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叡并非是归雒阳。

　　而是直接取道豫州与兖州，渡过大河进入冀州的邺城。

　　缘由乃是少小与曹叡一起长大、留在邺城看护宗室诸王侯如今在雒阳的燕王曹宇，令人传来了一封密信。

　　所言何事无人知晓。

　　但曹叡甫一看罢，便令禁军收拾行囊赶回去。

　　行程之匆忙，以致得悉消息的胡质赶回来接替坐镇宛城时，曹叡的行伍已然进入豫州。

　　这也令所有留在荆州的将率心有不安。

　　如果是寻常之事，曹叡定不会如此匆匆。

　　不过，待胡质静心思虑一番，便也大致能推断出是什么事。

　　如没有意外的话，应是冀州有黎庶聚众叛乱了。

　　盖因随着雒阳中军进入关中驻扎后，关中无法承担得起他们的粮秣，是故魏国一直都让冀州与司州的黎庶转运的。

　　持续了一年多的徭役，黎庶自然不堪重负。

　　如今关中决战即将要开启，徭役再复加重，且正值百姓将要忙碌秋收的时节，矛盾激化、诱发民乱也不足为奇了。

　　或是说，比起动摇军心而言，些许民乱还不足令曹叡亲自赶回去处理。

　　但现今乃非常时期。

　　将举国之兵聚集在了关中的魏国，已然拼凑不出讨叛的兵马了！

　　为了不让民乱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影响了关中的决战，曹叡亲自赶回去才是最好的选择。

　　反正，荆州部署已然，一切按部就班即可。

　　有没有曹叡坐镇皆相差不大。

　　因而，胡质入宛城后，乃作了书信给王昶与夏侯献等部，声称天子曹叡赶回邺城乃是为督促关中决战的粮秣辎重，让他们无需有后顾之忧。

　　算是一个勉强可以说得通的理由罢。

　　对此，王昶与夏侯献等人皆没有置喙之处。

　　虽然他们也如胡质一样，能隐隐猜测出曹叡归去的理由，但战事焦灼的局势下，胡质给予的理由就是最好的解释。

　　至少，能让他们安抚麾军心。

　　且他们对曹叡的归去亦没有多少担忧。

　　盖因魏国的北疆现今很安定。

　　辽东公孙氏覆灭、北部鲜卑不复为患，就连并州河套平原的战事都暂时停歇了。

　　却说，自南匈奴刘豹与鲜卑拓跋部共盟后，魏国并州的疆域便缩减到了云中郡。但受限于魏国将所有兵力都用在与大汉的战事中、无有兵马驰援并州的情况下，田豫一度生出了放弃云中郡、以山脉纵横的定襄郡与雁门郡为防线的心思。

　　没办法。

　　云中郡一马平川的地形，在南匈奴与鲜卑拓跋部来去自如的作战方式下，哪怕是镇守北疆多年的田豫，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但现今这种忧患暂时缓和了。

　　不知为何，原本精诚合作的南匈奴刘豹与鲜卑拓跋力微，竟反目成仇了！

　　不仅各归朔方与五原不说，还频频派遣小规模的游骑相互劫掠、彼此烧杀不断，委实令人诧异。

　　或许，乃是彼等胡虏奉行弱肉强食之故罢。

　　利同则合、利尽则散，势大之时不羞反复、势穷时不吝屈膝。

　　魏国如此断言，亦仍以云中郡为边境戍守着。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魏国北疆压力骤减的乃是郑璞之功，缘由是为了魏国能安心的发起关中决战。

　　在郑璞原先的策算中，乃打算借着拓跋鲜卑部来诛杀南匈奴刘豹。

　　然而，事情随着汉军占据陇东与大半个右扶风而发生变故了。

　　汉军以张嶷与刘忠（离芒唐）安抚关中北部四郡，襄助北地汉家遗民高俊与句就种羌，打算重振“六郡良家子”为国而征的声势，亦让拓跋力微觉得若是依着先前的约定诛杀刘豹后，自身会迎来汉军的“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是故，不管黄崇如何催促，他皆以各种理由拖延，迟迟没有对防备之心尽卸的刘豹动手。

　　黄崇猜测到其心意后，便作书归来告知郑璞。

　　在声称拓跋力微无有践行昔日约定后，便献上了退而求其次的计谋。

　　乃是打算征求郑璞首肯，让邓忠反戈到南匈奴部落，将鲜卑拓跋部与汉军的协议告知刘豹，挑起两部的战事。为了避免魏军退出河套平原后，南匈奴刘豹与拓跋力微仍同进退，最终成为汉军复关中北部四郡的隐患。

　　且让邓忠反戈入南匈奴也没有什么危险。

　　邓艾与刘豹先前有过交集，虽然谈不上什么情谊，但邓忠先父战死而魏国祸及家门、自身被迫效力仇雠乃是实情，如今寻得了晋身之阶转投南匈奴，足以令刘豹打消疑心接纳。

　　是故，郑璞不假思索便允了。

　　权当是为诱魏国无有后顾之忧的发起关中决战裨益罢。

　　只不过，蛰伏在河套平原的暗子郑璞能指使，但遁入魏国腹心的死间李简，他便是鞭长莫及了。

　　于无法传递消息的情况之下，一切事情皆由李简自决之。

　　亦不可免，做出了不合时局的举动。

　　却说，在去岁陈仓大战即将开启之时，他便觉得自身入魏所图迎来了最佳时机，亦开始着手开始实施。

　　因为他始终记得在远离乡梓时，郑璞给予的任务，乃是待汉军剑指关中发起还于旧都之战时，他要尽可能的扰乱魏国的后方令魏国陷入内忧外患、让大汉更顺利的梦圆。

　　但江东的背盟令汉魏双方战事消弭、汉军开始伐吴让他始料不及。

　　那时的他，已然故意做出了一些不寻常的迹象来吸引他人的注意，犹如那弦上的箭矢般不得不发。

　　这让他陷入了两难之中。

　　若是继续推行，对汉军入主关中没有多少裨益，亦令他入魏多年的努力都是白费功夫；但不继续，却也因为引起了他人的警觉，同样会以功亏一篑收场。

　　在迟疑数日后，他还是决定继续推行。

　　但与原本计划中类似前汉孝武帝时的“巫蛊之祸”、将无数官员牵扯其中引发朝野动荡不同，他打算离间曹叡与司马懿的君臣关系。

　　这个更改，看似没有成功的可能。

　　司马懿作为文帝四友之一，乃是如今唯一硕果仅存的辅政大臣，曹叡对其的信任毋庸赘述。且仅是彼作为魏国赖以抵御逆蜀入寇关中的不二督率，就令曹叡再怎么愚蠢都不会在汉魏战事焦灼之时自毁长城了。

　　但李简并非无智之人。

　　他入魏数年了，在道听途说与细心揣摩中知道了曹叡很聪颖、不乏帝王心术。

　　亦知道有些事情看似不可能，但却最容易有机可乘——不需要如昔日魏讽那样联合无数志同道合者约定共同举事、然后将脏水引到司马懿身上；而是只需要适当引导、留下许多无法解释的疑团，让很聪颖的曹叡自行去思考答案即可。

　　是故，他的做法也很简单。

　　趁着身在邺城的便利，时时拜访五斗米教寻求鬼神之道；倚仗着济北王曹志给予的通行文书，隔三岔五的拜谒魏武高陵时，将诅咒曹叡早死的厌胜之物埋在了高陵附近。

　　这种异常的行径自然瞒不过他人。

　　仅是他往返谒魏武高陵月余时日后，就被戍守陵园的甲士上禀给魏郡太守。

　　很巧的是如今魏郡太守，乃是被曹叡觉得已然一改旧日作风可堪一用、并以昔日进策“先破无后御蜀”之功外放地方历练的夏侯玄。

　　曾经以布衣与李简攀谈的夏侯玄，一开始对李简毫无恶意。

　　但后来李简与司马昭倾心相交、相互盛赞之后，他便对李简有了恶感。

　　盖因他对家妹夏侯徽不明不白的暴毙、被司马家背弃联姻情谊带着无比忿怒，因而对李简也“恨屋及乌”了。

　　得报后的他，当即暗中遣人跟踪李简，亦很顺利的将其人赃俱获。

　　李简诅咒曹叡所用的厌胜之物，乃是道家惯用的一块玉八卦牌，而向魏武曹操的祷祝之词大致意思则是“曹叡即位之后接连丧师失地，兼子嗣凋零殆尽，乃是魏国的厄运之君、亡国之君。是故求魏武曹操的在天之灵，为了魏国社稷安稳，莫要再庇护曹叡寿命，让魏国迎来更好的君主”云云。

　　不管言辞还是行径，皆没有牵扯其他。

　　如哪一位魏武后人才是中兴之君，如有哪些心忧魏国社稷之臣共同联名祷祝等。

　　依着常理，这种一目了然的、关乎君主的谋逆之举，主事之人直接上禀给如今坐镇雒阳的燕王曹宇，让他与天子曹叡处置便可以了。没必要继续参合其中，以免给自身带来不确定的因果关联。

　　但夏侯玄觉得，李简必然有其他同党！

　　比如，李简入魏之后唯一相交的友朋司马昭，就必然脱不了干系！

　　他敢如此断言，不止于他心中对司马家的忿怒，更因为李简行厌胜之术不可能虎头蛇尾。

　　无他，源于彼在祷祝之词中，声称诅咒曹叡早亡乃是为了魏国社稷考虑。

　　但试问，最令朝野动荡之事不就正是君王更替吗？

　　在四海升平之时，君王更替尚且能诱发宫廷喋血之变，更莫说现今正值逆蜀频频出兵来犯之际！

　　况且，对于魏国而言，曹叡即帝位乃是名正言顺的。

　　不管他嫡长的身份，还是昔日魏武曹操在世对其的喜爱与“我基於尔三世矣”的期待。若是将他诅咒不幸大行了，而没有提前确定祷祝里“中兴之君”的人选，那么，李简以何面目声称此举是为了魏国的社稷安危呢？

　　此中必有同谋襄助也！

　　没有在祷祝之词内体现，只不过是因为此同谋与李简的职责不同：李简主事厌胜，而其他同党策谋定鼎之君！

　　做出如此推断的夏侯玄，并没有当即将事情上禀。

　　而是以“谒魏武高陵时行举不端”为理由，打消时人对扣押李简之事疑惑与关注，暗中则是以心腹之人对李简严加拷打，逼问同谋与党朋。

　　心怀死志的李简自是不如他所愿的。

　　不管夏侯玄如何严刑拷打，哪怕是体无完肤、被疼痛折磨得几度昏厥后，他口中让是反反复复一句“社稷安危，匹夫有责！报国之志，君子之勇也，何须他人同谋！”

　　如此持续四五日后，李简已然奄奄一息，再用刑必将毙命。

　　而夏侯玄也开始自疑是否自身判断有误。

　　因为他倏然想起，李简不过一介手无缚鸡之力、不曾踏上仕途的落魄士人而已！

　　这种人行事往往是只凭借胸腹间的一股热血，丝毫不顾及后果的。

　　就如彼昔日行刺郑璞一般，心中只是为了报答尹奉的一言之恩，丝毫不顾及行刺之后他将会被处死、宗族妻儿皆遭到牵连。

　　如今没有周全的计划，没有寻找同谋，或许也是他目睹魏国失土无数的喟然，被迫远离乡梓颠沛流离的积愤，因而导致彼行事不念后果罢。

　　带着无可奈何，夏侯玄寻了个宽慰自身的理由，且打算就此将此事上禀罢了。

　　但不料，他才刚刚气馁，事情便迎来了柳暗花明。

　　却说，李简入魏之后一直靠着给权贵或豪右之家佣书为生计，本着安贫乐道之心，可谓是身无长物。随身携带的一个小行囊里，也只有一件换洗的陈旧衣裳与笔墨之物。而他在被严刑拷打后，身上的衣裳亦随之褴褛，如此装入槛车送去雒阳自是不雅的。

　　是故，夏侯玄便让人将他另一套衣裳弄来换上。

　　那人依命行事，但不久便归来禀报夏侯玄，曰：“府君恐是白费功夫了，那贼子另一衣裳新旧补丁层层叠叠，却同样褴褛不蔽体，比市井乞儿所穿的更破，在下真不知他为何还留着此衣。”

　　或许是此衣乃乡梓妻儿缝制故而不舍丢弃罢。

　　正在研磨作书雒阳的夏侯玄心中如此作想，亦不以为念，复遣人前去市井为李简购置一身衣裳蔽体。

　　但少时后，他神色猛然一愕。

　　旋即，霍然起身，连膝盖撞翻案几撒了砚墨都恍若无觉，抚掌而笑，“噫！我知此贼狡诈之处矣！”

　　且当即令人将李简那件破损衣裳奉来。

　　是的，他想到了一个离奇之处。

　　一件已然破损得不能再穿的旧衣裳，不丢掉也就算了，但为何还要费功夫打补丁呢？

　　此不正是欲盖弥彰嘛！

　　待将那破旧衣裳寻来，将所有补丁都细细拆开一看，果然如他所料。

　　旧补丁没有什么离奇之处，但新补丁皆附着一层帛书。

　　或是说，就是将帛书当作补丁绣在了衣服上。

　　每份帛书皆不大，堪堪能录一两句话语在上，也没有署名。

　　夏侯玄将所有帛书一一铺展在案细细打量，对比了一下字迹，应皆是出自一人之手，但绝不是李简。

　　书曰：

　　“此事我等虽有背君父之垢，然为社稷安危，百死亦不悔矣！”

　　“《六国论》之后，天子意起宗室以用，世家权柄将式微，君事不宜迟。”

　　“君但当赴国之急，新君之事勿忧也！举国之兵在握，三朝重臣之信，逆蜀谯周天命之说，魏宗室元勋权柄不复，必可令齐秦二王无缘继大统。”

　　“今不与君共行，委实后事无人可绸缪也！若事发而君死难，我纵百死亦促事成，滔滔雒水可作誓！”

　　.............

　　内容零零散散的，但夏侯玄可大致了然了。

　　作帛书之人必然是司马昭！

　　盖因如今唯有与李简交情莫逆的司马昭，才有资格能说出“举国之兵在握，三朝重臣之信”这样的话语。

　　而他与李简的约定，则是李简以厌胜之术将天子曹叡诅咒死后，便倚仗其父司马懿几乎掌控了举国之兵的权势，以“魏文帝这支后嗣大多夭折”、要破逆蜀儒者谯周的天命之说为由，弃曹叡的养子曹芳与曹询而改立魏武曹操其他后人为君。

　　且看帛书内容，司马懿并没有参与其中。

　　但这点夏侯玄自动忽略了。

　　的确，司马懿如今的地位，已是魏国除了天子曹叡之外最有权势之人，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已经没有什么理由促使他心动参与这种谋逆之事了。

　　不过，若是此事的前提，乃是天子曹叡驾崩了呢？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嘛。

　　在君王新旧交替之际，他出于对权势的巩固之心，面对魏国外忧未平而内患生的局势，再加上其子司马昭在侧劝说，还会无动于衷吗？

　　不出意外的话，他应是“勉为其难”的顺势而为罢！

　　罪名什么的别人承担了，可凌驾君王之上的权柄之路亦水到渠成了，在前朝无数个“进则安、退则身死族灭”的权力斗争例子面前，他那还不会以周公自居！

　　对司马家抱着愤慨的夏侯玄，当即就将事情梳理得有条不紊。

　　在给坐镇雒阳的燕王曹宇作书时，亦秉持着“点到为止”的春秋笔法，字字没有让指摘司马懿之事，但笔笔皆令曹宇意会得心胆俱裂。

　　亦一面让夏侯玄不可声张，继续以扰高陵的罪名将李简关押在邺城；另一面则是遣人以八百里告急传信给在南阳天子曹叡。

　　曹叡看罢后，无法继续在宛城坐镇、二话不说赶回邺城亦不足为奇了。

　　行于途，他心中仍有侥幸，并不相信司马昭会与李简同流合污。

　　盖因司马昭乃是在他的授意下与李简倾心结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