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社的发展策略，

　　外人看不懂，内部非核心成员也未必能懂。

　　说韬光养晦吧，

　　从南到北，由东至西，

　　所有的政治势力，全部暴揍一顿，真是逮谁咬谁，行事无忌。

　　说肆无忌惮吧，

　　明明已经有了拳打金国，脚踢高丽的实力，

　　面对最怂最弱的大宋，

　　徐泽却偏偏要闷声发大财，选择猥琐的只挖墙脚不吭声。

　　在这种形势下，

　　同舟社未来几年的发展形势其实很难预料，根本没法制定长期的“发展计划”。

　　如果可以的话，徐泽当然希望能有有长期稳定，

　　给自己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让同舟社一直挖空整个大宋。

　　但大宋朝廷那帮神仙大能混蛋归混蛋，却是一点也不傻，

　　他们迟早会发现徐泽的胆量和贪婪超出想象，靠绥靖买不来平安。

　　最终，他们将不得不选择对抗和打压。

　　只是，“神仙”的思维方式和常人完全不一样。

　　未来的几年，究竟会发生哪些事，谁也预料不到。

　　因此，徐泽并没有盲目照搬后世的“五年计划”。

　　也没有因为随时可能会打仗，就稀里糊涂过一天是一天。

　　实际上，同舟社从成立至今，徐泽就一直坚持边抓建设边扩大地盘的方针，

　　而且，扩大地盘也是为了抓建设，让治下百姓过得更好。

　　其实，徐泽并没有指望各部、曹能够一次性就拿出可用的发展计划。

　　不算之前的改组后的工作磨合期，

　　他又给了各部曹足足两个月的时间，让众人慢慢准备，

　　一次不行就多写几次，缺一手资料，不熟悉治下情况，

　　还可以安排快船送到辽东去调研，务必要做出可用的计划。

　　制定年度发展计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临时任务，而是有着极深的战略考量，

　　但包括赵遹、宗泽、吴用等人在内，没人知道徐泽的真实用意。

　　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过于“优越”，导致“古代”向四边拓展的收益都不大，

　　甚至，疆域扩张太大后，漫长的供给线，会使得维稳成本大过扩张所得。

　　这使得历代王朝一旦完成统一，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而将精力放在维稳上。

　　“量入为出”是王朝管理的常态，甚至是较好的状态，

　　大部分的时间里，其实是“入不敷出”。

　　至于制定长远发展计划，要哪玩意干啥？

　　封建社会讲究的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这句话出自大儒董仲舒，有很深刻的哲学内涵。

　　一个新朝代的君王，受天命统治百姓，

　　就必须改制，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

　　以体现与腐朽没落的前朝不同。

　　但治理社会必须遵循的根本大道，是不能改变的。

　　这一点，其实并不完全是糟粕，在后世也有一定的适用性。

　　如曾经的超级大国，后来的毛熊，

　　“根本大道”变来变去，受折腾的是普通百姓，得利的是谁？

　　问题的根源在于此时的生产力不足，

　　在“天”没变“道”也没变的情况下，天下的百姓“变”多了，

　　多到开荒、移民都无法解决人多地少，百姓吃不饱的前提下，怎么办？

　　任何时代都有远超常人的精英，新旧之交的人杰们更是精英中的精英，

　　并不是后世键政者以为的“古人”如何短视，

　　实际上，各朝各代的奠基精英们都有极长远的眼光，

　　也都认真的思考过王朝治乱循环的问题，并且想出了很多的办法。

　　但都无法突破“生产力不足”这道桎梏，

　　既然开荒种地的增长速度，永远都不可能赶上百姓的自然繁衍和增长，

　　生产资料的“发展”有极限，而人的“发展”却没有极限——

　　那鼓励发展就是危险的、要命的、自取灭亡的。

　　这一点，对当前的同舟社也部分适用，

　　若是没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消化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

　　仅仅是之罘湾不断增加的外来人口，就能把同舟社撑垮，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实！

　　经历了人口锐减的乱世后，那些奠基王朝的人杰们痛定思痛，谋求出路。

　　但受限于生产力的不足，最终都只能无奈选择设计一个静态的、稳定的、不变的理想社会模型。

　　没有谁会痴望王朝万载，能维持几百年就行，国祚延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成功。

　　这一点，一直影响到后世，

　　很多人衡量古代王朝“好不好”，照样会带入这个标准。

　　因此，在治理国家的精英眼中，

　　未来的几年，“天”会变吗，还是谁想让“天”变？

　　“天”既然不变，“道”也不会变，

　　那制定未来几年的“发展计划”，就是极度的“政治不正确”！

　　这并不是开玩笑，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大事！

　　当然，同舟社现在还处于造反的阶段，并没有完成大一统，

　　就需要不断发展，以完成“天变”，进而实现“道变”。

　　但实现“天变”和“道变”以后呢？

　　还要走老路么？

　　实际上，现在的同舟社也解决不了人的发展与生产资料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但徐泽坚信，未来的同舟社一定能。

　　所以，他让众人拟定发展计划的目的，

　　根本就不在发展计划本身，其实是为了培养众人制定发展计划的习惯。

　　在儒家独大，就连同舟社学校的所有教习都是靠儒家经典读出来的情况下，

　　搞学术辩论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如何能辩得过包括自己下属在内的整个天下？

　　徐泽也没想用辩论的方式让属下人接受自己的思想，

　　他更习惯用铁一般的发展事实打脸，并让所有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新的一切。

　　同舟社上下早就适应了社首爱开会、开短会，要材料、写干货的做法，

　　就连农曹曹首梁忠，也能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出能用的政令了。

　　再多一个发展计划，众人也能很快适应。

　　静态模型永远都不可能解决动态问题，

　　社会是动态发展的，矛盾客观存在，

　　有矛盾不可怕，可怕的只是闭目塞听，不去寻找解决的办法，

　　有矛盾就解决矛盾，解决不了矛盾，就改变解决矛盾的方法。

　　社会便在这种矛盾——解决——再矛盾——再解决的动态循环中，不断前进。

　　徐泽就是要在漫长的“造反”事业中，

　　培养众人制定发展计划，养成用发展眼光看问题的习惯，

　　并最终将这一习惯固化为制度。

　　待日后“造反”成功，

　　谁再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屁话，谁就会被众人当成异类。

　　在同舟社各部、曹长官被徐泽的年度发展计划折磨的欲生欲死的时候，

　　之罘女学也被大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折腾的乌烟瘴气——

　　哦，不对！

　　是歌舞升平，学术氛围日渐浓厚时，

　　好在，女学名誉山长赵竹娴受折磨的日子终于到头——领人的赵明诚总算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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