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前锅岛家的十代家主齐正后来有个绰号叫“算盘大名”，绰号来源不详，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齐正生活简朴，对藩财务也精打细算，因此被诟病吝啬，所以被称作算盘大名；第二种说法是齐正精于商业运营而得此称呼；还有一种说法是齐正对做贸易非常热衷，有时亲自出马谈合同，当时商人的地位很低，部分武士觉得他有失大名的体统，所以用算盘暗示他的商人举止。

　　但齐正对此不屑一顾，自称“比起体面来，实际利益更重要”。这可能与锅岛齐正的亲身经历有关。当齐正从江户回佐贺继承家主的时候，债主们赶来堵门要债，闹了整整一天，最后是随行武士大家凑了些钱才把债主哄走，之后家臣们带着齐正连夜逃走。这件丑闻使佐贺锅岛家和齐正成了笑柄，从此齐正听到负债两个字就勃然变色。

　　齐正能挣钱，但更会花钱，在藩内的天保改革中齐正大力投资实业、教育和西洋军事教育。

　　藩内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继续限制大殿样（隐居家主）齐直的奢侈浪费。因此以新家主齐正为首的改革派与前家主齐直为首的保守家臣团继续对立。天保三年霜月（1832年11月）齐直要求黄金三万三千七百两作为自己的参觐费用，请役锅岛茂义表示财政困难只能给予一万五千两，结果茂义与齐直的关系再次激化，七名重臣因此受到牵连，但家主齐正也咬牙没有增加预算。

　　二、改革藩校，加强藩士教育。

　　古贺穀堂于天保二年（1831年）向家主齐正呈上了《济急封事》，在藩学校弘道馆进行改革实践：齐正也入学并每旬巡视家臣学习情况，并下令藩内的上级家臣必须进弘道馆学习，后来财政好转入学对象扩大到全体藩士。同时颁布了严厉的措施，藩士如果没有认真学习就会被罚款和减薪。

　　而且教授的内容从儒学、兵法上扩展了兰学、西洋军制。

　　天保七年长月（1836年9月），五十九岁的古贺穀堂去世，但弘道馆在齐正的支持下继续发展。

　　嘉永四年（1850年）吉田松荫在《西游日记》中称赞了佐贺藩为“文武兴盛之所”，“路上走着的穿袴的少年人，大多手里拿着各种书籍。显示出这里的士人是文武兼备的”。

　　三、缩减财政支出，并提高藩政效率。

　　通过藩学校弘道馆的教育，齐正终于慢慢获得了家臣团的认可和实行改革的人材。

　　天保六年（一八三五）藩内开始废除大殿样（隐居家主）齐直的各种陋规，严格限制支出，并对编制进行“前所未闻的大淘汰”：御侧役（秘书处）与请役所（行政所）合并，共计裁员四百三十人，削减后藩官员人数为原来的三分之二。藩士的收入包括家禄、职禄、扶持米三种，被裁员的武士身份不变，但收入大大减少，在天保凶作的影响和隐居家主齐直的反面例子下，藩士基本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同时参勤交代的人数也减少了一百多人，旅途中早出发晚住宿，节省旅行费用。齐正的”吝啬“体现无疑。

　　在财政紧缩的情况下，藩内力求简化行政，天保九年（一八三八年），蔵入地（藩直辖地）和大配分领（支藩和锅岛亲族的领地）都已经由农政合一的请役所管理，代表藩政府治理空前强大。

　　而由此涌现出的中下级青年藩士，与过去那些门阀出身的代官、庄屋表现完全不同，表现出对领民的极大同情和同理心：在处理盗贼的时候，年轻代官面对盗贼诉说生活贫穷中父母、妻儿的困境时，竟然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有的代官在洪水肆虐的时候越权打开藩库发放救济粮，虽然初期治政有些青涩，但后来大部分都成为优秀的管理人才，领民亲切地称呼他们”虎年御仕组“。

　　四、在农村实行均田。

　　没收商人和地主出租的田地分配给缺地和无地的农民，将占藩领十分之一的田地重新分配给领民，因此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和重振了农村经济。

　　五、整顿金融秩序和地租。

　　对外，为了减除藩债的压力，佐贺藩委派须古领主锅岛茂真与债主们交涉，茂真不顾武士的体面直接开始赖账，“要么在规定时间内取回一定的欠款，剩余债务作为对佐贺藩的献金而免除，要么就等个若干百年而收回全部欠款”。最后，大阪的债主同意将债务的四分之三作为献金，而在五年内回收四分之一；江户的债主同意免除二成到五成的欠款而在五年收回剩余部分；长崎的债主同意佐贺藩在七十年内逐步还款。

　　对内，齐正等到时机成熟后，于天保十三年叶月（1842年8月）八月发布了”加地子犹予令“、田租整理命令和”借财整理令“。

　　加地子犹予令宣布免除“加地子”税收。地子是非农田的收获，如木柴、野生药材、木材、渔获、猎物及扶桑特色农家肥护根（荒草、幼苗、灌木叶子等）。加地子是地子的出产地拥有者在商业贸易之外交的税，本来怎么不合理，所以出产地拥有者向个体采集者或购买者摊派，增加了领民的生活成本，这个法令正式予以取消。

　　另外下令规定无力缴纳佃费的佃农可以申请免付部分佃费。另外允许农民用经济作物作为年贡的一部分，如杂粮、棉花、烟草、茶等，而且允许当地代官确定不同的比例。

　　“借财整理令”规定了欠款的年限和规模，超过此规模和年限的欠款都予以免除。借财整理令豁免了武士、农民和町人对藩政府、商人和地主的部分负债。

　　虽然富裕地主和富裕商人拼命反对，但经过一番争斗，政令还是推行开来，减轻了领民的负担，年贡开始增长，领民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六、成立“悬砚方”和“山方”进行殖产兴业。

　　天保九年（1838年），锅岛齐正成立了藩主私库“悬砚方”，通过经济作物的专卖和商税收拢资金。在藩财库“藏方“与掌管藩财政支出的”目安方”管理之外，悬砚方投资国产（土特产）如蜡、陶瓷器、石炭（煤）、渔业等产业开发，鼓励经济农作物的种植，投资西洋军工研究和生产。

　　继而成立了“山方”（藩专卖品管理机构），专营的产品中著名的有陶瓷器有田烧、高岛煤炭、天建寺砂糖、佐贺白蜡。

　　到了江户时代末期，佐贺藩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贸易税和国产专卖。

　　七、学习西洋技术改革藩军

　　天保二年（1831年），请役锅岛茂义在自己领地武雄开始西洋化军事改革，足轻们穿新式军服、武器从火绳枪换成了燧石铳（燧发枪），在私下聘任的兰国军官帮助下，训练出扶桑第一支西洋式的火枪部队。

　　天保十二年（1841年）老中水野忠邦赞赏了高岛秋帆的西洋式军演，解除了锅岛直正的顾虑。而这时财政也有所好转，齐正开始准备推行武雄流火炮术，下令所有家臣都必须学习西洋军事，同时开始全面改组藩兵。

　　八、鼓励兰医和兰学发展。

　　首先将兰学列入藩学校弘道馆课程。之后再天保五年（1834年），齐正听取古賀穀堂的建议在城下八幡小路设立了“医学馆”，受藩校弘道馆管辖，同时在医学馆下设”兰学寮”进行兰学研究。

　　翌年成立了“火术方”进行西洋枪炮研究，后来火术方变成了西式步枪武器研发和制造的机构。

　　未来的嘉永四年（1850年）成立“大铳制造方”和下属的“铸立场”，研究和制造西洋的钢铁火炮。

　　未来的嘉永六年（1852年）成立“精炼方”，隶属于国产方。原计划是制造化学药品作为新特产贸易，但不太顺利，后来逐步转变成西洋机器研究和制造的机构。

　　种种努力下，西洋学术在佐贺藩取得了大成功。天保六年（1835年）成功铸成了两门合格的青铜臼炮，这是扶桑首次成功制作了锁国后的新式西洋式火炮。

　　按历史轨迹，嘉永六年（1852年）经过多次失败后终于建立起一座合格的反射炉，标准着扶桑进入钢的时代。

　　同年，佐贺藩成功铸造出四门合格的铁制36磅炮，扶桑第一次有了本土产的西洋式铁炮。后来佐贺藩又制造出第一艘合格的小型蒸汽船（萨摩藩先造出一艘小型蒸汽船，但质量不行，速度极慢）、第一台扶桑电信机。

　　因为强大的实力，在幕末纷争中，佐贺藩在朝廷、幕府、公武合体派和倒幕各藩之间周旋，因对各方态度暧昧，谁也搞不清楚佐贺藩的真实立场，后人称锅岛齐正为“肥前的妖怪”——扶桑大妖怪的特点就是善恶不定而且实力强大。

　　幕末到维新政府初期佐贺藩的政治名人有佐贺八贤人（教育家枝吉神杨、扶桑近代法律奠基人江藤新平、教育家首任文部卿大木乔任、外交家外务卿副岛种臣、虾夷地开拓之父岛义勇、扶桑红十字会创始人佐野长民、两任首相大隈重信和锅岛齐正）。

　　同一时期的佐贺名人很多，例如伊东玄朴（幕末三大兰方医之一）、本岛藤太夫（幕末最优秀的铁工技术者和兵器制造家）、天野为之（经济学者，《东洋经济新闻》创始人）、石井亮一（日本第一位残疾人教育家）、久米邦武（《米欧回览实记》的作者，日本近代史学奠基人）、黑田千佳（日本首位女理科博士）、志田林三郎（日本电力学的奠基人）、杉谷雍助（佐贺兰学六杰之一，佐贺藩铁反射炉的首席工程师）、丰曾一女（日本近代著名女子教育家）、中野初子（发明家，日本第一个制造电灯者）、纳富介次郎（日本近代最伟大的工艺教育家。创立了多所工艺学校）、真崎照乡（发明家，自动面条制作机的发明人）、石黑宽次（佐贺兰学六杰之一，精炼方首脑，日本首个蒸汽机车模型制作者）、中村奇辅（佐贺兰学六杰之一，精炼方首脑）、石田英一（日本近代金石学大师）、冈田三郎助（画家，首位日本文化勋章的受勋者）、蒲原有明（诗人，日本象征派大师）、曾祢达藏（日本近代建筑艺术家，日本建筑家学会发起人之一）、辰野金吾（日本近代建筑艺术家，东京车站的设计者）、中林悟竹（日本近代书法家，明治三笔之一）、百武兼行（画家，日本西式画法的先驱）等等等等。

　　佐贺对西洋科学的研究和仿制，为扶桑开启了近代化的大门，而锅岛齐正的原话“外国人能有，我们也能有。钱并不可惜，只要努力反复研究，就一定能成功”（外国人にできて、われわれにできないはずはない。金は惜しくない。研究を重ねて必ず成功させよ），是每个后发国家国民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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