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花雨》需要筹备很久，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在还得先把潇湘馆目前的问题解决掉。唐志让婢女把笔墨纸砚准备好，开始复制诗词。大唐的诗雄壮的多，咱们来个婉约的。顾四娘和老吴见唐志开始写诗词，有点好奇，以前没听说过九郎会作诗啊？据说他前几天魂游四大洲，难道是真的？

　　第一首出来了：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这是什么鬼？藤是枯藤，树是老树，鸦是昏鸦，道是古道，风是西风，马是瘦马，阳是夕阳，人是断肠人，还在天涯，这是什么造型啊？这个一副半死不活的病秧子！

　　《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江城子·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

　　伫倚危楼风细细，

　　望极春愁，

　　黯黯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

　　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

　　对酒当歌，

　　强乐还无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贺新郎·甚矣吾衰矣》

　　甚矣吾衰矣。

　　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

　　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

　　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

　　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

　　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

　　回首叫、云飞风起。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知我者，二三子。

　　……

　　随着一首首的词出来，四娘越看越不对味，词确实是好词，怎么全是这些无病呻吟、让人意志颓废的靡靡之音？她不知道宋词大多数都是这个调调，这和宋朝当时所处的大环境有关。

　　被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魏晋风流和宋朝的士大夫都是外部环境压抑之后的产物。达摩祖师的师父般若多罗尊者跟他说：“东土有大乘气象，你要去度化他们。”所以就有了达摩祖师乘海船到东土来传法。那么东土的大乘气象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开始的。

　　为什么玄学在魏晋南北朝兴起呢？因为当时社会动乱，特别是五胡乱华后的南北朝时期，中原正宗的王朝被赶到江南，偏安一隅，无力北伐。统治阶层上到皇族显贵，下到士族阶层，整个知识精英都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所以都想逃避现实，躲到玄学里，崇尚自然，谈空论玄。

　　当时达官名士，多宗老庄。社会各阶层习《庄》之风蔚为大观。帝王、贵戚、大臣、武夫、儒生、文人、艺士、妇女无不能之。余风又流衍于北方。一直到了隋朝这股风气才被遏止。因为隋朝统一南北，正宗的汉朝文化重入中原，知识分子的心气又回来了。

　　玄学讲虚无，讲无为，无形中和佛家的性空合拍了。于是很多研究玄学的人开始接触大乘佛教经典，对释迦佛讲的性空极为推崇，佛教由是大行。

　　到了宋朝，士大夫们所遇到的情况和东晋士人差不多。宋朝一路北伐，到了燕云十六州就再也无能为力了，契丹国的强大让他们非常绝望。后来又加上西夏立国，军事上又是失败，后面的南宋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两宋军民大多心中积有一团郁结之气，如岳武穆“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萧索寥落至极。而讥讽时势、一抒胸中块垒最不容易，借古讽今因此往往需要披上论史谈古的说理外衣。

　　两宋词人中，拥趸最多者，辛弃疾当仁不让。此人满腔家国情怀，撞上了不得意的际遇。因此，词作之中雄浑豪气平添一种郁结低回的气质。辛词的豪，更像是闷灶锅里头的豪气，“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下笔不可谓无胸襟，但读来总觉令人气结。

　　王国维评价辛词取一个“豪”字，好则好矣，了则未了，还有一层失意无奈未曾揭示。如果“春风得意马蹄轻，一日看尽长安花”，吃着火锅唱着歌，一路豪过来，恐辛词未必能获得如此广泛的青睐。正因为大部分人的不得意，它的孤独与寥落才能隽永悠扬，恰似“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这般摄人心魄。

　　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吸取了大量的中原文化，也接收了大量中原的锻造工艺，而且按照中原文明建立礼制，这个时候不能把他们看作是未开化的民族。公元10世纪，辽帝国是名副其实的东亚霸主。契丹人的疆域东濒日本海、西抵阿尔泰山，幅员万里。而在帝国的力量辐射范围内又建立起堪比中原政权的东亚封贡体系，高丽、北宋、回纥、西夏等国家都不得不向耶律皇帝输诚纳贡。

　　在对周边势力征服过程中，契丹人海纳百川，建立了一支战力碾压北宋、体系完备不输于唐朝的武装力量。弓骑兵、重骑兵、重装步弓手等等，各兵种俱全。和北宋一样，辽军的攻城器械是在唐朝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囊括了壕桥、云车、各种人力抛射机等必备的武器。哪怕是令宋粉坐地排卵的床*弩，辽军亦有装备，但两者之间的质量有如云泥之别。比起宋人的些粗制滥造，辽国生产的攻城器械质量上乘，称“锋锷铦利、俱披以铁”，辽国攻城武器相比北宋是丝毫不落后的。

　　后来的西夏和金国也是如此，西夏虽然国小力弱，但正好处于中国古代盛产良马的河套和西凉一带，这也使得宋朝始终缺乏战马，所以也打造出一支很强悍的重甲骑兵部队——铁鹞子。骑兵是西夏军队中的核心军种，其精锐铁骑号称“铁鹞子”，编制为3000人，这支军队人和马皆全身覆盖铠甲，而且是重甲，史称刺斫不入。

　　《宋史·兵志》记载：“（西夏）有平夏骑兵，谓之‘铁鹞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每于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则多用铁鹞子以为冲冒奔突之兵”。

　　《宋史》的这段记载很扯淡，铁鹞子是重装骑兵，怎么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这也是文人治国的悲哀，他们根本不懂军事，也不追根究底，随着性子胡编乱造。

　　西夏的铁鹞子穿的盔甲的甲片是冷锻技术打造的。西夏铁矿多，铜矿少，所以西夏便主要开发铁矿，研究铁合金的铸造工艺。冷锻技术的出现，不同于以前的热锻加工，它使得铠甲更加坚硬，还变薄了，减轻了重量。在同等重量的铠甲中，它的防御力是最好的，在同样防御力的铠甲中，它是最轻的。

　　这样的铠甲披在身上和马背上，减轻了重量，提高了速度，减轻了作战时的压力。冷锻铠甲不容易被射穿，这是让弓兵很头疼的。即使射穿，也不至于一箭致命。有史料记载，西夏的铠甲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再加上西夏特制的神臂弓，在面对辽国和宋国的挤压下也毫不示弱，存在了很长时间，后来蒙古灭夏的时候也经过很长时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后来的金国继承了辽国的遗产，弄出了“铁浮屠”，浮屠是佛教名词，佛塔就叫浮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铁浮屠”顾名思义就是铁塔的意思。

　　据史料记载，“铁浮屠”是从头到脚、从人到马全部用一种特殊的铁甲裹得严严实实的“重装骑兵”。只露出一双眼睛和四个马蹄，远远望去就好像一座铁塔。这是金军部队精锐中的精锐，一般的古代战场兵器很难刺穿破坏这种铠甲，在当时可以说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时间成为南宋时期战场上的噩梦，让人闻风丧胆。

　　铁浮屠和拐子马不是一回事。拐子马应该是轻骑兵，摆在中军的两侧，铁浮屠负责正面冲撞敌方的部队，等敌军队形大乱之后，再用拐子马从两翼冲锋，扩大战果。

　　重装骑兵就像春秋时期的战车、后世的重型坦克部队，综合国力达不到，很难造出这样一支部队的。我大宋综合战力和部队装备都不占优势，再加上偃武兴文，国力积弱，苟且偷生，当然投降派大受欢迎，谁要提北伐，就是不识时务，都要靠边站。

　　投降派说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既然打不过，那就和对手坐下来慢慢谈，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至于那些主战派，只是一味地说打，问题是兵马何来？粮草怎么解决？你凭什么和人家战？只会张开大嘴瞎囔囔，3两的鸭子4两的嘴，能有什么用。所以说投降派是现实主义者，主战派是理想主义者。在大宋投降派占了上风也是有道理的，如果让那些主战派占了上风，那是要亡党亡国滴。

　　明朝朱元璋的时候，元朝的势力衰败，燕云十六州很快就拿回来了。后来明朝的卫所制度的腐朽，最后山西北部的大同平原这些地方遭到蒙古骑兵的攻击，名存实亡。后来东北后金兴起，明朝就衰落得更不成样子了，就连最新的高科技——火炮火枪都没有女真人玩得好，被灭国也是命中注定的。

　　因为外部环境的极度恶劣，加上因为陆地丝绸的隔断，中原地理环境的相对闭塞，发展出了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祸国殃民。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大唐初期中期胸怀博大，海纳四方，到了后期因为外侵和内乱，统治者开始走上极端，把外来的宗教和商人一起排斥，于是有了灭佛之举，外来宗教全部取缔，重新走上了封闭排外的道理。

　　中东的星月教也是这样，刚开始建立帝国的时候相当了不起，因为他们是来自于大漠深处的蛮人，根本没有自己的文化，所以对外面的一切知识都感兴趣，整理翻译了很多古希腊罗马的著作，为西方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三个世纪之后，随着星月帝国的衰落，他们最后也走上了自我封闭和排外的道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盛行，拒绝西方新兴科技，最后成了后世的恐怖主义的温床。

　　神奇的是，在唐志穿越之前的米国也开始进入这个怪圈循环。一战和二战时期的米国成为自由世界的灯塔，不断地向外输出其价值观，也是世界人民移民的目的地。现在的米国呢？隔离墙，种族主义的兴起，对全球化的反动，一步步把自己和外部世界隔离开了，再加上金融资本的贪婪，米国的衰落不可避免。所以世界人民都有点看不懂，高唱民主自由，建立了世界经济秩序的米国怎么开始关起门来过日子，而社会主义的震旦竟然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旗？

　　清初的知识分子对明朝之何以衰、何以亡问题的探究与反思，使其对宋明理学特别是空谈心性的阳明心学有了深切的认识.故而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思想。

　　学以致用，是先秦孔派儒学的传统，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并从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经世致用”主要是建构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

　　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即所谓理学（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这个传统，专讲道德性命、修身养性，不务实际。特别到明末的王阳明后学，束书游谈，几近狂禅，学问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

　　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深感必须返虚就实，矫正学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颜元“其说于程朱陆王皆深有不满，盖元生于国初，目击明季诸儒，崇尚心学、放诞纵恣之失，故力矫其弊，务以实用为宗。”这种以实用为宗的学风，也就是他们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新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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