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要从四年前说起，当时皇太极率兵入关，兵临北京城下，崇祯皇帝诏令天下兵马勤王，就连三千多里外的甘肃镇也要出兵。
甘肃巡抚梅之焕、总兵杨嘉谟率兵勤王，到了年末，他们走到了巩昌府安定县境内。
由于限期紧迫，加上财政困难，甘肃兵在出发时没有领到安家钱粮，带着怨气上路。一路上，将领们为了赶时间，加紧催促士兵赶路。
在洪承畴进行整顿之前，陕西的马政十分败坏，很多部队的马匹都严重缺额，甘肃镇也不例外，所以很多本该由马匹承担的工作就改由士兵来做了。士兵们又要扛运物资，又要快些赶路，沿途的粮食供应还不断出现问题，以致他们经常吃不饱，因此竟然出现了士兵活活累死的事情。
除夕之夜，本该是合家团聚的日子，可是甘肃兵却露宿荒野，在冷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现在行军已经这样苦，一想到还要去几千里外打仗，大家都觉得前途灰暗。家里的父母妻儿没拿到安家钱粮，也不知道能不能挺得过这个冬天。
而这个时候，将领们那边却是暖屋热炕，搂着女人端着酒，嬉笑作乐。士兵们再也不能忍了，王进才、殷登科、吴天印、王进礼等人站了出来：“左右是死，不如死在这里！”他们杀死了参将孙怀忠等人，想带着大家返回老家。
哗变士兵向西进发，来到了兰州，这时，甘肃巡抚梅之焕派人前来，宣布“但诛首恶”，安排蒙古军官拜户、哈杰等人作为内应，想刺杀兵变首领。不知为何，消息走漏，拜户与哈杰被反杀，蒙古兵也参与到哗变之中。变军攻下了兰州，城中官员及总兵杨嘉谟、参将王国靖都被杀死。
但是，哗变士兵中的很多人都有家小在甘州、凉州、肃州等地，终究不能去做流寇。所以梅之焕终究还是招降了其中一部分人，继续进京勤王了，而其余变军则渡过黄河北上，从此失去了踪迹。
崇祯对此大为震怒，撤了梅之焕的职，责令三边总督杨鹤速速剿灭乱兵。杨鹤花了一年时间，才在金县的白虎山中找到了一处山寨，发现变军以此为据点，不断招诱明军士兵和边地贫民逃亡塞外，还做走私买卖。可是当杨鹤发兵进剿，却已经人去寨空。再加上杨鹤在招安流寇的事情上令崇祯极为不满，崇祯便撤了杨鹤的职，以洪承畴代之。
所谓的“贺兰部”有这么多汉人，又和明军采用同样的战术，多半就是由这些哗变士兵建立的。“纳敏夫台吉”应该就是当初杀死拜户、哈杰，率领蒙古兵哗变的人。他们利用在甘肃镇中的关系，成了明军与蒙古人直接走私的桥梁，又不断吞并零散的小部落，逐步增强实力。
直到这一次，他们抓准机会，趁着林丹汗与博硕克图两败俱伤、朝克图败走青海的时机，一举将因蒙古内战而十分虚弱，又被皇太极打得七零八落的许多蒙古部落统一起来。现在，贺兰部吞并了察哈尔、永谢布残部，并夺取了喀尔喀和鄂尔多斯的一部分部众，占据了水草丰美的河套西部，在河套地区形成了与鄂尔多斯、土默特两部三足鼎立的态势。
洪承畴倒有些佩服这位“纳敏夫台吉”了，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成了蒙古草原上顶尖的大首领之一，这简直是一个奇迹。短期来看，贺兰部的存在对于明朝还构不成威胁。虽然他们招诱逃人、走私货物的行为在大明属于严重的违法乱纪，但并不至于动摇大明的统治。他们没有稳定的火药和铁器来源，全靠走私，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和秦军相比还是有差距的。
大明养活不起的逃兵被他们带去和蒙古人打仗，倒少了大明的很多麻烦，走私贸易可以成为养军的一条财路，而且明军也需要贺兰部提供的马匹。
如果没有贺兰部，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就可以稳定地占据河套，这里也就彻底变成了后金的势力范围。虽然皇太极倒不至于疯狂到进犯陕西，但这毕竟是明朝的一个威胁。而且如果河套稳定，皇太极后顾无忧，辽东面临的压力将更大。
现在，贺兰部和鄂尔多斯、土默特两部交战不休，蒙古始终不能稳定下来，那么后金的西翼就不得安宁。就算贺兰部最终被打败了，蒙古也得乱上好几年，如果贺兰部赢了，皇太极就将面对一个比林丹汗更强大的敌人。
不过，并不能保证贺兰部一直不和明朝为敌，林丹汗也曾经和明朝联合，但后来也进犯明边，这都是说不准的事情。
至少目前，洪承畴不打算与贺兰部为敌。虽说陕西境内已经没有流寇的大部队了，不过洪承畴不太看好国内的战局。河南、山西那边说得信誓旦旦，说年底之前一定将流寇尽数剿灭，但洪承畴可信不过张宗衡、许鼎臣、玄默这些人。这三个外行互相谁也指挥不了谁，手下的武将也不服他们，之所以能打赢流寇，全是靠人力物力堆出来的。稍有不慎，就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变数。
潞王朱常淓没有一路要饭回北京，他走到淇县就向当地官府说明了身份，被送到大名府安置了。崇祯对此极为愤怒，但马上就要到和流寇的最后决战了，临阵换帅这种蠢事崇祯倒不是没干过，不过也不至于次次都这么蠢，所以张宗衡、玄默、许鼎臣还能暂时待在位置上。
一旦有什么闪失，让流寇突破了包围圈，这三个人都少不了革职查办。这也导致他们三个的心理状态极差，很可能使出一些昏招。
洪承畴还知道，崇祯因为卫辉被攻破，下令增派京营兵马六千，由倪宠、王朴二总兵率领，杨进朝、卢九德二宦官作为监军。原本负责保障卢象升的北翼安全的保定总兵梁甫部奉调南下，其部下有保定兵八千、通州兵两千、昌平兵两千，本来在山西活动的马科、张应昌的部队也全都堆到了河南来。不仅如此，崇祯还认为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总兵作战不力，派了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四个太监分驻这四镇当监军。
所谓“崇祯杀了魏忠贤，让文官集团失去制衡”，纯属靠想象力说出来的话。事实上，崇祯比天启更加重用宦官，和天启放任魏忠贤一手遮天相比，崇祯用的是一群宦官，虽然也弊病丛生，但也是比天启合理得多的做法。唐文征提督京营，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登州之乱时，更是派高起潜去监视各军，现在高起潜还在监督关宁兵马。
所以，放任宦官的弊端也一点都不比天启朝时少。宦官不能传宗接代，也无法正常仕进，对于钱财的渴望更甚于一般官员，各路宦官竭力搜刮敛财。另一时空历史上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从宦官家里抄出的财产占到了全部所得的三成，积累两百余年的北京勋贵的家产也不过和太监们相当。
另一方面，宦官群体数量极低，其中真正能够任事之人的数量当然比全国几千万健全男性中的少得多。故而宦官中常有不学无术之辈，偏偏又多不自知，对于各种关系国家命脉的事务指手画脚。
被派到军队中的太监，一方面因为勒索贪墨激化了本就尖锐的军中矛盾，另一方面又经常瞎指挥，还畏敌如虎。洪承畴素来对崇祯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连自己手下的督抚、武将们都信不过，非要加以各种限制，这仗还怎么打。
崇祯盲目地往豫北拼命堆军队，给明军的后勤补给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反而削弱了前线部队的进攻能力。太监掣肘，督抚发昏，出什么意外都有可能。
一旦豫北的包围圈被流寇突破了，陕西作为流寇的老家，非常可能遭到大规模的进攻，因此，洪承畴必须保证北部边塞的稳定，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战。对于贺兰部的走私生意，洪承畴命令手下人不要再查了，现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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