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日子里，郭康虽然依旧很忙，但反而不用动太多脑筋了。公主的大婚复杂而冗长，但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各种社交活动，仪式本身反而没有太多东西。

　　负责礼仪安排的彼得神父，教郭康各种流程的时候，还专门自嘲过。他说，当年拜上帝教的婚礼，其实只要三个人就行。新郎和新娘彼此宣誓，神父则在旁边代表天父见证。有些特殊场合，连神父都可以省略，只要两人互相接受，事后报备一下，就算形成婚姻了。

　　这种婚姻方式，很快在罗马帝国内部扩散开。因为传统的罗马婚礼过于繁杂昂贵，普通人根本结不起婚。但在社会大环境下，不出这个钱，双方家族都会觉得很没面子。结果，不但底层人结不起婚，连社会中层也因此被迫承受了重担，平白给婚姻增加了成本。

　　所以，拜上帝教提出了这个新思路之后，很多人顺水推舟就加入进来。因为接受了天兄的新教义，加入了教会的新组织，也就有理由摆脱之前各种陈规陋俗的束缚了。

　　彼得神父说，大家其实都知道，教义能够这么快地自下而上传播，和早期教会的这些特征，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却已经改变了。

　　虽然教会理论上还在坚持教义，但婚礼仪式依然越来越复杂。入教的上层人士根本不管经书里的教诲，经常互相攀比生活的奢侈，仪式规模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惊人。

　　到了今天，婚礼的情况，和古罗马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虽然名义上是拜上帝教形式的婚姻，但古时候出现的问题，现在也一个不少地重现了。决定婚姻的依然是双方家族的父亲，大家看重的也依然是钱财而非灵魂的契合。修士们自己都没法解释，怎么会重复出现这种事情，只能怪罪于世俗欲望的腐化。但他们的呼吁，也总是没什么效果。

　　彼得神父对此很是感慨。早期的教会就是从底层发展起来的，教会的生命力也来自于社会的根部。但现在，教会走上了古代罗马的老路，也不知道今后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来自基层的组织，重复一遍当年的情况，最终像教会取代古罗马祭司一样，把教会也取代掉。当然，他们估计也只能压制一段时间，最后一样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吧。

　　郭康对此也深有感触。他自己平时天天倡导节俭，也带头反对奢侈，但是除了自己，其实也管不到几个人。社会中的这些状况，可能确实不是他个人力量能够改变的。

　　而且，这些问题，也不是古罗马的个例。那个时候的汉朝，同样在面对相似的情况。

　　两汉时期，随着国家强盛，经济发展，从上层到民间，都开始崇尚奢侈。贵人结婚，聘礼多至巨万，其他人也争相效仿。时人描述说，富人为此争相攀比，穷人则耻于不如别人，结果“富者空减，贫者称贷”，已经影响到了众多家庭的正常发展。

　　而从结果看，能借到钱结婚的人，可能都不算真的穷了。当时，郡县的官吏，都经常有贫困不能结婚的。史书记录里，甚至有郡里议曹的掾吏，到了五十岁都没钱结婚的。最后，还是太守和同事们给他凑钱，才给够了聘礼。

　　汉朝的制度，郡里各曹的掾吏，是太守自行任命辟用的，全郡一般也就几十个编制。其中，议曹负责给太守出谋划策，也主持官吏开会，并整理大家的意见给太守上报。因此，一般只有亲信人员，才安排这类岗位。平时能直接在长官门庭下出入，号称“门下吏”，地位比普通的列曹掾吏还要高。这样的人都结不起婚，可见社会上的情况，到了何种程度。

　　《地理志》中，许多地方都以结婚成本高昂出名。首都长安“闾里嫁娶，尤尚财货”，卫地“嫁娶送死过度”，蜀中甚至为了婚姻“倾家竭产”。因为社会大体太平，女子也能主动出击。史记说，从郑地到赵地，妇女精心打扮自己，还专门拿着乐器作为装饰，不远千里地出行，也不管对方老少，只希望富贵的人接受自己。

　　而且，不止是中原故地，连边疆地区，都迅速沾染了这些习惯。汉代，九真郡地处交趾以南，当地土人十分原始落后，连耕种都不会，要靠打猎来和交趾人交换粮食维生；也没有稳定的夫妻关系，更别提形成家庭。不过就算这样，当地人也迅速学会了索要聘礼，也不知道怎么这方面汉化这么快。

　　光武帝时，太守任延在九真郡推行教化，教百姓开垦田地，使用农具。还鼓励他们结为夫妻，组成家庭。结果土人也有不少因为没钱，交不起聘礼的，太守就带领各级官员，拿出俸禄帮他们垫付，因此同时娶妻的就有两千多人。

　　土人有了田地和家室，后来又有了孩子，从此安居下来。他们因此对任延十分感激，为他建造生祠，很多人还用他的名字给小孩起名。郡里遇到事情，土人就跑来助战，还主动帮忙守卫边关，因此连戍边的士卒都得以省掉了。

　　很可惜的是，这种情况毕竟是个例，大部分地区，官府对这些情况依然无能为力。朝廷里的官员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汉宣帝的时候，谏大夫王吉就上书劝谏过，认为“聘妻送女无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可见这种风气已经影响了国家人口，必须加以干涉。

　　汉宣帝本人也下达了命令，规定低级官吏和普通民众的婚姻开支不得超过上限。但皇帝的干涉，也没法改变社会风气，最终依然没能产生足够的效果。

　　整个两汉时期，也和罗马一样，没有找到面对这种问题的解决方式。而后世，这些情况也总会反复出现。这根本不是朝廷几道命令，或者大儒们苦口婆心教育，就能解决的。

　　神父们给郭康也不是第一次说这些。他们和郭康比较熟悉，觉得他看问题的视角独特，而且经常有好办法，因此总是像期待圣贤指点一样，希望他能直接给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郭康毕竟不是真的圣贤。像蒸汽天兄这种工程，无非是因为，未来的人们早已有了成功的经验，因此他能直接确定正确的方向，带领大家去努力实现目标。但是，像这些问题，未来的经验就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哪怕几百年后，情况也没见有什么本质变化。

　　郭康根本没信心去宣称，自己那个时代，人们已经成功解决问题了。甚至，连当时社会正在尝试的这条道路，究竟是不是正确的方向，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一些成功的迹象，他都不敢断言。自己都不能说服的状态下，让他怎么去说服和带领其他人啊。

　　当然，从长远看，整个文明其实也有周期性的自我调节。

　　人口减少和汉晋时期的朝政混乱是同步发生的，这二者都会导致外族进入。外族的进入会进一步引发社会混乱，而社会一旦动荡起来，这些奢侈的嫁娶活动，连同逐利的女子，也就消失了――毕竟那会儿，总不能去找石虎要彩礼吧。而等到秩序再次恢复，社会也就回到了一个周期之前，大家还没有骄奢淫逸起来的状态了。

　　虽然听起来，这根本不算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但横向对比其他文明的话，交给周期律保底，也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了。只能希望罗马能尽快复兴，至少让地中海世界这边，先有个周期律产生的土壤再说。否则，就算研究和讨论，恐怕也是白费功夫了。

　　而目前的情况，郭康只能先做自己可以做的那一小部分。他其实也不想把婚礼搞得大过头，但这个仪式，其实已经成了一种公用节日。上次凯旋，因为突发意外，导致没玩够的市民，很多都在盼着这次的活动呢。

　　早在正式婚礼之前半个月，城里就开始了“预热”活动。虽然希腊人最喜欢的通俗戏剧少了很多，赛车场也冷清了下来，但新的热门娱乐，也在迅速产生。

　　目前看来，只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在大都这种地方，根本不缺相关的从业人员和作品。乱局结束之后没过多久，剧作家们就继续推出新作了。不少剧团被迫关停或者遭到取缔，但这反而让一度被垄断的市场，更加活跃起来。很多其他地区的剧团，都纷纷赶来，参与进这场“鲸落”的狂欢。

　　乔安娜写信给郭康说，她就抓住这个机会，从家乡聘请了一众艺术家，到这边开拓市场，还多次邀请郭康去访问、欣赏。只是，狄奥多拉最近管的很严，郭康就没空出去，所以只能都婉拒了。

　　而意大利艺术家，也只是这些外来影响的一部分。目前风头最盛的，其实还是从北方传来，又加以改进的“三国戏”。

　　罗贯中告诉郭康，他自己就是个三国迷，来到罗马之后，也多次采风，想看看这边流传的故事。因为早在他之前，三国人物和三国故事，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随着早期世侯那一代人，传到这边来了。

　　这次，因为大都内部出现异常情况，汗廷紧急下达命令，把原本的驻军调走，又调来可靠的军队，在城内外布防。新进城的士兵，都是之前刚打完仗，正在庆功，还没解散回乡的老兵。等局势稳定之后，这些人便继续组织了几场活动，算是把两个功劳一起庆祝了。

　　这批老兵大部分都是河南人，他们的娱乐，也有当地自己的特色。大家也都喜欢唱些戏文小曲，但和大都之前流行的希腊戏剧颇有差别。

　　在剧本剧情方面，也是如此。大都这边，得到罗贯中来说书，意外火了起来，三国故事才算成为“显学”；而郭家的老家那边，都已经自行衍生出“关公斩撒旦”这种故事了。显然，对于三国故事，也比这边接触的要早不少。

　　老兵们的爱好引起了不少剧作者的注意，两边的不同风格碰撞之后，也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系列新作品。只不过，很多作者的文化水平一般，也不太了解塞里斯历史，倒是想象力极其丰富，因此总是能搞出让人眼前一黑的剧情。

　　罗贯中说，他的三国话本，就是对三国历史的二次创作，本来也不应该抨击其他人，试图阻止他们再次进行改编的。但现在，由于突然的流行热潮，外头已经开始出现诸如“圣彼得和圣保罗在关公像前结拜”、“关公护送天兄出行，一路砸了五座犹太教祭坛，砍了六个祭司”之类的故事了。

　　罗贯中指出，改编不是乱编，戏说不是胡说。但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在街上，举行三国人物表演了。现在，毕竟是郭康自己的婚礼，他也不想让庆祝活动搞得太抽象吧。所以，多少还是管一管比较好。

　　郭康只能表示，现在他就是个傀儡演员一样的状态，活动什么的也不是他管。回头他还是给狄奥多拉说一声，看看那边的反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