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上海,寒风吹过人行道上的落尽树叶的法国梧桐。夜幕下,行人无几。
在离上海北站不远的海宁路和山西路交叉口一家小店,先是出来一个小伙子,稍过片刻又出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他穿对襟监哔叽中式短上衣,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手中拎着一只小皮箱。两人跳上两辆黄包车,消失在浓重的夜色中。小店楼上,一个妇女轻轻撩起窗帘的一角,目送着两辆黄包车。
那个妇女,便是邓颖超。“三十多岁的男子”,则是周恩来。
那是1931年12月上句。两辆黄包车直奔十六铺码头。护送周恩来的小伙子叫黄平,在十六铺陪周恩来登上一艘太古洋行的轮船,来到统舱里找到一位“小广东”。黄平跟地下交通员“小广东”打了招呼,把周恩来交给他,便匆匆下船了。
这是一艘驶往广东汕头的轮船,船上来来去去的,很多是广东工人。周恩来混杂在他们中间。船往南行驶了几天,才算到达汕头。
下了船,周恩来摇身一变,成了个画像先生。另一位地下交通员前来护送他。一路乘车坐船,穿越了重重封锁线,由闽西进入赣南,终于在这年年底来到红都瑞金。
三十三岁的周恩来的到来,也就使项英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自然消失,因为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之日起,周恩来便被任命为书记。只是他当时在上海忙于工作,未曾前往中央苏区到任。周恩来是继项英和任弼时“三人团”之后,第三批由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物,比起项英,比起任弼时,周恩来的政治经验更丰富,也更成熟。周恩来的到来,理所当然成为中共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虽说那时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前的赣南会议上刚刚挨过“批判”,周恩来不顾忌这些,一到瑞金便去看望毛泽东,跟他作了长谈。这时的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上级”,但他对毛泽东一直是尊重的。
周恩来走马上任后抓的头一件事,便是纠正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他在由广东进入闽西时,见到一位红军团长,问起关于“AB团”的事。那位团长答道,大约有“六千AB团”。这使周恩来大为震惊……
“富田事变”经项英冷处理,本已安然过去。可是,项英一受中共中央的指责,那个李韶九就神气活现起来,成丁“富田事变”中反“AB团”的“英雄”。于是,在1931年4月下旬,李韶九被任命为苏区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掌握了肃反领导权。
李韶九一上台,紧锣密鼓肃“AB团”,掀起肃“AB团”的“高潮”。内中的重点,当然是发动“富田事变”的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以下到副排长,全军七百多名干部,都被列为“AB团分子”加以审查。一时间,“AB团分子”简直满天飞!滥施肉刑搞逼供信,乱供乱信,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突然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团分子”,弄到无人再敢当地方干部的地步!
在闽西根据地,这时翻新花样,肃起“社会民主党”来了!
怎么忽然会冒出“社会民主党”呢?
事出有因。那是因为自1929年以来,共产国际发出了加紧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共产国际是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的情况而言。
事有凑巧。1931年初,红十二军在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时,有人领呼口号:“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领呼口号的人,名叫林海汀、吴拙哉。他们喊错口号,是在于他们连“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弄不明白,在稀里糊涂中喊错口号。
这下子,林海汀、吴拙哉被当成了“社会民主党”,加以严刑审讯。在遭到毒打之后,他们只得按照审讯者的“提示”,乱供一气。林海汀“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党闽西特委宣传部长”。既然有“宣传部长”,当然有“特委书记”。又是一番严刑逼供,傅柏翠被说成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
傅柏翠在1928年领导过闽西蛟洋暴动,因与中共闽西特委产生矛盾,在1930年12月被开除党籍。这下子,又成了“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于是,“顺藤摸瓜”,逼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特委委员”们,逼出各级组织成员们,逼出一个个“社会民主党党员”。纯属审查者们子虚乌有的想象,却在棍子、皮鞭下,变成煞有介事的“第三党”!李韶九越“肃”胆子越大,甚至想把陈毅也打成“AB团分子”!
总前委曾下达“任务”,要陈毅在二十二军中“打出”五百名“AB团分子”,而这支部队总共只有三千人!
陈毅无法完成“任务”,被说成是包庇“AB团”,而“包庇者”自己也很可能就是“AB团分子”!
于是,陈毅被召去开会。
陈毅自忖凶多吉少。临行前,对他当时的妻子、二十岁的萧菊英说:“等到下午6点钟,你就快走。回你家乡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找回来……”
陈毅走了。马拉松式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8点。
当陈毅回到家中,已不见萧菊英。四处寻找,在一口井里找到她的尸体――她以为陈毅成了“AB团分子”,跳井自杀了!
闽西肃“社会民主党”之风,也刮到瑞金来。从1931年5月起,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以为瑞金也有“社会民主党委”,把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主席萧连彬抓起来杀害,县苏维埃、县工会百分之八十的干部被打成“社会民主党”!
周恩来一到中央苏区,便对肃反扩大化来了个急刹车。他到任没几天,1932年1月7日,他就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此问题。会议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
这一决议案,一开头便写道:
中央局在深刻的检查了过去苏区肃反工作以后,完全同意周恩来同志的报告……
决议案指出:
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更产生极严重的对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理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的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是完全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倚靠内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
决议案规定,“苏区各级党部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和执行”。
那个引起极大民愤的李韶九,在1932年2月底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后来,终于被处决。二十多年后,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往事,对于中央苏区肃AB团,说了这样一句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