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实际上到了万历朝这个时候，皇帝已经不太干涉科举题目的拟定了。

　　或者说得更详细一些，皇帝在名义上是殿试策问的出题人，但是万历朝的实际操作，是由内阁先拟定数道策题，随后让司礼监的秉笔太监送往皇帝面前选出一道作为最终考题，并密封送返内阁，然后在殿试当场再令宦官印刷出相应份数的试卷发往考生手中。

　　如果皇帝不想用内阁拟定的策题，而想上手亲自出题，那当然是没问题的，像儒学功底比较扎实的崇祯皇帝就是一直绕过内阁文官，亲自拟定策问题目的。

　　至于会试题目，那是毫无例外，向来是由主副考官拟定，皇帝一般不对此发表意见。

　　朱翊钧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为到了晚明，科举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准化的流程测试，基本上就是官僚体系内部自动循环的一个环节。

　　这就好比现代的高考或者考公，真正关系到命题的是命题标准而不是命题人。

　　明朝的会试共分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第二场考论一首、判五条，诏、诰、表各一道，第三场考经史策五道。

　　其中考官最看重的，还是第一场的八股文，第二场与第三场的要求不高，只要文意通畅即可，相当于现代的附加题。

　　以朱翊钧这个现代人的儒学水平而言，在会试题目上最有能力插手或者发表修改意见的，理应是在于第二场的诏、诰、表，这一场的题目是要求士子模仿上位者的言行，写出相应的公文，一般都是汉表、唐诰、宋诏。

　　朱翊钧是记得万历十七年的这场题目的，“拟宋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孙奭讲《曲礼》，仍赐御书古诗各一章谢表，天圣三年。”

　　这一道题目看起来平平无奇，实则处处暗藏陷阱。

　　宋朝所谓“崇政殿说书”，其职业即相当于晚明的经筵讲官，专门为皇帝讲说书史，解释经义，并备顾问。

　　而历史上的宋臣孙奭，是经历了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朝的儒学老臣，宋太宗曾亲自到国子监听孙奭讲解《书经》，并给予褒赏。

　　只是后来因宋真宗劳民伤财，以迎天书、祀汾阴，孙奭因劝谏其罢兴土木而被迫外放。

　　而题目中的“天圣三年”，正是宋仁宗继位后，将孙奭重新择为翰林侍讲学士的那一年。

　　这其中的讽刺意味便很明显了，前一任皇帝有劳民伤财的前科，后一任皇帝又有废后宠妃的苗头，这指代的是今朝之何人何事还不明显吗？

　　不过朱翊钧并没有打算要修改这道讽刺意味过重的科举试题，事实上历史上的万历皇帝也从来都没有因为科举试题在讽刺于他而感到不快的记录。

　　因为这道题目考校的并不是考生作为文官讽谏帝王的能力，相反，这道题目的本意是要让考生在写公文时能够做到文过饰非，需要结合历史背景，一眼看出潜藏在文字背后或许会让帝王感到不悦的所有隐患，并且在作文章时一一绕过，以达到避重就轻的最高境界。

　　这种境界朱翊钧本人是达不到的，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当敬佩能达到这种境界，并且作为命题人再考校下一代接班人的文官集团的。

　　因此他不去修改会试题目，即使他有穿越者的光环，但他不把这种光环用到他个人身上，朱翊钧这人就是当了皇帝也本分，他现在的本分在于殿试策问，他就只谈策问，

　　“朕读《汉书》，见董仲舒尝有分说，‘正其谊不计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知卿等如何看待？”

　　许国是会试主考官，却不知皇帝是何意思，于是中规中矩地回道，

　　“《春秋》正是如此。”

　　这一句话留给了皇帝极大的回旋余地，既适用于赞同也可适用于反对，朱翊钧却也不客气，接着便自问自驳道，

　　“‘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而反以为诟病于天下。”

　　许国应道，

　　“古人以利和义，而不以义抑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此乃古今之分，皇上可以道义之辩考校……”

　　朱翊钧立刻摇头道，

　　“朕何尝不辨道义之别？”

　　这下许国不知如何是好了，只得再次请示道，

　　“既非道义之别，莫非是义利之本？”

　　朱翊钧掩在袖中的两手拇指又重新交缠了起来，他注视着三位辅臣的形容，心下凭空多出了一丝惶恐。

　　他情不自禁地冒出了一种想法，就是内阁联同满朝文武正在集体对自己装傻。

　　这么多经过层层考校的聪明人站在朝堂之上，他们揣摩上意的本能已经刻到了骨子里，他们的权谋诡计、党同伐异的本事连后世学者都为之争论不休，他们怎么会从来没想到过要追求民主和平等？

　　看看方才，申时行和王锡爵为了洗清他们自己不曾在乡试中联通舞弊的嫌疑，随手一个调度，就在覆试前将礼部尚书的位置“虚悬”了起来，他们为何从来没想到过像历史上的英国一样，用内阁和议会去取代君主？

　　他们总是在这些虚空的圣人之言里打转，一个个似乎都当真坚信孔孟之道，难道就从来没有对他们笃信不移的君臣之道产生过哪怕一丝的怀疑吗？

　　朱翊钧的两手拇指指甲尖儿在袖子里互相顶了起来，他觉得自己一定是得试一试启蒙民主这件事了，他这人就是这么喜欢为他人着想，连看到别人有愚弄自己的嫌疑都不忍心，

　　“非是为从此二者之中命题。”

　　朱翊钧的拇指开始在袖中互戳，

　　“朕知为人君者，必尽知天下之害，而后能尽知天下之利，汉高祖尝言，‘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于言表。”

　　“自古汉家为君父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帝王，帝王又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

　　“以帝王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始而惭，久而安，岂非反为天下之大害？”

　　“设若‘天下无君’，则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岂非利之于天下，为今朝贡士之所求者？”

　　朱翊钧说罢这一番话，自己也觉得有一点儿心虚，他想这一段话大约是要上史书了，不知道这个时空的后世学者往后翻到这一段话会怎么评价自己。

　　又想，这辅臣一会儿要是又跪下了，自己该怎么办？这说出去的话再收回来，岂不是反而显得反复无常，并非是真心赞成“天下无君”？

　　就在朱翊钧左思右想之时，许国复开口道，

　　“皇上，臣该记得，万历十四年丙戌科殿试策问，便是‘无为而治，不赏功而民劝’。”

　　朱翊钧没料到许国对此言论竟然毫无反应，当真是在与皇帝讨论殿试策问。

　　他想想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万历十四年的科举试题他也记得，并非是笼统地要考生讨论“无为而治”这一句话在施政中的可能性。

　　实际上万历十四年的策问讨论的是“无为而治”与“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唐虞不能化天下”之间的辩证观点。

　　这里面的一大陷阱，是这道策问的最后有一句“以昭明圣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

　　也就是要求把明初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和上古无为而治的行为结合起来进行议论，还必须做到文意想通，能够自圆其说，和自己现在所提出的“天下无君”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言论。

　　朱翊钧内心五味陈杂，他想辅臣也是挺不容易的，连反驳皇帝都是用三年前的殿试策问来反驳的。

　　还得等皇帝自己想明白了，才回味过来这其实是一种反驳，而不是提醒皇帝接连两次科举的殿试策问出现重复了。

　　朱翊钧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心底的气势已经比先前弱了一些，他原先以为文臣起码是不会毫不犹豫地立刻就反对“天下无君”这种思想的，至少会流露出一点儿明贬暗褒的意思。

　　不料现实是许国连这方面的话口都没留，全然就是公事公办，让朱翊钧不禁感到启蒙国民的难度又增大了一些，

　　“丙戌科所论，乃抑赏罚者为人君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

　　朱翊钧解释道，

　　“古者谓有治人无治法，朕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三代之法，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所谓藏天下于天下，此即为人君其所以治者。”

　　朱翊钧觉得自己说得足够明白了，法治大于人治，四舍五入就是宪法为一切根本嘛。

　　却不料许国即道，

　　“臣谓法入策问甚合时宜，听闻我太祖高皇帝用夏变夷，敷政立教，尝谕侍臣曰，‘礼法明，则人志定，则上下安’，又曰，‘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

　　朱翊钧听了，不禁皱了下眉。

　　许国引用的这句话其实是来自于《皇明宝训》，单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并不算是引喻失义。

　　当然朱翊钧知道这句话还有一个背景是出自《明太祖实录》。

　　朱元璋前脚刚说完这句话，后脚就跟当时的左相国徐达说，“我当年起兵濠梁，见元末主将都是因为不讲礼法，放纵部下暴乱，不懂得驭下之道，才导致早早就自取灭亡的，而我所任命的将帅，都是从前与我同功一体的人，他们臣服归心于我，我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所以众将士才没有提出异议之人，都听命于我，现在你们为辅相，也要遵守这些道理，千万不要‘谨于始而忽于终’”。

　　然后当年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就当真“有谨始而无善终”了。

　　“臣观人君之于国，必有所与立，上之率下为纪纲，则君之所以提挈振举之谓，设若以‘立纲陈纪，移风易俗’为策题，则一禀于礼法，以承皇上是为长久安宁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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