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一行去东北之时，正处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前夕，华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小}说+网)所以她们选择的路线是从西柏坡经石家庄、衡水、德州、临朐、潍县，到莱阳，从胶东地区的荣成湾俚岛渡海至大连，然后去安东，从安东绕道朝鲜平壤经绥芬河到哈尔滨。从西柏坡至莱阳，是乘汽车，为防止敌机轰炸，夜行日伏。
行前，毛泽东接见了丁玲、张琴秋等从华北出发的代表，中央妇委召开欢送会欢送她们。途中，在临朐（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驻地），她们受到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接待，向她们介绍华东的情况并宴请她们。
她们这一路，唯一有危险的就是渡海。乘机帆船渡海，怕遇到大风浪。这倒其次，主要的是担心遇到国民党的军舰，这条线上常有国民党的军舰巡逻。为此，她们都换上了便衣，每个人都编好了自己的假身份，以防被拦截时的盘查，并把随身携带的文件包扎好，如遇紧急情况就把它们沉入海底。当她们穿过国民党海上封锁线的那天夜晚，还真遇到了国民党的军舰，经过与敌人巧妙周旋，终于化险为夷，于第二天一早到达大连。从大连至安东也是乘汽车，往后的路就搭乘火车了。
丁玲是7月31日晚到哈尔滨的，第二天一早便参加了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开幕式。
国际民主妇联第二届代表大会原定9月份在巴黎召开，但是法国政府拒发一部分代表的签证，包括中国代表在内。所以会议改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开会时间也向后延了。这样，母亲和我在一起生活了三个月，在我的一生中，这是难得的三个月。我在前一年参加一支干部队从晋察冀边区行军到东北，此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
这三个月里，丁玲是很忙的，代表团内有政策方面的学习，还要为大会准备文件，宣传材料。丁玲身兼妇女、文艺两方面，她自己还要准备宣传、介绍解放区文艺的材料。
辽沈战役胜利，11月2日东北全境解放。中国妇女代表团于11月9日晚，在一片激动人心的胜利的喜悦中，乘火车离哈尔滨经莫斯科去匈牙利。
国际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48年12月1日至12日在布达佩斯举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丁玲被选为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理事）。
会后，代表团于12月13日离开布达佩斯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逗留八九天，参观，12月26日乘火车离开莫斯科，行程七八天，于1949年1月3日晨回到哈尔滨，4日晨离哈尔滨去沈阳（我曾去车站接送），大约是5日下午到达沈阳。
丁玲这次出国，收获比较大的可能还是会见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那时，苏联是“老大哥”，我们经验不足，是一个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年代。丁玲出国之前就想到，一定要去苏联作家协会一次，了解苏联文艺工作的组织情况，以及文艺工作如何加强思想领导的问题。她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也是组织上安排给她的一项任务。当从布达佩斯回到莫斯科后，她去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这件事是由他们负责联系。当协会副主席和远东部部长听了她所提出的要了解的问题的具体要求后，说道：“你所愿意了解的问题是如此的深刻，而时间又是如此的短暂，恐难全部满足你，但一定尽力、设法。”
法捷耶夫那些日子很忙，他是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苏共中央委员，但是他愿意抽出半天时间会见丁玲。著有《第一骑兵军》的剧作家维什涅夫斯基、著有《莫斯科性格》的戏剧家梭甫洛诺夫等也一同参加会见。
会见是在下午。丁玲简单地介绍了中国解放区的文艺工作情况之后说：“中国的形势很快将有个大的变动，因此文艺工作也将产生新的组织和领导方式，我希望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些组织及领导方法，以作为参考。”个子高大，满头银发，面色红润，衣着整洁，精神饱满，带有军人风度的法捷耶夫一一回答了她的问题。整个谈话使丁玲感到：“法捷耶夫同志总是这样亲切的同我说话，他一点也不客气，没有虚伪的客套，好像同我说这些话都是有一种责任似的。我喜欢这种态度，这种态度使我舒服，使我能够象在家里一样不感觉拘束，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临近谈话结束时，丁玲把她收集来的一叠书，有《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白毛女》，和其他一些解放区的文艺作品送交给法捷耶夫，表示希望被译成俄文，介绍给苏联的读者。
法捷耶夫签名题赠给她《青年近卫军》；她把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赠送给法捷耶夫和其他几位作家。这时，维什涅夫斯基问：“你这本书第一版印多少？可以得多少稿费？”丁玲回答道：“中国解放区现在版权制度尚未建立，作家不计较印多少，销多少，也不计较稿费，没有也行。如果有一些，能拿来买瓶较好的墨水就很高兴。作家不保留版权，而且欢迎翻印。”他们都笑了，法捷耶夫会意地说：“三十年前我们也是这样的，一块吃餐饭就完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次会见，丁玲感到很满意。当她和翻译柳芭·波兹德涅耶娃回到饭店坐到饭桌上时，她的手拿匙子时都发抖。她才发现她还只是早上吃过两片面包的。与苏联作家会见时，虽然摆满了一桌子的点心糖果，他们也殷勤地让过，但她那时觉得很饱，为欢喜和兴奋填得太饱，什么也没有吃，现在才觉得肚子里十分空虚。
母亲向我说过，临分别的时候，法捷耶夫带点儿幽默却是认真地对她赞许道：“丁玲，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这句话，她没有写进她的这次会见记中去。也许这就是法捷耶夫对她的最初的印象。
这是她第一次跨出国门，第一次与苏联作家接触。之后，她以她的才华，以她的坦诚、以她的待人热情，以她的谈吐风趣，结识了一些苏联作家。他们对丁玲也有许多正面的评价，苏联作家协会副总书记、五十年代曾风靡中国的《日日夜夜》的作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称誉她是“中国革命的女儿”。母亲同我说到他的这一评价：“评价最短，但是最好。”
丁玲回到沈阳后，在妇委结束了此次出国的总结工作之后，就住到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写这次访问匈牙利和苏联的散文。这期间，她去看望了从国统区来到沈阳，住在大和饭店（后来改名和平宾馆）的郭沫若、茅盾、许广平等，也见到了她青年时代的好友曹孟君。那里住着一大批从国统区来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蔡廷锴、蒋光鼐、王昆仑等等，田汉、洪深也住在那里。她还去看望了胡风。
丁玲在回到沈阳的三个月里，写了《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十万火炬》等八九篇访欧散文。为了写这些文章，她没有去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她的想法是：“实在觉得老是开会做什么呢？已经有那么多人了，我就不必去，我愿意老是往下沉……在下层，在农民与工人之中，人就会愉快起来，就会坚强起来，就会工作起来。”她可能有些不合时宜，不合潮流。她的这种任性不是讨人喜欢的。她自己也觉得：“我没有去北平开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从个人的利害上讲来，也许是错了。”然其性格即是如此。
3月底，她作为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的代表再度出国，团长是郭沫若，副团长刘宁一、马寅初。丁玲和古元是从沈阳来哈尔滨的，在这里与代表团汇合。那时出国的代表团都要在哈尔滨停留，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拿护照、签证。3月30日一清早，母亲和古元就到了，市政府还没有上班，他们就从火车站雇了一辆马车，到招待所来找我。她还是平民作风，不想惊动人，不想麻烦人。那天上午见到市长饶斌时，饶斌还说她该打个电话来，好去接他们。她和古元住进了当时哈尔滨最好的马迪尔旅馆，代表团来了也住在这里。那几天我都跟她在一起。
4月1日上午，在兆麟公园召开三万人群众大会，欢迎与欢送代表团。丁玲在会上讲了话。下午代表团就启程北上了。
因为法国政府拒绝签发一些国家（包括中国）的代表的入境签证，世界和平大会分别在巴黎、布拉格两地同时举行，中国代表团在布拉格出席大会。
这次出访，母亲比较忙，她要参加文艺、妇女两方面的活动。大会闭幕后，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进行了参观访问。
代表团是5月14日乘专列回到哈尔滨的。在代表团逗留哈尔滨的三天里，我跟着他们参观，参观了监狱（这比较难得）等处，之后，又随代表团到沈阳。代表团路过长春时，长春市委、市政府设晚宴招待他们，那晚大雨滂沱，直接从专车去宴会处，再返回专车。市长朱光就是文人，宴会前，应主人之请，众多代表文兴盎然，留下许多墨宝。在此场合下，我见母亲屡屡推辞，谢绝，绝不动笔。代表团19日回到沈阳。次日，在代表团下榻的和平宾馆（即以前的大和旅馆）门外的和平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欢迎大会。母亲24日离开代表团，回到家里，这次出国几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出国回来后，丁玲的思想是想尽快地回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以前我没有这种情感，自从参加土改之后，我就有了这种情感。我常常想到他们，我觉得他们是我工作上最好的有力的支持者。我会把他们当知己来看，因为有了他们，我把过去所最看重的朋友之情都看得比较浅薄和无力了。我离开了他们这样久，我觉得群众是飞机似的速度在进步，而我却空洞地悬在上层。我以为如果我今天再下去，我就会感到自己的空虚、生疏、无把握。我不想去北平参加全国文艺协会。但是不能，组织上的命令我只有服从，我当然明白我是应该去的。好吧，再开两个月会吧，以后不要再开了，让我能有两三年的写作时间，让我回到群众中去！”
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即将在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召开，她是筹备委员会委员，组织决定她去参加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又派甘露专程从北京来接她，所以她服从组织决定，于6月8日到达北京，参与筹备工作。
去北京前，丁玲已经和刘芝明（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谈妥，文代会后就在东北找一个工厂深入下去。
后来母亲对我说：“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知道了李卓然要来担任东北局宣传部长，知道李卓然要来，我就更不想离开东北了。”李卓然原来是西北局宣传部长，1944年至1945年间，母亲住在柯仲平为主任的边区文协专事创作时，李卓然对她的工作、创作很关心，很支持，关系相处得不错。她向我说：“李卓然是个厚道人。我只想在一个好的宣传部长下面搞点创作，得到他的关心、支持，可以安心写作，至少无须提防着什么。”
母亲6月8日到北京，11日去香山见了毛泽东，党中央那时还没有搬进中南海。母亲曾在那年夏天对我说过那次见毛主席的情况。她说前一天晚上就得到通知说毛主席要见她，具体时间另外再通知，那天她等了大半天也未见通知，五六点钟时有事出去了大约一小时，回到机关，说她刚出去就来了通知，她一看表，离要她到达的时间只有半小时了。她问司机能不能半小时赶到，司机说尽力。她说这个司机在城里也不减速，就在自行车、三轮车堆里钻，一出西直门，车就像出弦的箭，飞快地奔驰，只见路旁的树，一排排地向后倒去。她说，我心里想，今天我这条命就算是交给他了。到香山底下再看表，用了二十八分钟，从东总布胡同22号到香山。
与毛泽东见面，主席问她对自己工作的想法：“是当官，还是继续当作家？”母亲说，她回答想继续当作家，并且表示她自己对搞创作比较有兴趣，对自己的写作也有一点儿信心。毛泽东听后说：“如果打算继续写农村的话，就去当几年县委书记。”毛主席还要她多学点儿马列主义，并问她，文艺界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组织了，“党内谁挂帅？”母亲说：“周扬比较合适。”母亲认为，其实都明白中央已决定由周扬挂帅，因为文代会筹委会副主任即为茅盾、周扬两人，主席之所以问她，不过是征求征求意见，体现民主作风就是了。那天，毛泽东留丁玲在他那里吃饭。那个时期，毛泽东和丁玲之间还算有点儿私交，丁玲去他那里，常常一起吃饭。
1957年，母亲又和我说起这次见毛泽东的事，她说她之所以回答毛泽东“周扬比较合适”，用了“比较”的措词，是觉得周扬也并不是很理想的人选，因为他宗派主义习气重。但解放区其他几位文艺界的老同志也都不行，所以支持周扬。
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于7月2日至7月19日在北京举行，会上丁玲作了题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关于文艺创作的发言。她在谈了应该为人民群众服务，做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作家这个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之后，重点谈了如何为人民群众服务，也就是作家如何深入生活，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
这是她从实践的角度来宣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也是她在这次座谈会之后深入生活的切身体会，在努力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结晶。她并没有引经据典，也不盛气凌人，只是亲切地娓娓道来，但是道理却是讲得很精辟，很透彻，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很自然地融合其中。这是她独特的风格。她的后半生，写了不少关于文艺问题的评论、杂文，作了不少讲话，其风格俱是如此。
在这篇讲话里，丁玲还指出，有了这样的正确的深入生活的实践，和通过这样的实践，有了思想作风的改变，并不等于就能写出很好的作品。要写出很好的作品，还应学习。一是学习马列主义、党的政策；二是学习西洋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而学习应是“有批判性的”，并且学习与继承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学习研究民间形式。同时应“建立起有领导的自由论争和正确的批评”。
第一届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于7月19日闭幕。
1949年7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报道：
文代大会胜利闭幕
全国文联宣告成立
选出郭沫若等八十七人为全国委员
在第一版上发表了：全国文联委员会委员名单：
郭沫若丁玲茅盾周扬曹禺沙可夫古元赵树理梅兰芳……
1949年7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
文联全国委员会首次会议选出常委
郭沫若、茅盾、周扬任正、副主席
推举：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郑振铎萧三沙可夫夏衍田汉柯仲平赵树理欧阳予倩马思聪张致祥袁牧之徐悲鸿阳翰笙李伯钊刘芝明洪深曹禺等21人为常委
秘书长：沙可夫
1949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
全国文协成立大会闭幕
选出委员丁玲等六十九人
电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
当选委员名单：
丁玲茅盾郭沫若曹靖华赵树理艾青冯雪峰郑振铎巴金周扬胡风柯仲平夏衍萧三何其芳叶圣陶冯乃超曹禺田间欧阳山王统照沙可夫周文……
1949年8月2日《人民日报》报导：
全国文协全体委员会会议选举茅盾为主席，丁玲、柯仲平为副主席。
当时，当选委员的名单次序是以得票多寡为序；后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才改为以姓氏笔画多少为序。常委的名单次序则不是根据得票多少，而是在照顾到各方面的基础上，大体上反映着“位置”。
7月底，文代会结束不多天，我回到北京。母亲告诉我，选举全国文联委员，她的选票名列第二，离全票差两票，其实就只有一个人没有选她，因为另一票是她自己的，她自己没有选自己。中国乃孔孟圣贤之邦，“谦谦君子”之国，选举时习惯于自己不选自己，不像欧美竞选。如果一百人选举，某人得一百票，那倒是很难堪的了。母亲说，全国文协委员选举，选票名列第一，差全票一票，这一票是她自己的，也就是说她全票当选。
我看到报纸上选举结果母亲的名字如此靠前，分别为第一、第二，心里很为她高兴。因为得票的多少大体上反映民意，大体上反映威望，我为她有这么多的人拥护而高兴。但是，我隐约地觉到了她对这个选举结果的不安。我曾三四次听到，有人同她谈起文代会选举结果时，她解释说：“我这几年没有做组织工作。周扬一直在做工作，所以不免有意见的人多些，选举的时候票也就稍稍少些。”有时还加上一句：“周扬是领头人嘛！”一次，一位作家在听了她的解释之后，说：“他是领头人，但你是旗帜。”母亲立即正色对他说：“你的好意我领会了，但是你这样讲是极不妥当的，旗帜是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我后来想，好在这次对话没有更多的人知道，要不，在1955年还不知将藉此把它歪曲，加出何等罪名来。
我没有听到关于这次选举，她对郭沫若、茅盾有何评论。从母亲的谈吐中，给我的印象，她一直尊他们为师辈，既然师辈的位置是明摆着的，也就无须再说什么。
有一次，那是文代会之后两年了，母亲收到茅盾的一封信，她阅后面带喜色地将信递给我，说：“你看看。”我接过信看了一下，内容是茅盾应母亲之请，去文研所或是某个会议讲话的回复，短短几行字，纯属公务，但抬头写的是：冰之。署名：雁冰。母亲对我说：“你懂得这么称呼和署名的含义吗？”没等我回答，她就又说下去，“在平民女校的时候，我叫冰之，他是我的老师，叫沈雁冰，茅盾这个名字，是他后来写的时候才用的。他这样称呼我，和这样署名，是表示我和他在平民女校时的旧谊，是故交，而不是后来都写之后的‘茅盾’和‘丁玲’，也不是现在的工作关系，‘沈部长、茅盾同志’和‘丁玲同志’。”
她的全国文联常委名次紧跟周扬之后，名列第四（第二次文代会产生的主席团亦如此），对于丁玲来说，可能也不是一个好位置。这是一个容易招人提防，引人嫉妒的位置。
文代会期间，周扬诚恳地同丁玲谈，希望她留在北京工作，共同担负起新中国文艺战线的组织领导任务。母亲曾同我说：周扬同她讲，他现在两个摊子，一个文化部，一个全国文联，都是初创，照管不过来，他希望她留下来，帮他分担文联方面的事情。他还说，你是搞创作的，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不愿搞行政工作，我也知道；你呢，也是不愿意的，但比较识大体，目前就这么一个局面。
周扬那时的确职务多，文化部成立后，担任副部长（另一副部长是丁燮林，民主人士）、部党组书记，全国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还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他住在文化部，在文化部办公。
原来在西柏坡时认为丁玲“不必去做文委工作，不合算，还是搞创作”的胡乔木（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名次排在周扬之前）这时也因形势的变化改变了态度，他也向丁玲说：“现在各方面都处在初创，事情多，任务繁重，你就留下来做几年工作再说吧！”
丁玲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党员，个人服从党的需要。
这样，丁玲就放弃了回沈阳，下工厂，从事专业创作的打算，定居北京。她被任命为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只有她一个副书记），主持全国文联的日常工作。她还担任全国文协（即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并且担任全国文联机关报《文艺报》主编。
1949年的夏天，全国即将解放，一个新的中国即将建立，真是举国欢腾，一片兴奋、喜悦的气氛。那时谁也没有想到，此后还会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还会有一些人趁这些政治运动整人，排除异己。丁玲也没有这份“觉悟”，要是有的话，她会坚持下到东北的一个工厂或是去到农村当一个县委书记。
1950年吧，有一次我在她房间里看到一张全国文联党组开会的通知，通知者落款：周扬、丁玲。她和周扬分任党组正、副书记。她说：党组副书记这份工作，担子重，工作也难做，主要还是管文协的事，文联方面的事主要是编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至于戏剧、音乐、美术那几个协会，也只是关注一下它们的刊物。那时全国文联之下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工作者协会。
她是做着不是副主席的副主席的工作，工作自会有难处。
1957年，她已被打成“反党集团”，她有所感悟地向我说起延安文艺界的几位老同志，也就是在延安时期可以归入高级干部范围的那几位，她说：“他们都比我‘聪明’，筹备文代会的时候，还都在一起做筹备工作，也都住在东总布胡同的筹备委员会。但是，会一开完，就一个个都走了，走的原因中有一个，就是认为周扬有宗派习气，不能容人，难以共事。我曾要同是全国文协副主任的柯仲平留在北京，多管一些文协的事，但他执意要回西北去。他不是不愿意同我合作，他是要离周扬远一些。萧三去了‘和大’（中国保卫和平大会）。周文干脆离开了文艺界，去马列学院当秘书长。沙可夫走不了，但是他心里不愿意做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建国之初，中央政府各部副部长都只限两名，办公厅主任的地位比司局长略高，相当于部长助理那样的地位），那离周扬太近，办公室挨办公室，几经周扬催促，拖了好些日子，才搬到文化部去，他宁肯在全国文联这边做秘书长的工作，觉得可以离周扬稍稍地远一点点。”
冯雪峰也觉得难以同周扬共事，但是他那时似乎还算不进文艺界党内核心圈子里，第一次文代会没有进入全国文联常委会，第二次文代会也没有进入全国文联主席团。尽管历史上他曾是文艺界党内主要领导人。
全国文联机关和全国文协都在东总布胡同22号和附近的几所小院，是一个机关。行政机构，像办公室、行政、财务方面的处、室等名义上都属文联，文协不另设这些机构。人员也不是太多。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时，全国文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成为独立的机关（与全国文联同为部级单位），原全国文联的那套行政机构班子以及东总布胡同22号等房子，都归了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文代会后的全国文联机关，几乎是另搭办公室、行政处、财务处这些行政机构的班子，另找房子。后来文联和作协在王府大街合建了一座办公楼。
东总布胡同22号，最早是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处在这里，继而是文代会筹备委员会，文代会后就成了全国文联机关，是一座有好几进房子的深宅大院。进了几进院子之后，就是一座两层主楼，是一座很精致的西式洋房，走道和阳台都很宽阔。楼上有三套两室带盥洗室的房子，丁玲、沙可夫、萧三各住了一套，住得还是比较挤的。楼上还有一间很大的会议室，并兼作他们几个人的小灶饭厅，刚进城那两年还是供给制。楼下是办公处所，侧院还有一个两层小楼。
这所房子还是一座凶宅，是汪伪时期日本驻北平总领事的官邸。1944年冬，或是1945年春，这个好像叫北岛的总领事，也不知道是对前途悲观失望，还是因为内部倾轧，在主楼的地下室里悬梁自尽了。我那时年轻，听说后好奇，还叫一个留用的搞杂务的老头带我到那间地下室看了看。
母亲1949年6月11日给陈明的信中说：“昨天去看了表哥和沈从文。”这是说的10日的事，她是8日到北京的。
表哥就是余嘉锡，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国学家，挂在天安门里午门上的“历史博物馆”几个大字就是他写的，当时在辅仁大学任教。在张家口的时候，母亲和他取得了联系，通过他给我的外祖母转过信，从张家口撤退后，无论和他，还是和我的外祖母，就都失去了联系。
沈从文此时处境不佳，3月28日，因“疑惧”，自杀未果。抗战胜利后，沈从文即任教于北京大学。母亲到北京的第三天，便去看望他。
沈从文的有些文章在国统区受到进步文化人士的批判。
1946年冬，他在一篇名为《从现实学习》的文章中发表了一些对中国政治极为错误的观点。他把当时进行的解放战争说成是“国家既落在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人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被焚烧了自己，可是目前的人凡有武力武器的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所以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说这是“民族自杀的悲剧”。他把解放战争中的国共双方都说成是“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他在发表于1947年10月的《一种新希望》的文章中更提出了“政治上的第三方面的尝试”和“第四组织的孕育”。
当时，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思潮，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批判的。因此，沈从文的这些观点受到郭沫若等人的批判。
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写道：
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
……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正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里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全中国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这些话见所作《一种新希望》，登在去年10月21日的《益世报》）。这位看星摘云的风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负有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
促成沈从文自杀的更直接的原因则是，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之际，被沈从文称之为“小猴儿心性的道童”的北京大学的学生用大字报形式把郭沫若的这篇文章在校园内公布于众，并贴了醒目的大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
沈从文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他以为学生的行动是有人指使的，由此对中共对他的态度产生了疑惧，以为中共要清算他了，于是失去常态，走上了“轻生”的一步，于3月28日自杀，但未遂。
1946年至1948年，丁玲先是在华北农村，然后长途跋涉行军到东北，继而出国开会，于1949年1月回到沈阳，对沈从文的那些文章和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均闻所未闻。沈从文3月28日自杀，和平代表团29日离京，丁玲29日离沈阳去哈尔滨等待与代表团会合，至于沈从文“轻生”之事，丁玲也还是5月间从布拉格开和平会议回到国内后才听说。于是，到达北平的第三天就去看望沈。
后来，月底，丁玲又邀往年也是京派作家的何其芳一起去看望他，陈明也一起去的。在沈从文家里“丁玲反复劝慰他：‘你一定放心，不要再疑神疑鬼，共产党怎么也不会整到你的头上。你一样可以写你的文章’”。
丁玲究竟在1949年间去看过几次沈从文？就我所知，除了上面所说的两次之外，至少还去过一次。
那年7月底，我从东北来到北京，8月10日前后，陈明去上海探亲。他走了不多天的一个晚饭后，母亲对我说她要外出，去沈从文那里。我当然知道沈从文是父母年轻时的朋友，听说他在北京，便说：“我跟你一起去，去看望他。”没想到母亲说：“你不要去。”接着她向我解释说：沈从文写了些不好的文章，就在革命要胜利的时候，他主张什么第三条道路，第四个组织的，受到郭沫若等一些国统区作家的批判。北京和平解放时，北大的学生贴了他的标语，要打倒他。他害怕，就自杀，结果救活了。现在情绪低落，颓唐。她说：“我去主要是去宽慰宽慰他，免不了要谈到他的那些事，你在旁边不好。”她把地址从本子上抄在一张纸上，折好放进口袋就走了。
十点过后，22号院内，已是一片黑暗，没有几家还亮着灯。那时全国文联的干部大部分来自解放区，农村睡得早的习惯还没有改变。我一个人坐在房子里等，直等到快十点半的时候，还不见母亲回来，我不免有些着急起来。我那时对解放不久的大城市的安全总有些不放心。1947年冬天我到哈尔滨，哈尔滨那时已经解放一年多，可是街道上没有路灯，夜晚城市一片漆黑，几乎每夜都听到多次的枪声，单发、连发都有，所以天晚了很少单独出外。这状况直到1948年春天，街道上装了路灯之后才好转。感觉上，城市不比农村，农村比较开阔，在城市里，谁知道哪个街角暗处藏着个人，给你一黑枪，或窜出来刺你一刀。北京的情况要好许多，但我觉得特务、散兵游勇总还是不会少的。我不知道母亲是乘轿车去的还是自己步行或乘三轮车去的，为私事，她常常不乘轿车。我决定去传达室问问，要是她自己去的，我就向传达室借一部自行车去接她。我把地址抄下。正好陈明的那把手枪留在了家里。于是我把它从衣橱抽屉里拿出来，检查了一下，装上弹夹，放入皮套，系在腰间。由于长期生活在战争的环境，我会使用手枪。一切准备停当，我就向外走去。哪知刚走出楼门，就遇见母亲迎面走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放下心来。我们回到房间里，母亲见我从腰间把手枪解下来，便说：“干什么要拿枪？”我说：“我打算去接你，这么晚了，带着枪，以防万一遇到特务、散兵游勇什么的。”母亲说：“你担心什么，即使特务搞暗杀，排着队，也暗杀不到我头上。”
由于有这么一个情节，所以母亲那天去看沈从文的事，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见到沈从文已是一年之后了，1950年的暑假，我和外祖母一起住在颐和园云松巢。母亲每周六下午来，周一早晨回城。一个周日的上午，沈从文来了，他那时在革命大学学习，革大就在颐和园附近。见到他，我是高兴的，不管怎样，他是我父母的朋友，我虽然不记得他的样子，但他的名字这么多年却是放在心里的。母亲向他介绍我：“这是小频。”他问了问我的情况，我一一作答，但我觉得他的心思在他自己的事情上。他和母亲谈了起来，我在旁听了一会儿，主要的一点是他担心他的夫人会离开他。下午沈夫人来了，还比较年轻，三十几岁吧。说到沈从文，她说沈从文的思想还是不开展。给我的印象，她接受新思想要快些，要进步些。母亲劝她多帮助沈从文，宽慰沈从文，无论如何不要离开沈从文。话自然说了好多，但中心意思就是这些。会面、谈话都是在屋外的凉台上，那里放了一个藤桌，几把藤椅。我觉得他们是把母亲当旧友故交而来谈的，母亲也是把他们当旧友故交而劝慰他们的。我只见过沈从文和沈夫人一次，仅此一次。
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著文说丁玲如何如何冷淡沈从文：
从文一家人和北京解放前后来看望从文的亲朋好友都无法帮助解除从文心中的疑惧。穿军服的和不穿军服的解放军来看望从文，劝慰他。从文认为他们年青，不是负责的。谁能负责呢？从文一家人都想起那个从文最信任的人，然而这个人最后才托人带来口信，要从文去见她。这就是丁玲。
大约是三月上旬一天，从文带着《虎雏》到北池子中段面对路东骑河楼那个大铁门去见丁玲。从文去找丁玲的目的，并不想向她祈求什么，还是想弄清楚心中那个不明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是不是如郭沫若文章那样把他看作“反动派”。
从文带着微笑走进铁门内那间充满阳光的二楼。从文原来以为丁玲与他有多年友谊，能够推心置腹地对他说几句真心话，说明白人民政府的政策，向他交个底，让他放心。谁知道见了面，从文大失所望，受到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冷淡。站在他面前的已非昔日故旧，而是一位穿上人民解放军棉军装的俨然身居要津的人物。从文是个倔强的人，只好带着小儿子走出那个大门。
这个描述，时间、地点、人物、情景都非常具体，让人看来，所述事实确凿无疑。可惜的是，这全部都不是事实。因为那时丁玲根本就不在北京。
丁玲1949年1月上旬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回到沈阳，至3月底一直住在东北鲁艺写访问苏联和匈牙利的文章。3月25日，全国第一次妇代会在北京召开，她因写这些文章，请假没有参加。3月25日，她“得北京电，准备赴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3月29日从沈阳“和古元同志一起动身去哈尔滨等待代表团”，30日到达哈尔滨。我知道从1月到3月底这段时间她都在沈阳。而且，那年的春节（1月29日）我是在沈阳和她一起度过的，元宵节后才回哈尔滨。那段叙述连丁玲的衣着也描述得活灵活现：穿上解放军棉军装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臆想出来的。母亲1948年、1949年从未穿过解放军军装。1948年母亲到东北时穿的是农村老百姓的便装，1949年1月从国外回到沈阳，住到东北鲁艺，从鲁艺要了一套黑色棉制服，我1月下旬从哈尔滨来到沈阳，就见她穿着这身黑色棉衣。1948年，在东北，地方党政机关学校与军队，在着装的颜色上已经区分开，军队是着黄色，地方党政机关学校着蓝色、黑色。自1949年初，军队一律着黄色军装，佩“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丁玲是1949年6月8日才到北京的，一到就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是大红门，不是铁门，她从未在北池子骑河楼住过。
另外，3月中旬，在沈阳召开文艺座谈会，批判萧军。丁玲参加了会议，发了言，以《批判萧军错误思想》为题，发表在1949年3月16日的《东北日报》上。这也可以说明，丁玲二三月份都在沈阳，不在北平。
如果用“从文终于意识到北京大学的大字报非事出无因，《斥反动文艺》对他的评价与丁玲的态度有某种一致性”来将沈从文自杀的原因与丁玲联系起来，则更是荒谬。
至于全国解放之初那几年沈从文与丁玲的关系如何，沈从文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思想的，他给丁玲的两封信大致可以更好地说明问题。
其中的一封（可能写于1951年）：
丁玲：
寄了篇文章来，还是去年十一月在四川写的，五月中寄到一个报纸编辑处，搁了四个月，现在才退回来，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告毛病。多年不写什么了，完全隔了。件寄天安门内历史博物馆陈列组，我还在那里作事。你如有钱，望为借一百万，也派个人送到博物馆那边，我因特别事急要钱用。大致可以分两次还你。
从文八月十八日
信件盼寄天安门内历史博物馆，我早已不住北大。
接信后，丁玲即派人将钱送去。
从信中的内容、语气来看，沈从文和丁玲仍是旧友故交。如果真如丁玲对沈从文冷淡那种说法，那么以沈从文这样一个清高、自尊的人，怎么会向一个蔑视自己，即便是身居要津的人张口借钱呢？
全国解放之初的那几年，沈从文未在文坛上有什么活动，没有出席第一次文代会，也没有当选什么委员、理事。如果以此认为丁玲没有为她的“朋友”尽到“责任”，我以为那是苛责于丁玲。别说丁玲手里只有小小的那么一点点芝麻大的权，就是比丁玲权力大许多的人，也未必能做到。
从1947年底的国内政治军事形势来看，解放战争正发生有利于人民的转折，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情势下，在毛泽东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指出“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的时候。而沈从文“企图在报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显然，即使不视其为反动的话，也会被认为是极端的错误。从全国解放初期的情况来看，总是需要有一个学习、提高、使之改变立场的过程，然后再说其他。事实上沈从文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丁玲对他，也只能做些宽慰、劝解、鼓励他振作起来的事。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共六百三十五人。丁玲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出的正式代表参加了这个商讨新中国成立的盛会。
中央政府成立后，丁玲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当时的组织体制是，政务院下设政法、财经、文教等委员会，各委有若干委员，文教委员会下设文化部、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等。文教委员会主任由副总理郭沫若兼任，陆定一、沈雁冰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长。
1949年10月下旬，丁玲担任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典礼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率团离京赴苏联。这个代表团是由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全国文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共同组织，经中央批准的。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许之祯任副团长，沙可夫为秘书长，团员有：丁燮林、曹禺、吴晗、许广平、李培之、龚普生、马思聪、赵树理、李凤莲、白杨等十五人。
代表团10月26日晚离京，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文化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沈雁冰、劳动部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高教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李德全、全国青联常委钱三强、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钱俊瑞以及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等到车站送行。代表团于28日上午九时许到的哈尔滨。我到车站去接，见是在客车后边专门挂了一节软卧车厢。随代表团同去的还有驻苏王稼祥大使的夫人朱仲丽和政务参赞曾涌泉的夫人徐沛如。市长饶斌等到车站迎接。
代表团从车站被迎到一所小楼房休息。母亲环顾了一下楼外楼里，向饶斌说：“这里好像是林彪同志以前的住处。”饶斌回答：“正是，现在用来作高级招待所。”一年多以前，母亲到哈尔滨后，林彪曾邀她和张琴秋到他家里做客，因为他们是保安时代就相识的，又刚来到东北。在延安女大时，张琴秋还是叶群的领导。那时的叶群，还没有什么地位，更没有成气候。中午，饶斌就在这所房子里设宴款待他们。母亲咽喉发炎，不便多说话，大部分时间在他们安排的楼上的一个房间里独自休息、禁声，我陪伴着她。下午四点多钟代表团离开哈尔滨，在此停留主要是为了拿护照、签证，因为苏联在北京的大使馆的工作还没有正常运转。
这个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出的第一个群众性的代表团，在苏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接待。代表团出席了11月6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办的国庆晚宴和11月7日在红场阅兵、游行的观礼。
丁玲这次出国，更为繁忙，她还要以国际民主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身份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民主妇联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且作为由十一人组成的会议主席团成员之一参与会议的组织领导工作。
国内对此也很重视，关于他们这次赴苏的活动，《人民日报》不断地有报导。
这次出访，丁玲受邀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译者柳芭·波兹德涅耶娃的陪同下，再次访问了苏联作家协会大型文学刊物《旗帜》杂志编辑部。前一次访问是5月，开完世界和平会议，从布拉格回国途中在莫斯科逗留之际。那时《旗帜》刚开始连载《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请她去说明和解释这部中的一些问题。这次去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由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主要是一起为这本书的出版庆贺。《旗帜》主编科热伏尼可夫主持欢迎会，除编辑部同人外，《暴风雨》《巴黎的陷落》的作者爱伦堡，《真正的人》的作者波列沃依，《幸福》的作者巴甫连科，描写列宁格勒保卫战长诗《蒲尔科夫子午线》的女诗人薇拉·英倍尔，《收获》的作者、年轻女作家尼可拉叶娃等等都参加了会议。他们的这些作品都是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通过这两次的访问，丁玲很为编辑部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坦诚热情的态度所感动，认为是很值得学习的。
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典礼的中国代表团和参加将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妇女大会的一些外国妇女代表同乘一个专列回来，在哈尔滨车站只停二十分钟，晚上七八点钟抵达。我去车站迎接母亲，代表很多，车站上欢迎的人也很多，母亲内、外都要照顾，忙得只同我说了三五句话，塞给我一个小包裹。这包裹还是马思聪帮她的忙，热心地帮她提着。我回到学校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有一本她题好字送我的刚在苏联出版的俄译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一盒巧克力糖。
在母亲出国期间，陈明去湖南把外祖母接到了北京。外祖母经过十一年流浪、漂泊的生活，终于从苦难中熬过来了。常德曾发生激烈的保卫战，一度被日军占领，还经历了日军投放的鼠疫细菌的蔓延，能活下来真是不容易。我临去东北前在抬头湾，同母亲说起外婆，我对还能再见到外婆比较悲观，那时已经无法与外婆通信，完全断了音信，战争也不知道还要打几年，外婆也老了，生活无着，而且我这一去东北，连同母亲也音信难通，外婆就更渺茫了。7月，湖南和平解放，母亲就给外婆写了信，寄到原来的地址，可是久不见回信，母亲也很不安起来，甚至怀疑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但又不愿相信这个臆断。直到9月20日才收到外婆的来信，因为她早就变换了地方，从常德乡下住到临澧乡下去了。寒假，我回到北京，外婆告诉我：“湘西国民党的武装土匪很多很多，在乡下活动得很厉害。我担心要是他们知道我是丁玲的母亲，会把我杀了。我苦熬这么多年，活着就是为了看到你们，眼见就要看到你们了，要是就这么死了，那就太冤了。心想，不能就这么在乡下等着，要走，就筹路费。到了长沙，找到省委，很快地王首道（省委副书记）见了我，说：‘好，好，好，出来就好。’他说他同你母亲早在延安就认识，还说接你的人昨天已经到了长沙，是你的女婿，就住在交际处。不一会，陈明就来了。”在北京，我们全家团圆在一起，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春节。只是外婆已经大变样，过快地衰老了，瘦，憔悴，而且有些步履蹒跚，见到她，兴奋、高兴之余，心里也有些难受。
1950年1月，我回到北京，适逢母亲这次访苏归来，所以很多的谈话就是听她讲这次访苏的观感。她说，他们代表团在观礼台上看检阅，苏联军队比我们“十一”检阅的兵走得整齐得多，一些将军也挺着大肚子精神地走在每一个方阵队伍的前面；参加国宴，隔着几个桌子看到莫洛托夫、马林可夫等苏联领导人等等的活动，但是她谈得较多的还是妇联理事会的情况和高尔基文学院。
我从母亲所谈知道：10月，法捷耶夫访华期间，法捷耶夫对她表示中国没有像苏联的高尔基文学院那样一所培养作家的学校是一个缺陷，应当建立起来。她知道苏联有这么一所学校，她也知道从这个学校里成就出来一些作家，但是前两次出国路过莫斯科都没有机会去看看。这次去苏联，就决定去高尔基文学院访问，比较具体地作一番了解。因为，一是听到了法捷耶夫的意见，一是她现在负责文联与文协的工作，从工作上说也需要了解。再者，与前两次不同，她这次是代表团团长，在访问内容、日程安排上还有一点儿自主权，要去哪里访问可以自作决定。她去访问了高尔基文学院，对其作了初步的了解，对访问比较满意，对这个学院很欣赏。在同我的谈话中，她还说回国后她已向全国文联党组和中宣部作了汇报，建议建立一所像高尔基文学院那样的培养作家的学校。她也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也办的话，不能完全照搬，他们是三年制，对我们就嫌长了一些，教学内容也需要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
有一种说法，并流传较广：说丁玲从东北来到北京去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像当年在保安时一样，问丁玲打算做什么，还直截了当地问她愿不愿意当官。丁玲回答说愿意办一所让作家进修、提高的学校，以培养青年作家。毛主席表示了同意，于是她就操办起来，这便是1950年底正式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
根据我的了解，事情不是这样的，关于母亲来到北京之后去香山见毛泽东的情况就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见面几个小时，还吃了一餐饭，自然说了许多的话，但谈的正题，正题中的核心意思就是那样的。毛泽东的确问丁玲打算做什么。但是丁玲回答的是愿意继续当作家，从事写作，而不是回答想办一个给青年作家进修提高的学校。
试想，丁玲是在她到北京的第四天见的毛主席，在来北京之前还同刘芝明谈好了文代会后回东北，去一个工厂，深入生活，专事写作。怎么会在三五天内产生这么大的转变。这时，胡乔木、周扬也还没有挽留她在北京做组织领导工作，她也还没有担负起负责全国文联的日常工作和主持全国文协的工作，她怎么会在那天向毛泽东说愿意办一所培养青年作家的学校。办学校和从事专业创作也是不可能兼顾的，何况她选择深入生活的地方是在东北。她来北京时只带了简单的行囊，后来决定留北京了，文代会后，陈明回沈阳搬的家，我和他一起来到北京。
建立培养作家的学校之事，经过酝酿和全国文联党组多次讨论后，于1950年4月正式行文上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于6月行文正式批准成立筹备委员会，丁玲为筹备委员会主任。
母亲也曾告诉过我，筹建过程中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来找过她和她一起商讨筹建事宜。所以，毛主席对办这个学校也是关心的。
丁玲去世后，当年参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建工作，后来担任研究所副秘书长的康濯，写了一篇纪念丁玲的文章，其中说：1950年初夏，丁玲约了田间、马烽、作家协会几个同志和他，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座谈。他们几个说了一些意见，就是他们这些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虽然有一些生活基础，也写过一些作品，但由于条件所限，读书少，文学修养差，因而作品水平不高。希望有一个进修的机构，使他们能够提高一步（大意如此）。文中说：“此种意图很快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决定成立直属文化部的中央文学研究所”。
这段文字给人的印象是，先有来今雨轩与他们几人的座谈，然后“此种意图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意见反映上去，最后形成办所的决定。康濯的回忆，过高地估价了他所参与的这个来今雨轩座谈的作用。
其实，在这次座谈之前，在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全国文协有关领导那里，已经共同有了办这么一个学校的意向，全国文联党组经多次讨论也已于4月正式行文上报。6月批复成立筹委会。与康濯等人的座谈不过是进一步作一些酝酿，听取意见。这次座谈已在“初夏”，从时间上来看，它也应是在已形成决定之后。
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文学底子薄，有待提高，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丁玲对此早就了解。她在日记中就关于陈其通有这样一段话：“他参加革命二十二年了，从军也有十九年，今年三十六岁，仍能坚持写作，我对这点非常有好感。这个人有一股干劲，虽说基础差些，仍是有前途的。这种人应该多有人帮助他，在艺术上提高，在思想性上弄单纯，他是有些杂的。”丁玲也曾想过“主办一个文学研究室兼创作组”，但客观条件不具备，个人也有创作和工作的矛盾。现在她放弃了搞专业创作，一心一意来做工作，也就决心把这所首先以解放区青年作家为对象的，通过进修提高文学素质的学校办起来。
母亲曾经告诉我，她上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申请批准成立的这所学校的名称是“鲁迅文学院”，但是后来郭沫若签发批下来的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理由是为求一致，与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一致，均冠以“中央”。把“院”改为“所”，她倒没有什么意见，认为起初把名字叫得小一点儿也好，只是对把“鲁迅”换成“中央”颇有些想法，认为“为求一致”的理由牵强，因为这所学校与那些学院是不同的。她说：“苏联可以用‘高尔基’中国怎么不可以用‘鲁迅’。”但是她又说：“算了，不去争了，主要是在内容，怎么把教学搞好。”
建国之初，国家财政困难。可是要办学，就需要经费。为尽快筹备好，丁玲只好亲自出马找财政部来解决。康濯回忆道：“她带着我们找到后来的财政部副部长，当时的办公厅主任吴波同志。这位办公厅主任的办公室兼接待室内一套沙发破得够呛，好几处弹簧外露，要选好位置才能往下坐。丁玲同志笑道：‘你这真是不说话的下马威哇！这叫我们怎么开口？’‘我们真是没有好家具，并不是故意装的。’吴波同志说，‘你们要什么就说什么嘛，该开口的还得开口。’后来预算和家具确都没核减多少。”
筹备工作进行得很快，夏天开始筹备，10月学员就陆续入学了。第一期学员额定招六十名，名额分配到各行政大区和各野战军，由其宣传文化部门推荐，经学校审核决定，入学过程中也有个别经专家学者推荐入学的，基本上招满。学员的条件就是，必须有作品发表过，作品有点儿影响，有培养前途。这一期学员绝大多数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解放区作家，共同的特点是读书少，渴望学习提高。学期两年，后来因运动过多实际上学了两年半。
文研所尚在筹备期间，就广为传播开了。甚至有人说“丁玲在领头办个翰林院”，也有说是在办一所文艺党校。这么说，大约是因为学员绝大多数都是经历过革命斗争的干部，几乎清一色共产党员，好多还是县团级干部。其实不过是培养青年作家进修的场所。当时许多人都想进来学习，有同丁玲认识的，就找到她家里来谈，如杨沫（后未入所）、李纳等人。
1950年12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六十一次政务会议，任命丁玲为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张天翼为副所长。
中央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行政上属文化部，业务属全国文协领导。丁玲是兼职，张天翼因病长久不工作，田间任所秘书长，康濯、马烽为副秘书长。正、副秘书长负责所内日常工作。所址在鼓楼东大街103号，为由好几所中国式庭院合组而成。
毫无疑问，丁玲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
这就是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前身，当今的鲁迅文学院。
1951年1月8日，举行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研究员）开学典礼，丁玲致开幕词，郭沫若、茅盾、周扬出席典礼并致贺词。其实，1950年11月，在学员基本到齐后，即已开始了学习。
关于如何实施教学，丁玲和所里负责日常工作的同志经过向有关领导同志，如茅盾、周扬，和许多老作家如叶圣陶、郑振铎、胡风、黄药眠、杨晦等广泛征求意见后，定了“自学为主，教学为辅。联系生活，结合创造”的十六字方针。
来文学研究所讲课的，可以说是集中了中国文艺界的精英，大多是丁玲亲自去请来的。如：裴文中讲史前期文化；郑振铎讲中国文学史；茅盾、李何林讲新文学史；叶圣陶讲修辞学；游国恩、余冠英讲古典文学；蔡仪、杨晦、胡风讲文艺理论；曹靖华、冯至讲外国文学；胡绳讲哲学；黄药眠讲美学；周扬讲创作问题。还有专题的讲课，如：郭沫若讲屈原；俞平伯讲《红楼梦》；聂绀弩讲《水浒》；冯雪峰讲鲁迅的作品；李霁野讲鲁迅与未名社；吴组缃讲茅盾的；陈企霞讲丁玲的创作等等。还请一些作家，如老舍、艾青、刘白羽、周立波、赵树理、陈学昭、雷加、李又然、杨朔以及从外地来京的柯仲平、柳青、黄源等讲创作问题。
可以说，这是最好的师资条件，没有哪一所大学的文学系能有这么众多的名流、专家来授课。这说明大家对这个文研所的重视与期望。另外也是当所长的丁玲亲自出马去请的结果。
丁玲自己也讲课。我的妻子李灵源（那时我们还不认识）时常住在文研所她姐姐李纳那里，碰上讲课了，她也去听课，她回忆：“丁玲自己也讲课，我听过她一次讲话，讲创作问题。她讲课一直站着，也不拿讲稿、提纲，滔滔不绝，一讲半天。她讲课的风格与众不同，不讲公式化、概念化的话，是用自己的语言阐明深奥的理论，分析明确，说理透彻，仿佛和听众说知心话，使人感到亲切、质朴，深有所得。”我后来同一些文研所的人谈起母亲的讲演，他们也都持有这样的看法。这是母亲讲演一贯的风格。
马烽说：“她讲课与别人不同，没有讲稿，也没有提纲，近乎聊天，不过大家都喜欢她这种‘聊天’式的授课方法。”
丁玲担任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是兼职，但是为这个所的工作花了不少精力。康濯回忆道：“当时丁玲同志是兼职，不过文学研究所可没有少去。参加过一些重要的所务会议和党的会议，也参加节日会餐和舞会，还看过篮球比赛。当然更多的是去讲课、谈工作、作各种报告，主要是讲创作，讲延安传统和文艺方向，讲方向正还得艺术精。讲如何读书，对《红楼梦》如数家珍，对巴尔扎克和西方名著同样熟得很，而且都各有独见。讲如何生活，如何用马列和毛主席观点分析生活；她到了某个工地，碰见什么人、什么事是怎样一层层、一步步深入了解、领会。讲写作更是艺术特征、生活提炼、形象描绘、心灵感应，以及强烈突出、忍痛省略与含蓄、张弛；并联系自己的写作过程，也联系学员们作品中的光彩和不足，说我丁玲哪些地方确实不如你，可你总得承认也有不如我丁玲的，你这篇要叫我来写就得如何如何改改构思，如何如何把人物写得活一些，形象画得鲜一些，分量也就会多少深厚一些了……特别由于丁玲同志当时从湖南回去写了《记游桃花坪》，而同去官厅的同志都同样了解官厅和那位老粮秣，却怎么也想不到那点生活能写出《粮秣主任》这么一篇出色的作品！这就使丁玲的创作谈常常叫人听得如醉如痴，象在数学难关上恍然悟出了一个解题的新方程式似的。”
在读文学书问题上，丁玲力戒学员采用教条主义的读书方法，像一读书就去找主题，理智地去分析有没有积极性、人物安排得好不好，一定要在书里找出几条有用的东西。她觉得这样冷静、理性地读书，任何感人的东西都变成不感人了。她认为，读书应该沉到书的生活里去，与书里的人物同喜怒哀乐，这种感性上的激动在记忆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看完以后，书中有些内容也许忘记了，但情感却留在感觉中了。在写作时，说到某个事，遇到曾经激动的情感，这种感觉就会重新引起。
丁玲不主张关在书斋里读书，认为青年作家两年不接触社会生活不好，两年不写不摸笔也不行，所以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员们参加社会工作，有参加“五反”运动的，也有下工厂、参加“抗美援朝”的。
她的工作还渗透到学员们的心灵之中。她和学员们谈各自的人生历程、生活道路、性格爱好、所长所短。她殷切地关心学员的成长，希望他们成长为一个有修养的好作家，勉励他们首先从做一个好党员努力。
天津市作家王林1953年曾在北戴河与丁玲有一次会晤。他“感到丁玲对文学研究所的学员下了很大的功夫，谈起来差不多个个的特点都很熟悉”。
由于丁玲无私地殚精竭力地把她的全部热情投入到对青年作家的培养，由于她朴实无华的踏实的工作作风，由于她毫无“大作家”或是“官”的架子而平易近人，由于她首先以党性原则来要求学员而又善于谆谆诱导，由于她所谈的关于创作的见解使学员们受益匪浅，也由于她有长期的生活积累，深入生活三五天就能写出出色的作品而使学员们自叹不如，丁玲受到了所内几乎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的拥护和爱戴。
《文艺报》在第一次文代会筹备期间就有，只是刊登会务消息的活页会刊。全国文联成立后，《文艺报》被定为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由丁玲任主编。丁玲为《文艺报》确定的宗旨，就是把它办成一个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阵地，积极开展文艺批评，办成为一个以文艺评论为主的刊物。她对主编这个刊物，是尽心尽力的，兢兢业业的。同时，为使刊物充分发挥党在文艺上的喉舌作用，用以指导文艺工作，她也是严格要求，广泛地听取意见，并经常以自觉的自我批评精神来主动地审视编辑部的工作。
全国解放之初，《文艺报》编辑部从众多读者来信中了解到，不少读者不喜欢描写工农兵的书，认为它们简单、粗糙、缺乏艺术性。这些读者大多是知识分子。针对这一情况，丁玲在她的《跨到新的时代来》一文中，坦率地指出：
知识分子要求得到改造，需要很多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与生活的实践，每个人都必须走自己的一条路。工农兵的文艺，向知识分子展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对知识分子正是很需要的。
我也承认，今天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写新人物的这些作品，还不是很成熟的，作者对于他所喜欢的新人物，还没有古典文学对于贵族生活描写的细致入微，这里找不到巴尔扎克，也没有托尔斯泰。甚至对于这些新的人物虽然显出了崇高的爱，却还不能把这些人物很好的形象起来，给读者以很深的印象；也还不能把一些伟大的事写得更有组织，有气氛，甚至不如过去一个时期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的苦闷那么深刻。这是今天在文学作品方面的不够，应该承认，也许这是遭受指责的最大的理由，这个缺点应可能快的克服。但我以为这是必然的，因为一切是新的，当文艺工作者更能熟悉与掌握这些新的内容与形式时，慢慢地就会使人满意起来。我们希望读者不要强调这个缺点，因为强调了只会增加你的成见，加深你对于新事物与新文艺的距离。让我们不要留恋过去。一件绣花的龙袍是好看的，是艺术品，我们却只有在展览会展览，但一件结实的粗布衣却对于广大的没有衣穿的人有用。我们会慢慢提高我们布的质量，并使它剪裁适宜，缝工精致，我们要使我们得来的衣服美丽，但那件龙袍，不管怎样绣得好，却只能挂在墙上作为展品了。让我们为爱护新文艺的成长而努力，我们应该在爱护之下来批评，却不是排斥，不是装着同情的外貌而存心排斥。我们对这些读者也是非常放心的，因为他们是要求进步的，他们又已经置身于新社会里，新社会的各种生活，会从各方面帮助他们放弃一些旧观点的，他们会一天天更接近人民群众，会一天天更理解人民文艺，甚至他们不久就会参加到这里面来，与大家完成这一新的创作时代。
这前一段话，说的是工农兵文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认为工农兵文艺可以帮助刚进入新社会的知识分子跨到一个新的时代来。后一段话，很实事求是，承认工农兵文艺现状中的不足之处，但肯定它是方向，态度鲜明地宣传、捍卫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但是态度是说理的，是坦诚的，是谈心式的，不是差强人意的。
那个时期，因为工作的关系，丁玲就文艺方面的问题，写了不少文章，发表了不少讲话，其态度，其风格，大都如此。
她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
过去，当我们的文艺受到资产阶级攻击的时候，我曾经为工农兵文艺的整个成就而辩护过。写了一篇文章叫《跨到新的时代来》。但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0周年的今天，我却不得不提出我所感到的问题，那些关于我们自己所犯的另一方面的教条主义的缺点。我们如果不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注意着我们向来就有的公式化、概念化，那么我们将来可能发展这种倾向。
她指出这些，也正是为着使文艺为人民服务得更好。
1950年3月，《文艺报》成立由丁玲负责的“文艺建设丛书”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出版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优秀作品。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开始了“抗美援朝”。丁玲以火一样热的心写了《寄给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寄朝鲜人民军》，并且以最大的热忱写了书评《谈魏巍的朝鲜通讯》，对至今仍广为传颂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给予高度的评价和推崇。她还号召全国文联和文协机关踊跃捐献，捐赠志愿军一架“鲁迅号”飞机，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带头捐献。
1951年春，丁玲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处处长原是周扬兼任，副处长是林默涵、严文井。丁玲任处长后，林、严仍是副处长。
1951年夏天，我回到北京。外祖母一见我，就兴奋地对我说：“我有一件喜事哩，我看见毛主席啦，毛主席还和我握了手呢。”母亲也高兴地对我说了那天的事：那年6月间，外祖母住在颐和园的云松巢。大概是1950年春天，颐和园里有些可以住人的院子，分给了一些中央单位作疗养之用。全国文联分到了两处：云松巢和邵窝殿。云松巢位于排云殿和石舫之间的山坡上，有正房五间，耳房两间，共七间房子，房前有一个很大的凉台，放有藤桌藤椅，也是待客的地方，前面院子里满是松树，房后还有一个小院，有假山石和许多竹子。6月份的那几天，母亲也住到云松巢来了，她躲在这里写一篇文章。一天，从门外进来一个警卫人员，问：“丁玲同志是不是住在这里？”然后说，“请准备一下，有一位首长要来看你。”母亲到门外去看，只见毛泽东正缓步拾级而上，跟着他的是江青和公安部长罗瑞卿。母亲连忙迎下去。进得院子，母亲请毛泽东、江青和罗瑞卿在凉台上的藤椅就座，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四周说：“这里很清静，是个文人隐居起来写文章的好地方。”听说叫云松巢后，说：“名字也相符。”毛泽东对母亲说：“我抽个空来园子里散散心，听说你住在这里，就来看看你。”母亲说：“平日我母亲住在这里，我是为写一篇文章，这几天才住到这里来的。”毛泽东说：“那我要去拜望拜望她老人家。”说着就站起身来。从毛泽东一进院子，外婆就在房子里面透过玻璃窗，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呢。母亲引毛泽东进了房，毛泽东伸出手来，向外婆问候道：“老人家身体还康泰吗？”外婆心里很激动，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连连地点头。母亲请毛主席、江青和罗瑞卿吃西瓜，闲谈了一会儿她写的这篇文章，和文艺界的一点儿情况，就送毛主席到排云殿的码头，看他登上游船。我回来后，外婆好几次向我说：“毛主席这么伟大的领袖，却是这么平和近人，对我们老年人也这么亲切地问候。”
1951年9月，苏联作家爱伦堡和智利诗人聂鲁达来华访问。他们两人是代表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委员会来华授予宋庆龄国际和平奖。他们在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中央很重视，周恩来总理指名由丁玲负责接待，由政务院安排访问活动。丁玲著文《欢迎，欢迎你们的来临》，发表于9月12日《人民日报》，并陪同他们去上海、杭州参观访问。出行期间，在火车客车后边为他们专门挂一节软卧车厢。
母亲去到上海，就打算去父亲的墓地。早在1950年，上海市政府就写信告诉母亲，已经发现了父亲他们一起牺牲的同志的忠骸，共二十三人，因已无法分清，故暂时合葬于大场公墓，随函还寄来一张龙华的草图，标明烈士囚禁处、被难处、埋葬处。可能是在延安时，丁玲与陈毅相处一星期，听他谈自己的生平而有点儿熟悉的缘故，陈毅热情地邀丁玲去他家做客。谈话中，陈毅郑重地告诉丁玲，胡也频等烈士现在安葬在大场公墓是暂时的，待烈士陵园建好后，即迁入烈士陵园。
去大场公墓的前一天，母亲向爱伦堡和聂鲁达说，第二天上午的参观，她有事，不能陪伴他们了。母亲没有告诉他们自己要上哪儿去。第二天早饭后，母亲正要出饭店去墓地，爱伦堡和聂鲁达就从大厅迎过来，说：“丁玲，我们知道你要去什么地方，你去的地方也是我们想去的地方。”母亲后来对我说：“原来他们知道了我要去你父亲的墓地，连花圈都准备好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感觉到又怎么打听到的，真是两个聪明人。那天他们两对夫妇同我一起去了你父亲他们的墓地，很隆重地、很肃穆地献上了花圈。”一同去墓地的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市委宣传部长周而复。
母亲说，爱伦堡和聂鲁达非常善解人意，他们语言不通，但常常不需要翻译，也能相互理解。在杭州，爱伦堡在送她的扇子上写了一行字：“没有共同的语言是最痛苦的，但我和丁玲却不一定需要共同的语言，我们彼此都了解。”母亲说，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也可以说还是重要的，没有共同的语言，广泛的、深刻的谈话还必须通过翻译，也仍是痛苦的。他们谈得很投机，有许多见解一致。在创作问题上，爱伦堡说：“作品是在生活中产生的，不是号召可以产生的。”还说，“鞋子有一百双一般的就很好，但是作品，宁肯要一本好的书，而不要一百本一般的书。”在说到文学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时，爱伦堡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这些人只去搞了工程，却忘记了灵魂。”两个人都说话风趣、幽默。爱伦堡更直爽，犀利、尖刻，聂鲁达还常常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在上海，陈毅和饶漱石会见他们，请他们吃饭，并且招待他们看越剧。母亲向我谈起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因为白天的劳累，又听不懂越剧，爱伦堡看着看着眼皮就合拢了，可是旁边就坐着陈毅和饶漱石，为了礼貌，为了不辜负主人的盛情，他又强使自己的眼睛睁开。母亲从旁目睹着他这番用意志力与疲劳的战斗，回到饭店时对他说：“你刚才好像在打瞌睡，眼皮都睁不开了。”结果，爱伦堡开了个玩笑：“是啊，是差点睡着了，幸亏台上女孩子漂亮救了我。”母亲说，因为我同他比较熟，所以我们之间才这么说话。
10月16日，全国文联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参加我国两周年国庆节庆典的各国代表团中的作家、艺术家。丁玲在会上介绍中国作家在深入生活、创作、出版的情况，以及中央文学研究所培养青年作家的经验。
11月，开始文艺整风学习。11月17日，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委员会成立，负责领导在京中央系统文艺单位和北京市文艺单位的整风学习。周扬任主任，丁玲任副主任。
24日，召开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周扬、丁玲先后在会上讲话。丁玲的讲话，题为《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奋斗》。
动员大会开过之后，周扬就到外地去了。丁玲协助胡乔木领导了整风学习。
母亲当时给我的一封信里也说到，说动员大会之后周扬就走了，因此她负荷重，工作忙，感到力不从心，故而有一阵子没有给我写信。她很不愿意周扬走，因为这个整风学习很重要，责任重，摊子又很大。她曾想周扬留下，但是知道是毛主席要周扬下去的，要他下去土改，也就不好说什么了。母亲说，那两年出了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问题，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不满意，可能认为周扬对这些问题负有责任，所以文艺整风期间要他回避，方便群众提意见，看看究竟有多少问题。母亲对我说，周扬去了长沙，又从长沙去到常德，也就是去到我们的家乡。我听后有点诧异，他干吗选中我母亲的家乡？
这可能是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前唯一失意的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不长，三四个月后，周扬就回到北京，继续领导文艺工作。
这次文艺整风，还是和风细雨的，主要是整顿思想，并没有打倒谁，也没有处分谁。
1952年1月，丁玲离开《文艺报》，改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主编是茅盾。《文艺报》主编由冯雪峰接任。母亲同我说起这件事时说：“我不是搞文艺理论的人，冯雪峰去主编《文艺报》比我合适，我也愿意在茅盾这个我的老师的名下把《人民文学》编好。”茅盾那时是文化部长，公务忙，无暇顾及这份杂志的编务。
1952年2月底，受全国文联委派，丁玲和曹禺赴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及活动。丁玲代表中国文艺界在会上作《果戈理——进步人类所珍贵的文化巨人》的讲话。会后，在苏联参观访问，历时一月，于3月底回到北京。
苏联部长会议于1952年3月13日作出颁发授予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的决定。3月15日，苏联各报刊均以显著位置发表了这一决定。丁玲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文艺二等奖。同时获奖的中国作品还有：《白毛女》获二等奖、《暴风骤雨》获三等奖。此时，丁玲正在莫斯科。
那年夏天母亲同我说，关于获奖一事，她此前一无所知。她说，宣布授奖的当天，苏联作家协会的陪同人员面露诡秘，微笑着对她说：“你有一个好消息，可是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得让你有一个惊喜。”可是我想不出是什么事，心想，或许是发表了我的哪篇作品。晚上播新闻时，他来了，告诉我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并向我祝贺。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由苏联女汉学家波兹德涅耶娃·柳波芙·德米特里耶夫娜译成俄文。20世纪50年代初，她来过北京。母亲请她看李少春、袁世海演的《野猪林》，我也陪同一起去观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在苏联《旗帜》杂志上连载，并在当年出单行本，共印了二十万册，精装本，后来又印了五十万册普及本，即平装本。此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被译成俄、德、日、波、捷、匈、罗、朝等十二国文字。
斯大林文艺奖金在当时的苏联是最有权威的、最高的，也是唯一的国家大奖，由苏联部长会议（政府）授予。1939年12月设立，卫国战争时中断评奖，战后恢复，一年一次。当时在苏联，获斯大林文艺奖金，是享有很高荣誉的。
3月17日，丁玲在莫斯科为获奖事对苏联塔斯社记者发表谈话：
我是一个渺小的人，只做了很少很少的一点工作，从来不敢有什么幻想，我爱斯大林，我爱毛泽东。当我工作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他们，好像他们站在我的面前一样。但是，我从来连做梦也不敢想到斯大林的名字能和“丁玲”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今天，我光荣地获得了一九五一年度文学方面的斯大林奖金二等奖。这个意外的光荣是多么震动了我。我欢喜，却又带着巨大的不安，我无法形容我现在的复杂心情。我重复说：我是一个渺小的人，只做了很少很少的一点工作。可是我却得到无数次和无法计算的从人民那里来的报酬和鼓励。其中也包含着苏联人民对于我的鼓励和帮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苏联被译出后印了五十万普及本，陆续得到各方面来的鼓励，现在更承苏联部长会议宣布授予斯大林奖金。这个光荣是给中国所有作家和中国人民的。这是对全体中国人民和作家的鼓励。一切光荣归于中国人民，归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我一定要更加努力，为中国人民的建设，为保卫世界和平尽所有的力量，以无愧斯大林奖金的获得，无愧于人民给我的教育。
母亲在讲话里说了一遍“我是一个渺小的人，只做了很少很少的一点工作”之后，为了表明她的这个思想又重复了一遍，并且说：“这个光荣是给中国所有作家和中国人民的”，“一切光荣归于中国人民，归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根据我平日与她的接触、谈话，我认为这是她的真情实意，而非套话。
6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代表苏联政府举行授奖仪式，罗申大使代表苏联政府授奖。丁玲在授奖仪式上讲话。她说：“《真理报》已经指出了，说我们是由于都忠实地描写了他们本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及其争取自由与幸福的斗争的缘故。是的，我们同意《真理报》的意见。但我们为什么能够有了这样的成绩，我们以为主要的是由于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而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的讲话又为我们解决了很多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及具体的一些实际问题。我们有了这个思想武器，然后带着阶级的热情投身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参加群众的斗争，才能获得这样小小的成绩。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是写不出来的。”
6月8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行的获奖庆祝会上，丁玲宣布将她所获全部奖金五万卢布（合人民币三亿三千七百七十万元）全部捐赠给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儿童妇女委员会用于儿童福利事业。
斯大林奖金文学方面的评审委员会由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任主席，委员中有不少名作家、文艺理论家。
为中国作品授奖，更受到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与认真对待。有知情者后来写了回忆文字。
担任过任弼时的秘书兼翻译的朱子奇曾回忆道：
1950年春，我在莫斯科时，一位苏共中央负责人问我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看法，他们听说，中国有权威人士发表了否定性的评论，如这部作品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将他的意见转告了在莫斯科的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说，他很少看，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他却看了，认为是部好作品，反映了“土改”斗争的实情，写得生动有味道，也符合政策。至于有同志指出缺点、不足，是次要的。把次要点讲过分了，我看，是不可取的，如同看一个干部，他主要方面是好的，就是好干部，就应大胆用。没有十全十美的干部。是否有十全十美的呢？大概也没有吧！我把弼时同志这段话的大意，讲给那位苏联同志听，他表示很高兴，也很赞同。后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列入了斯大林文艺奖金获奖名单，并在苏联报刊上广为介绍和评价。
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1951年4月底，王稼祥同志率领中共中央联络部的几位同志去莫斯科，和苏共中央领导讨论亚洲兄弟党的问题。……5月初，斯大林召见王稼祥同志，并允许带翻译。稼祥同志由我陪同前往。午间，我们被留下吃饭……之后，他要去休息一下，就让莫洛托夫陪王稼祥同志在园子里散步……散步中，他问稼祥同志看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没有，又问这本书是否反映了中国农村的现实。稼祥同志一一予以肯定的答复。看来评定斯大林文艺奖之时，苏共领导对待此事很认真。
然而，在国内也有来自周扬的另一种声音。严家炎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这一情况：
这里，我还想顺便说清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艺奖是否与周扬或中宣部有关的问题。在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我都以为1952年3月苏联宣布将斯大林文艺奖二等奖授予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推荐的结果。1962年秋，恰好在中央党校举行唐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连续三天），邀请了周扬和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何其芳、冯至、杨晦、吴组缃、蔡仪、王燎荧、朱寨、何家槐、叶以群等十几位文艺界领导和文学史研究专家出席。连同《中国现代文学史》几名责任编委，共有二十多人。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向周扬提了一个问题：当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是怎样向苏联推荐《桑干河上》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的？周扬的回答却使我感到非常的意外。他说：“我们中宣部从来没有推荐过《桑干河上》去获斯大林文艺奖。我们当初推荐的是赵树理。但苏联人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说赵树理的太简单了，不合适。于是，苏联方面提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不可以候选？我们只能同意。但我们又补推荐了几个作品。经过几个来回，双方才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也许因为丁玲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王燎荧已经发表文章批判《桑干河上》，最后，周扬又重申了一句：“我们中宣部确实没有推荐过《桑干河上》，那是由苏联人自己提名的。”到这时，我才终于恍然大悟。
看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学奖并不一帆风顺。然而，斯大林文学奖毕竟是由苏联评审，授奖，并且慎重地征求了中央高层领导同志的意见，所以，即使上述情况是真实的，那么，这种不同的声音对于苏联人来说，也只起到仅供参考的作用。
1952年夏天，母亲同我谈到她这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与获奖，她说：“毛主席给了他第一个回答，苏联人给了他第二个回答。”语气中似乎透出一丝压抑之气。他即周扬。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奖后，冯雪峰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著文评论，他认为：
我们现在已经出版的几种写土地改革的作品，也都已经为人民所重视；而且人民重视土地改革这样伟大的题材，根本上还是因为重视我们这样的伟大的历史时代的缘故。只要能够反映我们的历史时代，则这样的作品将都有史诗的意义，人民所重视的也就是这样的作品。因此，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作品，对于我们所以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就不仅因为它是几部写土地改革的作品中更为优秀的一部，在一定的高度上反映了土地改革，而且还因为这标记着我们的文学在反映现实的任务上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和能力，标记着我们文学的一定的成长的缘故。
我认为这一部艺术上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似的作品；同时，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这就是它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
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的成就，主要地表现在这几点上：第一，从对于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深入的观察、体验与研究出发，对于社会能够在复杂和深广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的和比较全面的分析，而排斥那从概念（不管哪一类概念）出发以及概念化的道路。第二，从写真实的生活和社会的要求出发，对社会的内在的矛盾斗争的复杂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同时也这样地分析人的思想与行动及相互关系，以为真实的人，从而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写人和写典型的基础。第三，艺术的表现能力已达到相当优秀的程度。
关于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价和分析，后来的丁玲作品研究者们大多肯定与依从冯雪峰的论述与评价，并作出更为细化的研究。
那年夏天，母亲和我谈起冯雪峰的这篇文章。她说，冯雪峰见到她时向她讲：“考虑到那个人，书的评价只能写到这样子了。”那个人，指的就是周扬，连我一听都明白。如此看来，冯雪峰还有言犹未尽之处，可能在评价上还会比他文章里写的稍高一点。
1952年6月间，丁玲见了一次毛泽东。新中国建立后的这几年，丁玲很少去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她觉得现在局面大了，让他们操劳的党和国家大事太多了，还是不去打扰他们为好。当然，也没有在延安和西柏坡时好见了。再说，她的直接领导就是周扬，还有胡乔木，她也从不越级汇报、请示。
母亲同我说过那次见毛泽东的情况：
那天上午，她有事去中宣部（那时中宣部在中南海内），临近午饭时遇见江青。江青邀她去家里，母亲担心打扰毛主席的工作，稍表犹豫。江青说：“主席好久不见你了，也想见见你。”于是母亲便跟着江青来到他们家里。一起吃的饭，饭后主席要休息一下，他们便乘划桨的小船在中南海里转了一会儿。母亲说这次与毛主席会面也就是随意地谈话，主席依然鼓励了她，也谈到刚结束的文艺整风，谈到《武训传》，也说到周扬。在小船上，她谈到周扬在文化部那边工作忙，忙于事务，没有多少时间读书，觉得周扬应该从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多读一些当时发表的作品，以加强文艺思想方面的指导。母亲也说了她自己是搞创作而不是搞评论的人。后来毛主席带点幽默或是风趣的口吻说道：“周扬这个人，党正确时，他正确；党错误时，他错误。”母亲说，我理解，还是夸奖的吧，认为他总能跟党保持一致，听话。江青说：“周扬的文章逻辑性还是比较强的。”
这是丁玲最后一次与毛泽东私人性会面。
有一种说法，说那次会见，毛泽东批评了丁玲，教训了丁玲一顿。这不是事实。那时丁玲刚得了斯大林文艺奖，对此，她自己一再说“我是一个渺小的人，只做了很少很少的一点工作”，“一切光荣归于中国人民，归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而无自傲之气。这部作品获奖也是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实践产生的一个成果，这部书也是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下出版的。现在得了奖，是件好事。再则，文艺整风刚结束，也是有成效的。在文艺整风之前，丁玲主编的《文艺报》，早于《人民日报》率先批判了《武训传》，这也是合乎毛泽东的心意的事。至于说周扬的那条意见，那纯属补台的建议，而非拆台的意思。这意见丁玲自己也当面向周扬说过。毛泽东教训她干什么！1957年母亲又同我提起这件事，还感慨地说：“周扬岂止是‘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他现在是‘他错误，把党也弄得错误’。”
亚洲太平洋地区保卫世界和平大会1952年初冬将在北京举行。丁玲是这个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委员及与会中国代表。9月初，就在一次筹备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丁玲突发激烈腰痛，连坐在椅子上也坐不住，难以继会，便急去北京医院检查，诊断为脊椎骨质增生，即住院治疗。因为医生说这个病一时难好，医治好后还需疗养一段时间才会痊愈。这样，丁玲就主动提出辞去了这个会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与代表，后来由老舍继任。她在北京医院医治了一个月，便于10月中旬去旅大市疗养。
在旅大市，她住在市委交际处。交际处在桃园台卧龙街有一片小楼房，专供高级干部来疗养住，每楼配一个炊事员、一个服务员，需用车时，车队来车，治疗要到疗养院去。丁玲住的小楼，楼上楼下各三间住房。
经旅大市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建议和介绍，丁玲去旅大苏联驻军小平岛疗养院去疗养了一个月，那里治疗条件比较好。苏联人对她很热情，知道她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特召开报告会，请她介绍中国的文艺情况。她也就藉此作些宣传，还设法从北京弄去《南征北战》等两部刚制作出还未公映的影片给他们放映。一同在苏军疗养院疗养的还有旅大市委第二书记陈伯村，他们熟了起来。陈伯村很尽主人之道，常常到丁玲住的小楼来聊聊。
在大连，丁玲很受礼遇，有什么群众性的大会也邀请她出席，在主席台上就座，座位紧挨着书记、市长。
经胡乔木、欧阳钦介绍，春节过后，丁玲转至鞍山附近的汤岗子温泉疗养院继续治疗。胡乔木此前在这里疗养过，丁玲去后就住在胡乔木住过的房子。
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推选茅盾为第二届全国文协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丁玲、柯仲平为副主任。茅盾是文化部长，那边忙，柯仲平一直在西安。全国文协的工作一直是丁玲在主持，现在要筹备代表大会，她只好回到北京，作些安排。商量的结果是，把严文井从文艺处调出来担任筹委会秘书长，负责筹委会的日常工作，并且把她的秘书陈淼调去筹委会作具体工作。在北京住了半个月，工作安排完了之后，她就又返回汤岗子疗养院继续治疗。她大概是4月14、15号离开北京的。
1951年3月，母亲从东总布胡同全国文联宿舍搬到多福巷16号。多福巷16号是一所整齐的四合院。房屋内部已经改造过了，设有盥洗间，安装了暖气装置，铺设了地板，十几间房。这是公家的房子。好几本书上都说是丁玲自己买的房子，错了。搬到这里就更有家的气氛了，独门独院，就自己一家人。搬进这个四合院，外婆也很高兴，她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活动活动的地方。
外婆来到北京以后生活得很愉快，她熬到了头，全家团聚了，我们也长大了，而这个社会又是她向往的社会。她每天看报，读书，写字，听广播，有时下两盘围棋，每天晚饭喝一小杯酒，她喜欢“竹叶青”。
这大半年，母亲在外，我在留苏预备部学习。我觉得我应该多陪陪外婆，再说，我即将去苏联，一去几年，也想多一些时间在她身边，所以每个星期六下午，一上完课，早早地就回家了。在家陪外婆说说话，下两盘棋，剩下的时间自己看看书，一个一个周末的时光，就这么愉快地、悄悄地流逝过去。
不幸的是5月4日晚，外婆突发脑溢血，送到北京医院，终因抢救无效而去世。
第二天，母亲从汤岗子赶回北京时，外婆的遗体已停放在殡仪馆贤良寺的一个正厅里。母亲一进得门去，就三步两步地奔向外婆，伏在外婆的身上，悲痛地哭泣起来。
外婆终年75岁。她的葬礼还满风光，葬在万安公墓。墓碑是请刘开渠设计的。
母亲好多天都没能从外婆逝世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她悔恨平日对外婆的健康关注不够。
母亲没有再去疗养，而是留在了北京。我春节在大连时，母亲同我说，趁这次养病，工作管得少，设法把行政工作辞掉，今后专事写作。那时她还职务在身，大一点儿的事情，还是问她，我在的那些日子，就见有好几次长途电话从北京打来问工作的事，也有工作方面的文件寄来让她阅复。4月份，她在京时对我说，经她的请求，胡乔木、周扬都表示同意她辞去行政工作，今后专门从事创作。有些书说：1952年10月，丁玲辞去了所有行政工作去大连疗养。那是不对的。明确她辞去所有行政工作，专事创作是1953年4月。但完全从行政工作中解脱出来是10月开完第二次文代会。
在我的印象里，5月份以后，母亲主要参与的工作，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筹备工作。她是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但因为已经明确她今后专事创作，而今后主持作协日常工作的邵荃麟也已于四月底派来，所以她这个筹委会副主任也是有名无实，不过是参与讨论讨论罢了。
6月份，陈明对我讲：“最近你妈妈工作上不大顺心，你多劝劝你妈妈，少管机关里的事，既然组织上已经同意专职去写文章了，就少考虑机关里的那些事。”我问他：“怎么不顺心？”他说：“她觉得邵荃麟来文协后，一来就否定这个，否定那个的。我劝她，这三年在文联和文协工作的成绩或不足自有组织和群众评说。”
因此，我就顺便地，也是有意地问了问母亲她工作方面的事。
对于中央文学研究所改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她有一些保留的想法。她原是想把文学研究所办成一个以教学为主的，同时兼有创作、理论研究文学评论的“研究所”。这也是当初创办这个学校的初衷。尽管她已经不再担任所长了，她仍希望学校按照这个路子办下去。但是中宣部已做决定只承担教学，她表示服从决定。
关于正在筹组的中国作家协会，她的想法是办成一个作家的团体，而不要像一个政府部门，更不要像似一个“衙门”，机构拟小一些，人员应少一些（当时的文协和从文联接收过来的行政机构合在一起好像也只一百多人）。她还说，苏联作家协会机关工作人员才二十几个人，就在一个小楼里办公，几个杂志编辑部在外，一个编辑部也就十人左右。有作品，作品产生了一些社会影响的人方能成为会员。作家任实职，采取轮换制。如主持工作的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各部门负责人，采取轮换制，任职三年左右，然后去搞创作。这样可以繁荣创作，也不会断送作家。作家当“官”当久了，不到生活当中去，也就不会再有作品了。
这些想法，即使现在看来，也不失为一些好主张。在当时，这些主张原则上、口头上大概也会得到赞同，也许不会公然遭到否决。但是若要把它具体化，讨论、实行起来大概就会有些问题。后来的情况是，作协机关人员很快地增加了好几倍，而“轮换制”好像从来就没有实行过。在“官本位”的体制下，喜欢做官的人还是大有人在，而在宗派情绪还在作祟的情况下，要实行“轮换制”，谈何容易。
丁玲未免又有些理想主义了。主意不能说不好，但是势必有人听了心里反感，得罪人是无疑的。因为，是会有一些作家，口头上也嚷着要搞创作，而实质上热衷于当“文化官”，而没有作品的人和已写不出作品的人，其剩下的“职业”也就只有是当“官”。
也就在6月的一天晚饭后，邵荃麟夫妇来访，我适逢在家。天气热，母亲就在院内凉棚下招待他们。他们是第一次来，坐了一会儿。
他们走后，我问母亲：“邵荃麟是怎么一个人？”因为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他。
母亲说：“是一个老资格，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我是这两年才认识的，他同冯雪峰熟，关系不错。”
我又问：“他写过什么作品？”
“不知道。我孤陋寡闻。”母亲稍稍停顿，似乎想了想，“在香港，写了些文章批判胡风。”
我又问：“他在今后的中国作家协会将担任什么职务？”
母亲说：“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最初的方案，是一正六副，茅盾为主席，周扬、我、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为副主席，七人组成主席团，邵荃麟担任秘书长、党组副书记，负责日常工作。邵荃麟表示，这样安排，他工作起来有困难。如此一来，冯雪峰就表示他可以不担任副主席，由邵担任。以我这几年工作的体会，邵荃麟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最后议决，增加一位副主席，一正，七副。”不过我从母亲说这些话的语气和神情上感到，她似乎对邵自己提出的做法有点儿不以为然。
我问：“那么谁当党组书记？”
母亲说：“我已经决定去写文章，我是不会继续去当了。曾经酝酿过几个方案，调柯仲平来北京，但估计他不会来；另外考虑冯雪峰，不知道他的意思怎样，不行的话，就只有周扬来兼任。”
我好几次地劝她，让她别操心这些事了，免得烦恼。她说也是。
母亲不想做“官”，也从无“官”瘾，只想专门写作。从她到根据地以后来看，她所做的工作都是初创，等一切都上轨道了，她就想辞去工作专事创作，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是如此，《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是如此，北京这三年做全国文联和文协的组织领导工作也是如此。但是，从上海，到保安，到延安，到北京，她都处在文艺领导的核心圈子里，所以她总还是要思考文艺方面的问题。即使她不再担负实际领导责任了，以她的地位，她也有她的意见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样的想法。
这期间，我听母亲说，她见到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林铁很欢迎她到河北省去，去什么地方，如何任职，怎样工作，都根据她的意见安排。林铁与她原是在晋察冀根据地就认识的。我认为这块“根据地”选择得好，正是毛主席让她去当几年县委书记的路，于是极力赞成她的想法，就是干脆把行政关系、党的组织关系全都转到河北省去，离开中国作家协会，在那里生根，就像苏联的肖洛霍夫那样。后来我到苏联留学去了，没有再关心她的这件事。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按照她原先的这个想法去实行。我后来有时想，假若真是那么实行了，她或许还有可能躲过后来的劫难。
1953年9月，第二届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丁玲在会上作了《到群众中去落户》的发言。
这篇讲话是谈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主要还是着重于思想、精神、感情层面的落户。她主张去到农村、工厂、部队，应与那里的人群融合在一起，把自己看作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当主人，和他们一起工作、奋斗，想其所想。这样，通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就会得到一些真实、深刻的东西；而不主张当客人，走马观花似的下去“体验”一下生活。
全国第二届文代会大会代表四百七十一人，选出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一百〇三人，依姓氏笔画顺序公布。选举情况、各委员各得票多少，最近一篇文章有所披露。其前六名为：丁玲，四百七十票；茅盾，四百六十八票；老舍，四百六十七票；郭沫若，四百六十七票；梅兰芳，四百六十七票；周扬，四百六十六票。
丁玲票数最多，以全票当选。但是她本人并不知晓。知道的人可能也没有几个。从该文披露的文代会副秘书长陈白尘给文代会秘书长阳翰笙的一份报告中即可明白。此报告为：
翰老：
文代大会选举结果统计表共四张，另说明一纸（即当天大会上报告——吴雪口头报告）送上。这是大会重要的文件，请您妥为保存，也不必让别人看，因为当日没有依票数多少报告者，即因其中三位主席得票数都不是最高数也。
陈白尘
十月三日
这份“大会重要文件”近年被人在旧货摊上购得，然后投稿《新文学史料》，予以披露。从两次文代会的选举结果来看，丁玲的威望还是比较高的。
《人民日报》载：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10月9日上午举行，会上一致推选出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郑振铎、夏衍、巴金、柯仲平、老舍、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洪深、阳翰笙、蔡楚生、袁牧之、齐白石、江丰、吕骥、马思聪、陈沂等二十一人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组成主席团；并推选出郭沫若为主席团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阳翰笙为秘书长。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在10月9日上午举行会议，会上选出茅盾为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为副主席，组成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
1953年第二届全国文代会后，丁玲专事写作，无官一身轻。她认为，既然不再担负行政工作了，就不应同时享受两方面的生活待遇，便主动提出不再领取工资，今后靠稿费生活。所以自1954年1月起她就没有再领她行政七级的工资（每月三百元出头一点）。她退还了公家配备的炊事员，自己花钱雇保姆，甚至连公务员的工资她也自己付（这反而造成公务员后来级别升级、增加工资评定上的麻烦）。
丁玲从不看重钱，捐献、买国家公债都是带头的，党费交的远超标准。周围同志谁有困难便慷慨接济。这倒不是她钱怎么地多，用不了。她生活仍是简朴的。一条1945年在张家口公家发的褥子直垫到1979年复出，灰布都快洗成白布了，满是补丁。她拿出来对她孙女说：“小延！这床褥子就送给你吧！作个纪念。”后来小延把这床褥子捐赠给了丁玲家乡临澧县博物馆丁玲展示厅。丁玲对子女也要求严格，要我们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对祖慧稍好一点儿，因为是女孩子，给她做了几件漂亮一点的衣服。至于我，直到1953年去苏联留学以前，铺的、盖的都是1947年到哈尔滨时东北局发的被褥，穿的也是供给制时发的几套制服。她除了给我寄过几次放假时回家的路费外，也从未寄钱给我。家里经济陈明主管，日常家务开支公务员夏更起管，她好像也有手不沾人民币的习惯。口袋里从不装钱，极少去商店。上世纪80年代亦如此。一次，儿媳灵源陪她去全国政协礼堂看电影，忽然她低血糖发作，需吃糖或点心。因为走得急，灵源忘记带钱。两人都没钱，灵源赶忙跑出礼堂找司机借钱买了来，一路小跑，方才没出事。
她生活上也没有特别的嗜好，休息时在院子里散散步。外婆在世时，晚饭后陪外婆下下围棋，朋友来时偶尔打几盘扑克。无论下棋还是打扑克都不怎么动脑筋，所以输多赢少。她也不在乎，晚饭后有时一个人玩二十分钟扑克牌“通关”。这都是换一种方式休息脑筋，不去想工作或创作上的事。
她喜欢同朋友聊天。我在家时也常常和我聊。经常聊到小院里只有我们说话的这间房子还亮着灯。那时住在我们家里的她的秘书张凤珠说：“这母子俩真有话说。”
文代会后，11月，丁玲两次到官厅水库工地参观访问，写下《粮秣主任》一文，发表于11月20日《人民日报》。
12月，丁玲去当年她搞土改的桑干河畔的温泉屯，看望那里的乡亲，让她难受的是，有几个当年的积极分子已经再难相见，他们被国民党军队和地主反动武装杀害了。她后来还去过桑干河边的农村几次，为她的另一部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收集材料。
1954年3月，丁玲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常德。有着湖南人特有的犟脾气性格的她，仍旧没有进曾经可能成为她的婆婆，但后来没有成为她婆婆的我的三舅家婆的家门。我总觉得她有点儿走极端，这么多年过去了，过去的那些事算了。何况外祖母和他们还一直保持来往。她那年回常德，访问了一些家乡的农民，写下了《记游桃花坪》。
1954年6至8月，她在黄山开始写作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述说的是，桑干河畔的翻身获得土地的农民，在国民党军队侵入后，为护地开展的武装斗争。可以说，它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
她在黄山写了五万字。1955年2至6月在无锡写了三万字，共写成八万字。1956年10月在《人民文学》发表约四万字。
关于《在严寒的日子里》这本书的构思，我还在国内的时候母亲就同我讲过，其结局是这支护地队的失败。在当时，以失败为结局的书是极少极少的。她说她在西北坡时，向刘少奇同志谈过她的这个构思。刘少奇支持她这样写，说：“可以写失败，就是写它的失败，从失败中写出经验教训。法捷耶夫的《毁灭》写的就是失败。失败当中也有英雄，也有不朽的精神。”
1954年9月，丁玲作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4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派出周扬为团长，丁玲、老舍为团员的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陈冰夷、高莽为代表团工作人员。会后，周扬、丁玲、老舍和高莽赴列宁格勒参观访问。苏联作家协会的两位工作人员陪他们一道前往。
我到苏联以后，就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学习潜艇设计制造，所以和母亲一起度过了四天。
第一天的晚上，母亲和我聊了好一会儿。她说：“苏联人待我太好，有人心里会不高兴的。”“在莫斯科，我们去参观苏联文学馆。馆里有好几个厅，分别陈列许多作家的照片。首先是俄罗斯作家，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等等；然后是苏联作家，如：高尔基、法捷耶夫、西蒙诺夫、肖洛霍夫、爱伦堡等等；最后一个厅，陈列着现代外国作家的照片，中国作家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四个人的照片。我看到挂着我的照片，心里很不安。我向陪同我们参观的文学馆馆长说：‘我要求你们把我的照片取下来’，并且向他解释：‘我的照片，即使在中国也是不挂的’。这位馆长耸耸肩膀，笑着回答道：‘丁玲同志！这是在苏联。’他补充说：‘挂哪些作家的照片，我们是经过认真考虑和研究的。’虽然我再次重复了我的要求，但是他们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走进这个厅时，周扬一见墙壁上挂着我的照片，脸色顿时就变了。”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只是听她说了之后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以我那时对周边环境的感受，丁玲在苏联负有盛名。在苏联社会上，丁玲的名字为许多人所知晓，许多人读过她的书。
令母亲不安的还有苏联作家对待他们三个人的态度。母亲说：“苏联人待我太好、太热情。相比之下，周扬受到了冷落。在大会上，周扬是团长，他代表中国作协在开幕式上讲了话，致了贺词。可是苏联人还要我在后来几天的大会上讲话。我表示不讲了，周扬已经代表了，可他们仍有要我讲的意思，我怕说服不了他们，只好作点准备，写个发言稿，以备万一，另外，还是一再表示不讲了。在一些场合，苏联人总是把注意投向我。这使我不得不好几次地设法使周扬成为中心，但并不怎么有效。我这次出来，总注意着自己不要突出，可是苏联人又偏偏对我更热情，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她说，“这次出来，太没有意思了，老要思考这方面的问题，累。”
时隔许多年，1990年前后吧，一天，陈冰夷去我妻子的姐姐李纳家闲聊，恰巧我也在，提起那年出国的事，他说，那年出国，苏联作家和其他国家的作家对丁玲很热情，很尊敬，在大会上，向代表介绍丁玲时，经久不息的掌声。周扬受到冷落。他说这话时，周扬、丁玲都已作古了。
高莽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
大概是大会开幕的前一天，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设宴招待中国、朝鲜、越南、蒙古等代表团。法捷耶夫请丁玲坐在他的身边，表示特别关心与尊敬。丁玲的左边是女作家尼古拉耶娃。她们过去已相识。这次一见面显得特别亲热。我还记得，尼古拉耶娃对丁玲说，她特别喜欢孩子，尤其是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孩子，她请求丁玲下次再访苏时，给她带一个中国孩子来由她抚养教育。那天《真理报》还拍了照片，第二天便见报了。
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晚上，我到丁玲同志房间去通知第二天的活动日程。她顺便问我：“明天开幕式要不要佩戴上‘斯大林文艺奖章’？”我觉得是一种荣誉，也是对发奖国家的一种尊敬，便说：“佩戴上很好。”
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来到了会场。克里姆林宫大厅里金碧辉煌，人人兴奋异常。丁玲满脸喜悦。银色的斯大林文艺奖章在她黑色的丝绒旗袍的右胸前闪闪发光。很多人走过来和她打招呼和表示欢迎，其中除了苏联文学界朋友以外，还有其他国家的作家。
大会期间，适逢古巴诗人纪廉荣获列宁国际和平奖，为此举行了庆祝会。爱伦堡是该项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他请丁玲代表中国作家发言。我记得，那是大会第十天的上午。大会临时改为授奖会。丁玲上台前，请爱伦堡过目一下她的讲话稿。爱伦堡扫了一眼，认为发言稿的头尾可以省掉，因为那是一般的客套话。丁玲接受了他的意见。丁玲的祝词很亲切，她说：纪廉的名字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甚至有不同的译法，说他是古巴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勇士，他的诗不仅鼓舞拉丁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时也鼓舞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丁玲的讲话很简炼，受到全场热烈的欢迎。身材不高，黑皮肤白头发的纪廉离开座位，走到丁玲面前向她表示感谢。
1954年除夕，我们应莫斯科大学教授、女汉学家波兹德涅耶娃的邀请，到一家饭店去辞旧迎新。饭店装饰得琳琅满目。大厅周围是包厢，我们五个中国人加上波兹德涅耶娃一家四口，占了一个包厢。大厅中央是舞池。乐队一直在演奏名曲。
波兹德涅耶娃过去译过丁玲的《水》，近年又译了她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丁玲因这部获得斯大林文艺奖。
十二时整，餐厅里响起克里姆林宫钟声。客人们好一番欢呼，互相拥抱接吻，彩条抛向空中，香槟酒喷着白沫飞溅。大家欢庆新的一年到来。这大概是丁玲在国外度过的最后一个快乐的除夕之夜。回国以后，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她连连遭到批判。
且不说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作家对丁玲的热情与尊敬有加，仅从作为主人的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在正式的欢迎宴会上，安排坐在他身边主宾位置上的是丁玲这一点上看，母亲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女作家丁宁这样回忆她那时初次见到丁玲的印象：
来作家协会已经不少日子，心中纳闷，怎么一直不见丁玲？她可是我从小就崇拜的作家。……我多么盼望一睹这位大作家的风采。便问同事：丁玲同志住在何处？答曰：多福巷十六号。
终于有一天，办公室接到通知，明日派车准时接丁玲来二十二号。翌日，作协党组成员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人，似比以往来得齐，我早早站在办公室窗口，翘首以待。上午九时许，先从大门口传来一串朗朗笑声，丁玲来了！只见一大群人簇拥着她，那情景，我毫不夸张，就像迎接一位女王，连平日面孔严肃的邵荃麟，也喜气洋洋的样子。一个个，对丁玲那份尊重，那份热情，绝无虚伪，绝对出自于真诚。
好半天，我才清楚的看见了丁玲，她仪态万方，表情生动，气质高雅而不矜持，体态略胖，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身着春装，足穿布鞋，外罩一件合身的夹大衣。大大的眼睛，闪动着睿智、豁达和自信，显出一种自然、朴素中国一代知识女性的魅力。
这段文字写得还是很真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