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一行自延安出发，经清涧、绥德，在碛口渡过黄河，又经临县、兴县、岢岚、五寨、神池、朔县、平鲁、左云、右玉、丰镇，走了五十余日，于12月15（或16）日到达当时晋察冀边区的首府张家口。

　　不巧，就在元旦前夕，国民党军队沿锦（州）承（德）铁路进入热河，抢占了朝阳、凌源、平泉等地，切断了从张家口经承德去东北的路线。因此，丁玲就滞留在了张家口。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指明党的土地政策从实行减租减息转变到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个土地制度改革的运动，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大变动，是彻底铲除农村封建制度的运动，它将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

　　丁玲即打算投身到这一运动当中，决定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到农村去。

　　她先走马观花地住过几个村子，最后在涿鹿县一个名叫温泉屯的村子住了下来，和陈明，还有一个叫赵可的同志，一起进行这个村庄的土改。关于这段土改的工作，她回顾说：

　　我在涿鹿温泉屯村里参加了一个月的工作，经常和老乡们在一块儿。今天和这个聊，明天又找那个聊，我在工作上虽然本领不大，却有一点能耐，无论什么人，我都能和他聊天，好像都能说到一块儿。我和那些老大娘躺在炕上，两个人睡一头，聊他们的家常，她就和我讲了：什么儿子、媳妇啊，什么闹架不闹架啊，有什么生气的地方啊，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啊；村子里谁家是好人啊，那一家穷啊，那一家不好啊。我可以同老头子一起聊，也可以和小伙子一起聊……

　　丁玲的这种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和接触群众的本领，使她在与群众亲切、随意的聊天中，就迅速地了解到村子里各类人物的家庭、生活和土地财产情况以及他们的思想情况，从而准确地把握了村里的阶级状况，制定了有力的斗争策略。土改后期，村里分房子，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马上就能说出来，哪里还有几间房子，分给什么人住合适。村里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

　　当时内战形势逼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完成了对全村阶级情况的分析，发动广大贫雇农，把贫雇农组织起来，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平分土地，支前参军等一系列工作。当工作全部结束时，张家口也吃紧了。

　　中秋节（9月10日）刚过，他们回到涿鹿县政府，遇见到这一带观察部队转移路线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朱良才一见到丁玲便说：“怎么你们还在这里！快回张家口去！”以当时的敌我态势来看，怀来、涿鹿都属于张家口东线前沿的两个县份。丁玲想到，这一带包括温泉屯的刚刚获得土地的男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蹂躏，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报复迫害，她怎么也挪不开脚，离不开这块土地，她想留下，同这里的人民一道上山打游击，但这必须回到晋察冀中央局去再说，而组织上当然不会同意她去打游击。

　　当时的张家口，沿平绥铁路东西两线受敌。在这样的情势下，面对东西两面夹击，张家口是守不住的。因此，晋察冀军区和中央局于9月16日作出能守则守、不作坚守，必要时准备放弃张家口的决定，并立即疏散机关、学校和物资。

　　丁玲回到张家口只呆了一天，便经组织安排于9月19日乘汽车撤离张家口，撤退到老根据地阜平地区。

　　丁玲在阜平的红土山暂时落了脚，这里是《冀晋日报》社驻地。她对同路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这年11月初，她在红土山开始了这部长篇的创作。这是在冬天，她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这时连去离红土山只有二里来地的中共冀晋区党委驻地史家寨，走起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她把火炉砌得高一些，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减少疼痛，坚持写作。

　　1947年3月初，丁玲从红土山搬到了同是阜平县的抬头湾。抬头湾是一个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依山傍水，一条清澈的胭脂河从村北流过，河的两岸是沙滩。这条清澈的小河，一到夏天下暴雨时，会顿时变得浑浊，河水汹涌，漫溢沙滩，因此村外筑了一条长堤，以防水患。沿胭脂河从城南庄由西向东到广安镇这二十里路间的大多数村庄都驻着晋察冀边区的首脑机关。军区司令部、政治部驻城南庄，中央局驻城南庄东边两里的新房村，边区行政委员会驻广安。抬头湾就在城南庄和广安之间，西距城南庄十七里、新房村十五里，东距广安三里。丁玲的供应关系在中央局，若是住在那里，人多、事多，总是会有一些无法推卸的零碎工作给她做，为了能专心创作，她选中抬头湾这个村子，既离首脑机关不远，又比较清静。这里只驻有边区青联等几个群众团体，加起来也不过十几二十个人。丁玲与它们仅仅是邻居，并没有组织上的关系。

　　5月16日，丁玲去冀中参加土改的复查工作，经曲阳、定县、安国、博野、肃宁，至冀中区党委所在地河间，后经行唐返回，历时半月，是随晋察冀中央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去的。带队的是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参加的有刘仁、吴德峰、宋邵文、周扬、邓拓等。主要是听取下面的工作汇报。关于此次冀中之行，她原想再下去多经历些群众斗争，来弥补她生活和写作中的不足，但是通过实际工作，她明白这段生活对她全是有用的，但写这本书能用的实际材料却不多。于是，便赶回抬头湾，继续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和周扬于1945年底先后来到张家口，并都留在了晋察冀边区。丁玲没有分配具体工作、没有担任具体职务，两年半来，三次下乡参加土改，然后就是找一个比较安静的村子住下，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扬官运亨通，在张家口时担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尚踞成仿吾之下（校长是成仿吾），撤离张家口后，担任了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继而部长；1948年春，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组为中共中央华北局，他更担任了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如果说在延安时，周扬与丁玲大体上平起平坐、地位大体相当，并且组织关系分属不同系统，谁也管不着谁的话，那么现在地位与关系已发生了变化，周扬作为华北地区宣传、文艺、新闻、出版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对于丁玲的这本书能否出版，自然是握有决定性权力的。

　　1947年8月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只剩最后几章，丁玲誊写了一份给周扬，请他提意见，但不得回音，周扬反应冷淡，也不说什么意见。

　　10月份，在广安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上，丁玲就听到彭真同志在会上的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主）、富（农）’思想。写起文章来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很漂亮，就同情地主富农”。

　　母亲后来说：“彭真虽然没有指名，但我知道他每一句话都是在说我。我写的贫雇农家里就是脏，地主的女儿（后来改为侄女）黑妮就是漂亮嘛！而书中的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

　　母亲进而同我说起那天散会时的情景，她说：“散会时，天已黑，罗瑞卿、蔡树藩和萧三走在一起，旁边有警卫员、勤务员们打着马灯，照着路，我跟在他们后边，只听蔡树藩问萧三：‘老萧呵！刚才彭真同志批评作家写的书里有地、富思想，是说谁呀！’萧三心里明白，但佯装不知，说：‘他又没指名，谁知道他说谁。’”

　　母亲说：“这次会议之后，周扬才说这本书有原则问题，和表现上老一套。我觉得他不诚恳，我是诚心诚意请他提意见的，希望能出版，他不提意见，反而背后向彭真说，借彭真来压我。至于彭真，他大事很多，不大可能看我的稿子。他主要是相信周扬，周扬怎么说，他怎么信，怎么说。”

　　丁玲在一份名为《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我对周扬同志工作上曾有过的意见》的申述材料（1956年写的申述材料之一）中又说：“后来萧三同志告诉我说，蔡树藩同志问他：‘丁玲怎么搞的，搞了一阵土改，写了一本同情地主、富农的书？’萧三问蔡树藩如何知道的，蔡说是周扬同志在土地会议主席团院子里说的。萧当时说这书他也看过，其中并未同情地主富农。”蔡树藩此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按理说，这样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当时是很需要的，但是却遭到拒绝。既然这本书被周扬认为有“地富思想、有原则问题”，又得到彭真的支持，自然出版无望。所以，丁玲苦恼极了，只好放下笔再下去土改。

　　10月份参加完晋察冀土地会议后，丁玲应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长沙可夫之邀去华北联大暂住，11月中旬和联大的师生一起去石家庄附近的获鹿县搞土改。她带一个工作组，主要是在宋村，负责附近五个村子的土改。

　　她后来在东北和我忆起这次土改。她说在宋村还遇到一件事：“这村里居然有一个有文化的地主，我下去的时候用了一个假名‘蒋英’，竟然被他识破，他对人说：“这个叫‘蒋英’的女人，其实是丁玲，是个很有名的女作家；有名的女作家，还有一个是冰心。”母亲说：“我听了之后，心想这村不简单啊！”

　　这个村子果然不简单，这一带是新解放的地区，在工作组进驻前，他们自己也搞了一段“土改”，地主们收买了一部分村干部，收买了一些地痞流氓，成立了假贫农会，建立了民兵组织，掌握了十几支枪。丁玲带工作组进驻后，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摸清了情况。随着调查的深入，矛盾逐渐尖锐，在地主们的操纵下，他们企图把工作组驱逐出村。丁玲获悉这一阴谋后，在区委的支持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召开全村群众大会，揭露地主的阴谋，解散了假贫农团。她又一次地显露了她“武将军”一面的性格和魄力。

　　她在宋村搞了四个多月土改，比在桑干河畔的温泉屯时间长，工作也细致一些，而且此时已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政策更加明确。所以这一段土改对她写作这本书无疑是很有益处的。同时，她在这里还发现了新的人物，作为她后来的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主人公的模特。

　　1948年4月底，在丁玲从宋村土改回到华北联大，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突击写完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后四章，并将全篇进行了修改。在最终定稿之际，她接到通知，中央决定她作为以蔡畅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代表，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民主妇联第二届代表大会，并于即日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集中，然后转道东北出国。

　　关于去巴黎参加国际民主妇联会议，两年前就曾有过一次，那是1946年5月的事。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戈登夫人来电，邀请中国解放区妇女选出两名理事，一名候补理事出席当年6月下旬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党中央决定蔡畅、邓颖超为理事，丁玲为候补理事出席会议（以中国解放区妇女筹委会选出名义公布）。新华社发了消息，《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都刊载了。这消息很轰动，那几天凡遇见丁玲的人都打问这件事。母亲对我们说，她说不定还要往回走，从张家口再回到延安。但是，这件事不多天就结束了，因为国民党政府拒绝发给她们三人护照，故未能成行。朱德总司令在写给史沫特莱的信里也说到这件事：“丁玲准备出国参加巴黎国际妇女会议，因此不能应邀去美国。但是，丁玲和邓颖超同志都受到国民党的阻挠，因此丁玲失掉了访问美国的机会。”

　　丁玲于6月14日离开华北联大。途中路过华北局，去看了周扬。6月15日到达西柏坡。

　　那么，此时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是何态度呢？丁玲在6月14日日记中记有：“周扬挽留我搞文艺工委会，甚诚。但当我说到我的已突击完工时，他不置一词。……他对我之写作是有意的表示着冷淡。”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本书的出版问题上，周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着不出，丁玲也只好“放下笔，再下去土改”。然而，周扬无法一手遮天，丁玲也不是没有说话的地方。现在，这个说话的机会来了。

　　丁玲很幸运，到达西柏坡的当天，也就是6月15日，先后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与他们进行了长谈。她的6月15日日记中记载：

　　晚饭时到的组织部，坐了一会，才到东柏坡来，东柏坡住的是妇委。我本想直去西柏坡，但一想不要太自由了，还是由人安排吧，所以还是住妇委。听说和之华大姐住，就又高兴了。

　　另外，太意外的是我刚要去西柏坡时，遇见对面有穿黄衣的人来，我仔细一望是毛主席。我不觉跳（跑）了过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毛主席说：“好得很，几年不见你了！”他并且邀我和他一道散步去。我看他身体很好，江青也照旧。我和他们坐汽车到离村子较远的地方；半路上又有傅钟同志夫妇一道。毛主席坐在空地的躺椅上，他很鼓励了我。他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他似乎怕我不懂得这意思，又重复了一遍。他又说：“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他又说：“你在农村有了十二年，再拿八年去城市，了解工业。”散步之后他又邀我同他一道吃晚饭去。我在他院子里坐谈时，他又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他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并将我与鲁、郭、茅同列一等。我说我文章不好，成绩不及他们。此时江青还说，有一时期我的影响比茅、郭为大。毛主席评郭文才华奔放，读茅文不能卒读。我不愿表示我对茅文风格不喜，只说他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郭文组织较差，而感情奔放。毛主席和江青都表示愿读我的文章。我是多么的高兴而满足啊！我告诉他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婆写了一首歌歌颂他。我把他对我的鼓励都记在日记上，我不会自满，但我会因为这些鼓励而更努力。

　　饭后见小超和副主席（注：即邓颖超和周恩来），略谈一些，他们即送我回来。沿途副主席问我内容，我从他家院子里一路说到我住的地方，他很注意的听并且不断的问。他们使我在他们面前感到是在自己家里，同自己最爱的人说话一样。

　　日记中“毛主席和江青都表示愿读我的文章”，“文章”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手稿。在丁玲同日致陈明信中亦有“他（毛泽东）问我的作品，并且答应我读我的原稿”句。

　　从这篇日记可以看到：（一）从离开延安后与毛泽东的这次初次见面，毛泽东很热情亲切地接待她，既邀她一起去郊外散步，又邀她一道吃晚饭；（二）毛泽东很鼓励了她，说她“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而且一再地对她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这可理解为肯定她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成绩和勉励她今后更坚定地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三）毛泽东给予她很高的评价，把她“与鲁、郭、茅同列一等”；（四）毛泽东表示愿读她这本书的文稿，这当然是丁玲最高兴与满足的。此外，她还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与他们详谈了她这本书的情况。

　　母亲曾多次和我谈过这件事，但谈话中说到的那天见到毛主席的一个重要情节，可惜她没有记入日记。就是当毛主席问她这两年在做些什么的时候，她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情况，以及出版在周扬那里受阻，彭真在会上批评说有“地、富思想”都向毛主席说了，并且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的意见。毛主席听后当即表示愿读她的文稿，江青也表示愿读。毛主席可能是考虑自己事情太多，所以后来想想又说，叫胡乔木、艾思奇、萧三、陈伯达四个人先看，看后向他提出意见。

　　这样，丁玲就主动找他们，在第二天，也就是6月16日，把稿子交给了胡乔木，请他们审阅。

　　正因为母亲没有将毛主席要胡、艾、萧、陈四人先看，看后向他提出意见的这一情节记入日记，而她6月16日日记中又有“把稿子交给乔木了，乔木问我有何希望。我说看看，如政策上没有问题，文中有可取之处，愿出版”的记载，所以众多书写丁玲生平的作品，说到这一问题时，都是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在周扬那里受阻，丁玲求助于胡乔木、艾思奇，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终使该书得以出版。这样写，可以理解，也不错，胡乔木、艾思奇、萧三都是愿意帮助丁玲的，但是写的并不完全，也没有写出最核心、最关键的地方，因为他们不了解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即胡、艾、萧、陈是受命于毛泽东，毛泽东才是最终裁决者。

　　这一重要情节，母亲从未向外人说过，即使晚年说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也没有向人披露。其原因主要是不想让人觉得她借此抬高自己，再就是考虑与周扬的关系。

　　稿子在胡乔木那里放了三四天没有看，可能是胡乔木有别的一些事比较忙。丁玲就去找艾思奇，请他先看，以便在她走之前，使艾思奇反映一些意见上去。

　　艾思奇用两天看完了丁玲的稿子，并提出了可以出版的肯定意见。丁玲在6月26日日记中写道：“原定二十三日动身，但二十三日我病了，睡了一天。伯达同志来看我，告诉我稿子可以出版，因为艾思奇同他谈过了。艾尽二十一、二十二两天把我的稿子看完了，他觉得里面有些场面写得很好，尤其是斗争大会。他对周扬所说的原则问题，及所谓老一套都不同意。艾这次很忙，又准备去学校，还在写文，硬挤出时间读完我的稿子是很可感激的。陈一听就来告诉我，也很痛快。”

　　陈伯达表现出来的格外的热情与关心，是一种身负使命的反映，可以从这一个侧面证实他受命于毛泽东关注此事的事实。他后来还参加与艾思奇等的讨论。陈伯达当时是中宣部副部长，但他从未分管过文艺，与丁玲也说不上有什么交情。

　　丁玲出发前向胡乔木告别时，胡乔木对她说：“你是个作家，该带着书出去。”其意思是明显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以出版，而且要尽快出版，出国时带出去。丁玲终于带着比较踏实的心情踏上了前往东北之路，但书的出版还有待最后决定。

　　母亲在西柏坡（西柏坡与东柏坡就在一条溪流两边的山坡上，相距大约半里）住了九天，心情是很愉快的，感到回到了家，像见到了家人。刚到那天她就和毛泽东约好，以后她要找他就在他散步的时候，主席高兴地答应了。九天里，她见了毛泽东五次，在毛泽东那里吃了两餐饭，还喝了酒，一起照了相。同周恩来长谈了一夜。还去看望了别的一些领导同志。母亲到哈尔滨后还告诉我，出发的前一天她生病了，拉痢疾，发高烧，毛主席知道后，派人给她送来一点饼干和面包。她说，这些东西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大概是前方搞到了一些，送回来给他和其他中央首长的。

　　丁玲感到唯一过意不去的是没有见到董必武。她在6月22日日记中写道：“这次没有去看董老（看过一回，他开会去了），心中很抱歉，因为他是我喜欢而尊敬的老人家，没去是失礼的！”丁玲喜欢和尊敬延安时代的几个“老”，尊他们为革命前辈。几个“老”对丁玲也关心，有时也来看看她，一起聊聊天。我还记得董老的一次来访。那是1945年四五月间的一天，董老来到我母亲住的位于半山坡上的窑洞。母亲见他爬山爬得气喘吁吁，连忙倒水，并且削梨给他吃。他说他过几天就要到重庆去，然后再去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他问我母亲有什么事要他在重庆办。母亲便即刻写了一封给我外祖母的简函，请他在重庆寄出。他走时，我也跟着母亲一起送他到山下。

　　这个妇女代表团是我们党和解放区派出的第一个参加国际活动的代表团，所以党中央对这个代表团的派出，给予了十分的重视。

　　不过，在丁玲这次出国的问题上，还有过两个小小的波折。

　　一是代表人选上的事。代表人选上的波折，她是在到达西柏坡之后才知道的。

　　她在1949年夏天告诉了我这件事的始末。最初，蔡畅从东北发来的电报，代表团中文艺界方面的代表，她建议的是陈学昭。蔡畅的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中央决定以丁玲为代表。母亲同我说，毛主席见到她，同她谈到出国事时，说：“陈学昭不能作代表，她这些年没有成绩，和人民没有结合，要出国，也只能作随员。”母亲说：“蔡畅的意见当然也是有她的考虑的，陈学昭是留法的，会法语，在国外活动起来方便些。但是，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工作成绩、代表性、影响力。”

　　由此看来，毛泽东亲自过问了代表人选的事，丁玲当这个代表，是毛泽东主张的。

　　另一是周扬要把她留下来的事。也就是丁玲6月14日日记中所言：“周扬挽留我搞文艺工委会，甚诚。”

　　母亲告诉我，在西柏坡，邓颖超和她谈起周扬要把她留下来做负责华北局宣传部领导下的文委工作的事，说周扬还专门打来电话要求把她留下。邓颖超说：“恩来知道后说：‘真是怪事，丁玲来晋察冀两年多，也没有给她安排工作，现在要出国了，倒要给她安排工作了。’恩来主张文委工作由周扬自己暂时兼任。”

　　母亲说，西柏坡的人都赞成她出国，胡乔木、陆定一也都认为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主张她出国。

　　所以，丁玲的出国是周恩来极力主张的，也得到了邓颖超、胡乔木、陆定一等多人的支持。

　　当时出国不仅负有宣传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重任，就个人来说也是在国际上增加个人形象与影响的机遇。丁玲乃一文人，常常会为所谓的“诚”而感动，而动摇。然而，旁观者清。

　　丁玲走后，胡乔木和萧三抓紧时间看完了丁玲的稿子，可以向毛泽东进行汇报，有所交代，并作出最后的决定了。这个最后决定的形成，是在西柏坡附近的一个树林子里完成的。亲临其境的萧三当时的夫人甘露对此有一段回忆：

　　七八月炎夏的一天下午三点钟后，毛主席的警卫班长李树槐来我家通知说：天气太热，主席日夜工作太累，大伙要他到室外散步，他请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同志同去。萧三和我赶紧带着一岁的萧平来到毛主席门前，和乔木、思奇以及三个孩子会合。毛主席高兴地和我们一起坐上他的中吉普，驱车二十余里，到一个树林边下车。我们把椅子、板凳搬下来，陪着主席走进树林。毛主席坐了一会儿，却见乔木、萧三、思奇同志没有坐而走到一边，只剩毛主席同我和孩子们在一起。毛主席摇着大蒲扇，一边给孩子们赶蚊子，一边问我：“他们几个在干什么呀！”我忙走过去问他们：“主席问你们干什么呢！怎么不来陪主席呀？”他们说：“我们在谈对丁玲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见。”我把他们的话对主席说了，并补充说：“最近丁玲写完了一部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写张家口附近农村土改的。丁玲请他们几个同志看看，提提意见。”前些日子，萧三曾告诉我，他们几个把丁玲的稿子都看完了，要找个机会讨论一下，却找到了今天这个机会。主席边听边抽烟，想了一想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过了约半个小时，胡、萧、艾三个人来到主席身边，主席问他们讨论得怎么样，乔木同志说：“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发表。”主席这时把刚才说的关于丁玲的话又说了一遍。

　　从上述之胡乔木、艾思奇、萧三一起讨论并向毛泽东汇报其意见的情节，也可说明他们是受命于毛泽东的事实。

　　7月17日，胡乔木打电报给去哈尔滨途中已到达大连的丁玲，传达了同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的最后决定，并附了几条修改建议。丁玲是在7月11日到达大连的。

　　甘露文章中所述，在树林子里形成最后决定的时间是“七八月炎夏的一天”，以胡乔木7月17日发电报给丁玲这个时间来推测，去树林子的那天，当应是7月17日前一两天，或是三四天。

　　关于胡乔木、艾思奇、萧三，还有江青等人的意见，在陈明从石家庄给丁玲的两封信里也有述说，且比较详尽。一封写于8月6日：

　　我7月底离开联大，回到石庄。在联大时，曾遇艾思奇（他在联大任教），问他关于你长篇稿的消息，前晚萧三来此，昨天见到他，谈到你稿子的情形。长篇经艾、萧、江青三人看过，联名下了四条意见，请求中宣部才比准出版。那四条意见是（大体的）：

　　1．这是一本规模较大，较有系统，文艺反映土改的第一部作品，内容符合党的政策；

　　2．故事发展、人物处理都恰当、自然，地方风景、人物写得生动、真实；

　　3．缺点是不够深刻，但仍在水平以上。有些作者自己旧的笔调，但也有许多新的语言；

　　4．有个别错误的地方。如……

　　他们的意见：作品有教育意义，有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老作家能这样做，很难得，应该鼓励，因此，请求出版。他们三人开会时，陈夫子（注：即陈伯达）也在场。原稿，连同意见已交陆、乔，为了减少阻力，乔正在偷时间也看原稿。此地出版，想是时间问题。在东北出版，中宣部也已同意，萧说，小超告诉说，已电告东北局，嘱修正出版，由你带出国去。这些消息，大概你早已知道了。

　　另一封写于8月18日信说到江青对此事的关注：

　　江（一个人）这两天到了这里，我和她谈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说很好，说作者在政策上、政治上有很大进步。说还是时代前面的作品，不是后面的作品。写农民有血肉，文采典型，人物、事件，处理很恰当、真实，语言文字虽有作者旧的风格，但作者仍是很用了功的（她不主张风格一律）。她自谦说看得匆忙，但我觉到她看的还仔细，谈起里面的人物来，很熟悉。……从她的讲话里，为了这部书的出版，她是尽力奔走了的。她也谈到将来要写工业，写城市，还说老板（注：即毛泽东）的意见，要你当县委书记！

　　陈明这两封信已是晚到的信息，他8月4日写第一封信时，丁玲已到达哈尔滨好几天了，早在收到胡乔木7月17日电报后，即在大连与光华书店谈书的出版事宜。信辗转到达哈尔滨时，书已出版了。

　　由此可见，胡乔木、艾思奇、萧三、陈伯达、江青都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持肯定与支持的态度，也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胡乔木后来于20世纪90年代初回忆道：“毛主席并没有因为《三八节有感》就否定了丁玲。他很注意丁玲的作品，并有相当评价。丁玲写的《田保霖》，毛主席很称赞。对于有才气的作家，毛主席是很赏识、器重的。后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出以后，先是不能出版，有人反对。丁玲找了好几个人看，那是在西柏坡。艾思奇、陈伯达、萧三和我看了，都认为这部书写得不错。因此，毛主席对丁玲更加看重。他曾说：丁玲下乡，到农民里面生活，写出来了，而有人经常说与工农兵结合，也没有写出什么作品，到底结合了没有？”

　　丁玲7月31日到达哈尔滨，8月13日与光华书店负责人邵公文商谈在该书店印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关事宜，光华书店等于东北解放区的三联书店，邵公文也是她在延安认识的。其实，出版事宜在大连时就已开始谈了。那里有光华书店的分店，分店很想在那里印行这本书。后来考虑要赶时间，赶在丁玲出国前印出，为方便起见，还是安排在哈尔滨印行。我那时在哈尔滨，所以稍稍知道一点儿这方面的情况。丁玲出国日期已近，书店赶时间印出，第一次印刷一千五百册，主要考虑带出国和分送国内有关同志。当年11月，丁玲就带着她的这部新著出国了。

　　1949年2月，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专程从西柏坡来到沈阳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一大批民主人士去北平。丁玲去看他，过后她于2月22日给陈明的信中写道：“下午我到大和旅馆，去看了林老。我对他真有感情，他瘦了些，还是那样可爱。他告诉我江青一看见他就告诉他我这本书很好，周扬压住不印。他要我给他一本。晚上才回。”

　　1952年母亲同我的一次谈话中，母亲还对我说：“1949年3月，高岗（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去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回到沈阳，特地向我说：在西柏坡时，毛主席对他说：‘丁玲写了一本反映土改的。有争议。彭、周的意见是错的，丁玲的书是好的。你在东北给她出版。’高岗说他回答：‘已经出版了。’主席听后放心地说：‘那就好。’”毛主席那时日理万机，七届二中全会讨论的是建国大计，他还一直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的事放在心上，我是很感激的。

　　这件事，母亲也从来没有向外人说过，原因如前。何况1954年出了“高、饶反党联盟”。

　　如果了解毛泽东那时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的关切和支持，如果了解他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以出版上的作用与意义，如果了解他那个时期（也包括在延安）对丁玲的关心、鼓励和期望，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中所说的话。尽管丁玲在晚年对毛泽东的感情和认识都是比较复杂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能否出版的争议，就这样的以周扬的意见被否定而告终。这里，没有公开的论争，只不过是一方加以指责、使用权力压住不印，另一方在无奈之下，只好到更高层讨一个说法。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完全结束。周扬不会轻易放弃、改变他的态度，也不甘心放弃、改变他的态度，在作品无法否定的状况下，很自然地就转到了对作品的评价上。

　　母亲对我说：“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筹备期间，曾有打算在会上给一部分作品授奖，周扬拟了一个拟给奖的解放区文艺作品的单子，《李有才板话》《暴风骤雨》《白毛女》等等都是一等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列为二等奖。我看了之后，心里明白他又在压我，但没有表示什么。后来因为这件事办来太仓促，就搁下了，没有再进行下去。”

　　我上面说的一些事，母亲没有向外人披露，是明智的。否则，在1955年和1957年，还不知道因此要生出多少事来，不是说这是她捏造出来的，就是说是她往自己脸上贴金，或许还有别的这样那样的说法，给她加上这样那样的罪名。

　　1948年10月，光华书店出版的初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赶在丁玲出国之前印了出来。书的封面为画家张仃设计，右上方有帆船、水流图案，整体说，封面大方、漂亮。只是张仃没有去过桑干河，还以为河上能行船，其实那条小河行不了船，水浅，卷起裤腿就能涉渡，所以有点儿脱离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