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虽然认死理，但也是做事果决之人，一旦做出选择，就绝不回头。

　　回到蓬莱不到不足半月，其人让便让次子宗颖给徐泽送来一个公文袋。

　　里面装着一份情报和一份厚厚的公文。

　　第一份情报，是朝廷遣武义大夫马政返回登州，许其便宜行事，

　　宗泽担心蓬莱有变，赶紧给徐泽送信。

　　其实，宗泽多虑了。

　　马政当初面对徐泽的强势，连招架都做不到，现在回来，更做不了什么。

　　而且，其人这个时候被派回，只能是一件事——联金灭辽。

　　最晚在政和元年，辽人马植入宋时，

　　赵佶、童贯二人就已经生出了联金灭辽的想法。

　　最初，赵佶的想法很简单——吩咐藩属国高丽把这事做了即可。

　　正好高丽遣使入宋，天子对高丽使者李资谅曰：

　　“闻汝国与女直接壤，后岁来朝，可招谕数人偕来”。

　　结果，李资谅毫不犹豫就拒绝了，

　　还骂“女直人面兽心，夷獠中最贪丑，不可通上国”，

　　实际上，他就是连带着做事没头没脑的大宋皇帝也一并喷。

　　吃了这顿瘪后，赵佶消停了一段时间。

　　童贯却又找到欲要到辽国搞事的徐泽，暗示其人帮朝廷探明辽国东北的情况。

　　事关机密，加之当时大宋根本没有做好与辽国开战的准备，

　　而且，童贯对徐泽的能力和运气也没抱多大的希望，

　　因此，其人没有事先跟天子沟通，

　　自然就不可能提前授予徐泽一官半职，或是出使信物之类的东西。

　　导致大宋第一次联络女直人的行动虽然成功，却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成果。

　　辽国也因为徐泽、完颜阿骨打等人大闹咸州之事，加强了防备。

　　再想派人出使就更难了，联金灭辽之事就此搁置。

　　去年底，辽国亡人高药师等欲往高丽避乱，误入登州砣矶岛。

　　被徐泽逼得险要丢官的登州知州王师中抓住了机会，立即将这一情况上奏天子。

　　而后，搁置了四年多的联金灭辽计划再次启动。

　　但，让人极度无语的是，

　　大宋最有权势的一个半男人前后筹备了六年的大事，

　　其实——是啥准备都没有做！

　　马政、高药师等九人奉天子命出海，欲往登州对面的苏州，联络金人。

　　这个将要决定宋、金、辽三国国运的使团，

　　居然临时在军营薅了七个傻赤佬，许以官职，就划着船出发了，

　　而出使最重要的通译、国书、航海路线图等等——统统没有提前准备！

　　做大事如此儿戏，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使团”半途遭遇“金人”巡哨船，双方语言不通，

　　一番沟通失败后，“金人”引弓便射，

　　吓得马政等人仓惶逃遁，直入青州境内，被巡海的广陵盐务巡检司武松部捕获。

　　由于马政等人来历蹊跷，又闪烁其词，

　　不明情况的青州安抚使崔直躬只能如实上奏，

　　消息不慎走漏，东京城谣言四起，

　　不仅有增税伐辽的谣言，还有金人大败登州水师，兵马钤辖马政被俘的无稽之谈。

　　伐辽之事尚未开始，就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搞得朝廷极为被动，此事再次搁置。

　　近几个月，朝堂人事变动极大。

　　少保、太宰郑居中以母忧去位，特进、少宰刘正夫卒，

　　经常跟公相蔡京唱反调的中书侍郎侯蒙也被罢。

　　天子以御史中丞王安中为翰林学士。

　　又借明堂建成推赏赐，加童贯检校少傅，梁师成为检校少保，

　　宣和殿学士蔡攸、盛章、开封尹王革、显谟阁待制蔡儵、蔡翛，各迁官有差。

　　恰逢西蕃王子益麻党征降宋，

　　赵佶由是再次想起了一波三折的联金灭辽，

　　仍委检校少傅童贯全权负责通好金国之事，监司、帅臣不许干预。

　　但自徐泽翅膀硬了单飞后，童贯就只能从马政处得知登州有限的消息。

　　马政责官青州后，更是两眼一抹黑。

　　其人对宗泽又不放心，只能派人征求前登州知州王师中的意见。

　　可怜的王知军被公相蔡京抛弃后，正彷徨无依，

　　收到童贯抛来的橄榄枝，赶紧抓住。

　　过了大半年，王师中其实也不清楚登州的情形，只能硬着头皮举荐马政，

　　又说平海水师指挥使呼延庆通晓外语，又博学多闻善于辨谈，也可以委派。

　　马政虽然关键时刻摆了自己一道，

　　但不用马政，就只能让徐泽抢了功劳，

　　王师中当然不愿意让徐泽得好处，他这个举荐也可以理解。

　　这其中的细节徐泽当然不清楚，但马政的任务却是明白着的

　　同舟社现在还需要时间完成转型，接着陪他们玩玩吧。

　　放下第一份情报，徐泽拿起第二份文件。

　　第二份文书，是关于官员和胥吏使用管理与监督的建议书。

　　已经写好了两日，宗泽一直在修改，这次一并送来。

　　其人已经知道同舟社在海外还有庞大的“基业”，

　　但具体规模和分布情况，却不甚了了，

　　因此这份建议书主要是立足登州的现状所做。

　　宗泽并没有泛泛谈治国理政的大道理，而是结合自身丰富的基层任职经历，

　　客观的评价大宋官吏使用管理制度上的好与坏，

　　有事例有分析，非常详细，显然做足了功课，

　　徐泽估计有七八万字，全部用毛笔楷书写就，非常厚的一摞。

　　在意见书中，宗泽既讲了大宋在官吏制度上的有益探索和成功做法，又讲了一些乱象。

　　还从制度设计上的漏洞、前朝遗留的历史问题、长期积累的不良风气等方面，

　　分析这些大宋官场现状背后的根源和危害，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宗泽认为，大宋官吏使用上的最大问题，不是“冗官”。

　　真正的“冗余”的，只是大量的荫补入仕者，

　　特别是荫补后，只领俸禄不做事的官员。

　　而大宋的基层，恰恰是官员太少，不够用。

　　尤其是一线亲民官，其实并不轻松，

　　要处理的事务极为繁重，一般人根本应付不过来。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长期的实践中，

　　很多本该官员亲历亲为的事务，就分给了胥吏和属僚。

　　由此，又产生了胥吏欺上瞒下，把持地方的各种问题。

　　宗泽并不认为要继续加强对胥吏的管理，

　　因为，大宋对胥吏的管理和防范已经足够严，甚至严过了头！

　　在他看来，不解决官员的问题，就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胥吏的问题。

　　宗泽还就登州官吏的使用提了不少建议。

　　其人认为，在同舟社没有起事之前，

　　朝廷任命得官员与同舟社基层治理体系并行的情况，将长期存在，

　　没有相应的管理制度配套的话，

　　既可能会让一些“闲人”瞎搞事，也会导致大量管理力量闲置和浪费。

　　实际上，宗泽反映的这些问题，徐泽也在关注，

　　正应了英雄所见略同——真正想干事的人，总能看到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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