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两年前，朱厚照为了稳定金券价值，使之不贬值。

　　于是规定，地方征税，必须上金券。

　　当然，这种上税，是一张桌子，直接粮行作为中间体，将农民的收成征收之后，先分实物粮食，然后粮行将实物粮食折算成金券，农民拿着这算出来的金券，交给征税官。

　　这一套中间多出来一环，最开始很好用，因为这是用征上来的粮食给金券赋值，是用来保证金券的价值的。

　　而执行了两年，开始变味了。

　　朱厚照的耕地红线，压得江南士绅很难受。

　　他们不忍心放弃高利润的丝绸转而去种植粮食，于是他们开始腐蚀和寻找朱厚照征税体系的漏洞。

　　这个漏洞就是懒政。

　　收粮的粮行，是按百姓粮食产出来按比例征收的。

　　而百姓，为了少交粮食，他们往往不把粮食晒干透了，有些有背景人脉的，往往都是湿哒哒的上来。

　　这么一上来，这些粮食就得返晒，有的储存不过关，又会发霉，腐败。

　　而粮行作为官家行业，绝对的集权，就等于绝对的腐败。

　　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粮行官员，开始不按朱厚照新制斤两来称，而是改成容积。

　　这就导致了百姓需要付出更多的粮食，甚至有些人欺上瞒下，搞出了损耗，甚至压低粮食品质，进行牟利。

　　甚至有些干脆就是直接找百姓要金券，然后他们写一张汇票，从中套利。

　　至于为什么这里头有利润，那就是因为耕地红线的存在。

　　江南士绅需要粮食来填补耕地红线的差额。

　　他们直接跟百姓买。

　　利润比期货的原单定价高。

　　百姓两头吃，赚得比期货定价要多。

　　毕竟百姓这边是一级市场，并没有资格进入二级市场，而士绅如果去二级市场买粮来填红线缺口，那就算是丝绸大卖，一年到头，也赚不到钱。

　　但如果在一级市场渗透，百姓再给一点利益给粮行负责人，大家都有得赚。

　　只有二级市场在交割时，才能大体看到，今年每亩地，似乎减产了呢！

　　但无所谓，减产是好事！

　　二级市场的期货价格，不就上来了。

　　整个江南，到处都在找朱厚照的漏洞，也凭空让期货市场每年给朝廷带来的收益，呈现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

　　看起来是好事？

　　但现实却是，期货不产生价值啊！

　　期货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聚拢货币，收割剩余。

　　结果剩余都没传导到期货市场，反而凭空膨胀了不，下边实际交上来的税少了。

　　这就是朱厚照给用取消实物征税，让金券赋值之后的问题。

　　地方本来应该是产业资本化，现在直接进入了金融资本化！

　　同时，这么做，也加速了一大批敢闯的乡镇户，拿着银行的低息贷款，买来了一些奴隶耕种，然后进城开始扩张自家的店铺，开始当城市地主。

　　在些年治国理政的研究之郑

　　朱厚照个人对乡村社会形态层级，进行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佃户、流民。

　　其中，地主有两个形态。

　　第一，城市地主，他们住在城内，不在乡村生活工作，乡镇下有土地，但要么是放高利贷逼迫佃户干活收割剩余，完全不管他们的死活，要么走种植园主的方式，使用奴隶。

　　这种地主，收割完农业剩余和劳动剩余，然后全部投入城市资产的扩张，是典型的工商业为主的地主，眼底只有钱。

　　剩余收割上来之后，就是他们扩张的资金池，是在破坏乡土结构，瓦解传统耕读传家的儒家社会的真正始作俑者。

　　第二，乡村地主，他们就在村内，很多都是传统的士绅，以宗族形式聚集，更像是一个合作社，只不过是宗族形态的居多。

　　他们一辈子在这里，生死皆然，所以他们的收割剩余方式，跟城市地主不同的是，因为宗亲关系，所以他们必须跟佃租他们土地的农民：包括富农、中农、贫农、佃户进行协商租子。

　　对，就是协商租子。

　　一般来，富农、中农、贫农，也是乡村地主的组成部分，这三家，都是拥有自己土地的。

　　所以，他们佃租这些土地，大部分应该是家中人口多要养活，或者家中有人读书，少了劳动力。

　　那么，大地主，也就是族长跟族人协商耕种租子，也就看良心和官府要交多少赋税。

　　如果这种乡村地主还想留在村内居住，不想被戳脊梁骨，一般不会跟城市地主一样，只认钱，只管利益最大化。

　　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在春耕的时候，找你要租子。

　　城市地主们，经常这么干。

　　开春，立刻找你要今年的租子。

　　如果你是一个佃户，种子还没下地，粮食还未有苗头，也不知接下来是洪是旱的，自然没钱。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给你推荐借贷。

　　青苗贷、高利贷，总有一款适合你。

　　这样一来，九出十三归，秋后还贷，年景好能活，年景不好，那就卖儿卖女，最后实在还不起，乞讨，跑路，成为流民。

　　而流民，就是整个农业帝国的动乱根源。

　　并且，乡村地主，并非绝对不下地干活的。

　　因为乡村地主的组成部分，也包括：富农、中农。

　　富农家里一般招长工，中农家里招短工。

　　可他们也得下地干活，不然多招一个花得太多。

　　当然，伴随着土地兼并，乡村地主就会渐渐消失，富农降级，渐渐沦为贫农和佃户，中农和贫农，要么破产当佃户，要么成为流民。

　　然后，积累了大家业的地主搬迁进入县城，享受县城的一切服务设施，不用担心被戳脊梁骨了，就加大剥削力度。

　　乡土社会，由此崩塌，农民起义，重新洗牌。

　　这是朱厚照这段时间，根据梳理两淮、江南的地方情报，最终得到的一点见解。

　　城市地主，以压榨最多利润，收割一切可以收割的剩余，组成资本，开始在城内扩张，主要体现为商业，并且渐渐脱实向虚，成为金融资本。

　　乡村地主，属于宗亲合作体系，多少顾忌脸面，需要跟下边分润，收割上来的剩余有限，大多情况下只能通过供养子弟读书，获得权利，转变身份，是一个缓慢的积累过程。

　　“一切的根源――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