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六年，二月十日。

　　自往澳门和辽东连下了两道旨后，朱翊钧终于感觉比刚穿越来时要好上一点。

　　他感觉大明还是有希望的，感觉万历前期的改革阻力似乎也没自己想象得那么大，感觉自己在应对具体政务方面还是相当有能力的。

　　当然，这一感觉建立在朱翊钧把弹劾的奏疏都交给司礼监处置的基础上。

　　鸳瓦霜明，乍暖还寒，紫禁城的冰雪尚未化尽，朱翊钧放下手中《永乐大典》中的一册，隔着窗户望向乾清宫檐下的廊柱。

　　这是当年官营漆匠重涂的百宝嵌，描红富丽敦煌，浑不见一丝永乐年间的血色与白骨。

　　朱翊钧望着便垂下眼来，手中的书册也被悄然搁在了一旁。

　　就在这时，张诚捏着一本奏疏进来了，他见皇帝似乎兴致不高，便低头退侯在旁不敢打扰。

　　倒是朱翊钧先受不了他这番惺惺作态，瞧见了便开口问道，

　　“又有甚么事非要求得朕来处置？”

　　张诚犹豫几许，双手递上奏疏道，

　　“皇爷，国子监司业王祖嫡奏修缺典。”

　　张诚顿了一顿，道，

　　“盖因建文之革除未复，景泰之附录未正，故而特待皇爷圣裁。”

　　朱翊钧一怔，他确实没想到这件事能轮到自己手上来处理。

　　不过一见张诚格外谨小慎微的模样，朱翊钧沉下心想了一想，便立刻反应了过来。

　　按明制，纂修《实录》必须得到皇帝的诏令才可进行，而纂修《建文实录》直接关系到对永乐帝的评价，就更是如此。

　　朝廷不容史臣私为，史臣亦不敢私为，因此必得上疏禀明皇帝。

　　而朱翊钧前几个月刚下旨说要效仿成祖皇帝重组大明远洋舰队，这一道奏疏，名为因修国史而请求圣裁，实则是为试探规劝。

　　何况修史之事与弹劾下臣不同，司礼监权柄再大，也绝不敢肆意干涉大明国史的修定。

　　否则明朝历代的权宦也不会在后世的史书中没留下任何一个正面形象了。

　　弹劾的奏疏皇帝能视而不见，可修史的章奏皇帝却不得不批。

　　朱翊钧思及至此，觉得此事不好再躲，便启口吩咐张诚道，

　　“上头怎么写的？且给朕念念罢。”

　　张诚应了一声，翻开奏疏朗声道，

　　“臣窃谓建文纪年之不可泯者五。”

　　“自古无道之君天人共弃，闻革其命矣，不闻革其年。”

　　“引师曰‘靖难’，明非复仇，胡为追薄海内外已奉之正朔而去之？不可一。”

　　“靖难宣力诸臣妄希茅土，日构建文之过，本非成祖之心。”

　　“事平固已幡然感悟，故鄙李贯独无封事，谕吏部不念旧恶，榜条方列，旋即除毁。”

　　“革除之议起于六月庚午，命府部建文条格悉复旧制，今年称三十五年而已。”

　　“然皆一时逢迎之臣从谀为此，后世不察，遂谓成祖独断，归过君父，使亲亲之心不白，不可二。”

　　“或谓成祖定鼎功同再造，如复革除则师疑无名。”

　　“夫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祖之视成祖、建文同一子孙也，今日之视二祖同一祖宗也。”

　　“不革除谓不能仰体成祖心，必革除其为仰体太祖心乎？”

　　“书靖难所以彰成祖再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纪建文在位之实，何悖之有？”

　　“矧成祖谟烈昭垂，岂以革除显，不革除晦乎？不可三。”

　　“国史野史上下并传，世往往信野史而疑国史，若谓国事多讳不若求之野耳。”

　　“夫年既革除，事必散逸，今纪建文者无虑数十家，谬无相承，至有不忍读者逞其雌黄，遂淆朱紫，岂细故也哉？不可四。”

　　“革除者不过使天下后世不复知有建文耳，而千万世之后，宁能以建文之实历为洪武之虚年乎？”

　　“大书特书，固将不免，与其纪年立史于千万禩之后，孰与今日之为得乎？不可五。”

　　张诚还没把这道奏疏念完，朱翊钧就开口打断道，

　　“好了，朕明白了。”

　　朱翊钧淡淡道，

　　“景泰附录不正之事，这疏里也是一样这么写的吗？”

　　张诚小心地回道，

　　“却有些不同。”

　　朱翊钧笑道，

　　“倘或也是主张‘革其命而不革其年’，那便是大同小异。”

　　张诚忙道，

　　“其实皇爷继位之初，便已下诏为建文朝的忠臣建造了忠节祠以示旌表，皇恩浩荡，想来早已大慰忠灵。”

　　朱翊钧点点头，历史上的万历皇帝的确对建文帝好感颇多。

　　不但在讲读时与张居正公然议论起建文帝的下落，还将建文朝的忠臣全部平反，对建文忠臣的家属与后代实行“推恩”政策，让建文忠臣的子孙后代享受祖上的“福荫”。

　　“既然事关名位，不如就疏下礼部，让沈鲤、朱赓他们好好讨论一番。”

　　朱翊钧把这桩事推给了万历十六年的两位礼部尚书，

　　“此事不必着急，名不正则言不顺，礼部有甚么意见，只管让他们呈禀上来便是。”

　　张诚应了一声，但听朱翊钧继而又道，

　　“对了，年前申时行不是上疏说朕好久没听过日讲与经筵了吗？首辅既让朕不拘时日，随便宣召，正好，朕今日便想与他讲上一章。”

　　张诚一愣，全没想到皇帝会突然起了这个兴致，

　　“这……皇爷要听日讲，奴婢必须预先将所讲经书放在文华殿的御案上，这才能……”

　　朱翊钧一挥手，道，

　　“无妨。”

　　说罢，便要下榻更衣。

　　张诚只得遣人前去传旨。

　　这是朱翊钧当皇帝之后总结出的第三条经验。

　　遇到臣下试探，于事上可缓，因为事缓则圆，但于态度上，一定要十分坚决，最好一次就能把人唬得再也不敢开口。

　　半个时辰后，文华殿中。

　　朱翊钧端坐在御座上，龙屏向南，御座之东设御案，御座之南设讲案，案上各放了一本《贞观政要》，是朱翊钧刚刚命张诚送过来的书，

　　“先生，魏徵为人好不好？”

　　申时行于讲案后倾身道，

　　“魏徵事唐太宗，能犯颜谏诤，补过拾遗，乃一时之贤臣也。”

　　朱翊钧笑了一笑，道，

　　“朕却以为，魏徵先事李密，后事建成，建成为唐太宗所杀，又事太宗，这等忘君事仇的人，不见得好。”

　　申时行敛眉道，

　　“皇上以人臣大义责备魏徵，果是大节亏玷，但其事太宗，却能尽忠。”

　　“当初伊尹五就桀，五就汤，后来佐汤伐夏，成了大功业，就是商之元圣。”

　　“管仲初事公子纠，齐桓公杀子纠，管仲又事桓公，一匡天下，孔子遂称其仁。”

　　“唐太宗初定天下，延揽英贤，但能忠于所事，即加信用。”

　　“自古创业之君如此者甚多，即如我太祖高皇帝开创之时，元朝旧臣未尝不用，如刘基、陶安、詹同輩，都是元臣。”

　　“魏徵谏太宗，如‘十思’、‘十渐’等疏，皆是忠言谠论。”

　　“圣人云，‘不以人废言’，如《政要》所载魏徵之言，亦可备皇上采择。”

　　朱翊钧淡淡道，

　　“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也不见得好。”

　　申时行忙附和道，

　　“唐太宗于伦理上果有亏欠，闺门亦多惭德，独有纳谏一节，为帝王盛美，所以称为贤君。”

　　“皇上以家法不正贵之，诚为确论，家法第一要紧，如我太祖家法，贴之圣子神孙，万世无敝，真是度越千古，此皇上所当谨守遵奉者。”

　　“若论前古帝王，惟尧、舜、禹、汤、文、武是圣人，毫无可议。”

　　“愿皇上以二帝三王为法，区区唐太宗，委不足言。”

　　朱翊钧笑笑，道，

　　“依朕看，《贞观政要》不讲罢，朕曾看《礼记》，着以《礼记》进讲。”

　　申时行回道，

　　“古称为国以礼，《礼记》中多有格言，进讲甚好。”

　　“但宋儒曾说，人主读经则师其意，读史则师其迹。”

　　“史鉴亦不可不讲，臣记得孝宗皇帝在时，曾命阁臣纂辑《通鉴》一部，名为《通鉴纂要》，此书原备经筵进讲。”

　　“若将《通鉴纂要》与《礼记》间讲，可以知古今成败得失，为修省鉴戒之助。”

　　“又宋儒真德秀有《大学衍义》一书，世宗尝命儒臣进讲，候《尚书》讲完，再讲《大学衍义》，则经史格言皆在其中。”

　　申时行侃侃而谈，仿佛当真是在与皇帝讨论日讲该用甚么教材好。

　　朱翊钧是相当佩服申时行的，自己明明是在讲不愿臣下多言进谏，给申时行两三句话一转圜，忽然就变成要皇帝效法二帝三王了。

　　“臣之事君，犹子事父，父不幸有难，为人子的岂得背父而逃？”

　　朱翊钧重复强调道，

　　“为臣的忘君事仇，大节坏了，纵有善言，亦是虚饰，何足采择？”

　　“魏徵不是好人，《政要》不必讲，今后只讲《礼记》。”

　　申时行应道，

　　“皇上天纵聪明，日新学问，其于剖析义理，权衡人物，是非贤否，卓有定评，非臣愚昧所及。”

　　朱翊钧笑道，

　　“自古论人，于三代之上不可不严，于三代之下不得不恕。”

　　“而唐虞三代之德，《尚书》备载，唐虞三代之事，至于《礼记》。”

　　“得失善恶，无如五伦之重，五伦失一，则不得为人。”

　　申时行复应道，

　　“纲常伦理，乃自古帝王所以立国，臣子所以立身，不可一日而不明，圣训昭然若揭，臣不胜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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