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当陕西民变的烈火熊熊燃烧的时候，明朝朝庭和陕西各级官府仍旧浑浑噩噩。有“关中鸿儒”之称的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和延绥巡抚岳和声都己病入膏肓，无法履行职责。

　　陕西巡抚胡廷宴自欺欺人，每逢州县报告“盗贼”之事，就不分青红皂白训斥一顿“天旱无雨，饥民无食起而闹事，偶有抢掠，本是历朝皆有之常事，何来大盗剧贼？本抚岂不知晓，尔等何须张大其事？待得明春雨落，五谷丰登，饥民各安其业，盗贼自无”，认为这些盗贼都是饥民，来年夏收有了粮食以后，自然就会解散，对民变隐瞒不报，被饥民们戏称为“省城贤主人”。

　　此时北京对魏忠贤的清洗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在处理魏忠贤集团的过程中大肆牵连，清理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搞得人人自危，无人过问政事。

　　崇祯二年二月，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关于武之望的死因，陕西巡抚、巡按各执一词。

　　巡抚胡廷宴坚持武之望是病死的，说陕西形势大好，纵然有几个小毛贼作乱，也兴不起什么大浪。至于士兵哗变更是子虚乌有。

　　而巡按吴焕则坚持武之望是畏罪自杀，士兵哗变是由于朝廷一直不拨军饷，武之望左右为难，向户部讨不来军饷，对士卒发不了军饷，眼见哗变在即，害怕承担渎职之罪，只好自寻短见。

　　陕西各地相继出现饥民暴动。饥民无所顾忌，肆意劫掠地方，民变逐渐演变成星火燎原之势。

　　更要命的是自辽东战争以来，辽东战败逃跑的士卒、落草的山贼、闹饷的边军、被裁撤的驿卒、还有呼啸山林的响马，不断加入反叛大军，局势变得越发难以收拾。

　　此时反叛大军由原先拿着锄头闭着眼睛冲锋的饥民变成了有组织、有策略、有经验的武装叛军。

　　可朝廷依然乐观地认为，流民只是乌合之众，只要地方处置得当，稍加安抚，等开春后，自会散去。鄙吝和短视，错过了平定叛乱的最佳时机。

　　崇祯二年初（1629年），三边总督武之望死后不久，胡廷宴和岳和声看到纸包不住火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

　　兵部奉旨进行调查，胡廷宴和岳和声互相推诿，胡廷宴抱怨岳和声辖区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则指责胡廷宴辖区的驻军造反。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他向朝廷报告时说，盗贼初起时边贼少土贼多，如今都是精锐的骑兵，动不动就是七八千人，两位巡抚隐瞒不报，互相推诿，是导致形势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

　　三边总督武之望不管是怎么死的，三边总督之位总要有人继位，如今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派谁去当陕西三边总督呢？谁都不愿意去。

　　因为官员们都清楚，如果户部还不发军饷，不管怎么做，谁去做，做这个三边总督都是没法活。

　　几个月下来，新总督依然没有人选。

　　搁太平年岁这总督的肥缺，少说也得几万两银子打点才能捞到手。

　　今时不同往日了，衮衮诸公都视陕西三边为畏途，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傻子才去呢。去了，横竖都得死。

　　要么死在缺粮断饷的流民乱兵刀下，被他们生吞活剥；

　　要么镇压失败，轻者被主子革职入狱，重者被朝廷千刀万剐。

　　无论哪一种死法，都会让你后悔生而为人，想想后背就一阵发凉。

　　在崇祯的严令下，吏部终于推选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

　　杨鹤何许人也？

　　杨鹤字修龄，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任雒南知县、长安知县，万历四十年擢升为御史，上疏言事直率无忌，遭朝廷众臣排斥，引疾而去。

　　杨鹤是个御史，而且还是个非常称职，敢于直言的御史。

　　他为了报答崇祯皇帝起用于田间的知遇之恩，见国事衰败不堪，就劝皇帝要培养国家元气，图治之要在于培养元气——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

　　说得头头是道，皇帝听着欣喜异常。

　　这话绝对在理，剑锋所指朝廷中相互攻讦，愈演愈烈的党争问题，自然引起善于党同伐异的朝中大僚的反感，决计把这个特立独行的杨鹤排挤出朝廷。

　　现在机会来了，你杨鹤不是要培养元气吗？先到陕西去培养吧。陕西三边是什么地方，那是虎狼之地。夷汉杂处，蒙匪入寇，流民造反，士兵哗变，是大明局势最混乱的一个地方。

　　杨鹤不知兵，对于剿匪完全是一个门外汉。

　　杨鹤诚惶诚恐，也自认为没有“勘定祸乱之才，亦未阅历边疆，恐难胜任”，向皇上推辞。

　　皇帝鉴于无人肯挑这付重担，不同意他推辞。

　　杨鹤从无带兵作战的经验，皇帝问他平乱方略，也只能以“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作答，这种回答感觉杨鹤去三边是静修，而不是去平乱。

　　皇帝却恰恰欣赏他的这种为官清慎的作风。

　　平心而论，杨鹤一生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御史，但决成不了一名合格的统帅。

　　三边总督武之望死后不久，本已经病入膏肓的延绥巡抚岳和声也步其后尘相继病死，只剩下陕西巡抚胡廷宴孤零零一个人去背民变黑锅，朝廷将其革职查办。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六月为了应付陕西危局，朝廷进行了人事调整，以杨鹤代替武之望任三边总督，以张梦鲸代替岳和声巡抚延绥，以刘广生代替胡廷宴巡抚陕西。

　　朝庭大事暂且不论，崇祯元年末，此时的米脂知县为燕子宾，米脂知县燕子宾生平不详。

　　米脂县中有大户艾家，据《米脂艾氏宗谱》记载，大明天顺年间，艾氏始祖旺公由山西贸易而来，扶危济困，悉心佛事，世人以为有潜德，尊为“处士”，定居斯地，托籍米脂。

　　一日艾旺走出米脂东城，在流金河南岸龙凤山脚下的一块石板上躺下小憩。正在半睡半醒之际，他听到不远处有两个南方口音的人在低声私语“此人所躺之地实在是一块风水宝地，只可惜他躺得不正，否则其后代子孙必将大富大贵。”听闻此话，艾旺心中不由地一惊，却依然装作熟睡的样子，只是缓缓地翻了个身，调整了一下方位。那两人眼见此景大吃一惊，高呼“这下是躺对了，就看此人有没有命买下这块地作为坟地了。”

　　耳听得那二人渐行渐远，艾旺匆匆爬起，便向城里人打问此地的主人。最后，他花高价买下了那块地，死后也就葬在了此处。但因此地狭促，其后代子孙中只有其独子艾文吉、长孙艾茂葬在此地。由此，米脂艾家迎来了家族历史中声威最为显赫的一页。

　　祖坟葬于风水宝地，便可佑得子孙家大业大、英杰辈出，米脂艾家族的迅速兴起颇有些神奇。

　　据《米脂艾氏宗谱》记载，小艾家族二世祖文吉为太学生出身，却弃文从商，在扬州一带开设盐号。虽是富甲一方，却施财刊印佛经，颁行天下；又扶危济困，在米脂创设河桥。

　　文吉次子艾芳，系国子监贡生，敕授文林郎，出任山西平阳府大宁县（今临汾市大宁县）知县；三子艾蕙，敕授修职郎，曾任秦王府（今西安省政府及新城广场一带）典膳。艾蕙长子希清，曾任山西绛州别驾；次子艾希醇，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士，历任南京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及浙江按察司佥事、河南布政司左参议、山西按察司右参政等职，后任巡抚保定六府地方，因功擢任户部右侍郎，加授通议大夫。

　　值得一提的是，艾希清所育五子，三子艾杞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武进士，官至山西按察司佥事，诰授奉议大夫；四子艾梓同为武进士，历大同、延绥镇参将，累功官至提督京营总兵官，诰授一品光禄大夫；其余榛、桐、枢三子也为贡生。此处的“兄弟登科”，虽不及宋代窦禹钧“五子登科”之盛举，却也堪称是米脂历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

　　米脂艾家自二世祖文吉开始，便是读书人出身，诗书传家绝对是当之无愧。艾始祖旺公以《家范》《训家恒语》作为家教启蒙思想，教育子孙要注重科举，以学为进。当然，这背后还要有殷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过去的穷苦人家，单想靠读书出人头地还是比较困难的，单是学费、赶考的路费便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艾氏家族人丁众多，家境富裕，再加之族内读书氛围浓厚，这才是得使得子孙由进士、贡举明经显者十不啻……三至四世，即子孙勋名之显，科甲蝉联，绅士之众，遂被人称为‘延绥巨族’。

　　此时项羽所建的大王山城北部山区有十八寨山贼，首领为张献忠，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张献忠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柳树涧堡，张献忠少时曾读书。

　　天启年间，山东省青州府五虎彭门掌门彭兴北上抗蒙，路过柳树涧堡时，见张献忠根骨上佳，便将其收为五虎彭门记名弟子，教授其五虎断门刀及虎力真气。五虎彭门乃大明七派旁门之一，其掌门彭兴更是世间少有神魂境大高手，如陆地神仙一般的存在。

　　张献忠成年后当过延安府捕快，却因事革职，而后便托师傅彭兴的门路至延绥镇从军。因自恃武力，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为其师彭兴旧时一同抗蒙战友，于是为之求情于总兵王威，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张献忠便流落米脂北部山区。

　　张献忠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人称为‘黄虎’。张献忠炼气资质极佳，年纪轻轻便将虎力真气修出了五虎之力，依靠五虎断门刀及虎力真气强横的武力，张献忠在天启末年接连占据了米脂北部山区十八座山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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