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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正乾三年、大宋宣和六年（公元年）之春，大同帝国以大宋在归来人问题上敷衍行事为由，要求大宋河东路宣抚使司放开边防准许同军入境调查，两国大战一触即发。
为了平息大同正乾皇帝的怒火，大宋教主道君皇帝毅然决定牺牲自己的忠实家奴，以当朝太尉谭缜的首级换取大宋王朝的平安。
不想，使团派出期间隆德府突发兵变，同军南下拿下河东南路，使河东归于一体。
赵宋则由于李成趁机散布谣言而使得局面失去控制。
随即，大同帝国通过外交谈判向急于稳定内部的赵宋王朝施压，轻易获得了怀、卫两州和安利军，又补全了河北路。
军力本就孱弱的大宋失去了山川之险的河东和河北，战略上的被动局面更甚。
以常理推测，蓄谋已久的大同帝国很有可能就此启动灭宋之战，而不想亡国的大宋王朝必然要举国动员奋力反抗，天下将因此而鼎沸。
大宋境内得到消息的野心家纷纷粉墨登场，掀起局部动乱。
没想到两国局势最为紧张之时，大同正乾皇帝却接见了大宋使团，并同意了教主道君皇帝提出的议和请求。
同宋关系突然紧张又迅速媾和，让看准时机浑水摸鱼的野心家们始料不及。
飞得有多高摔得就有多重，借势而为者必然要承受形势急剧变化的反噬。
接连在河东、京西、京畿和京东等路掀起大浪的大宋河北路招捉使李成便遇到了潮水退去，摸鱼人成为搁浅鱼儿的尴尬。
幸好，直面大同帝国压力的教主道君皇帝比李招捉更加窘迫，已经顿兵宋城之下纠结攻还是走的李成总算等到了朝廷的传诏使者。
教主道君皇帝在诏令中丝毫没有提及李成擅离防区的罪责，反而肯定了其部屡抗同军的功劳，并封其人为右武大夫、英州防御使、淮南西路招捉使。
作为回报，李成则要听从朝廷的调遣，前往淮南西路平灭已经做大的光州民乱。
不想做反贼的李招捉审时度势，坦然接受了朝廷的新任命。
光州地处淮南西路西北角，北有淮水，南有大别山，境内还有南北走向的柴水、黄水、灌水、决水等多条淮河支流，地理环境极为复杂。
正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光州这等山水纵横之地自古就是民风彪悍，历史上曾多次爆发过民乱。
当然，民乱终究是民乱，别看闹起来动辄乱民数万，但甲械稀缺、组织度极低、打仗一窝蜂是通病。
正常情况下，维稳技能点满的赵宋王朝不惧任何民乱，若不是被同军和李成牵制大量兵力，类似光州这种没有政治纲领的突发民乱，朝廷派出数营兵马就可以轻易平定。
但若是错过了最初的平乱良机，等乱民站稳了脚跟，组织度和装备短板逐渐补全后就另当别论了。
因而，对赵宋朝廷来说，驱虎吞狼，调反骨仔李成到光州这等困龙之地平乱，确实不失为解决当前窘境的两全之计。
李成部装备精良，又经历过多次实战考验，对付光州民乱并不是多难的任务。
不过，此战的重点并不是打仗，李成也不是朝廷的忠实走狗。
其人之所以痛快接受朝廷的新任命，就是因为其部太需要一块立足之地了。
因而，再度开拔前，李成便先将召集麾下众将开会统一思想。
其人分析了同宋两国当前形势，认为天下迟早要大乱，好汉子生于世，当借此良机干一番大事业。
但在此之前必须先取得一块立身之地，等乱世来临才能进退自如。
流窜作战和取得根基之地的战法完全不一样，首重军纪，军纪不行，军队再能打都不可能站稳脚跟。
李成要求众将严格约束部下，不得扰民，违者定斩不饶。
其人深知麾下将士人心各异，并没有把话说死。
承诺待打下了光州后，诸部不愿继续服役者可授予田地，就算将来自己败了，这些人也不用担心受到牵连。
随后，其人便严格按照朝廷制定的行军计划，边行军边整顿军纪。
进入光州后，李成并没有仓促出击，而是又在商城镇休整了五日，以继续整顿兵马并打探敌情。
在这里，其人得到了精通政务刑名的本路人才黄文炳投靠。
黄文炳本是无为军通判，当年樊瑞在无为军搞事，其人因尽忠职守“顽抗义师”，一家老小均遭樊瑞所害。
动乱平定后，无为军政治格局重新洗牌。
黄文炳的位置遭人惦记，有人供出其兄黄文烨在樊瑞之乱中曾勾结匪人，证据是贼军数过其家而不入，其人受兄长牵连而落职。
这之后，孑然一身的黄文炳便流落淮南西路各军州，靠卖字画为生。
但其人终究没能彻底熄灭功名之心，一直谋求做事的机会。
李成率军进入光州后就严格约束部众，整顿军纪，做派完全不同于一般官军。
这一点成功引起了黄文炳的注意，其人乃主动入营投靠，并献上破敌之策。
对黄文炳这个突然冒出的淮南人，李成出于本能并不信任，但他也没有拒绝黄文炳的投靠。
原因很简单，其部是由河东和河北人为主体的过江强龙，要想在光州站稳脚跟甚至放眼淮南西路，就不能一味强硬，最好是先接纳部分地头蛇。
经过数次试探，李成基本确认了黄文炳的投靠确属真心。
更难得的是黄文炳历经人生大悲苦，只剩下了对功名的执念，辅佐李成这等拥兵自重的军头没有半点心理负担。
在本地带路党的帮助下，李成于定城、光山和柴水三战三捷，一举打服了本地势力，展示了其人过江猛龙不惧地头蛇的彪悍。
其后，李成又模仿大同帝国在河东路的做法，以军事镇压为根本，利益捆绑为手段，拉拢本地乡绅架空光州的官府力量，逐步建立了相对独立的统治体系。
此战中，乱民武装兵败后大量人员投降。
李成却没有趁机扩充实力，反而兑现了之前对部属的承诺，准许厌倦了刀口舔血生活的兵士退役，并授予他们土地。
经过再次整编，李成部兵马压缩到了四千余人，战斗力却再上一个新台阶。
此举最大的作用是缓解后勤保障压力，毕竟，以一州之力如何能养得长期供养上万大军？
不过，李成的“识时务”也让紧张不已的赵佶等人总算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将注意力放在其他各个方向了。
直到宣和六年的下半年，赵宋朝廷才堪堪平定内部此起彼伏的动乱。
而在此期间，教主道君皇帝以形势变化开封不宜继续都天下为由，连续两次提出迁都之议，都遭到了臣子们的竭力力抵制。
大同帝国的边境已经拓展到了赵宋王朝的国都边上，战力彪悍的同军又对宋军形成绝对碾压，仍以开封府为都城就基本等同于放弃抵抗，坐等大同一波端掉大宋。
绝大部分的臣子明明也知道这些道理，却因为利益相关，只要没见到同军兵临东京城，就坚决不同意迁都。
什么七朝王气汇聚之地，祖宗陵寝安放之所（赵宋皇陵实际在西京河南府），人心稳固之基，号令天下之本，等等。
只要真正触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以往遇到外敌入侵就惊恐不已的士大夫们便无所畏惧，就能为了维护利益而睁着眼睛说瞎话。
不过，以教主道君皇帝惧徐至极的性子，以及御极二十多年操作臣子与股掌之间的政治手腕，赵宋迁都是迟早的事。
在燕京府默默关注宋、金、辽、夏、高丽、日本等国形势变化的大同正乾皇帝就坚信这一点，并已经着手赵宋迁都后的应对了。
两浙路明州官衙，一场特殊的官职交接仪式已经结束。
赵宋知明州事郭易简在明州任满两届，考绩连年上中，为奖励其人尽忠职守，大同朝廷乃迁其知辽东路巡抚使。
嗯，确实没有搞错。
就是赵宋的官员政绩突出，“交流”到大同帝国内部任职。
而且，新任知明州事也不是赵宋官员，乃是原大同知易州事李石。
李石是辽乾统七年（公元年）丁亥科状元，官至大辽翰林学士。
四年前，辽天祚帝耶律延禧面对同金两国的同时侵略，仓惶出逃鸳鸯泊。
其人留在燕京的朝廷也出现了分化，部分人拥立伪帝耶律淳，另一部分则逃亡他处，李石便前往平州协助张觉割据地方。
徐泽率军北伐灭掉北辽小朝廷后，又以强力粉碎了张觉的乱世军阀梦。
张觉交出平州的控制权后便被徐泽调任秘书室，主要担负辽国契丹字文献的翻录工作，实际被逐渐边缘化，其人的党羽也被正乾皇帝分化拉拢。
作为一只曾经短暂存在过的政治势力，“平州独立”利益集团已经消亡。
因而，在易州任上干得不错的李石才能被正乾皇帝委以知明州事的重任。
归属于赵宋的重要港口州府明州守臣调整，却完全由大同帝国私下操作，很明显，赵宋王朝已经失去了此地的实际控制权。
事实也是如此，自宣和二年徐泽率军入两浙路平叛并“收复”秀、杭、越、明等州后，同舟社就在江南打下了楔子。
特别是明州，名义上归赵宋所有，但也仅仅是名义上而已。
人、财、军三事全由同舟社及后来的大同帝国掌控，赵宋朝廷皆无权过问。
这种情况下，明州也仅仅名义上归赵宋所有了。
为了避免过度刺激赵宋君臣，两浙路因动乱免税三年后，去年便向朝廷缴纳了税款折合制钱三万贯――还不足两浙路之乱前明州市舶司一年商税的半成。
同舟社实际控制明州后的海贸抽税收入只会更多，这点钱简直就是打发叫花子。
但失去了制海权，就连国都开封府都处于同军的兵锋直接威胁下，赵宋朝廷明知道明州姓了徐还要养在自己家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实际上，同舟社接管明州后，定海港便凭借着极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海贸额逐年激增，商税也跟着不断上扬，早不止战前的体量了。
此番迁往京畿重地任职的郭易简也不是只会站在功劳簿上捡便宜幸运儿，其人的确有几分真本事。
明州归宋而实属同，郭易简知明州事，便是地端着赵宋朝廷的腕却吃着大同帝国的饭，很容易两头都落不到好。
其人为了摆脱这种尴尬身份，就只能在挖掘政绩上下功夫。
明州农业基础建设这块这几年发展也极为迅猛，尤其是在昌国县海岛屯田的王英等人干得非常出色，不断实现了粮食自足，还能拿出一部分用于贸易。
不过，农业生产这块一直由共建会全面负责，郭易简就算是知州也插不上手，更不敢随意在此事上指手画脚。
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明州有着已知世界最大的外贸海港定海港，其人便将注意力放在了海贸上，定海港的繁荣便有他的一份功劳。
此时没有后世先进的船舶定位技术，商船一旦驶离港口进入茫茫大洋，官府对其的监管和约束效力就会锐减，使得朝廷对海贸尤其是远洋贸易的管理效率极低。
赵宋朝廷采取的办法是以商船贸易线路的海上距离和季节（季风、洋流）特点，人为规定商船的有效返港时间和进出港货物清单，要求商船限期回港抽税。
这种征税制度自然存在很严重的漏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无法有效控制商船出港后的贸易行为。
因技术原因，当下远洋贸易商船通常不会直航目的地，而要不断停靠沿途港口城市，以获取补给，躲避自然灾害，航行周期本就很长。
有些船主为了追逐利润，会以人为(海盗袭击、船员染病)、自然(遭遇台风、暗礁等)等因素为借口，故意拖延数月甚至一两年的返港缴税时间。
然后，利用这个时间差，不断往返于朝廷没办法有效监控的外国港口，赚取巨额的钱财，待赚得盆满钵满后，才返回本国港口缴纳很少的商税和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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