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金风未动蝉先觉
扶桑镜梦第十三章 金风未动蝉先觉大航海时代,西洋殖民者给米洲带来了可怕的外来疫病,于短短几年内就导致了几百万人的死亡,而1788年英吉利开始正式移民澳洲后,土著居民也同样因外来疾病遭受了灭顶之灾。
扶桑也有这样的例子――文政五年,扶桑爆发伤寒大疫,起因就在于长崎的外来患病水手。
因此,对此未雨绸缪是绝对必要的。
在直秀、小栗、坦庵先生等人的支持下,在兰医伊东玄朴、绪方洪庵和高野长英等人的努力下,嘉永五年第一版防疫条例就已经完成,随后不断增补。
在没有直秀乱入的世界,扶桑要到1874年长与专斋领导医务局的时候,才官方承认了以西洋医术为主流,第二年才广泛向民众宣称近代“卫生”的概念,1874年开始发展近代医学,至1877年才开始推动近代饮用水道的建设,从而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水道系统已经基本完备,这才基本上杜绝了霍乱的流行。
不过,虽然防疫条例出来了,但汉医和兰医的道统之争,使其不能被广泛接受,几年下来,仅仅只能在几个地方得到施行。
安政五年六月,因米人水手到访,霍乱又开始出现在江户。
江户的饮水依赖于两条人工水道,那就是宽永六年建成的神田上水和后来增建的玉川上水。
限于当时的条件,水道并不是十分安全,十分容易被污染。而此时的穷困町民,不但大多居住在长屋这种拥挤的地方,而且本身也没有多少预防疾病的观念。
雪上加霜的是,占了大量份额的汉医,并不十分认可兰医对霍乱的治疗方案,而此时的医生数量本就不足,因此玄朴先生等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伤寒大规模蔓延。
所幸,七月初玄朴先生治好了公方样家定的急症,借着家定想赏赐与他的机会,玄朴先生提出想请幕府出面整治疫病。
其实,幕府在疫病爆发后就采取了相应行动,但两个原因导致没有取得好的效果:
首先,汉医提交的方法不靠谱,虽然也要求隔离病人,但整体疗效不佳;
其次,当时不但是与西洋诸国签署通商约定的紧要时刻,也是政争的紧要关头,自然使得幕府高层的心思并未全放在这上面。
不过,这次连公方样都染了伤寒,甚至还差点因此毙命,幕臣自然个个警惕起来――再不大力管的话,恐怕自身和家人也难以幸免。
因此,在公方样授意、大老井伊扫部头亲自过问后,玄朴先生得偿所愿――他参与制订的的防疫条例被幕府采用,而且江户的多间寺庙被征用,作为隔离病人的专用场所。
霍乱的主要传播渠道在于饮水和食物,光是喝热水和注意卫生两项,就能有效防止传播。
而且,止泻散,也就是黄连素,也是此时的对症良药。
在幕府允许日后专营和几个苗字带刀名额后,原本制造此药的豪商和医馆也识趣的很,立即将详细制法公之于众。
在安政五年八月中旬,直秀离开江户赴任的时候,霍乱在江户已经得到了控制。
但是,也不知道是哪位幕臣泄露的消息,“霍乱之疫来自米人水手”居然在七月底就尽人皆知了,朝野形成了对罪魁祸首的声讨浪潮,以致于和历八月米人水手在下田港遇袭,虽然没有人致死,但多人负伤。
因为关于密西西比号患病水手的证据确凿,对这次受袭,米人特使哈里斯也只能口头抗议而已。
要知道,这可不光是扶桑人的事,当时米、英人在浦贺港的,也多有被波及的。
哈里斯倒是想抵赖来着,可英人特使额尔金不干啊――霍乱是舶来疫病,不是米人干的,那就是英吉利、鲁西亚的锅,这种烂事谁
愿意沾染啊。
虽然在疫病这事上保持了公正,但扶桑民间攘夷呼声的高涨,还是引起了额尔金的不安。
要知道,这两年英吉利在远东第一等重要的大事,除了亚罗号战争外,就数天竺民众武力反英的活动令人头疼――至于和扶桑的交涉,与前两者相比,根本在泰晤士中枢排不上号。
此时如火如荼的天竺武力抗争,最开始也只是当地反对英吉利舆论的高涨而已。
因此,有过前车之鉴的额尔金对舆论十分重视,他联合米人特使哈里斯向幕府施压,“霍乱的是非曲直,西洋诸国必定会保持公正,但由此引发的不利于西洋人士和通商的浪潮,幕府你们必须解决!”
可还还没等双方商量出解决方案,安政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第二次白主之战的战报就转回了江户。
鲁人的再次惨败,激发了扶桑很多人的信心,于是攘夷的呼声更加高涨。
恰好,此时佛兰西特使格洛斯也赶到了浦贺港――算起来,他来扶桑的时间比英人额尔金晚了近两个月。
虽然在亚罗号战争里英佛联手,但津门约定确定后,两家舰队就分道扬镳了。
原来,和英吉利要到天竺灭火类似,佛兰西也有自己的痛楚――安南为其在远东唯一的根基所在,此时也是不稳。
英吉利在天竺已经殖民多年,称得上是根深蒂固,但相比之下,佛兰西在安南的力量有限,之前仅限于通商和拥有部分特权而已。
1856年,佛兰西远东舰队以“安南官府非法处死传教士”为由,炮轰了土伦港。但当时,佛兰西在远东只有一大三小四艘战船,所以只能泄愤而已。而这次借着亚罗号战争的缘故,13艘军舰增援远东,自然要变本加厉地向安南讨回“公道”。
但其后来听说米、鲁、英、兰四国在与扶桑交涉通商,格洛斯当然不肯吃亏,于是他也跑到江户占便宜来了。
在之前的亚罗号战争中,格洛斯和英使额尔金夫唱妇随,不,是配合十分默契,因此他的意见很受额尔金重视。
在了解到额尔金的担心后,格洛斯提出了一个解决思路,这就是祸水东引!
“你不是担心扶桑舆论不利于通商么,这好办呀,找一个倒霉鬼受过不就得了。压制不如疏导,你我两个国度又没在扶桑大动干戈,犯不上替人受过。”
其实,格洛斯的本意就是要坑死鲁西亚。
在对外的阴谋这方面,佛兰西是专业的。相比佛兰西,如今已有欧罗巴搅屎棍之称的英吉利,其实只是后起之秀而已。
15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中,哈布斯家族治下的斯巴尼亚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国度。
而佛兰西通过和奥斯曼勾结,拼命攻击当时哈布斯家族在欧罗巴大陆的另两个领地――尼德兰和奥斯马加,最终成功地将斯巴尼亚拉下了至强的宝座并取得代之。
直到如今,佛兰西这方面的手段依然十分高超,1853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这场几乎将所有欧罗巴强大国度都卷进来的战争,其始作俑者正是佛兰西!
鲁西亚固然有其西进的理由,但矛盾激化的却是佛兰西的手笔。
1815年9月,鲁西亚、奥斯马加、普鲁士三方在打败拿破仑后缔结了神圣同盟,矛头所指就是法兰西。因此佛兰西在1850年挑起的圣地之争,冀图引鲁西亚西进,重而激发和列强之间的矛盾,而佛兰西也借此能够拜托在外交上的困境。
事实正如佛兰西所期待的那样,此战争结束后,神圣同盟破裂,而英佛的关系则达到了史上最亲密的阶段。
但在亚罗号战争中,格洛斯发现了一丝不祥之兆――以调停人面目出现的米、鲁两国,获得了英吉利方面的
赞赏。米人暂且不说,但鲁人和英吉利在远东的合作,无疑是对佛兰西如今的地位造成了危险。
普鲁士王国和为奥斯马加一直谋求神圣罗马帝国的再次统一,这点是佛兰西无法容忍的――欧罗巴的棋手位置太多了,身边出现一个过于强大国度这不是一件好事!
而自战后1856年戈尔恰科夫出任外事大臣之后,鲁西亚致力于与原神圣同盟中盟友的关系缓和。
如果神圣同盟复兴,那佛兰西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英吉利了,否则将不得不退回到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的孤立状态。
每当想到这一点,佛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就不寒而栗。
格洛斯对皇帝的睿见十分赞同,因此他准备不遗余力地在英鲁之间搞破坏。
其实,英吉利特使额尔金对小伙伴的心思有所醒悟,但目前的形势,使他倾向于格洛斯的意见。
自1857年到达远东后,英使额尔金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观点:
第一,由于地利原因,远东是帝国触角的末梢,因此扶持当地势力是必须的;
第二,由于文化方面的原因,土著对欧罗巴教化十分抗拒,帝国亲自下场很可能得不偿失。因此,继续扶持原有官府是非常有利的――当然,要先通过皮鞭和镣铐让这些腐朽的官僚们“明白事理”;
第三,鲁西亚依旧抱着航海帝国的梦想,不肯老老实实地成为一个近海国度。在这一点上,帝国一定要打消其妄想。
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额尔金深受英吉利远东官僚们的影响。
这些人向他详细汇报了鲁人在阿穆尔河的陆续冒险行为,并提醒他注意米鲁之间在远东的勾结。
对此,额尔金深以为然:
“1856年阿拉斯加落入掌握后,帝国从地理上分割了米鲁的领地。因此,限制好大洋这个最后通路,那就能真正实现对鲁西亚的封锁,然后自然可使其成为为帝国理想的伙伴――平时能摇旗呐喊,必要时可以为帝国流血作战。”
说实话,鲁人特使伊格那提耶夫在扶桑的“鲁莽行动”,深深地引发了额尔金的厌恶。
与在中华俯首帖耳相比,伊格那提耶夫如今的行为显得特别讨厌:
和米人过从甚密就不说了,对扶桑提出割让大岛的要求,这点凸显鲁人对北太平洋航海权的炙热野心!
不过,额尔金也有顾忌,因此之前不便阻止其在北地的军势行动。
要知道,鲁西亚在陆地上和中华接壤,在亚罗号战争未结束前,作为英吉利特使,额尔金一直担心鲁人通过陆路直接支援对手。
克里米亚战争战争中,双方可是各自出动了几十万人。万一鲁人直接插手亚罗号战争,额尔金再怎么为英吉利骄傲,他也不敢想象帝国有能力派遣这么多人来远东!
不过,如今佛使格洛斯的建议坚定了他的信心:
“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眼前的担心导致日后的困局。
如果鲁西亚打败扶桑,那肯定会提出对北方领土的要求。
而这样必然会导致其复燃对阿穆尔河口的野心。”
想到此处,额尔金不禁有些后怕,幸好鲁人在北方战败了,否则自己的压制计划很可能在其战胜后无法实现。
就这样,在佛兰西特使格洛斯的影响下,英使额尔金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于是在安政五年八月底,幕府通过购船的名义献金于英佛,之后两国特使答应调停扶桑和鲁西亚之间的战事。
其实,这就是英佛有意让扶桑攘夷的浪潮指向鲁西亚,因此这件事在英佛米鲁之间撬开了裂缝。
而在日后有心人的操作下,这条裂缝越来越大,未来终于为扶桑争取到了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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