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例外的就是辽世宗耶律阮，他有位汉人的皇后甄氏，但同时也标配了一位“萧皇后”。多说一句，世宗的这位萧皇后就是萧翰的堂妹。
所以读契丹历史时，如果发现某位契丹将领名叫萧某，那么要么是皇上的舅舅，要么是皇上的小舅子。
再说这位萧翰，他与述律太后的关系非常亲近。他的奶奶是耶律阿保机的亲姑姑，先嫁到了拔里氏，生下了萧翰的父亲萧敌鲁，后嫁给了述律太后的父亲，生下了述律太后。也就是说，萧敌鲁与述律太后是同母异父的亲兄妹。
述律太后既是萧翰的伯母，又是萧翰的亲姑妈。双料至亲，亲上加亲。
所以述律太后非常不解，你是我的亲侄子，怎么连你也反对我？
萧翰回答道：“臣母无罪，太后杀之。”你把我妈杀了，杀母之仇，更是不共戴天。
述律太后沉默了。她杀的人实在太多了，杀人树威，也树敌。
所以说，导致“横渡之约”众叛亲离的被动局面，耶律李胡仅仅承担了一小部分，述律太后自身难脱其咎。
顺便多说一句，耶律阮不仅仅是述律太后的孙子，还是述律太后的侄女婿。耶律阮的妻子萧撒葛之，是阿古只的女儿。萧翰的奶奶改嫁之后，生下了阿古只和述律太后，萧撒葛之是述律太后的亲侄女。
耶律安抟和萧翰是两个典型的代表，表面上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站队说明了述律太后杀人太多，导致自己众叛亲离；更深一层的意思就细思极恐了――即便是“世宗党”的核心成员，也不是真心拥护耶律阮。
耶律阮集团可谓是同床异梦，大家虽然拥护耶律阮、反对述律太后，但实质只是反对述律太后。
耶律阮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出于对述律太后和耶律李胡的畏惧，害怕再次面临“汝思先帝乎”的送命题，我们权且称之为“保命派”；另有一部分，则是以耶律安抟和萧翰为代表的，我们称之为“复仇派”；还有一部分，则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政治投机分子，比如耶律刘哥，可以称之为“投机派”。
这些人鱼龙混杂，各怀鬼胎，却是组成耶律阮集团的核心成员、中坚力量。这是非常可怕的，说明耶律阮的权力基石并不牢固，嫡系不嫡。
可想而知，耶律阮的皇位一定坐不踏实。辽世宗一朝必然要面临来自内部的巨大挑战。契丹忙于内乱，就给了中原汉地喘息之机，而这就是刘知远建立后汉王朝的外部因素。
在中华大地上，南北走向的太行山脉如同马路中央的护栏，契丹大军在太行山东面向北撤退，刘知远则在太行山西面向南推进，双方各行其道，配合默契，谁都不肯翻越护栏。
政治游戏，冲动不得。与前几任中原之主相比，刘知远是弱宣称中的弱宣称，实在是名不正而言不顺，法理基础最为薄弱。
自明宗李嗣源起，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李从珂是李嗣源的养子；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石重贵是石敬瑭的侄子、养子。
偏偏这位刘知远同志，跟皇族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是一个节度使而已。
刘知远非常重视政治宣传、舆论导向、形象公关等工作，把自己打扮成后晋的守墓人，高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两面大旗，把民族矛盾上升为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巧妙而隐蔽地给人们灌输这样一种观点：归附刘知远的，就是爱国英雄、民族英雄；反对刘知远的，就是契丹人的走狗、汉奸。
在刘知远集团潜移默化地影响下，中原汉人达成了共识：爱刘知远就是爱国。
在军事方面，刘知远头脑清醒，没有被民族情节冲昏头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契丹主力虽然狼狈北返，但刘知远充其量是让六公主播放《一条狗的回家路》，并没有进行拦截。
各地的起义军、节度使纷纷向刘知远递交投降书，表示归附称臣，我们暂且称之为“俊杰派”。中原形势一片大好，刘知远还是没有急于动身。
多年的军旅生涯让刘知远时刻保持警觉，虽然这些人纷纷起义投诚，但他们的忠诚度是值得商榷的，他们口中的爱国主义也只是一种口号而已，为了眼前的利益，他们随时都会改换门庭。
契丹人强势南下时，他们望风披靡，上表投降；契丹人走了，他们又拨乱反正，反辽归刘；明天如果契丹人又来了，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再次改弦更张？
在经济方面，刘知远就更狼狈了，因为不管“俊杰派”是真心悔过自新还是反复无常，他们既然向刘知远称臣，那就要领刘知远政权的俸禄、军饷，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刘知远的全部家底儿仅仅是河东一镇，面对巨额的开销，实在是捉襟见肘。为此，刘知远对天下各镇实行了“政策性拨款”，允许他们屠杀、抢掠契丹人的财物。当刘知远打算搜刮百姓的时候，被贤妻叫停，改为变卖后宫的家产，砸锅卖铁，补贴军用。
当得知耶律德光暴毙的消息后，刘知远才敢真正的计划南下汴州。
可是还没等刘知远南下，北面却传来战争烽火，契丹人居然在山西北面发动主动进攻，狼烟烽火在一天之内就传递了一百多次，向太原告急。
刘知远微微一笑，说这是契丹人的欲擒故纵，蛮主暴毙，他们急于回家夺权，担心我们尾随骚扰，故而故意主动攻击，虚张声势，以攻代守罢了。于是派大将叶仁鲁率领三千兵马支援，契丹军果然一触即溃，逃之夭夭。
冀州（今河北省冀州市）起义军诛杀了契丹人任命的刺史，推举张延翰为刺史。张延翰是后唐李存勖时期的名将符习的外甥。
与此同时，赵延寿割据镇州称帝未遂，被耶律阮及时铲除，随后耶律阮便率军继续北上，与祖母述律太后进行了“横渡之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