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木，你并案的理由是什么？”

　　案情讨论负责人，京都重案组组长杨学武看着方木，问道。

　　方木面对众人的疑惑，起身说道：“从现场来看，凶手是和平入室，

　　但是从死者的鼻腔内验出了乙醚的成分。

　　这说明凶手并非死者熟识的人，而是采用骗死者开门，进而通过麻醉死者~的方式入室。

　　至于欺骗的手法，我认为和走-廊里的电箱有关。

　　因为在进行现场勘查的时候，我们发现部分灯具呈开启状态，而走廊里的电闸却被拉了_下来。

　　遂推断是凶手拉断电闸，趁死者出门查看时，用乙醚将死者麻醉后，拖拽入室。

　　死者脚上拖鞋分别位于门口和客厅两处，可以证明这个观点。

　　我认为凶手在室内曾停留过一段时间，包括束缚死者，

　　将死者的灰色五菱面包车停放至消防车道，

　　以及后面泼洒汽油，并胁迫死者拨打火警电话。

　　纵火后，凶手离开。

　　倘若他想杀死吴兆光，将其麻醉后，可以轻而易举地致其于死地。

　　就算他希望吴兆光死于极其痛苦的焚烧，浇上汽油点火便是，

　　何必大费周章放起一把火，又让他拨打火警电话呢？

　　更何况他还特意把车停在消防车道上，阻碍消防队进场救火。

　　这种做法大家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杨学武正意味深长道：“你的意思是？”

　　“对。”方木显然已经对杨学武的想法了然于心，“是他做的，那个用特殊手法杀害刘爱财的凶手！”

　　众人立刻小声议论起来，有人举手道：“有没有可能是吴兆光的仇人？

　　比如前段时间火灾受害人的家属。”

　　方木道：“不可能，根据目前的调查进展，

　　前一个火灾受害人死者丈夫在火灾发生后一直借住在母亲家里。

　　案发当天至次日，其一直没有离开母亲家。

　　这一点，已经得到他母亲与邻居的证实。

　　此外，他并不具备驾驶资格，也不会开车。

　　我也考虑程原雇凶杀人的可能，

　　然而，对程原近期的手机通话记录及交往人群进行排查后，发现并无异常。

　　这些可以排除受害人家属报复杀人的嫌疑。

　　并且，昨天晚上死者吴兆光的妻子之所以能在案发后迅速赶到现场，

　　是因为在凌晨时分接到了发自丈夫手机的短信。

　　信息内容只有短短几个字：‘家里着火了，快来救我。’

　　吴兆光的妻子回拨过去之后，已经无人接听。

　　今天早上，这部既拨打了火警电话，又发送了短信的手机在小区内的花坛里被找到。

　　手机仍处于开机状态，来自死者妻子的未接来电多达十余个。

　　那种仍带着一丝侥幸的绝望，可以想见。

　　经过对手机的检查，除了死者吴兆光的指纹之外，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我们又对死者当门的车进行勘验和检查，

　　特别是车门把手和方向盘及离合器、油门、刹车等部位，

　　但是，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由此可以推断，凶手在作案时应该戴了手套和脚套。

　　表面上看起来跟刘爱财案件差不多，又是一桩无迹可寻的谜案。

　　如果从案件的表像特征上无法找到突破口的话，

　　也许，分析凶手的心理痕迹就成为最后一条可以尝试的思路。

　　我认为凶手的作案手法体现出明显的‘报复’的动机。”

　　杨学武敲了敲桌子：“报复？仔细说说。”

　　其他人也一副倾听的模样，毕竟方木昨天竟然给市局带来一个足迹模板，

　　虽然无法确定是否是凶手留下的，

　　但是也是目前拆迁小区谋杀案的唯一有突破性进展线索。

　　众人瞩目，方木倒是宠辱不惊，冷静说道：“虽然我们把凶手的动机确定为报复，

　　但是，这起纵火案显然不同于一般的报复杀人。

　　在某种程度上，凶手非常完美地“复制”了第一起火灾。

　　首先，死者均被困于室内，无法逃脱；

　　其次，火灾无法得到及时扑救的原因都是消防车道被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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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罪魁祸首都是同一辆车；

　　最后，死者家属都在火灾后抵达现场，目睹亲人被活活烧死。

　　尤其是最后一点，用吴兆光的手机向死者妻子发出短信的，应该是凶手本人。

　　凶手发送这样的短信，其目的并非是救人，

　　而是让死者的妻子来火场“欣赏”丈夫被烧死的过程。

　　死者在火场内，感受到同样的绝望与恐惧。

　　死者的家属在火场外，感受到同样的焦急与痛苦。

　　消防员在扑救过程中，感受到同样的愤怒与无奈。

　　这样一来，凶手的作案手段就表现出强烈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

　　...... ........ ...

　　一个人，因为自己的无公德心的行为，导致另一个人惨死。

　　而同样的报应，最终纤毫无差地落在自己身上。

　　这种在犯罪现场呈现出来的气质，与拆迁小区杀人案何其相似！

　　据此，我觉得专案组可以将两起杀人案合并侦查。

　　第一点：两起案件反映出嫌疑人相似的犯罪心理定势，

　　因贪利而将生母逐出门外的逆子（拆迁小区杀人案）；

　　因忽视公共安全而致他人惨死的车主（华城小区纵火案）。

　　在凶手看来，这两个人身上都有某种“恶”。

　　这种“恶”，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大奸大恶。

　　然而，对凶手而言却是不可饶恕的。

　　虽然从现有的证据资料来看，凶手与这些死者并无生活上的交集，

　　甚至连那些“恶行”的间接被害人都算不上。

　　然而，在他的内心，也许已经把自己当作一个惩罚者，

　　并拥有让这些所谓的“作恶者”自食其果的权力。

　　也就是说，他似乎对那些死者的“恶行”感同身受，

　　并竭力想把这种感受，反作用于作恶者身上。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近乎直线般的作恶就会得到报应的思维。

　　在某种意义上，它非常符合人类复仇文明中的一种：同态复仇。

　　亦即以牙还牙，血债血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