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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李国文说三教九流 李国文 6763 2024-01-19 10:09

  一位朋友到外地出差,留下通讯地址,北京东四十二条多少号。

  他说,接待单位的工作人员,歪着脑袋打量他,问他:是东,四十二条吗?

  我的朋友很纳闷儿,因为他一下子没听出“东”后边那个逗号,便回答说,千真万确,是东四十二条。

  那位管登记的小姐,嫣然一笑,你们北京人真行,从东一条,东二条,排到东四十二条,光数就要数半天。若是外地人从一条找到您住的四十二条,腿岂不得走断?

  他说当时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我听他这一说,也由不得哈哈大笑。

  北京的地名,成千上万,这其中包括道路名,胡同名,小区名,广场名,公园名,桥梁名,河流名,湖泊名,以及过去有过,现在不复存在的城门名……无论是仍在使用着的地名,无论是已经消逝的地名,无论是纷至沓来,目不暇接地正涌现着的地名,要研究曾经是天子脚下的这座城市的地名,其复杂多端,其精彩纷呈,其花样百出,其故事传说,还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我不知道北京市政府大楼里,有没有这样一个城乡地名管理科,专门负责命名工作?

  估计不但一定有,而且还应该有一套关于命名的规定制度,登记办法,呈报手续,核准过程。这其中,因为是古都,因为是天子脚下的缘故,三五百年沿用下来的地名,显然有一条尽量不改的基本原则。所以,东四十二条,已经叫得太惯了,因此,不会因外地人的费解,就改动的,这叫尊重历史,尊重沿革。“东四”和“十二条”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对北京人来说,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绝不可能发生“东”和“四十二条”分开来的混淆状况。外地人一定要那样理解,那是他们的事,反正北京人明白就行。

  “东四”这个地名,全称为“东四牌楼”,那是大清王朝的地名。解放以后,影响交通,人民政府便将那四座牌楼,拆迁到陶然亭了。这样,“东四”,只是老北京人的一个心理坐标,不具任何标志性意义。随便一个外地人,更不用说老外了,初来北京,你要让他找到东四,西四,或者东单,西单,大概比较困难。即使他按图索骥找到了这个地名所在,身处其间,四顾之下,除掉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别无其他标志。到底也弄不懂何以称四,何以称单的。因此,可想而知,市府里的这个地名管理科,为本地人着想多,为外地人着想少,作为首善之区统管地名的办公部门,我想还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加尽善尽美一些。

  50年代,我在东单三条居住过。外地来我们机关出差办事的朋友,陪同他们逛街,最省事的路线,就是由东单而东四,然后拐回来,到王府井。我碰到过一位好学不倦的外地人,他很较真地跟我探讨,既然有东单,西单,东四,西四,为什么没有东双,西双?他认为,按逻辑是应该有的。于是,啼笑皆非的我,不得不大费口舌,从义和团,慈禧的红卫兵杀害德国公使克林德,清朝政府谢罪立牌坊说起。由此,我一直在想,北京不完全是北京人的北京,也是全中国人的北京,地名识别的易解性,准确性,清晰性,得为全中国人着想。尤其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有些似是而非,不着边际,歧义丛生,令人摸不清头脑的地名,也应该与时俱进才好。

  牌楼没了,这个“四”或这个“单”,还有必要保存下来,令人胡涂吗?

  北京的地名,不是改不得的。我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至少恭逢两次大改名的热潮。第一次,60年代“文革”狂飙初起之时,那些红卫兵小将以他们可怜的想像力,创造力和病态的幼稚,把“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把“友谊医院”改为“反修医院”,把“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还想把长安街改为“红太阳路”或“东方红路”,以及其他许多匪夷所思的古怪想法。尽管改得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令人哭不得,笑不得,但当时,当官的也好,老百姓也好,眼睛瞪得再圆,不也捏着鼻子接受了?

  风云突变的横扫一切,固然造就一批人,但也戕害一代人。至今我的那些同行中,出身于红卫兵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恕我直言,由于那时太忙于革命,太疏于读书的缘故,直到今天,从他们的作品中,仍旧未能读出太多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来,而那种病态的幼稚,却还顽固地保留着,令人为之扼腕。这种历史的遗憾,也就只好按北京人的歇后语所讲,“卖羊头肉的,不过细盐(言)”,不必多说了。但地名可改,并非铁板钉钉,动不得的。其实,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奶子府,改为迺兹府,老祖宗也是大笔一挥,信手改掉的。

  而第二次大改名,却是近二十年的事情。与第一次不同的,不是改旧,而是增新。当北京市的占地面积,建筑高度,人口密度,膨胀成原来的五倍,六倍以上,我可以想像,市府地名管理科的公仆们,一方面要处理层出不穷的新地名,一方面要注销不复存在的旧地名,恐怕日夜加班,也来不及应付时刻在变化着的地名。随着城市拼命地向郊外拓展,随着城内危房的大量改造,地名要想不改变,也是不可能的。

  据说,老北京有过三千条胡同,现在,为数不少的胡同,估计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虽然这使一些文物保护主义者很痛苦,伤心欲绝,大声疾呼,但依我小人之心,来度他们君子之腹,让他们当真地住进小胡同里的大杂院中,人均住房面积只有一平方米,或不足一平方米,或祖孙三代同居一室的话,恐怕也就会认为这种胡同的死亡,未必就是城市的末日。正如北京的旧地名不是不可改,北京的这些破旧大杂院,也不是不可拆。

  应该承认,城市和人一样,也是要新陈代谢的,在地球上,惟一没有变的城市,是从火山灰里挖出来的古罗马庞贝城,惟一没有变化的人居环境,是周口店北京猿人的洞穴。我敢说,所有的参观者,无人会打算把户口和粮食关系转过去,留在那里长住,做永久居民。从近年来发现的元大都遗址,那埋在地下的历史也在晓谕我们,明、清两朝建城时,也是毫不客气地将忽必烈经营的古城废弃,任其被沙尘暴掩埋。如今,要不是挖出来几段残墙断垣,重新装修起来,做做样子,元大都在这座城市留下的惟一纪念,只剩下源自蒙古语的“胡同”这个词语了。

  我记得,1949年的秋天,我刚到北京时,入住现在为新华社,当时为国会街的北大工字楼的宿舍里,每天推窗都能看到从门头沟来的骆驼长队,驮着块煤,响着丁丁冬冬的驼铃,慢慢悠悠地走在古城墙边的土路上。秋风斜阳,黄叶衰草,赶骆驼的汉子那反穿的羊皮袄,是我清晨见到的第一道风景。那种萧瑟的伤感,那种晚秋的惆怅,也真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场面,要比那些破烂的大杂院,更让我向往。现在,国会街彻底没了,工字楼早就没了,那灰扑扑的顺城街也没了。我不禁想,如果今天的前三门大街上,沙漠之舟仍是我们城市运输主力的话,恐怕倒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悲剧了。不破不立,还是有它的道理,没有旧地名的消亡,哪有新地名的出现,城市的存在和发展,那模式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可能永远定格在某个年代而停滞不前,这就是时代潮流的辩证法,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

  现在,你若坐出租车,碰上老一点儿的司机,到三环路、四环路外的一个什么地方,也许他能将你送到目的地。若碰上新手,对不起,你得给司机带路。北京变化太大太快的同时,难免就有做成夹生饭,或者萝卜快了不洗泥的现象,至少,在地名这个与国计民生无碍的局部上,管理部门显然也有一些忙不过来而照料不细之处。

  当我徜徉在城市的新景观,陶醉于古都的新气象中的时候,有些新地名,会生出一种吃了一口米饭,遭遇一颗石子的硌牙感觉。譬如新建的楼盘,一张嘴叫什么“城”,譬如新建的别墅,自称什么“花园”,譬如新建的文体娱乐场所,动不动就叫什么“中心”,譬如新建的写字间商住楼,居然大言不惭什么“广场”……这些文不对题的,不合国情的,生搬硬套西方的地名,颇给中国人带来难堪。在汉语中,所谓“城”,所谓“花园”,所谓“中心”,所谓“广场”,都是具有明确定义的。

  外国的“广场”,由西班牙语pze而来,具有市集的意义,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在中国,在北京,20世纪以来,从“五四”运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广场”这个词,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概念,几乎成了专属于天安门的词汇。因此,走在长安街上,很难将王府井南口的东方广场,北京站口的中粮广场,与全世界都知道的天安门广场,类比在一起,怎么叫怎么别扭,怎么想怎么荒谬。我发现,其实北京人也并不认同那两个新出现的所谓“广场”,通常在口头上径直说成“中粮”、“恒基”,或者“东方新天地”,而省略掉“广场”二字。

  要细品北京的地名,最大的特色,是作为元,明,清三朝古都的历史沿革,天子脚下的大街小巷,胡同院落,官府衙门,商旅市集,都是以紫禁城为基准方位,坐北朝南,左东右西,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正阳门,地安门,辐射出去的内城和外城的九个城门,每座城门是一个坐标,因此,每座城门,也是一个地名中枢。在北京,你只要知道这些城门,也就大致了解古都的梗概。

  然而,对一个乍到京城,站在失去城墙,失去城楼的那块空场上的外地人来讲,就不免要天子脚下寻路难了。北京城,最不该拆的建筑物,一是城墙,一是城楼,只要这两样东西完好无损地保留着,那就是永远的古都气象。四合院即使全部保存或者改造,顶多也就出来平安大道那种布景的效果。而都城真正的庄严肃穆之气,龙盘虎踞之势,王者南面之威,万邦来仪之盛,是由金碧辉煌的紫禁城,环城不断的内外城墙,以及登高望远的诸多门楼,构成这种雄浑的森严的万千气象的古都风貌。

  当这一切都夷为平地,不复存在以后,休说外地人,即使本地人,那方位感觉也落不到实处,门之内,门之外,常常要走不少冤枉路。正如东四,西四,看不到“四”从何来,东单,西单,看不到“单”为何物那样,那些名存实亡的诸如阜城门,朝阳门,安定门,宣武门,崇文门等等,影踪全无,还分为门内和门外,岂不只是给人增添茫然失措,无所适从的纷扰吗?

  前些年,北京文学杂志社一项活动,邀我参加,承蒙好意,让我在家静候,他们会派车来接。我说,我住的这个西便门外大街西里,不太好找。杂志社说,别忘了我们是《北京文学》,哪有找不到的道理。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那时候,手机还不普及,接我的编辑小姐,也没法跟我联络。因为以西便门为轴心,由此辐射出去的几条马路,一概以西便门冠名在前,以内、外、东、西来区分不同马路。命名者,在地图上大笔一挥,他是很清楚的,可走在马路上找路的行人,就难免要发蒙了。一内一外,相背而行的话,再折回来,是要走许多冤枉路的。

  这位编辑和杂志社的车,就在天宁寺一带兜圈子。先找到西便门大街西里,后又找到西便门内大街西里,硬是找不到相距还有两站地的,我所在的这个西便门外大街西里。一直快到十二点,才算摸到我们小区里来,打开门,只见那位编辑满头热汗,一副欲哭无泪的性急模样,我真是感到十分抱歉,不得不宽慰,不知还有没有西便门东大街,西大街,南大街,北大街这一说?如果有,我估计,你们到天黑,也找不到这里的。

  其实,我们这个住宅区,地处真武庙,与那个已不存在的西便门城楼根本不搭界。但地名管理科仍以明清古都的传统,喜欢以门为中心来命名,这在1949年以前,或建国初期,倒也无妨萧规曹从地延续下来。因为那时,整个城市里,人流不那么拥挤众多,道路不那么纵横交叉,房屋不那么鳞次栉比,商贸不那么发达繁忙,这种命名方式,对生活在闲适淡定,恬然安详气氛中的北京人来说,城墙和城门之内,为市区,城墙和城门之外,为乡下,一目了然,界限分明。即使拿那些牵骆驼的,出城就是郊区的菜地,果园,农田,村镇,赶大车的,蹬三轮的,骑毛驴的人来说,其活动半径,总是在有限范围之内。然而,当这个城市,人口突破千万,车辆远超百万,成为国际大都市的时候,对于地名的考量,就不能局限于门内门外那样的狭窄视野。

  应该说,作为明清古都的北京,其幅围,其规模,其气派,其堂皇,无法与唐代的都城长安相比。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过,“余见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人情苟且,十百于前代矣”。

  甚至后周世宗,在公元955年四月,经营大梁城的建都工程中,能仍承继唐代建筑的宏大气势。后来北宋定都开封,很大程度上是郭威奠定的良好基础。“帝以大梁城中迫隘,夏,四月,乙卯,诏展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隙兴板筑;东作动则罢之,更俟次年,以渐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报所标七里之外,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八月,“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鲜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上曰:‘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资治通鉴》)

  说实在的,明清两代,远非汉唐可比。我记得初到北京的那年,住北城棉花胡同,出安定门,过护城河,别说没有周世宗殡葬强制规定的七里以外的距离,连五十米不到,就是乱葬岗,一片土馒头,到处是坟包,这大概就是顾炎武所说的“时弥近者制弥陋”了。因此,当城市在一步步扩张的同时,这些昔日的墓地,甚至包括八宝山,便渐渐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中心区,活人和死人,距离如此之近,怎么说也是一种心理上的障碍。

  这就是我那些年里,一个很长时间内,乘坐贯穿长安街的大一路公共汽车,上下班的切身感受了。只要车一进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车头上方的标牌,那始发站和终点的地名,一为八王坟,一为公主坟。虽然,坟不过是坟,但这两个与死亡相关的字,总是让人不能细想下去。而且这条大一路公交路线,顶着这两个坟头的站名,至少在长安街上行驶了数十年。

  所以,在北京,无论是原来的地名,还是新添的地名,大有足可改进的地方。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在命名的思路,想法,规划,统筹管理上,似乎还可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要把国家首都,八百年古都,和国际大都市的风采弘扬出来。

  一个城市的地名,既表现出文化色彩,又体现着时代精神,是应该受到重视的一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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