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树的东西，纪念也好，怀旧也好，爱也好，总之是表达我对树的一种鲜为人知的情感。( .)可这事竟一拖再拖，拖到今天我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妇人，拖到昨天我心目中的树死去。

　　树死了，我的情感的一部分也随之死去，但这篇东西却不能不写。我觉得如果我不把这篇东西写出来，我下决心去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将受到阻碍。

　　从专业上说我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从工作上说我是搞行政的，对写不太在行。于是，我就此请教我办公桌对面的文学青年。他说：“我想写东西又写不出来的时候，就像憋着一泡尿，老也找不着厕所。”稍顷，他伸出一个指头在我面前一点，“所以，不要太注重表达方式，先表达出来再说。”

　　我顿悟，很快就铺开了稿纸。

　　一个月前我走进办公室――某研究院行政处的时候，发现我的同仁们呈现出一种新气象：不是捧着茶杯靠在藤椅上聊天，而是站着，那种平日里发牢骚叹物价指陈社会歪风的愤懑之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若有所失，心有所动。

　　我凑上去，很快就听出了眉目：我们办公室新分来的大学生不辞而别到海南去了。

　　这事我知道。这位女大学生和我还有几分知心。她曾在我的掩护下飞到海南去实地考察，回来时买了一些外烟，下飞机后就卖了，以补偿路费。考察结果是，在那里女的比男的好找工作，漂亮聪明的更为走俏。她自我感觉良好长得像翁美玲，故准备找一家合资企业去当公关小姐。那儿的公关小姐除英语外还要求会粤语，所以她考察回来跟我说话时便已带有几分“广味儿”了。“不好意西啦！”她这么说。我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就凭你卖烟挣路费这点，你会成功的。她很干脆地说：“无论怎样，我也不打算再像你这样坐在办公室里把青春的脊背一点点弄弯。”

　　女大学生的出走无疑给我们办公室带来了很大的刺激，颇有些人心浮动。同仁们从“这个女娃有胆量！”“我要没成家我也去！”“这地方活着没劲儿，钱又少人又不自由”议起，最后得到共识：“眼下谁不想多挣钱？”

　　我一个街坊辞职到一个县办企业当老板，大发。

　　我一个同学搞服装生意，几趟就干成了万元户。

　　我一个亲戚自己买了个小车跑出租，每个月纯收入都是两千多。

　　同仁们愈议论愈激动，都觉得在这儿呆下去壮志难酬。可怕的是自己居然还呆了这么久。

　　“说实话，这儿的工作我只用三分之一的精力就能对付。”

　　“我连三分之一都用不了。”

　　正说着带劲儿，“冒号”来了。自从春节晚会上演出了那个“领导冒号”的小品以后，我们就把我们的领导――行政处处长称为“冒号”。当然，只为方便，绝无恶意。

　　冒号的办公室在隔壁，但他每天都要到我们办公室来转三至五次。我估计他也很想加入我们的聊天。你想，一个人坐在盒子一样的屋里多孤单，又没有女秘书送咖啡。再说头天晚上很有可能因为物价因为孩子老婆生了一大堆气。国外有专门的消气电话，我们就用不着。你有气到办公室发通牢骚就行，保证有人听，有人劝，还有人把自己的境况说得更为悲惨以建立你的心理平衡。

　　可每次冒号一进来，大家就心照不宣地沉默到各自的座位上了。

　　冒号只好自我克制，找点事情布置一下。

　　“小×”，这是叫我，“你把昨天那个表格再复印十份儿。”

　　我点头。我只有点头的份儿。就在我拿起表格准备复印时，脑袋里爆炸似地涌出一大堆愤怒的念头：我在这儿图什么？一不能升官，二不能干专业，三不能挣大钱，去他妈的吧！

　　于是我冲口而出：“老子也想退职了。”

　　“嗬，小×也会说老子了！”×大姐惊咋咋地呼道。

　　我说我还会说他妈的呢。他妈的你以为我不敢？！

　　立即有好几个声音附合：就是，有啥子不敢？这二年不是那二年了！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这一阵子说话总是气冲冲的。女大学生走后，冒号跟我说：小×，你是不是把她那摊子工作兼起来？所谓她那摊子，就是布置大扫除分发电影票登记独生子女证。我马上就把眼睛一斜：请问工资兼不兼？

　　对丈夫也一样没好气。有一次我口气生硬地叫丈夫把脏衣服换下来洗，丈夫就开玩笑说：嗳，温柔一点儿嘛！我更加没好气地说，要温柔可以呀！你去挣一幢小洋楼，请上男女佣人数名做家务，再请个家庭教师管儿子，我保准比她们还温柔。我这个“她们”指的是欧美豪华片上那些富态优雅的小姐太太们。丈夫于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原来是个骨子里喜欢奢侈的家伙。

　　我说，奢侈？我们连小康都不是哩！

　　“现在的事情不能想，越想越气。”这是我们办公室的名言。我想是吧：毕业五年了还只是传传电话，复印一下资料，抄抄文件，最了不起的事就是给“冒号”写讲话稿。而每个月的薪水加上所有名目才一百零八块，够干什么？我那位堂而皇之的剧作家丈夫，一点儿不比我多挣。两个人的薪水养两个人还凑和，可我们不能没有孩子，有孩子不能没有保姆。这就是说，二百多块钱得养四口人。所以我们眼下的生活已经毫不夸张地可以冠以“贫困”二字。更要命的是，这两年高档消费品广告样品眼花缭乱，我们的心地怎能总如槁木死灰？！

　　丈夫钱少，总还算有事业可干。我是一头不占。这次连个主任科员也没评上，还不如“相当于高中水平”的×大姐。我觉得就我的能力是不该如此的。

　　自从女大学生出走海南，我们办公室便像热水瓶拔掉了塞子，大家每天都自发地开展讨论：我们应该怎么办？

　　几个刚30出头，还保留了一点儿冲动的家伙（包括我），已经具体到退职以后合伙做生意上了。大伙似乎觉得要发财必须先退职。只是干什么没统一。一个说开西餐馆，一个说搞书刊发行，又一个（就是我）说搞现代家庭装饰。好像天底下的生意都在等着我们去做。连文学青年也建议说：不如搞个文艺沙龙性质的咖啡馆。

　　文学青年本来是极为洁身自好、修身养性的。当我们为调级或奖金发牢骚时，他会很不屑地说，我觉得你们争着调级就跟我们当知青时争工分一样，很没意思。经过一阵拚杀，争得了，又有几块钱，真可怜！

　　近半年来他转变了，虽然还是残酷地爱着文学，但常常计较稿费，还非常踊跃地参加各种有奖征文，并调侃说是挣书钱，这比争级别，眼光、路数合乎时代潮流多了！

　　我发现老×也很少参与我们关于改变现状的讨论。老×是我们办公室先富起来的一个。早在女大学生之前我就听说他也想挪窝，想去深圳。他懂两国语言（加中国是三国），夫人又是歌唱演员。我们不敢和他比。我说你不是已经富起来了吗？干吗还走？他说他妈的有钱没房子也白搭，再说在这儿干整个憋气。

　　说到房子我更气。老×说没房子是因为他财产太多两间放不下。我可是连基本的生存空间都不够。儿子至今只能丢在奶奶家。

　　而且那间小屋整天弥漫着种种难闻的气味儿。小屋外的走廊两侧，则挤满了各家各户的碗柜自行车垃圾以及所有房间里摆不下的又有碍观瞻的东西。没有一点光亮，开门的时候必须先用手摸到锁眼。

　　隔壁就是公共厨房，十户人家共用。炒菜时需侧着身子，否则影响邻居的操作。

　　但只要丈夫一抱怨房子的种种不是时，我就会外强中干地说：你还分不到呢。

　　每次我在办公室窝了一肚子说不明原因的气，再经过黑咕隆咚拥挤不堪的弥漫着厕所臭味儿的走廊走进我们小屋的时候，就会赌咒发誓地说：我再也不想干了！无论如何也得改变一下了。有一次我冲丈夫说：干脆咱们也到海南去！就好像海南是个避难所似的。

　　丈夫则以超然于局外的口气说：到底时代不同了。古时候知识分子不满现状时，就往深山老林跑，“莫问野人生计事，窗前流水枕前书。”现在反倒往不清静的地方跑，参政意识、竞争意识越来越强。

　　我说我倒没那么多先进意识。我是无法忍受现状。你想想两个大学生毕业六七年了……

　　丈夫说，两个大学生算什么？博士生还找不到工作呢！这现象叫作……

　　我急了，说，你到底去不去？

　　丈夫立即改用悲观主义的语调说，去海南也不那么简单。咱们这样的人才，根本不在海南需求之列。你想去闯一闯，人家不收留你呢！

　　那怎么办？咱们就这么耗着？我觉得做丈夫的该有个主意。

　　他默了好一会儿，说：他妈的。

　　我丈夫非常有才气，至少我这么认为。但仅仅表现在艺术上。他是省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一谈起话剧艺术就会使你觉得蓬荜生辉（他本人却脸色苍白）。

　　读大学时他高我一个年级，是校文工团话剧队的导演。有一次我被邀请参加演一个话剧，是契诃夫的《海鸥》。他特别喜欢契诃夫的话剧，现在都时常将剧本放在床头。排练时，他给我们说戏，一开头就把我迷住了。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的表情和手势。

　　麦德维坚科：你为什么总穿黑色的衣裳？

　　玛莎我在为我的生活挂孝呵。我很不幸。

　　多精彩的开头！丈夫说，两句话就奠定了全戏的基调。

　　我就是演这个玛莎的，一个失意的郁郁寡欢的姑娘。我们都为契诃夫激动得脸色苍白，后来就相爱了。

　　刚毕业那年他写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实验剧，一下子打响了。新婚之夜我对他说，你好好干，专心干你的艺术。生活上咱们过得去就行了。我当时觉得他很快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的。我想只要他能成功，我愿做个贤妻良母。

　　可这二年我不太说这话了。特别是有了儿子以后，没情绪说了。原因如上所述，我感到了贫困，我向往富足。

　　我时常在丈夫面前假作无意识地说起各路朋友迅速富起来的种种现象。我丈夫听了这些话自然心里不好受，他当然希望我也能拥有女友们拥有的一切。可我们没钱，每月的工资在节省的原则下依然花得精光。他最近两年写的两个本子虽然都上演了，但都是赔本上演的。现在好演员都“走穴”拍电影电视剧去了。剧院头头已经暗示他不必再写什么话剧了。即使写，稿费能有几个钱？

　　我觉得像我这样学古典文学又经常写点儿散文诗的人是不该那么嫌贫爱富的。可我不知上哪儿去找心理平衡。

　　我走到哪儿都能听见人们谈钱挣钱。说得过份一点，不管你去找谁，见面先问：“手头有什么货吗？”然后再谈正事。

　　我的好几位朋友同学都“动”起来了。“凭什么？”他们总是这样向我阐述：凭什么我们要受穷？就因为多读了两年书吗？就因为是知识分子（或国家干部）吗？

　　有位在当经理的同学告诉我，母校校园广告横飞教室则冷冷清清，老师学生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寻找那个莎翁斥之为沾满铜臭，毛主席指示要掰成两半花的东西。一位当年颇受同学们尊敬的讲师勇敢地找到他，希望在其门下兼个一官半职，聊补生活的窘迫；另一位副教授兼系主任则亲自守在电子游戏机旁收费（两毛一次），给本系教职工创“内汇”。

　　这些消息使我难受了好几天当然也仅仅是难受而已。

　　晚上我正在家里结算本月开支，丈夫的一位大学同学、当今诗坛的天才诗人敲响了我家的门。我连忙合上帐本让他进来。

　　天才诗人穿了件满身都是口袋的夹克，贼头贼脑关上门就问：“你们老兄不在？”

　　我说：“他找清静地方写本子去了。你有事？”

　　他吞吞吐吐半天，才说：“有点儿事想找他表哥。听说他表哥有个公司。”

　　“是有个公司，怎么啦？”

　　他踌躇一阵，终于下定决心，“咝啦”一声拉开手臂上一个小袋，掏出一张巴掌大的纸片。

　　“你问他一下，要不要这个。”

　　我接过来，纸片原版如下：

　　菲亚特（白色）

　　型号：125B

　　56000――（不含购置税）

　　两天内回话

　　我把纸片放到桌上，不想多问。说：“那你就留下吧，把电话也写在上面，好让他直接和你联系。”

　　六年前诗人和丈夫那一届大学毕业之际，我曾代表低年级在毕业晚会上致欢送词。为了那篇欢送词我用了整整两个晚自习。写完后我在寝室里试读，激动得浑身发抖。我记得我那天开头用了一段寓言：一个赶马人的儿子长大成人了，要出远门。老赶马人就对他说：去吧，翻越九十九座山，跨过九十九条河，闯过九十九道险关，就能找到你的幸福……

　　那时我的内心世界，几乎是用童话建筑的。我以童话般美丽的心境预祝和期待他们永远不息地奋斗追求，去达到幸福理想的彼岸。

　　我的优美的词句配之以演员般悦耳的嗓音和表情，博得了全体毕业生们非常热烈的掌声。丈夫脸色苍白；诗人则站了起来，将双手高高举过头顶。

　　六年后的今天，将双手高举过头顶的诗人两手却不知往哪儿放，惶惶然地起身要走。

　　我想我是不是太冷淡了？就问他喝不喝咖啡？他一看是七角钱一袋的“麦氏”，就点头。

　　喝了两口咖啡，他缓过劲儿来，说：“我想通了，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了！我准备好好挣一笔钱，然后自己办个出版社。现在是个干事业的机会。”

　　我说：“私人办出版社？没那么容易吧？”

　　诗人自信地说：“有钱就行。等我有了出版社，先就给我们几个哥们出书。给你们老兄出个剧本选，用好纸，分精装平装两种。让他在扉页上恭恭敬敬写上：谨以此献给我的妻子。如何？”

　　我被他的浪漫和真诚打动，笑问他：“诗呢？你不写诗了？”

　　他挥挥手：“先挣一笔钱放着，再安心写。――当务之急是先挣钱。”他把“钱”字拖得长长的，一副悟透了的样子。

　　天才诗人走后第二天，丈夫就回来了。他说那地方伙食太差简直无法写作。我把纸条拿给他，他看了笑说，这小子也做起生意来了。

　　我说你最好别掺和这事，倒卖汽车可是犯法的。

　　丈夫不在意地放下纸片，嘀咕说：“这年头。不过你放心，我不想掺和，送去就是了。”

　　我们一起走下楼。楼道两侧排满的物件使我们不得不走出最优美的蛇形曲线。

　　丈夫忽然没头没脑地说：“其实不是伙食，是我自己静不下心来写。”

　　我也没头没脑地说：“知识分子都想经商了，以后谁还读书？”

　　丈夫去他表哥那儿，我去看儿子。我们在路口分手。他高瞻远瞩地劝我：“其实没什么。知识分子经商，商人素质就提高了。”

　　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情形突然变了，自称是逗号分号的人都围着冒号很虔诚地聊天。仔细一听，也不由地虔诚起来，原来院里要建新宿舍了。

　　大家纷纷表忠心，都说自己是研究院的“老人”了，而且要一直“老”下去。尤其是先富起来的老×，一副生是院里人死是院里鬼的架势。我问老×：“你不去海南了？”因为前一阵子听说他已经在联系单位了。他反问一句：“你不退职了？”见我有些尴尬，他又缓解地说，“挪个窝也费事。不带家吧，两地分居；带家吧，孩子读书怎么办？虽然如今读了大学都受穷，可也不能不读哇！反正还有饭吃，混吧。”

　　我想也是，还没到没饭吃的地步。

　　这时冒号正慈祥地对大家说，这次新宿舍建起来，有56套，我们办公室差不多人人有份儿。像文学青年这样的单身也能调到个“假一套二”。于是大家脸上全都露出最好看的笑。这使冒号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就好像房子是他建的。

　　我心里盘算了一下，我至少能分个新一套二。别看我毕业才五年，我可是16岁就下乡的。按文件规定已经有15年工龄了。

　　既然是人人都有希望，办公室里就呈现出许久以来不曾有的皆大欢喜的气氛。海南的事也成为过去，无人再提。

　　我现在还记得丈夫那天从表哥家回来后的表情：似笑非笑，欲说还休。我故意不问他，好让他斟酌个说法。结果他倒直直地说：“表哥给我找了个事儿干。”

　　我不觉得意外。本来我就希望他能兼个“第二职业”。反正他也不坐班。这样每月就能贴补点儿，又不冒风险。

　　“是什么事儿？”我挺高兴。

　　丈夫又是似笑非笑、欲说还休的样子。

　　“你知道香酥核桃吗？”丈夫问。

　　“知道啊，眼下最流行的新食品。”

　　“当初我表哥就看准了这一点，一下包了香酥核桃的全部销售权。现在销路好了，厂方就经常偷偷地直接销给一些商店。我表哥说如果我肯住到那个厂里去监督，每月给我六百。”

　　“六百？！”我被这数字镇住了。那是我们俩工资总和的两倍多！“那个厂在哪儿？”

　　“××县。三小时汽车。”丈夫点起一支烟。

　　自从知道要建新宿舍。办公室的热门话题就转移到了怎样布置房间上。是铺地毯还是拼地板？是贴墙纸还是滚花？是买组合家具还是自己设计一套？

　　最激动的是老×，一副要把钞票贴满房间四壁的样子。我不敢和他比，我想我们顶多买个洗衣机及几件生活必需品。因为我们的全部存款包括国库券在内才1575元。

　　但如果丈夫把这个“监工”的差事接下来，一个月至少可以存上五百。我的脑子在那一刻特别灵。一个月五百，到年底分房子时就可以增加到四千多。四千是什么概念？简单地说等于彩电加冰箱。再往下挣，我也可以像老×一样颇自负地考虑是铺地毯还是拼地板了。

　　当时我们就坐在沙发上，默默地望着窗外。窗外是遮天蔽日的树荫。丈夫说我们这间房子唯一的优点就是这窗外的香樟树。所以春天一到他就每天大开着窗，眼看着那树枝上的小嫩芽一点点抽出来，舒展成一片片绿叶。此时这些新叶在阳光下显出透明的绿色，很令人心醉。

　　我冷静下来，开始想象着丈夫每天住在厂里，在厂里大小冒号又恨又怕的目光下走来走去，察看车间的生产情况，检察出厂车辆，并挥动导演的手势周旋四方。他那么光洁的艺术家的额头将刻满辛劳忧虑的琐碎的皱纹。

　　一种悲哀升上我心头。我终于问：“你想去吗？”

　　丈夫笑笑：“天天住那儿，那不成监禁了？离开一天厂方都有偷售的可能。到时候你还得跟儿子来厂里探亲。不过……”

　　他打住了，看着我。

　　我说：“那就算了，去他的六百块吧！”

　　丈夫感激地看我一眼，又埋头抽烟。我心里又猛地觉得若有所失，什么也不想说了。

　　丈夫忽然把烟头一灭，站起来说：“整个情节片算了，总不能让你老受穷。让他妈的臭话剧先靠边吧！”

　　我把分房子的事跟丈夫一说，丈夫很是兴奋。他早就希望能有一间自己的书房了，几平方米就行。这样他夜里写东西的时候我就用不着在灯光和烟雾的笼罩中睡觉了；他也可以踱踱步子乃至神经质地念念台词挥挥手了。而我最向往的是可以把儿子接来与我们同住了。

　　丈夫这时已开始“整”情节片了。情绪更加高涨。

　　我说，你得抓紧干。房子年底就能分到，要花不少钱呢！

　　丈夫说我知道我知道你别急。

　　晚上天黑尽时，丈夫从案头上起身，要拉我去散步。我想他大概被满脑子杀人念头纠缠烦了，就依他。

　　我们鬼使神差地走到建筑工地。工地上的废墟已清理掉撒上了白灰。丈夫很认真地用脚丈量着，厕所多大，厅多大，居室多大。我在一旁忍不住发笑。没想到他比我还急迫。忽然有两个人影出现在工地另一头。我们俩急忙躲到一堆砖后，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办公室先富起来的老×，他也和夫人悄悄来量房子面积，看准的是一套三那边。

　　我们偷笑着离开了。

　　我说：这细节简直可以写进情节片。

　　丈夫却忽然叹口气，说：我的杀手还没逃出险境呢！

　　丈夫一宣布要“整”情节片，我就表态支持。我学着诗人的话说：咱们先挣点儿钱放着，然后再安心干艺术。

　　丈夫就立即行动，连买带借弄了一大堆情节在家读。谢尔顿华莱士金庸梁羽生乃至“刑事案件研究”“典型案例分析”，直读得满屋烟臭东方既白。

　　然后就动笔整。到底是剧作家，很快就整了一个出来。本子送到电影厂一个编辑那儿去了。

　　一星期后，那编辑就来了，是个老家伙。他抽着烟，颇费踌躇地开口说：“本子大体上立起了。就是……还不够凶险！晓不晓得？没有绝活儿，晓不晓得？”

　　他很诚恳地望着丈夫，一口一个“晓不晓得”。丈夫愣着。

　　“要整血浸，死上两三个人，晓不晓得？而且要死得……死得奇，晓不晓得？杀手要有绝活儿，用枪用匕首都不够刺激，晓不晓得？”

　　丈夫看来是完全“不晓得”，只是闷着抽烟。

　　编辑朋友告辞时总而言之地说道：“现在都整情节片，就看谁来得邪乎了！晓不晓得？”

　　送走编辑朋友，天已经黑了。我们一前一后走进小屋。走在前面的丈夫突然关掉电灯并压低嗓音说：“举起手来，放老实点儿。”

　　我拉开灯一看，他手里拿着儿子的打火手枪站在屋中心。我想都没想，把手上的衣服往他脸上一扔，扑过去抢过“手枪”，然后恶声恶气地说：“转过脸去，贴着墙。”

　　他则阴阳怪气地说：“小姐，枪里没有子弹。”

　　我们被自己演的戏逗得哈哈大笑。笑过之后忽然又觉得很没意思。心里空荡荡的。

　　窗外的香樟树在黑夜里看着我们，不动声色。

　　中午吃过饭，丈夫就宣布要睡觉。昨天夜里他熬到三点。

　　本子又改了一稿，送到老编辑那儿去了。这一回丈夫完全没了自信，改完要我先看。我看完后给他的评语是：像是发生在国外的事情。他说这就对了，那老家伙要求的就是邪乎。

　　于是乎他放心地睡觉。但楼下忽然有人大声叫着他的名字，同时还伴着摩托车的突突声。我探头一看，是丈夫中学里先后同校的同学，远房。

　　一会儿，远房拿着头盔上来了，进门就震得我们小屋嗡嗡发响。

　　“大作家，还在挣稿费哇？！”

　　丈夫递上一支烟，很惭愧的样子。我知道这家伙是暴发户，财大气粗，就开玩笑说：“你是来扶贫的吧？”

　　他说：“别逗，你们都是知识分子，真正的富翁。”

　　我们一时无话。

　　远房喷了口烟，说：“嗳，听说你整了一个情节片？”

　　丈夫有些诧异：“你怎么知道？”

　　远房同学神秘地一笑：“如今是信息社会嘛。嗳，把你的情节片讲来听一下嘛！”

　　丈夫讲着讲着就精神振奋了，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眉飞色舞。

　　听罢故事，远房连连说：“有搞头，有搞头。我们――老兄，咱们谈个生意如何？你把你这个情节片改成长篇怎么样？我负责给你出书。”

　　我们都大惑不解，他不是做服装生意的吗？

　　他不经意地说：“老跑服装生意，烦了。前一向我有个师兄承包了一家书刊发行部，我才晓得这阵做书生意比服装有搞头。现在有钱就能搞到书号，但不易搞到好稿子。那天听到人说你在整情节片……”

　　丈夫说：“电影是电影哪！”

　　“嗨，一改就改过来了。”远房同学把烟一拧，冲我说，“他没空，你改！都是中文系毕业的嘛！”

　　我当时看着远房同学那表情那手势那口气，脑海里立即跳出了我们办公室的名言：现在的事情不能想，越想越气。你想他一个不通文墨的“倒爷”，居然像老师布置作业似的来指派我们两个中文系“才子”写了。

　　我试图直起腰来维持身份。但我没能够。

　　我只是把语气稍微放硬了点儿说：“我不会写情节。”

　　远房同学立即一拍腿：“哎呀，好写得很。你去买几本武侠侦破言情，照着写就是了。反正故事已经有了，你往里面多装点儿打斗场面和性描写，一拉就长了。记住，一定要有性描写，不然抓不到读者，基本上是隔三五页就要有一段。”

　　我想我的脸一定通红。我求救似地看着丈夫。

　　丈夫按灭了烟头说：“算了，她不行的。关键是，你真能出书吗？”

　　远房同学一拍胸脯：“放心老同学，咱们都是下‘水’多年的人了，无利可图的事从不干。但你一定要按我的要求写。稿费是国家最高价的一倍，而且比现钱，效益好了再追加，如何？”

　　我的腰软下去，靠在沙发上。

　　丈夫低头盯着茶几，我盯着窗外。我们都在心里算。千字40，如果写个20万字，就8千。按他说的那种写法。20万字并不很难。这比写情节片还合算。

　　“什么时候要稿子？”丈夫抬头问。

　　“当然越快越好。时间就是金钱嘛！”

　　“试试吧。”丈夫眼睛看着我。我假作喝水埋下头去。

　　远房同学马上站了起来，说要回去通个信息。临走又嘱咐两点，一是先搞个内容提要出来，他们好向全国各地发征订单；二是题目必须改一下，现在这个“罪恶之手”不够刺激，大大不够。

　　目送着摩托车卷起的烟尘，我心里涌起一股清晰的酸楚。

　　“真干？”我问丈夫。

　　丈夫拍拍我的肩说：“我会把握分寸的。再说，到时候用笔名。”

　　我走进办公室，发现气氛又有异常。同仁们似有焦急不安的情绪。见我进来，几个人同时告诉我说，总务处长找我。

　　我心里一惊，是不是又要给我做工作让出新房子？又一想，房子影儿都没有，不至于吧？但我还是一副凶吉难卜的样子，小心翼翼地下楼去总务处。

　　事情大出我的意外。总务处长说，修房子遇到了困难，不是经费也不是材料，而是树，6棵香樟树。它们紧挨着工地，要修楼就必须砍掉。可它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树了，市环保局坚决不让砍。不知是谁居然获悉我的姨爹是环保局局长。总务处长要我去通融一下，就说我们愿意认罚。

　　我已记不清我点头没有。当总务处长说“这楼也有你一套”时，我才无声地傻笑了一下。

　　从总务处出来我没回办公室，径直来到工地。

　　真的，真有6棵树，以前怎么就没注意到呢？也许是学院里香樟树太多的缘故。这6棵树很粗很壮，枝头满是嫩嫩的淡绿的新叶，和我们窗外的一样，在阳光下呈现出透明的绿色。树根边上就是石灰撒下的房基的白线，树冠已伸进白线内。不砍是绝不可能修房子的。

　　怪不得这几天工地老没进展。

　　我问总务处长：咱们研究院就没别的地方了吗？总务处长说，要是有还非在那儿？我也心疼那几棵树呀！这是没办法的事。总不能因为几棵树就让50几户人的房子落空吧？再说你们搬进新房，就可以把你们这幢楼腾出来，装修一下，搞个服务公司。咱们院太穷了。

　　总务处长说的全是大实话，我不能不认真听。可是当我站到这6棵树面前时，我心里只剩下一个声音：我怎么把它们忘了？我怎么能够把它们忘了？

　　一种几乎消失殆尽的情感在我的心头复苏。

　　我不知怎么和树特别有感情。事情起始于我上幼儿园的时候。那时由于母亲的原因我常常受欺。有一次几个孩子又把我孤立起来，说我是乡下丫头丑又丑。我那时的确是个乡下丫头。母亲当右派要去农场“劳改”，不得已将出生不到100天的我送到乡下婶娘那儿去抚养，直到三年后摘帽才将我接回来。我穿一身花棉袄，头发又稀又黄，进幼儿园后老师以为我是男孩子，又给我剃了一次头，那形象是可想而知的。我怯生生的，一个人跑出了幼儿园，跑到园外的一片树林，我还记得那些树是杨树。我依树坐下，想哭一场。忽然之间一阵风掠过，无数的叶片旋转起舞，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在我眼前呈现出十分美丽的图景。我看呆了，忘记了一切，后来也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日头已经偏西，老师正抱着我往幼儿园走。

　　打那以后，我就爱上了树。这种爱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深，越来越潜移默化入我的性情。每当我情绪激动时，我都会不知不觉走向任何一片树林，在那里去独自咀嚼或享受自己的欢乐与忧伤。树林是我的童话世界。小时候在树林里环绕树干、拣拾落叶以及等待夕阳落入树林所形成的特定景象，在我脑海里凝成了一种永久的氛围，令我终身牵挂。即使如今长成个一本正经的女人了，我还是停留在树中间。只是这种停留鲜为人知罢了。树们给予我的愉悦我的抚慰是无法诉说的。

　　香樟树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情，默默地与我对望。它们似乎已经预感到它们将要被终止生命，努力地显示着它们的伟岸与妩媚，它们在向我求情。

　　我想很久很久以前，这6棵香樟树一定与我窗前的及办公室门前的树是连成一片的，我们研究院所在地一定是一大片香樟树林，一定也有一个像我一样的小姑娘在里面玩耍过、酣睡过。可它们不断地被人们砍掉了，剩下的越来越孤单。说不定我记忆中的那片杨树林也是这样的遭遇。

　　我傻站在那里，心里很难过很难过。

　　可现实是不容人多情的。我毕竟不是拣树叶的小女孩儿了。

　　我很平淡地把事情讲给丈夫听。丈夫说，你准备去吗？我不吭声，眼睛盯着窗外。

　　窗外的树枝在细雨中微微颤抖着，我凝视它们，希望它们从我的目光中能触摸到我的心，给予我爱的谅解和勇气。

　　这时，一股我们非常熟悉的不太可人的味道飘进屋里。丈夫习以为常地关上门，拿出“大茉莉”在屋里喷洒着。

　　“你脸色不好。”丈夫说，“不要勉强自己。你可以推脱掉。”

　　“怎么推脱？”

　　“就说姨爹出差了。”

　　我感激地看他一眼：“那房子……”

　　“听其自然吧。”

　　我拼命奔跑着，香樟树们在后面拼命追赶着。我知道我跑不过它们，就站下来大声说，我和你们没关系了！但我的声音被黑压压的一大片枝叶吞没了。树们涌过来、压过来、撞过来，挡住我的去路，我只好拼命后退，后退……

　　从那天起，我夜夜梦见香樟树。有时我会惊悸而醒，但我还是一个劲儿躲着什么。有几次我很清醒地知道我是在做梦，我想翻个身，但翻不动。我想睁开眼睛，也睁不开。有一次睁开了眼睛，那些树还是压了过来，我只好把电灯拉亮。

　　丈夫也醒了，说，又梦见了？

　　我呆呆地看着灯。

　　丈夫说，不要想那么多，放松一点儿。事情就是这样，人需要生存空间，树就只能牺牲生存空间。这不是你一个人能改变或阻止的。

　　我灭了灯，我觉得丈夫第一次没说到我心里。

　　我母亲曾告诉我，她在当“右派”的20年间，一直不断地做着同一个梦，就是迷失在阴森可怕妖魔四伏的荒野里，她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于是惊吓而醒。这梦到那一年她被宣布改正后，就突然中断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个中原委是显而易见的。

　　我十分心虚，不敢去工地，也不愿向任何人打听。但办公室同仁们的表情告诉了我：工地毫无进展。

　　不知是我多心还是确有其事，我发现办公室的同仁们对我已有非议。因为这两天我也享受到冒号的待遇――一进办公室大家就沉默到各自的座位上。

　　我只听见一个声音的尾巴：“何必呢！”

　　是啊，何必呢？我眼下的心境和下一步的心境不已经是五十步和百步了吗？还假做什么？

　　我决定去掉包袱，不再折磨自己。

　　当天夜里，我睡得出奇的好，什么梦也没做。午夜时分，我突然醒来。我是被一种奇怪的味道熏醒的。睁开眼，看见丈夫还坐在书桌旁挥笔疾书。烟灰缸已是半满。

　　但我闻到的味道并不是烟味儿。

　　我坐起来，使劲儿嗅了嗅鼻子，这气味也不像以往我们走廊厕所堵塞淤积时所散发出的腥臭，或者公共厨房煤气泄漏的恶臭，这气味儿甚至有点儿香，苦香苦香的，很像我的梦想。我神兮兮地下了床，打开窗户，气味陡然增大。

　　我正疑惑，丈夫在背后淡淡地说：树已经砍了。

　　我探出头，窗外果然是一大堆新砍下来的香樟树的破碎的肢体。月色下，这些嫩绿的肢体正在渐渐死去、渐渐干枯。它们似乎在低声哭泣着，但它们的哭泣被这温柔的夜色包围了吞没了，即使是万籁俱寂也没人能听见。

　　可我听见了，听得真真切切。

　　我想象着工地旁那6棵光秃秃的树干，它们本来从不裸露的，今夜却裸露了。它们在黑夜里孤立无援地站着，等待着天亮以后到来的斧头或电锯。它们流着血流着泪，可它们只能束手待毙。

　　脸颊上凉丝丝的。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虚伪。这种时候了，居然还能流出眼泪来，而且是为树。我恨自己，讨厌自己。

　　我把泪水挤掉，很干脆地关上窗户。丈夫仍在奋笔疾书，没有抬头看我。

　　我爬上床，很快就睡着了。

　　我梦见我和丈夫在演契诃夫的话剧《海鸥》。丈夫问我：夫人，你为什么总是穿黑色的衣裳？我说：我在为我的生活挂孝呵。我很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