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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正乾四年、大宋宣和七年（公元年）的袭庆府之乱，是同宋战争史上的标志件。

　　但因为两国的官方记载不一致，且此事牵涉到孔子后裔而成了一桩后世悬案。

　　此后数百年时间里，围绕袭庆府之乱的起因究竟是圣人子孙应对危机自结团练保境安民，还是主动跳反背叛朝廷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

　　其实，处于混乱时局之中的经历者，也因为各自的视角不同信息面不一而各执一词。

　　仙源县的动乱规模其实并不大，又因为孔氏的及时干预而维持在比较理智的范围内，并没有爆发流血冲突。

　　不过，事后孔氏向大同官府交代的情况却与仙源县共建会提供的报告有较大出入。

　　而向来反应神速的同军在这次动乱中也慢了一拍，直到袭庆府守军逃遁两日后，同军第五军才进入瑕县控制袭庆府恢复社会秩序。

　　第五军出兵的方向也是不是仙源县东面的沂州，而是瑕县西北面的东平府。

　　至于望风而逃的袭庆府守军，则是连仙源县究竟发生了什么，同军为何能绕过泗水县出现在仙源县境内等情况是真是假都没有做出判断便直接崩溃，自然提供不了什么有效信息。

　　这些溃兵没胆子面对战力彪悍的同军，散播谣言祸害普通百姓却是个顶个的好手。

　　溃兵逃出瑕县后，便边逃跑边洗劫百姓，在沿途不停地播撒暴力和恐慌，大批百姓被溃兵裹挟着逃亡。

　　虽然这些动乱是袭庆府溃兵的自发行为，却因为同宋两国对峙的紧张氛围，造成了隆德府兵变后李成故意散播流言类似的效果。

　　眼见一个应对不力，去年底席卷泽、怀、孟、卫等州的大逃荒就要在京东西路再次上演。

　　幸好，大宋王朝立国一百六十多年，还是有些底蕴的。

　　危急时刻，袭庆府动乱波及的第一站——济州文武官员表现出了极强的责任担当。

　　溃军入境的消息刚传到济州治所巨野县，知济州事苏迟便果断下令守军关闭城门，加强巡防，严厉惩处城中散布谣言趁火打劫的泼皮无赖。

　　同时，其人还命济州兵马钤辖范琼率军出城，支援洸水河畔的任城县守军，并收拢整编四散而逃的溃卒，以阻止同军西进。

　　范琼由卒伍补官，行事果毅，多次参与镇压民乱皆有突出表现，逐步积功到现在的位置，在士兵中也有较高的威望。

　　其人深知乱世当用重典的道理，出城后便下令本部军士凡遇溃军乱民，不问缘由先缴械整编再说。

　　胆敢抵抗者或正在行凶作乱者，不论身份地位皆就地正法。

　　须知溃兵之所以会祸害百姓，除了破罐子破摔宣泄负面情绪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打劫钱财以备个人紧接着的逃亡所需。

　　对济州军士来说，清剿杀人放火的袭庆府溃兵确实有风险，但收益也相当不错，有范太尉兜底，自然个个争先。

　　凭此铁血手段，范琼不仅迅速稳定了济州动乱，还将逃进济州境内的袭庆府溃兵整编了大半。

　　及至任城县时，其人已经聚众上万，声势大振，竟然稳住了岌岌可危的洸水防线。

　　当然，所谓“稳住防线”，只是因为苏迟、范琼二人反应迅速，赶在同军杀入济州之前就进驻任城加强了洸水防线，并不代表济州宋军有实力打退同军。

　　同宋两军战力相差悬殊，朝廷的精锐大军都屡屡败于人数更少的同军，更别说数量并不占优还人心惶惶的济州宋军了。

　　待同军稳住袭庆府后再大举西进，济州十有守不住。

　　知济州事苏迟就非常明白这一点，并没有被一时的表象冲昏头脑。

　　其人一面向任城调拨物资继续巩固防线，一面接连向朝廷发出快马急奏请求支援。

　　战报传至临安，这些年饱受同军惊吓的教主道君皇帝大惊，却没有失措。

　　其人并不清楚京东西路的究竟发生了什么，却知道大宋军队虽多却都打不了硬仗，全靠人多壮胆。

　　结果便是年年都在征兵，处处都要用兵，处处都没兵可用。

　　朝廷若要增援并保住京东西路，临安所在的京西南路就必然要抽调大量兵马。

　　当前形势下，如何能轻易冒这个风险？

　　因而，赵佶并没有响应苏迟的请求，迟迟不肯向京东西路派出援军。

　　幸好天佑大宋，同军拿下袭庆府后并没有趁势席卷京东西路，给了宋军喘息之机。

　　随着京东西路的情报不断汇总到临安，袭庆府沦陷的原因逐渐浮出水面。

　　主要原因固然是府中文武战而不备，军心士气极低，直接原因却是仙源县的突发动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至于之后才开进袭庆府的同军，只是平白捡了漏而已，同宋两军实际并没有交战，大同应该也没有料到宋军会如此“主动”。

　　证据便是同军拿下袭庆府后并没有顺势驱赶溃兵进入济州，也就是说大同会不会就此发动攻宋之战尚且两说。

　　大宋若是反应过激，不等大同来攻便调动大军于两国边境，会不会授人以柄，给大同送上入侵自己的借口？

　　而且，同宋两国的边境线过于漫长，大宋又完全陷入战略被动。

　　从河东到京东，从淮南到江南，处处都可能是同军突破的方向。

　　对军力孱弱的大宋来说，处处设防便是处处都防不住，没有摸清同军真正的目标前，确实不宜盲目调整防务。

　　过去的几年里，同宋两军数次爆发大战，宋军都是输在被同军牵着鼻子来回奔波上，将士们对和同军进行运动战已经有了心理阴影。

　　朝廷此时若仓促调集大军增援京东西路，未必防得住同军西进。

　　而敌军若是将计就计，在京东西路以部分兵马牵制朝廷大军，主力却由河东路突破京西北路防线直下临安，朝廷又该如何应对？

　　战略被动加上战力孱弱，结果便是战术上的无能为力。

　　大宋君臣商量来商量去，始终无法下定增援济州的决心。

　　但济州北控东平府，南接单、徐两州，西连濮州与广济军，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又不能不增援。

　　同军若是拿下济州，则可以由京东路轻易突破东京开封府和南京应天府东面的防线。

　　尽管大同从北面由河北路攻入东京开封府更近一些，可毕竟还隔着一条黄河。

　　哪怕这条河冬日有长达数月的封冻期，实际起不到什么阻敌作用了。

　　但对风雨飘摇的大宋来说，重点防住一面总要好过两面都应敌——

　　好吧，军队打不过对方，一面应敌和两面皆敌唯一的区别就是逃跑的方向多一个。

　　左右皆难，教主道君皇帝思来想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下诏京东西路

　　知袭庆府事徐处仁守御无备，坐失国土，落职，放邛州。

　　袭庆府其余文武着有司严厉惩处。

　　徐处仁乃是神宗元丰年间进士，三朝元老，资历很老。

　　大观年间，童贯统帅西军攻夏，应战争需要，强平陕西诸路物价。

　　徐处仁知永兴军，认为童贯此举会致商贾不通而使得物价反增，极力反对。

　　由此，其人又积累了较大的声望。

　　徐处仁仓惶逃到济州后，并没有被动等待朝廷的处置，也曾数次上奏，反映袭庆府的危急形势和自己的英勇应对。

　　可惜，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在苏知州的功劳面前，徐知府的辩解更加面目可憎。

　　教主道君皇帝直接下诏将徐处仁落职流放，甚至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其人，以大宋的国情而言，这一处置可谓极其严厉。

　　究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徐处仁坐失国土。

　　半年前，面对大同裸的危险，惊慌失措的赵佶抛弃朝廷逃到临安。

　　随后，朝廷虽然顺利迁都，但百官在东京的利益却因为教主道君皇帝不负责任的行动造成了极大损失，逐渐与天子离心。

　　以赵佶的政治手腕，自不会让这些臣子真翻了天。

　　此番对徐处仁的严厉处置，既是借机震慑心怀不轨的臣子，也是为了表明自己坚决抗同的态度，以期挽回人心，巩固帝位。

　　当然，仅有惩处震慑人心不够，还需有奖赏激励人心。

　　因平息动乱稳住阵线有功，教主道君皇帝诏

　　知济州事苏迟加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迁济州兵马钤辖范琼为京东西路兵马副总管，并授予二人整顿济、单、濮州及广济军兵马的重任。

　　实际是朝廷不拨一兵一粮，任由苏迟以四州一军的战争潜力对抗同军。

　　国难当头，特事特办。

　　天子用人不循常例，众臣也没有人眼红。

　　以京东西路当前的形势，这付担子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挑得起。

　　权势富贵再好，也要有命消受才行。

　　苏迟不愧为国之干城，明知道这项任务极为艰巨，也不讲任何价钱地接受了。

　　其人深知以数州之地对抗一国容不得半点侥幸，当即带头贡献出自己的俸禄，并下发政令，号召济、单、濮三州和广济军四地百姓捐献钱粮共赴国难。

　　此令一出，治下百姓骂声一片，苏迟却不为所动。

　　其人身为前线帅臣，第一位要考虑的是济州守不守得住。

　　若是没有钱粮提振招募健卒提振士气而导致济州失守，使得同军大举西进，各地百姓家中存有再多的钱财都与大宋无关。

　　而远在临安城中赵佶身为大宋皇帝，要考虑的问题显然更多，却不可能像苏迟这般“单纯”。

　　备战肯定是要备战的，但比备战更重要的是判定大同究竟在袭庆府之乱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只有搞明白了这个问题，才能判断同军会不会就此发动攻宋之战，而大宋还来不来得及劝阻对方等等。

　　实际上，徐处仁丢掉袭庆府的消息传到临安，教主道君皇帝便立即向大同帝国派出了中书侍郎白时中带队的使团。

　　目的当然不是讨要已经落入大同手中的袭庆府，而是感谢对方替大宋控制住了动乱，并承认同军的实际控制线，以尽力避免两国之间的大战。

　　好消息是白相公很顺利地进入了大同境内，坏消息是之后便没有了进一步的消息。

　　在此期间，京东西路关于经略副使苏迟借备战之名，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的弹劾却如雪片般飞到临安。

　　大同的态度没有摸清楚之前，赵佶哪有心思关心一团乱麻的京东西路？

　　截至目前的各方面情报显示袭庆府的动乱似乎真的只是意外，至少同军进入袭庆府后并没有趁势追击溃军进入济州。

　　可大同正乾皇帝用兵手段出神入化，极擅隐真示假，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前，谁都不敢松口气。

　　在大宋君臣的胡乱猜疑中，京东西路再次传来急奏。

　　这一次，并不是战事，却比战事更加惊天动地——有人撰文《孔子改制考》。

　　这篇文章有明显的“格儒”风格，开篇就指出了儒学先驱周公旦创制“礼乐制度”，本意是周革商命，需要以新的社会制度解决新的社会问题。

　　数百年后的孔子继承先贤，修订《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目的同样是为了解决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儒家因时而变的传统在开创之初就已经奠定。

　　其后，公羊子、孟子、董子等大贤无不是秉承这一传统，研究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总结新的理论，以对儒家学说进行丰富和发展。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作者总结到儒家从来就不是因循守旧的学术派别，礼乐也不是儒家的真正内核，关注时代发展解决时代问题才是。

　　并抨击一些读死书的腐儒正是因为看不到这一点，才会把圣人的务实创新精神丢到一边，却专注于雕章琢句，失去了儒学真义。

　　自徐泽在大名书院发表《格物问道——学之根本》的演讲之后，故作荒诞之说以求显达于大同新政权的儒生便越来越多。

　　相应的，鸿学博儒们的驳斥之声自然也不会小。

　　而随着大同帝国一统天下之势渐成，这样的言论渐渐压倒传统观点，老儒们除了在争累了后抱怨一声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外，也别无他法。

　　比起数年前的《大同说》，《孔子改制考》表达的观点还要更加惊世骇俗。

　　但论文字功底，后者却是赶《大同说》相差甚远，其中很多观点也经不起推敲，很容易驳倒，明显就是一篇捧正乾皇帝臭脚的狗屁文章。

　　正常情况下，博学鸿儒们在这类文章上浪费时间都会觉得羞耻。

　　可《孔子改制考》却由不得他们不关注，因为该文的署名为孔子第四十八代孙孔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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