虚白，是为亲国民党政府的新闻记者，于是恐怖活动骤然增多。
甚至蒲素策动的针对沪西的汉奸绞杀和烟铺的征收，以及码头和医院药房的洗劫，都被算在了重庆方面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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