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1934年9月26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载了张闻天在云石山上写成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s`h`u`0`5.`更`新`快
这是一篇非同寻常的社论。
1935年秋,陈云在化名“廉臣”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提及此文:
9月间在《红色中华》报(红色区域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红军有抛弃江西而到红军区域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显然,10月中,全部队伍,均行西走矣。
1936年,董必武在回忆长征的文章中,称此文是“红军战略的社论”。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则称此文是当时部队“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
张闻天写的社论,这样“微露”了“转移”的意图:由于敌人布下了层层封锁线,我们便突破封锁线,转移地区,保持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之下,继续粉碎五次“围剿”。张闻天一反往日“积极进攻路线”,在社论中写及了“退却”:
国内战争的战线是延长在全中国。在各个战线上,我们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
博古和李德的“誓死保卫每一寸国土”的口号,已被蒋介石的“步步为营”战略所粉碎。“池塘”日见干涸。情知无法再固守中央苏区,中共中央极端秘密地决定突围,进行“转移”和“退却”。
派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便是为了给红军主力的“转移”、“退却”探路。在此之前,7月7日,还曾派出寻维洲、乐少华、粟裕、刘英[此刘英(男)非后来成为张闻天夫人的那个刘英——引者注]率红七军团东征,朝闽浙赣方向东征、北上。
西征军为的是探明前往湘鄂川黔交界处贺龙、关向应部队的路线。东征军为的是探明前往赣东北方志敏部队的路线。
主力红军准备“转移”、“退却”,这一切只有少数中共高层决策人物知晓。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古和李德已经意识到败局已定,虽然嘴上还在高喊“寸土必争”、“誓死保卫中央苏区”……张闻天的文章,唯一“微露”红军重要战略意图的信息,以便红军上上下下“公开动员公开准备”。
已经无权过问最高决策的毛泽东,在9月中旬离开了瑞金云石山,朝西进发。他带着文书、卫生员、警卫员、伙夫、马夫,向着于都前进。贺子珍和小毛,留住在云石山古寺。这时的贺子珍,又怀孕了。
毛泽东为什么在这关键的时刻离开红都去于都?这是一个谜。毛泽东不是去于都休养,而这时的他,身体恰恰不适,疟疾开始复发。他干吗要步行两天去于都呢?虽说给他配备了一匹马,但他却很少骑,跟随一群步行者而骑着马也够累的。他去于都,也没有什么要紧的公务,无非是“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的工作”,如此而已。
有人猜测,毛泽东不知道“三人团”的决策,不知道红军即将开始转移、西征。这仅仅是猜测,没有依据。毛泽东跟张闻天住在一起,而张闻天是知道要进行“转移”的,这样,他才可能在社论中“微露”天机。因此张闻天已和毛泽东接近,他会把这样重要的动向告诉毛泽东的。
索尔兹伯里写及伍修权的一段回忆,倒是说出了一些内情:
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不论怎么说,在那样重要的时候,毛泽东离开党政军首脑云集的云石山,抱病前往于都,充分表明他完全被排除在中共高层决策圈之外!
于都,位于瑞金和赣州之间中点的一座县城,傍水而筑。毛泽东一行,来到县城北门一条小巷深处一座灰色的砖房,人称“何里”。那儿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办公地,一共三间屋,腾出左厢房让毛泽东住。
赣南省是1934年7月才设立的,包括于都、登贤、赣县、杨殷四个县及两个游击区。人口不过四十万。
毛泽东到达于都的日期,大抵在9月20日之前,因为他在9月20日有一份“急密译”电报,从于都发给瑞金“周副主席”,亦即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
毛泽东到了于都,在他的住处召集过两个座谈会,一个是工人(铁匠、木匠、缝纫匠、篾匠)和贫雇农座谈会,一个是区、乡、村干部座谈会。他确实在做“指导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就在这时,正在瑞金云石山的张闻天,从军用电话里听见从于都传来的急促的声音:“毛主席病了!发高烧!赶紧派医生来!”
电话是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打来的。
这一回,毛泽东真的病了,病得很重,发高烧到四十摄氏度!他的十七岁的卫生员钟福昌慌了手脚。
张闻天马上通知瑞金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一听毛泽东病重,心急如火燎。
这位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受毛泽东的影响,投奔了红军。他以罕见的方式加入红军——坐在轿子里,从汀州抬往瑞金,轿后跟着一群挑夫,抬着八口大箱!
这位“大知识分子”不会走远路,又不会骑马,所以只得坐轿子。至于那八口大箱,里面装的是药品、医疗器械、显微镜、X光机。
他在瑞金办起了中央红色医院,当上了院长。
这一回,他要从瑞金赶往于都,临时叫不到轿子,只得骑骡子。他从未骑过骡子,警卫员扶他上骡,然后骑马在侧,随时照料他。他在骡背上紧张极了,出了一身汗。慢慢地走了两三个钟头,他这才算是习惯了,学会了“驾骡术”。
傅连暲连夜赶路。第二天又赶了一天。直到傍晚时分,终于赶到于都城。
傅连暲顾不上路途劳累,直奔毛泽东床前,一摸前额,滚烫!量一下体温,四十一摄氏度!
“已经三天不吃东西,只喝一点米汤。”警卫员吴吉清告诉傅大夫。
傅连暲断定是恶性疟疾复发,给毛泽东服了加倍剂量的奎宁。
“傅医生,我限你三天治好!”毛泽东虽然病重,但仍不失幽默。
傅连障日夜守候在床侧。第二天,体温降为四十摄氏度。毛泽东在沉睡中度过。
第三天,一量体温,三十七摄氏度,正常了!
“傅医生,你是‘红色华佗’,果真三天把我治好!”毛泽东坐了起来,大口地吃饭,他总算又一次度过了危机。
就在毛泽东离开红都瑞金的那些日子里,就在毛泽东生病的那些日子里,博古和李德作出了关于红军和中央苏区命运的重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