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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尔萨在当时是一座石油城市，被誉为石油之都。

　　它濒临着密西西比河的重要支流阿肯色河，这条河把城市一分为二：

　　市区在河流的东侧，而石油开发区大部分都在河流的西侧。

　　连接河流两侧的是位于11街上的一座木桥。

　　这座木桥最初是何时修建的，已经不为人知，但在1915年，这座桥早已残破不堪，不要说汽车，就连行人走上去都不安全，这给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塔尔萨市政厅一直都许诺要重建这座桥，却始终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未能付诸行动。

　　阿弗里上任后，把重建这座桥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

　　终于在1915年，新的11街大桥建成通车。

　　在如潮的好评之下，阿弗里有了一个新想法：

　　既然11街大桥联通城市的两端是件让人高兴的事，那为什么不以此为基础，修一条公路，把塔尔萨和其它城市相连呢？

　　这个想法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因为当时塔尔萨生产的石油及附属产品主要是运往五大湖工业区，运费比较高昂，修建一条连接塔尔萨和芝加哥的公路，对塔尔萨当地的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并且，塔尔萨和芝加哥之间，本来就有一条曾经用作军事道路的小径，只要将其拓宽、平整，就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而在阿弗里的游说之下，芝加哥到塔尔萨的这条路被列入了第一批新建编号公路的规划之中，并且它的西端被延伸到了洛杉矶。

　　在几经争执后，这条路没有获得阿弗里想要的“60号公路”的编号，而是获得了66号。

　　于是66号公路协会在塔尔萨成立，以11街大桥为基准开始铺设道路。

　　在66号公路基本定型之后，为了吸引更多的旅客，带动包括塔尔萨在内的沿途各地的经济，阿弗里想尽了办法推销这条路。

　　他在各种报刊杂志上买下了大量的版面，来给66号公路打广告。

　　第二年，他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

　　组织一次跑步穿越北美大陆的极限运动，让运动员沿着刚刚成形的66号公路，从洛杉矶跑步到芝加哥，再前往纽约，以此来获得全世界的关注，并提升66号公路的知名度。

　　这场极限挑战果然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它被媒体大肆渲染，并全程跟踪报道。

　　报名参赛的选手有200多人，其中很多为当时知名的长跑运动员，有50多个人坚持跑到了纽约的麦迪逊广场，其中来自俄克拉荷马的切诺基人安迪以573小时的成绩获得第一名（平均每小时6英里）。

　　在完成全程的选手们获得英雄称号的同时，66号公路也第一次站到了聚光灯下。

　　阿弗里再接再厉，于两年后再度举办这项赛事。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项赛事被重复举办过很多次，并获得了一个专有名称叫邦尼恩德比。

　　对他来说，举办赛事的目的达到了，66号公路变得家喻户晓。

　　但他没想到的是，真正奠定66号公路在丑国历史上的地位的，并不是这项极限运动，而是接下来发生的大萧条。

　　就在第二届邦尼恩德比举办之后，工业腾飞和经济繁荣之下的隐患爆发了。

　　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不期而至，纽约华尔街的股市崩盘，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大萧条――给了在“咆哮的二十年代”里高歌猛进的美国资本家们当头一棒。

　　也让一战以后成长起来并憧憬着未来的“迷惘的一代”们措手不及，变得更加迷惘。

　　实际上，大萧条的导火索早就埋下了，在工业化带动各行各业繁荣发展的时候，丑国的中产阶级充满了安全感，手里的钞票毫无节制地被花掉，然后开始流行借贷消费，中产阶级账户上的赤字不断地攀升。

　　同时，机械化的普及及技术的革新也让工作岗位在逐步减少。

　　失业的普通工人愿意拿更低的工资以换取工作机会，久而久之便拉低了平均工资，降低了购买力，导致工厂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

　　而丑国银行界的一些弊病和胡佛政府对市场的放任自流，也在暗地里加剧着危机。

　　最初，这些危机都被各行各业繁荣的外表遮蔽，直到1929年的10月底，所有的暗流破地而出，将丑国经济那虚荣的外表彻底击碎。

　　黑色星期二这一天，许多丑国人的积蓄都化为乌有，大规模的破产潮和失业潮随之而来，将近三成的家庭没有了收入，丑国社会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无家可归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在城市的空地上搭起了简易的棚屋以栖身，并将它们命名为“胡佛村”，以讽刺胡佛老大曾经给出的各种关于美好未来的许诺。

　　甚至有人去森林里放火，只为让自己找到一份消防员的工作。

　　后来，小罗接替了胡佛，成为新的老大。

　　他就任之后，推行“小罗新政”，以挽救丑国的经济。

　　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使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让美元贬值，以刺激出口；

　　勒令银行停业休整，以挽回它们的口碑，等等。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举措是针对社会上的失业人群的：以工代赈，在全国范围内兴建各种基础设施和大型工程，以提供就业岗位，以此来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从而刺激经济。

　　小罗新政时期修建的工程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坝。

　　实际上，胡佛大坝在他上台前的1931年就开始动工，有数万人挤破了头，去亚利桑那州争抢那五千个工作岗位。

　　这些人前往亚利桑那的路，便是66号公路，许多人因为交不起车费，甚至从芝加哥（乃至东海岸）沿着66号公路徒步走到了亚利桑那。

　　人们选择66号公路，不仅因为胡佛大坝就修筑在距离66号公路很近的地方，而且还因为这条公路独特的走向。

　　丑国的公路大部分是横平竖直的布局，而66号公路则是斜插了大半个丑国。

　　因为它的走向，它和大部分其它重要公路都有交会点，因此前往西部的移民们都自然而然地走上了这条路。

　　这座200多米高的重力坝一共使用了248万立方米的水泥，这些水泥的原料也都是通过66号公路送往施工现场的。

　　可以说，66号公路为胡佛大坝的修建提供了必要的路径，也为沿途城镇在大萧条时期的经济恢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除了胡佛大坝之外，西部还有许多别的工作机会，比如加州的几个国家公园也在大萧条前后重建了道路等基础设施，而66号公路同样也是参与这些项目的工人们的迁徙之路。

　　在胡佛大坝修筑的过程中，工人们经常到距离大坝三十公里外的一座小镇去娱乐休闲。

　　这座小镇最初是1855年由摩门教徒建立的一座据点，深处沙漠，缺乏水源。

　　1905年，它被铁路工人们发展成了一个小镇。

　　但铁路修完之后，工人们大多都离去了，因为这里实在是太过干旱、又太过偏僻，甚至没有基本的电力保障，不适合居住。

　　但对于修筑水坝的工人们来说，这里是方圆一百公里之内唯一的娱乐之所。

　　他们的蜂拥而至，为这座小镇带来了电缆和水渠。

　　工人们在小镇上的娱乐也很简单，一般就是聚在一起打牌赌博。

　　为了吸引更多的工人前来带动那片沙漠的发展，小镇所在的内华达州政府通过了法律，让赌博合法化。

　　当大萧条过去之后，许多新兴的商人们看中了这个小镇，在当地陆续开设了许多高级的赌场，让这座小镇发展成了一座彻夜不眠的狂欢之城。

　　这座小镇就是后世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胡佛大坝为拉斯维加斯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而大坝背后的水库则为拉斯维加斯引来了珍贵的水源。

　　就在工人们因为大萧条而源源不断地涌上66号公路，前往西部参与工程建设，寻求新的工作的时候，他们的身后跟来了另外一群人。

　　这群人走上66号公路是因为一场降临在丑国中部大平原上的自然灾害，即丑国历史上著名的环境灾难――烟尘碗事件，也叫黑色风暴事件。

　　在丑国中部的大平原地下，有一个庞大的地下水层――高平原地下水层。

　　这个地下水层覆盖面积大，水量丰沛，而且距离地表不深，是丑国中部农业的重要水源。

　　然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农业水源，却经不住人们的过度使用。

　　随着过度抽水导致的水位下降，原本被地下水层浸透的细软沙土没有了水的包裹，只需风一吹，便被扬到了空中。

　　同时，由于西进运动以来不科学的开垦和耕种，大平原上的植被被破坏殆尽，没有了植物根茎的禁锢，土壤很快就流失水分，变成了沙尘。

　　到了30年代，这一地区的地表大规模沙化，最终在大风的作用下形成了经久不息的超级沙尘暴。

　　这场超级沙尘暴在丑国的中部持续肆虐长达10年之久，整个中部大平原以及洛基山东麓都深受其害。

　　重灾区的几个州常常在白天伸手不见五指，而被吹往半空的沙尘，甚至随着大气环流，飘到了东海岸及枫叶国。

　　正因如此，那十年被称为“肮脏的三十年代”。

　　其中在俄克拉荷马西部的走廊区域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在一系列连锁反应之后，一场“完美风暴”诞生了：

　　以俄克拉荷马西部为中心，出现了一个直径达一千多公里、高度约三公里的超级风暴带。

　　据估计，在中部大平原上，有3.5亿吨的泥沙被抛向了空中，就连遥远的纽约、波士顿和亚特兰大，在白天也暗无天日。

　　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天”，而这场持续了三天的风暴被称为“黑色风暴”。

　　这场风暴让中部大平原的农业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狂风和沙暴摧毁了地面至少5英寸厚的土壤，许多地区地面硕果仅存的可耕种土壤被彻底毁坏。

　　风暴之后，至少一千万英亩农田被毁，五百多万吨小麦绝收。

　　在俄克拉荷马以及附近的重灾区，许多农民的土地彻底沙化，无法再进行耕种。

　　他们只能背井离乡，迁往外地。

　　东部的繁华地区在大萧条的冲击下，根本没有多余的就业机会给他们。

　　因此对他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沿着66号公路一路向西，前往位于沙暴区以外、阳光明媚的加州。

　　加州因为其独特的地理条件，是蔬菜和水果的种植基地。

　　这些人来到加州之后，寄人篱下，在水果庄园里打杂。

　　由于他们来时身无分文，地位很低，而且大部分又来自印第安人居多的俄克拉荷马州，因此被人戏称为俄州佬。

　　当时，加州作家约翰・斯坦贝克深入了解了这群逃荒者的遭遇和艰苦的生活，并以此为背景创作了《人鼠之间》和《愤怒的葡萄》等文学作品。

　　其中《愤怒的葡萄》被誉为丑国20世纪最伟大的之一。

　　由于这本书的影响力太大，反映的社会问题太尖锐，一些地区一度将其列为禁书。

　　后来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丑国议会被迫通过了资助受沙暴影响的农民的法案。

　　这部书让斯坦贝克获得了普利策奖，而以同样背景创作的《人鼠之间》则在之后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这两本书不仅揭露了社会对那些逃荒者的不公平待遇，也再度捧红了66号公路。

　　《愤怒的葡萄》讲述的是一个俄克拉荷马农业家庭因大萧条和沙暴危机而破产之后，前往加州逃难的故事，其中有很多情节就发生在66号公路沿线。

　　斯坦贝克认为，66号公路在昏暗的沙暴中，给绝望中的农民们指出了一条求生的方向，因此他把66号公路称为“母亲之路”。

　　在这本书获奖以及被翻拍成电影之后，“母亲之路”这个称号就正式被赋予了66号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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