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集团和中石化都是大型国企,向来是政绩重于利润。
张超提出人民币给付完工奖,两家公司当然都不同意,但完工奖是大华额外支付的奖金,并不是合同中规定的劳务报酬,自然是大华想怎么定就怎么定,他们只能选择参与或者不参与。
说来说去,新兴集团选择了自降金额,用1比10的比例,兑换美元收入,以现在的外汇价格来算,等于降了一倍。让张超又是无奈又是好笑。
说给苏城,他却是一点都不觉得新鲜。国企对外汇的渴求,早就到变态的地步了。80年代的中石油为什么富的流油,就是因为国家施行大包干制度以后,他们能用多出来的石油换外汇,然后自己支配。这条制度一出,整个石油系统才变成以油论功绩。
改革开放10年了,虽然国家已经摆脱了外汇匮乏的困境,但也不过就是刚刚达到外汇温饱,不至于入不敷出而已。国家领导人就像是刚刚脱离了饥荒的农民,怎么敢说“粮食够了,以后会更多”的话。谁都不知道艰难的时刻什么时候来临。苏联人不可依靠,美帝国主义更是野心狼,面貌忠厚的日本鬼子也不是国际慈善家。
国家依然尽其所能的收纳外汇,以保证国际支付的顺畅,维护国内的经济秩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直到2000年以后,国家的外汇管制才有所放松,允许普通人和公司大量的兑换外汇。虽然此时的中国已经美元多到要借给美国的程度。
在1991年,美元仍然可以比人民币购买到更多的东西和服务,也是国企和民企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个年月,哪个私企老板要是有本事,能从银行或某部门弄到一批外汇,几乎铁定能赚到大钱。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部分,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又何尝不是滞后的制度的落后之处。国企可以打报告申请外汇,从而赚到打钱,民企不能打报告,就找了能代替报告的人……1比10的比例,对新兴集团来说,稍稍高于了黑市价。但这笔钱是白得的。从国企官方的角度来看,30万美元和300万人民币都很多,虽然300万人民币具有60万美元的官方牌价,但写进报告里的时候,300万人民币是一句表扬,30万美元则是全系统内的赞赏。
张建军尽管是军队出身的转业干部,可在追求进步的道路上,他是没有洁癖的。国内的建筑公司赚美元是相当艰难的,此时出国做工程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多在东欧国家干活,赚到的那些外汇,却是不能和硬通货相比的。
张超用了几天时间和各公司补签协议,众人皆大欢喜。继而,各公司的劳动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就是那些小的承包商拿着足额的人民币,也够舒服的了。原本就倒班工作的建筑工地,干脆是全天无休了。
除此之外,他们还不断的派人催促巴斯夫公司。毕竟,他们都是些辅助公司,只有巴斯夫公司安装好设备,一期工程才算是完成。
海沧石化基地做的如火如荼,外面的评论也是一日三变。
福*建地区的报刊自不必说,全是连篇的好话,哪个媒体要是登了不符合大局的内容,用不着大华告状,自有宣传部门找他们的麻烦。
但其他省市和中央的媒体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100万美元的奖金,究竟应该还是不应该,要不要这样做,几乎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讨论。
如果是20年以后,这样的讨论简直无聊。人家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用得着媒体代言吗?
但在1991年,情况是不同的。媒体记者一方面号称无冕之王,用仿照普林策奖的方式做新闻,针砭时事,建言立策的念头强烈。另一方面,学习西方肆无忌惮的媒体风格的同时,中国媒体是没有管束的。尤其是面对非官方的问题,宣传部懒得管,文化部管不到,媒体之间的监督也形同于无。
别说讨论别人的钱怎么花的问题了,试图规范中国人行为的媒体记者满大街都是。
只是讨论应该和不应该,已经是李琳努力奋斗的结果了。
苏城只得安心受之,料想评论很快就会消失了。
诸如葛洲坝一类的事情全国轰动,总有一样能让媒体发泄过剩的精力吧。
11月很快来临。
葛洲坝工程的新闻确实铺天盖地,然而,新闻的角落里,总免不了有讨论奖励和奖金的文章,三五不时的,记者们还会联系到深交所股市,去判断苏城目前的资金数额。
深交所的股票已经涨到了18元左右,迫近历史高点。苏城购买的3亿元股份,等于凭空上涨了1.5亿。这部分资金是要公开的,也让刚刚接触到资本市场的人咋舌不已。
再加上海沧基地和台塑的关系,大华的热点持续了半个多月,苏城也不知道该哭该笑了。
会议期间,李琳也是万分无奈,说:“现在人对钱太敏感了。听说一天的完工奖就有100万美元,眼都红了,有熟悉的编辑告诉我,他们最近投稿的数量都增加了一倍,增加的全是说大华的奖励制度的,要是一篇都不发,也说不过去,所以偶尔要发表一篇……”
“这家发一篇,那家发一篇,数量就多了。”杨明接着说了一句,他每天负责整理媒体资料的,现在也痛苦非常。
“媒体评论是媒体评论,现在就怕官方介入。我们和几家公司都是签约了的。新兴集团且不说,巴斯夫公司可不好伺候。上头要是让我们修改完工奖,巴斯夫公司第一个不乐意。”钟志根补充了一句。
“实在不行,就和巴斯夫公司谈一下,换个名字吧,不要叫完工奖了,叫提前节省什么的,用百分比付款。”有人提出建议。
钟志根马上摇头,道:“那不行,他们肯定会狮子大开口的。用百分比付款,最容易造成意外……”
正商量着,董事长办公室的文员,敲门拿了文件进来,并道:“有计委的同志,约苏董事长见面,周一早晨10点。”
此时,部委的约谈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请喝茶一类的见面,已经常常出现了。
张超听到计委的名字,就脸色大变。
李琳也不安的道:“是我的工作没做到位,不行,我现在就回去重做安排。”
“没事,只是谈话见面而已,没什么威慑力的。”
“他们要是不拿捏着咱们,是不会谈话的。”张超满腹的危险信号。
部委约谈对企业来说,好像很紧张,确实如此,也应该紧张。但对部委本身来说,同样很紧张。
中国的部委本身是没有执行权的,它可以制定政策,也可以协调部门,督促地方,但归根结底,它本身的执法权很有限。
因此,如果手上没有点真货,部委往往也不好进行见面谈话,以免威严扫地。
事实上,自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以后,部委约谈的名声就广而告之的烂掉了。
在此时,部委当然不会任由自己的名声受损,尤其是实力极强的计委。
苏城脑中拼命运转,开始思考应对策略。
取消完工奖?这自然不行。
完工奖决定了海沧石化基地的建设进度,而建设精度又决定了台湾工厂的进驻数量,进而又决定了海沧基地的价值……在这样一个循环中,若非万不得已,苏城是绝不会后退的。
“准备好文件,暂时不要做大的变动,等谈话后再说。”苏城对国家部委已经不再畏怯了。对现在的中国来说,一个国外油田也许只是好听,但一个石化基地就非常重要了。国企横行无忌的时候,不是因为它的级别,而是因为它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苏城离开会议厅以后,还是打电话给主管工业的常务副省长,将此事告知。
年约50岁的副省长常国立正踩在人生最重要的节点上,当然不容自己省内最重要的项目受到影响。他在电话里,气宇轩昂的道:“苏董不用担心,大的方向绝对不会有变化。不管东西南北风,咬定发展不放松。你们建厂能有多快就有多快,我们省里绝对支持,关于完工奖的问题,我陪你去扯皮。”
这比苏城预想的还要舒服。
有了常务副省长的陪同,大华集团内的担心也少了许多。高官向来是政治敏锐的角色,常国立愿意陪同,就说明问题不会严重。
到了地方,负责约谈的却是一位司长。
他没有谈完工奖励的问题,开口却说道:“我听说大华有雇佣外国工人的情况?你们是用人民币支付薪酬,还是用外币支付薪酬?”
“当然是外币。”
“有向有关部门申请吗?”
“大华有存留外币的资格……”
“这是雇工问题,不是外汇问题。”计委司长抬起头来,道:“咱们国家还没有长期雇佣大量工人的情况,尤其是私人对私人,大华不是首例,规模和影响却是最大的。我们找你来,也是要谈这个问题。”
苏城这才醒悟,现在的中国企业,还没有进入到能雇佣外籍工人的程度。国内的人工要多便宜有多便宜,高技术人才也是公对公的引进,以国外的访问学者等类型居多。
让中国穷嗖嗖的研究所支付外国人薪水,估计没有几个肯做的。
苏城刚刚挖角了一批外籍工人,习惯了人员流动的巴斯夫公司还没有太大的反应,国内首先控制不住了。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