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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仔细琢磨了下谢绾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后说道,
“您这话,倒让我想起一位学者。法国奥古斯特.孔德。前两年他出过一本书,叫《实证哲学教程》,还到处讲学,传播自己的观点。”
然后洪堡给谢绾大致介绍了孔德的学说。
孔德实证哲学的核心就是实证原则。所谓实证,也就是现实而非空想、有用而非无用、确实而非虚构、“正确及明确的”而非暧昧或模糊或错误的、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
也就是说,一切科学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基础上。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和基础。科学知识之所以是确定的,精确的,是因为它们来自经验。科学知识的有用性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近代自然科学就是这一知识的典范。
反之,经验之外的抽象本质、第一因等问题毫无意义;知识都是相对正确的,随着方法和手段的进步而进步,而追求绝对正确的知识也是毫无意义的。
听完洪堡的介绍,谢绾眼前一亮。他对哲学不了解,但实证的四个内涵确实触动了他的心思,这才是民众该有的主流意识形态。
其实孔德的理论也有不少缺陷,但在对付神学和其他近乎嘴仗的意识形态冲突上,毕竟是给出了一个最为可靠的,检验结论的方式。
谢绾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对洪堡说,
“把这位孔德先生和他的学生都请到波恩来,……您让他为全国义务教育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撰写一部分课本,由浅入深的宣讲他的观点,把版税作为他在波恩的酬劳。”
此时莱茵已经普及了五年小学教育,有两成的人会读中学。这样的版税自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足以支撑孔德在莱茵的活动。
洪堡犹豫了下,说,
“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实证的唯一正确性,那有可能引起宗教人士的强烈反弹……”
莱茵议会早期经过谢绾的改造之后,宗教人士都成了不接地气的伦理道德顾问,但民间还有很多教徒,甚至还扮演了缓和社会问题的润滑剂。如果引起他们的反弹,也是大麻烦。
谢绾琢磨了下,笑道,
“您牵头组织个研究小组,将孔德的学说解析成为‘认识上帝’的正确途径。手段可以实证的,归于实证,不可实证的归于上帝――事实上牛顿爵士也是虔诚的教徒,这个不矛盾。”
洪堡也笑了下,点头离去。
从孔德到波恩之后,英国两位实证主义领袖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也相继来到波恩长期居住。实证主义被定为义务教育必学、必考内容,哲学领域官定第一研究领域,逐渐成为莱茵学术界的主要意识形态,民众也日趋理性、世俗,这进一步在莱茵推动形成了自然科学对神学的碾压优势。
1845年中,谢绾迎来了他“五十岁”的生日。在这个时代,五十岁就算是老人了,谢绾其实很不愿意去细想这个衰老的事实。所以除了执政官邸的仆人和属官,谢绾并没有邀请其他人参加他简单的生日晚宴。
不过他还是收到了大量的贺信和礼物,不仅是来自莱茵、德国的,还包括英国、法国官方,连普鲁士也送给他一群特雷克纳马。
特雷克纳马又叫东普鲁士马,身材高大,通常有163到173公分高。是纯血马与阿拉伯马、重型马与小型马的混血。肌肉和线条都非常漂亮,速度与跳跃能力也很棒。
谢绾已经是个比较熟练的骑手。他一眼就看出这种漂亮的马品种的优良,开心之余自嘲道,
“普鲁士人是想提醒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吗?”
在众多贺信里,最让他意外的,居然有清国两江总督壁昌和闽浙总督刘韵珂的私人贺信和贺礼。
谢绾转念一想,两江和闽浙,是五口通商的最大受益者,而五口岸中莱茵的产品也堆满了码头,两地官府对海外势力有认知和示好也可以理解,当然更可能是谢桂芳和邹汉勋为了讨好自己,让两位总督的幕僚搞得,两位总督只是默认同意。
谢绾其实更希望两位总督不知道自己这号人,免得自己和清国关系太好而被英国人盯上。
不过,在贺信的末尾,两位总督都提出了同样一个要求,
“欲遣访欧使团”。
访欧?这是谁出的主意?谢绾皱皱眉头。思前想后,估计是“拔贡党”那群人想借洋人提升自己在朝廷的话语权,故意撺掇两位总督派些年轻官员来看看。
这帮人是不是赚钱多了有点肆无忌惮了。清国朝廷虽然忌惮洋人和南洋镇的武力,一时打不过求和,但骨子里还是不大看得起洋人的。此前朝廷新败,所以对南洋镇的撒泼打滚装聋作哑,如今已经恢复了元气,朝中对洋人的敌意逐渐抬头,连南洋镇都收敛了许多。拔贡党却跟洋人走这么近,岂不是落人口实吗?
而且两位总督也是胆子太大,这种极容易被批为“里通外国”的事情也敢干。按照清国朝廷的一贯宫斗戏码,这件事在朝堂上应该是被上下都赞同的。但赞同不代表结局一定好――皇帝的心思“惧洋”与“嫌洋”混杂,派出的访欧人员,不管说洋人好还是洋人坏,都能被有心人搞成罪证。
两位总督内心打的什么算盘,谢绾不知道,但对他们的要求还是不能驳了面子。不过,访欧使团只能由英国人来主导,坐英国人的船,第一站必须去伦敦。
于是谢绾给清国的谢桂芳、邹汉勋、郭士立共同去信,要求他们把这次访欧运作成为清英外交事件,莱茵只是顺便参与。
不久之后,他得到了访欧使团的名单,仔细看了看,其中有几个人倒是不陌生,
正使“侍讲学士曾国藩三十四岁”,这是朝廷的代表;
副使“举人瓜尔佳・文祥二十七岁”,这是皇族的代表;
翻译郭士立,这是英国人的代表;
团员“举人左宗棠三十三岁”这是两江的代表,
团员邹汉勋,这是闽浙的代表。
嗯……这是把清国的朝廷斗争挪到欧洲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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