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扩充后，新入伍的新兵很多，我这个入伍比较早的新兵顺理成章的就升官了，成了一个班的班长了。

　　第一天班内会议，我让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方便大家认识。

　　“大家好，我叫丁伟，大别山人，希望以后能和大家相处的愉快。”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说道。

　　听到丁伟的名字，我心中既激动又震惊，激动的是我终于遇见了个让我熟悉的人，震惊的是，我曾经派人在部队里探查了一下，全军就我一个叫李云龙的，没有第二个，现在遇到丁伟我就知道了，亮剑里的李云龙竟然就是我！！！

　　我就是未来的铁三角之一，没想到来找李云龙，找了半天，原来就是我自己。

　　有了丁伟的日子，就有趣多了，这家伙比郑强更能闹，还一肚子的坏点子。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和丁伟在一起有一种亲切感，这家伙现在就是个新兵蛋子，跟了我的屁股后来，李班长李班长的叫着，把我心里给乐的，他打枪，打仗，都是我教的，他确实脑子好使，学的很快。

　　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对于郑强周东王启文他们，他们都是老兵，而且会打仗，我和他们在一起，虽然是以兄弟相称，但我心里一直把他们当做老师一样，对他们多少都有点敬畏之心，而他们也是把我当做刚进部队的新兵蛋子，沈泉呢，虽然我也比较熟悉，但他毕竟放过好多年的大当家的，身份在哪里，就算他爱玩，也会极力的压制自己，所以和他也有点代沟。

　　但和丁伟不一样，丁伟是我熟悉的人物，现在他又是一个新兵蛋子，我也只是比他早来几个月，他感觉我和他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也不是很敬畏我，我也不会用班长的身份压他，自然我们就能在一起打的火热。

　　同年十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统一了中原地区，整个中国都在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了。

　　蒋介石开始对红军，和我们各地的根据地，开始了重兵围剿。

　　首先围剿的是和朱德元帅开辟的井冈山根据地。

　　同年十二月上旬，国民党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攻击，“围剿“军共集结八个师三个旅近10万兵力，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敌人分为三路，向我们根据地包围过来，想一口吃掉我们根据地的队伍。

　　十二月三十日，情报说，敌先头部队四十六师，五十二师，二十五师，已经到了安徽地区。

　　徐向前军长，决定率红一军的红一师和红二师在六安县的香火岭对敌人设伏，准备痛击敌四十六师。

　　我们一路急行军赶到六安香火岭，埋伏在山上，按照命令，将敌人截成三段，各个击破，剩下的敌人朝六安县退去。此战歼其三个团、击溃三个团，毙伤俘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七百余支，为粉碎第一次“围剿“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一九三一年春天，鄂豫皖根据地的部队再次整编，我们第一军和红第十五军整编为红第四军，军长旷继勋同志，徐向前同志任军参谋长。

　　一九三一年三月下旬，蒋介石限令五月下旬“完全肃清“鄂豫皖区红军。围攻兵力达11个师，约13万人。四月十三日，国民党军占领独山，十四日占领诸佛庵，十五日占领麻埠。二十五日红十一师及红十师第二十九师猛攻独山镇，全歼守敌。诸佛庵、麻埠守敌逃回霍山。至五月下旬，共歼敌五千多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四月，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实施领导。

　　六月，蒋介石亲自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转而对鄂豫皖地区采取了守势。曾中生、许继慎、余笃三等红四军领导人认为这是积极向外发展的有利时机，应集中主力南下作战，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然而张国焘却提出要“巩固鄂豫皖根据地”，否决了红四军领导人的建议。

　　在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人主持下，鄂豫皖苏区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共青团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等一系列会议，旨在使苏维埃运动正规化，也取得了不少成效。这样过了快一个月，周边的国民党军仍无动静。

　　六月底豫皖中央分局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与会多数人主张红四军主力南下发展，并通过了会议决定。

　　不久，张国焘推翻了分局会议决定，要求红四军在一个月内向英山、潜山、太湖出击，威逼安庆，震动南京。而曾中生、许继慎等人不同意这个冒险主张，建议攻下英山后出击蕲春、黄梅、广济，恢复部分失守的鄂豫皖苏区，稳扎稳打。张国焘强行否决了红四军领导人的建议，命令部队准备向英山、潜山、太湖出击。

　　为了进一步贯彻自己的主张，张国焘又改组了红四军领导机构。由于邝继勋军事能力有限，又因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了中央指责，就撤掉了他的军长职务，改任红十三师师长。

　　七月，徐向前同志任红四军军长。九月陈赓同志也来到了我们鄂豫皖根据地，做了十三师三一八团的团长，也就是我的团长。

　　九月底的时候，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张国焘亲自坐镇，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这样，就拉开了鄂豫皖革命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白雀园大肃反”的序幕。

　　肃反的狂潮一起，就按照既有的疯狂逻辑进行了下去。其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逼供信之下，“改组派”、“反革命”、“第三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于是，开始了杀人。许继慎、周维炯都遭到了严刑拷打，他们据理力争，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最后，保卫局将二人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三十岁，周维炯二十六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其他被抓捕的熊受暄、萧方、柯柏元等红军将领，亦先后遇难。

　　在肃反淫威之下，遭到抓捕和杀害的军政干部一批接着一批，级别也越来越高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鄂豫皖军委会副主席郑行瑞、鄂豫皖军委会参谋主任李荣桂、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红四军秘书长陈翰香，红十师师长陈奇，红十二师先后三任政委庞永俊、姜镜堂、吴荆赤，红十师副师长程绍山、红十师参谋主任范沱、红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十二师参谋长兼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红三十团政委封俊、红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二十八团副团长丁超、原中央独立第一师师长徐百川、原中央独立第二师师长王效亭、皖西北道高官方英、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二十八团政委罗炳刚、红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红二十九团政委李奚石、红三十二团政委江子英，红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三十八团团长任难……

　　“白雀园大肃反”为时近三个月，红四军四个师十二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两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据徐向前同志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还不到两万人，足足肃掉了七分之一！另外有个数字是十二个团共杀掉了六千人！这还没完，小规模的肃反运动此后又绵延了将近一年，不少红军干部被抓了放，放了抓，最后还是被杀掉了。据统计，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十七人，师级干部三十五人，团级干部四十四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

　　肃反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a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因为军情紧急，很多人被抓了后又只好放回部队作战。当军情缓下来后，又抓起来杀掉。就是这样，却很少有人逃跑或投敌，这说明被肃掉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改组派”、“反革命”，而是忠诚的革命者。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从此成为了难以弥补的楚天长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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