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伴随着日本军阀骄横暴戾的侵华三部曲，1931年“九一八”之夜，日本关东军一举占领了中国东北军重要基地的北大营，次日即占据了沈阳全城。继而又在长春、哈尔滨、锦州各地用兵，三个月内就占领了大约70万平方公里的东北三省全境，实现了第一步“必先征服满蒙”的计划。

　　迭经策划，华北日军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并于29日、30日占领北平、天津。受到在东北、华北侵略得势的鼓舞，日本海军当局认定，只要先占领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再夺取中国政治中心的南京，即可得遂第二步“征服支那”的宿计。上海南京一马平川，两地相距350公里，火车开行六个小时。中国政府这种布局适如“门罗珠宝”、“燕巢危堂”。故尔日本陆相杉山元大将报奏天皇，只要大日本皇军陈兵沪、宁，“中国政府和中**队的生存不会超过三个月。”

　　1937年8月13日9时30分，驻上海虹口的日海军陆战队由横浜桥向驻闸北的中国保安队进攻。战事之初，日海军在黄浦江面集结有军舰13艘，在长江内河策应的军舰有19艘，陆战队官兵约六千人。经预为布防的张治中第五军猛烈反击，战火迅速扩大到到北四川路、军工路及江湾一线。日军即于8月23日至9月10日

　　间，调集五个师团约十万陆军在宝山川沙登陆驰援，10月6日，又再增派五个师团投入作战。上海一地的日军总兵力逾二十万，大炮300余门，战车300余辆，飞机300余架，大小舟船舰艇千余只，“必欲征服支那”而后已。

　　面临日本军阀全部灭亡中国的凶焰，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要求“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要求全体国民必须“准备自卫”，并强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随着战局的急剧扩大，国民政府于8月14日发布了《抗战自卫声明书》，申言“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庄严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利以应之。”

　　正义自卫、守土抗战，揭开了中国举国御侮的历史，8月8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布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历数日阀罪恶说：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因此我们大家必须同心合力，死命相拼，要万众一心的拼到底！

　　凭籍着复仇雪耻的壮志，国民政府当局调集数十万大军，举行了激烈、悲壮的“淞沪自卫抗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签发大本营“仁令字第三号”命令，指示“作战指导原则”，强调“本战区为保持经济重心，巩固首都，并有利全局之持久作战起见，务对于上海及各处上陆之敌，运用优势兵力收各个击破之效”。

　　此前，担任京沪卫戍重任的国民政府“禁卫军”张治中的第五军，已于8月11日进入淞沪西北阵地。及待日军挑起战事后，该军即出动优势兵力，企图一举各个击破日海军陆战队的地面据点。殊料日军早有防范。工事坚固，粮弹充足，且得地形地物之利，故能顽固抵御以待援兵。8月23日以后，日本首批十万援军次第登陆。两军鏖战，致使中**队未能取得第一阶段的预期战果。

　　进入九月，中国当局作全线调整。6日，蒋介石自兼战区司令，直接指挥淞沪会战。以陈诚率左翼军，“与当面之敌决战”；张治中领中央军，策应左翼军战斗；以张发奎统右翼军，障主力侧后。中国方面总兵力45万人，其中“黄埔”精锐官兵达30万之众。在政治方面，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22日全文发表了《**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宣言的谈话”，表示要“集中整个民族之力量，自卫自助，以抵抗暴敌，挽救危亡。”25日，军委命令**八路军编入抗日战线战斗序列，10月1日命令**江南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实行对日抗战。九月下旬，日军第二批十万援军上岸，中日双方数十万大军遂成“决战”态势。

　　决战在蕴藻浜隔水展开。10月7日起，日军肆行地面空中舰炮的立体战术，以绝对优势火力开路，陆军拼死南进。经十天反复争夺，日军一部三千余人得以突入南岸300余米构筑阵地，由此撕开了中国防线一大缺口。为阻止日军楔入扩张，蒋介石于19日下令，“为恢复蕴藻浜南岸阵地之目的，决行全线出击”，以摧毁日军滩头阵地。担任指挥正面作战的陈诚，即调集十个团、约三万官兵，编成“攻击军”，亲自部署督战，于21日傍晚起，向楔入日军强行反击。攻击军官兵冲锋陷阵，前赴后继，激战四日，伤亡枕籍。终因日军后援如潮，枪弹如雨，我军“近接作战”未能实现，且受强敌逆袭，致使主力损失殆尽而未获战果。

　　决战失利，日军大举涉水南下，25日进陷大场，企图乘势遮断中央军西归退路而歼灭之。张治中部为保存实力计，奉命谋求战略转移。11月初，中国投入主力大军进行的淞沪会战已形局动摇了，日军同时又采取了旨在拦截**主力、进逼中国首都的战略步骤。11月5日晨，两个师团的五万日军由杭州湾全公亭金山一线登陆。该处原守军主力日前已调往上海支援，故守备空虚，无力阻敌。登陆日军遂沿沪杭铁路推进，9日进据淞江而主力则西指嘉兴。

　　嘉兴为太湖南沿重地，地扼黄浦江上游与京杭大运河通道，有苏嘉公路与沪杭铁路交汇于此。在军委会大本营眼中，这时的嘉兴，在蕴藻浜决战失利后，已成为东南“国防第一线之重要据点”，成为直接屏障“首都安危之重要关键。”

　　11月15日，日军多路围攻嘉兴。继扫清外围后，日军出动飞机、炮队，竟日猛轰城垣，工事房房几至全毁。守军苦战不敌，于18日弃城转移。此后，日军主力，三路齐出：一路沿沪杭铁路截断**退路，一路旁出京沪铁路直扑国防工事正面，一路出太湖南沿迂回南京侧后。截止11月22日短短四日里，所有国防工事沿线的重要据点，全部沦入敌手。日军狼奔虎突，兼程合围。而南京此刻已屏障尽失，危如累卵了。

　　就在淞沪一线**决战失利之际，10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以预作全局退却的部署。会上，蒋介石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就全局退却的意义分析道：军事上最重要之点，不但胜利要有预定计划，即挫败亦要有预见的打算。不但胜利要立于主动地位，就是退却也要有主动地位。然后一时的挫折，不致有全盘清退之虑，而可以把握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可以主动而进。

　　报告指出，在全局主动退却后的时期，“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并提出应择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会议接受蒋介石提议，正式决定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而留军委会驻节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次日，国民政府议决接受国防最高会议迁离国民政府西驻重庆、远离战区的决定。

　　就在国民政府作出西迁重庆决定之后，战局急转直下。日军杭州湾登陆，嘉兴要冲失守，**防线溃乱，南京屏障尽失，为告慰军心民心，疏导国际舆论，11月20日，国民政府决定自即日起移驻四川重庆，并于当天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称：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遂决定自卫抗战。迩者暴日更肆贪赎，分兵西进……。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坑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对于上海会战失利所引起的主力尽折、国府西迁的严重后果，时人曾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评判。一方认为，中**队在上海决战“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因为随着战事的升级，“蒋氏最精锐的30万人被牵制着留在上海作战，不能调移到别处去”，而“日方则按照计划，继续在华北各地进攻”，并有迅速的胜利，故而被认为得不偿失，甚至是人地皆失。另一方则认为，不如此不能调动敌军，不能打破敌之既定部署。据悉，“当时，敌军很可能从山西渡过黄河，深入陕甘。循蒙古侵宋的旧路，先犯川康，继攻黔、滇、桂、湘再迁回顺长江而下。那样的情势，对于持久抗战是非常不利的。”故尔“从上海发动战事，吸引敌军到东南沿海来，对于阻挡敌军从西北深入，有极大的作用”，进而迫使日军“乃不得不变更战略而侧重沪战。”

　　1937年12月13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兼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的张群，即公开申言“中国政府决心抗战，即使南京失陷亦决不动摇。”张群坚定表示：“自中日战事爆发之初，中国政府即深知战争必为长期，且早作一切必要之准备，足以与日本作数年之周旋。”

　　16日，蒋介石又从前线大本营发布《告全国民众书》，就沪战失利、南京蒙尘的形势指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书告指出：“诚使我全国同胞，不屈不挠，前扑后继，随时随地，皆能发动坚强之抵抗力，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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