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魏晋时期的何晏，是个很有名的人物。不过，他的名气，正如东晋时期的大军阀桓温所言：“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那样，属于评价比较负面，气味比较难闻的一类。（据《资治通鉴》）

　　因为第一，在中国，提起“清谈误国”，始作俑者就是他。

　　自东汉末，到魏，到晋，从豪门望族的达官贵人，到上层社会的文人雅士，可以用“好庄老，尚虚无，崇玄谈，喜颓废”十二字来概括其精神状态，这中间，既有逃避政治的一面，也有吃饱了撑的一面。这些老少爷们儿，经常聚在一起，手里摇着用鹿科动物麈尾做成的拭子，一边拂尘驱蝇，一边议论风生。上者，探讨学问，针砭时事，中者，品评人物，飞短流长，下者，闲侃无聊，言不及义。一个社会，都在那里耍嘴皮子，说而不干；一个民族，都在那里坐而论道，述而不作，绝不是件好事情。由何晏倡起，夏侯玄，王弼等人的助长，这种手执麈尾的清谈，成为中原社会的一种风雅，一种时尚。“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犹末已也”，可谓流毒深远。（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

　　因为第二，在中国，名曰强身，其实自戕，服用寒食散的病态嗜好，起带头作用者也是他。

　　鲁迅就认为古人这种食散的恶习，类似清末的吸食鸦片，为祸国殃民之举。而在魏晋，食散，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有权势人士的一种标志。寒食散，又名五石散，是由石钟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药物配伍的方剂，因这些矿石类药，带有一定程度的毒性和强刺激性。食后奇热难忍，痛苦异常，两晋期间，士人竞相仿效这种纯系自虐的行径，以示时尚，以示潮流，同时，也以示自己的品位和所隶属之高贵阶层。因为服药者必须有钱，有势，有闲，才敢玩这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折腾自己的游戏，否则，轻则中毒，重则伤命。何晏吃开头的恶嗜，竟风靡至隋、唐，荼毒之广，为害之深，真是很难清算的了。

　　在鲁迅笔下，“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这个何晏，在历史的评价上，便没有什么好印象了。

　　何晏（190—240年），字平叔，南阳宛人。他的官职，三国正始年间的侍中尚书。他的身份，玄学家兼文学家，但他最令人侧目的，身为曹操的养子，曹魏政权的驸马爷，那可是再嫡系，再正宗不过的皇亲国戚。更何况他来头不小，出身于贵族世家，祖父何进（也有一说是何进之弟何苗），就是引西凉军阀董卓到洛阳除宦官不成，结果自己把命送掉的国舅大人。他依赖妹妹为汉灵帝皇后的裙带关系，而顿时满身朱紫起来。汉重门第，魏重流品，何进虽为大将军，但屠户出身，很被当时的名门望族所鄙视，而不大受人们尊敬。正如巴尔扎克所言，若不经过三代的教化，成不了真正的贵族。到了何晏这一代，果然就很出息了。这位何家的后裔，不但“少有异才，善读《易》、《老》”（据《魏氏春秋》），以才秀知名，而且还是一位在各类史书上都盛赞的美男子。看来，何家的遗传基因，到了这一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尤其，他皮肤白皙，俨若施粉，连魏明帝曹睿都测验过他。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绘声绘色地描写过的。“何平叔美容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敷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虽然吃下刚出锅的汤饼，满脸流汗，结果证明何晏面不敷粉自白，容不施洗自净。所以，曹操的小女儿金乡公主，看上了这位帅哥，嫁他为妻，从此成了最高统治者的养子兼乘龙快婿。

　　“太祖（曹操）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见宠如公子。晏无所顾忌，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曹丕）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曹睿）立，颇为冗官”。（据《三国志》引《魏略》）

　　看来，曹操死后，后台没了，失去保护伞的他，自然先要受到曹操继承人曹丕的压制，后又受到曹丕继承人曹睿的排斥。于是，我们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才华人品，无不出众的何晏，直到239年齐王（曹芳）登极，曹爽亲政以前，近五十年间，始终处于抑郁不得志的状态之中，由于总不获重视，不被青睐，便形成的悖谬逆反的心理。加之他自以为卓识，有如椽之笔，有坟典之学；自以为高明，有治国之能，有王佐之才。然而，珠玉在前，而市人不识货，金声玉振，而大众不响应，因此，他的沉湎于清谈、醉心于食药，这种与中国文化正统，主流儒学，相忤相逆的思潮，都和他所处的压抑的环境，郁闷的心态，不得施展的遗憾，长期摒弃的孤独，不无关系。

　　一个人，且不论对其评价如何，若是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些或好或坏，或深或浅的印记，任由后人加以评说的话，应该承认总是有他与众不同的才智，能力，禀赋和天性等等过人之处，倘是资质凡庸一般，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一生行状，无可述及，也就难以卓尔不群，在史册上留下一个名字了。因为中国历史，向来都是由皇上指定的那些正统的，主流的文人学士来撰写，所以，离经叛道的何晏，成为一个不被看好的人物，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命运了。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士”，与多一个立人旁的“仕”，只不过时序早晚的差别。仕，首先是士；而士，也必须以成为一个仕为目的。所以，“学而优则仕”，是士的必由之路。但“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嫌”，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耐不得寂寞者，倘不是化为自怨自艾的沉沦嗟叹，就是生出自暴自弃的莫名躁罔。何晏的表现，属于后者，便是张狂了。

　　但知识分子中的轻薄之徒，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高估自己。由于自我评估与实际价值的背离，便会感觉所获得的报偿远远不足。由于这种以为欠他太多的债权意识，不满情绪的愈益增加，轻则乖戾张狂，重则敌对抵抗。而事实是统治者才不在乎知识分子的作乱犯上，由你蹦，又能蹦得多高？只要老子高兴，不过像捏死一个臭虫那样，顷刻间便化为齑粉。因此，何晏的结果可想而知，不仅仅犯了以卵击石的错误，而且搬起石头硬是往自己的脚上砸。

　　公元239年，曹真之子曹爽，受命执政。曹爽和何晏，按北京话说，两人可谓“发小”，几乎是从小一起玩大的。因此，他立即起用何晏，主选举，也就是人事任命权。从此，他就抖了起来。说谁行，谁就行，说谁不行，行也不行。一时间，朝廷上下，洛阳内外，无不趋仰于他。《资治通鉴》载他得意那刻目空一切的神态：“何晏等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晏尝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才’，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诸己也。”他认为：夏侯玄深识远鉴，所以能精通天下的才志，司马师虑周谋全，所以能把握天下的大势。至于不用费力而飞快向前，不用行动就达到目的，能够出神入化者，我听说过这样的形容，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物。他之引用《易·大传》里这三句话，前两句比喻重量级的夏侯玄和司马师，后一句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突出他自己。看来，何晏已非一般的自负，而是头脑膨胀，不可一世。一个人狂到不知天高地厚，是注定要失败的了。

　　其实，他何晏算老几呢？在政治上，比不上夏侯玄的雄厚资本，在权势上，比不上司马师的坚强实力，何晏只有在文化领域里，倚仗其才智，施展其口辩，驰骋一时之雄了。可他，看不到自己一无兵马，二无地盘，三无本钱，四无信众，却“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

　　时为尚书的他，有了位望，有了权柄，自然更是门庭若市，谈客盈座，成为当时朝野清谈的一位精神领袖。

　　“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更有一群声气相投的诸如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之流，相鼓吹，共煽惑，满嘴空话，信口雌黄，虚无缥缈，大言不惭。这些人，视放荡为通达，以信守为顽固，能苟安为高尚，性刚正为欺世；脚踏实地为庸俗，荒诞浮夸为超脱，循规蹈矩为无能，淫佚腐朽为飘逸。然后，就在社会上产生出一批所谓的名士，或过度饮酒，终月不醒，或装痴作狂，全无心肝，或赤身裸体，满街横卧，或长啸狂歌，凡人不理……当时，做名士，是一种潮流，而名士，若无怪行异举，奇谈怪论，也名不起来，于是，在名士们竞相比赛的放浪形骸之下，社会风气也日益地随之败坏。

　　“是时，何晏以才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交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尤其曹爽当政后，用他们的计谋，将司马懿削职虚权靠边站后，更加有恃无恐。何晏也由此飞黄腾达，被“用为中书，主选举，宿旧多得济拔”，于是，他在政治绞肉机里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晏等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内外望风，莫敢忤旨”。“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过，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绶，然后奏闻，其作威如此”。为非作歹，横行不法，以至于有人向曹爽的弟弟建议：“何平叔外静而内躁，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以上引文均见《资治通鉴》和《三国志》）

　　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事件，其实是司马懿发动的一次政变。本是一匹驽马的曹爽，加之围绕他身边的狡诈奸宄，不成气候的高层子弟如何晏，浮薄文人如丁谧，小人得志如邓飏，走狗跟包如毕轨、李胜之流，哪敌得住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结果一个个被收狱处死，严惩不贷，最高权力的争夺，总是伴随着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

　　司马懿真是厉害，在砍何晏头前，还有兴致地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居然让战战兢兢，大难临头的何晏，主持审理这桩大案要案。难道他会糊涂到看不出自己的下场吗？司马懿会给他好果子吃吗？但知识分子的习性，最容易患得患失，于是他机会主义地以为网开一面，便马前鞍后，屁颠屁颠地积极行动起来。为了立功赎罪，对他的昔日友好，旧时同僚，相契知己，挚亲至朋，加以刑讯逼供，穷追猛查不放，无所不用其极，以此来讨司马懿的好，幻想得到宽恕。到这个时候的何晏，风流倜傥全无，言辩文采不存，连悲剧意味也统统失去，而成了一个丑角。

　　古往今来的“士”，也就是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在与统治者的周旋中而败北呀！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玩不好文学，可以不玩，而且哪怕玩得极不成样子，你文学家还不得鼓掌叫好？文学家玩不好政治，后果就十分严重了。何晏的悲剧就在于他近五十年坐冷板凳，倒获得相对的放浪形骸的自由。因此在这半个世纪的赋闲生活里，著述甚丰，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不也颇有斩获乎？何晏传世有《景福殿赋》一篇，与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齐名。另有《论语集解》十卷，是研究《论语》的重要著作。《道德论》二卷，应该是他积清谈大成的得意之作，现只存有部分佚文。据《世说新语》称：“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弼），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所以，冷落，寂寞，没有掌声和鲜花，对作家来说，未必是坏事。

　　其实，尽管何晏颓废荒唐，言行不轨，生性放荡，恃才狂傲，在公元239年以前，自儿时就憎恶他的曹丕，为帝王之尊时，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任其自便。后来，曹睿继位，这位皇帝也十分讨厌他的浮华，对他“急于富贵，趋炎附势”表示嫌恶，但也不曾采取什么钳制措施，顶多就是“抑而不用”罢了。这说明知识分子表现欲的泛滥，有时候，正如孔雀那华丽的羽毛一样，虽然能成为致祸之由，但是，倘不对统治者构成什么威胁，不造成政权安全的危机，也许睁一眼，闭一眼；如果超过帝王所能承受的界限，恐怕就不会泱泱大度了。

　　当何晏追随曹爽，卷入朝中权力斗争后，与心毒手辣的司马懿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就完蛋了。初初，一朝得志，忘乎所以的他，竟以为自己是猫，对手为鼠，他哪里知道，高平陵事件发生之后，他成为司马懿那猫爪子紧紧攫住的小老鼠，才感觉到离他生命途程的尽头，已经倒数计时了。

　　案子审判告一段落，何晏将判决书呈上去，一方面请司马懿定夺，一方面冀图恩典。谁知司马懿翻阅了他所拟的大开杀戒的报告，然后，竖起大指和食指，作八状，示意给他看。

　　什么意思？何晏何等精明，分明司马懿是要将曹爽的八个追从者满门抄斩，这其中，他是八个中的一个。何晏装胡涂，一个一个地数，将丁谧，邓飏等七个要处决的案犯，数完以后，司马懿一个劲摇头，说还不够。

　　何晏看那张杀气腾腾的脸，知道装孙子也不行了。低声试探地问：“难道还包括我？”

　　司马懿颔首点头道：“这就对了！”

　　于是，当场逮捕何晏，一并斩首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