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临澧蒋家有一部始祖为周公旦第四子伯龄的《蒋氏宗谱》，共十八卷。《宗谱》中写道：“蒋之所姓，自伯龄封于蒋（现河南省固始、光山地区），为授氏之始。”丁玲为其第九十二代孙女。

　　女子不入谱，所以丁玲只在她父亲一栏中有一句说明，为：“女一冰脂，即丁零女士”。现在看到的这部《宗谱》，是1948年续修的。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丁玲是共产党员，时在解放区。显然，在国统区的续修者担心受到牵连，有意将“丁玲”写成“丁零”，将“冰之”写成“冰脂”。丁玲原名冰之。

　　与湖南临澧蒋氏家族直接有关的是第七十一世孙蒋官一。蒋官一，字南泉，以总兵官之职随明太祖朱元璋讨伐湘西一带的“南蛮”至永定卫（今张家界市），太祖命其镇守。官一于永乐二年（1404年）解甲归田，迁澧阳之马鞍山（即永定卫屯田区，后设安福县，划入该县，民国初年改为临澧县）安家。代代繁衍，遂成临澧蒋氏家族。在明代，其子孙多有为官者，高至将军，封侯封伯，他们继续发扬光大家族，从而使临澧蒋家成为名门望族。

　　澧阳为今澧县，旧澧州州治所在地。

　　然而，从清初至民国，蒋氏家族中丁玲这一支却不忘认“逆”、认“贼”、认“寇”为祖，代代相传，说：“我们实乃李自成之后裔。”

　　可想而知，这代代相传，起初是代代密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清末就比较公开了，民国以后就在当地广为传播开来。而现今，该支族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如是说。

　　我第一次听到“丁玲是李自成之后裔”这个传说，还是1944年在延安。

　　那年夏天，在毛泽东主席倡导下，延安的机关、部队、学校都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是作为整风运动的补充文件来学的，目的在于要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以此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笔者那年十四岁，在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也参加整风运动。我们学校全体师生也都投入到这个学习中，语文和历史教员为我们这些学生讲解书中的文言文，做些辅导。

　　笔者小时候对历史有些爱好，所以当时学郭沫若的这本书时，不单是把它当作一个学习任务，而是抱着很大的兴趣来学的。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笔者从学校回到家里，和母亲丁玲一起坐在窑洞门口乘凉，就向母亲说起了学校里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事和自己的心得体会。我好像并不觉得李自成有多么伟大；相反，觉得李岩还比他高明一些，作为人也完美一些，他对起义军忠心耿耿，屡有建树，却因牛金星由妒进谗，李自成偏听偏信，竟将其冤杀，我寄予了他许多的同情。回忆起来，我当时就此唠唠叨叨地说了这许多。

　　丁玲听我说完后，道：“你知道吗？有传说，我们还是李自成的后代哩！”我心里顿时为之一震，竟然有这样的事！接着她向我讲了这样一个传说：

　　清初顺治年间，有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带着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到湖南石门县的一所寺庙。这所寺庙已为兵乱所毁，破败不堪。他就在这所庙里做了和尚，成了住持。那个孩子则依于邻县临澧蒋家，从蒋姓。不几年这孩子已长大，便频频出游，声言出外经商，而每次出去必带回一大笔钱财，实际上是把埋藏在这一带的金银财宝一次次取出来。于是他成家、置地，数年间已成大富。与此同时，他捐资把这所寺庙修复一新，寺前还建了一座十分壮丽的紫石牌坊。平时给这所寺庙的布施既频繁又优厚，并且对这位住持关心、照顾甚周。这个住持就是李自成，那孩子就是他的儿子。代代相传，我们就是他的后代。这位住持，也就是李自成圆寂后，已长成中年人的他的儿子离家出游半年有余，说是访友，实则回到老家陕西米脂县，在那里造了同样的一座紫石牌坊。后人还有人去米脂看过，回来说两个牌坊一模一样。听说族里有几房还存得有明朝宫廷里的器具哩！

　　这个传说真是太新鲜了，从而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我已经不记得，在这之后的许多年月里，母亲和我是否再说起过这件事。可能现实生活已经把这个传说中的遥远的故事，推到了一个几乎可以被人遗忘的角落。我只记得母亲再向我说到李自成时，已距离讲这个传说的时候三十二年了。在这三十二年里，她经历了一番沉浮，从被誉为“中国革命的女儿”“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跌落到被斥为“反党分子”“资产阶级右派”“‘一本书主义’倡导者”。“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进位于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当时已被释放出来，流放在山西长治太行山下的一个山村。

　　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我去看望她，在那里住了七八天。我见她墙壁上挂着一本画有红娘子的挂历，十二幅红娘子都画得不错，英姿飒爽。我们的话题就从这本挂历说起。母亲说：“我打算以后写一本李岩和红娘子的。”我感到有点儿意外，但是十分赞同。我想，她或许是由于感同身受的缘故而有此念吧！于是我说：“到时候我帮你收集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往下的谈话自然涉及了李自成。一年后，我的妻子和女儿去丁玲那里，她也向她们说起自己的这一创作打算。她是认真的，只是天不假年，未能实现。

　　1979年，丁玲平反复出，重现文坛。

　　1981年的一天，母亲向我说：“今天来了几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他们说根据考证李自成的确是在湖南石门做了和尚。这样看来，我们家是李自成后代的传说向事实又靠近了一步。”我听着也觉得挺有意思，在记忆深处沉淀了许多年的那个传说又浮现在眼前。

　　为何祖籍陕西米脂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会和远在数千里之外、位于湘西北的临澧蒋家有此关联，那要回溯到三百多年前的一段历史。

　　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后，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屡战屡败，于顺治二年退守湘西北并以澧州（辖临澧、石门等县）为中心继续抗击清兵，坚持了七年；顺治八年，终于溃败。所以，李自成与临澧蒋家也就有了地缘上的关联。

　　关于李自成的归宿，历来多存歧说，史学上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兵败后在湖北九宫山遇害，即“九宫山殉难说”；一是在湖南石门县夹山寺为僧，即“夹山寺禅隐说”。

　　1980年，湖南石门县发掘了夹山寺奉天玉大和尚墓并相继在夹山及其周围出土和发现了许多文物，而这些文物又可与历史上的一些文献相印证，进一步证明了“禅隐说”的合理、正确，认定顺治九年在石门夹山寺出家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

　　从而，“夹山寺禅隐说”崛起。夹山寺被定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临澧蒋家，不止丁玲这一个小分支说他们是李自成的后裔，还有几个小分支也这么说。一致的说法是，李自成在兵败后，为留一血脉，曾将一幼子过继给蒋家。

　　将这几个分支一代一代溯源而上（自丁玲上溯九代），无不源于一名叫蒋其魁的人。也就是说，这几个小分支合为一支，都是蒋其魁的后人。而这个名叫蒋其魁的人极为可能就是李自成过继给蒋家之幼子。

　　根据《宗谱》记载：自蒋官一下传十二代，有蒋之显（字玉卿）和蒋之璠（字瑞卿）兄弟二人。兄蒋之显，生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殁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弟蒋之璠，生天启三年（1623年），殁顺治五年（1648年）。蒋瑞卿先于兄逝世，死于顺治五年，并且无嗣，卒年二十五岁。蒋玉卿时年三十二岁。他们的父亲文旻殁崇祯五年，早已去世。于是蒋玉卿“从山中拾来一个孩子”过继在弟弟蒋瑞卿房下，但由自己将其抚养成人，取名蒋其魁。

　　《安福县志·人物》篇中亦有所载：“有蒋玉卿，明清战乱时，山中拾侄抚养成人，取名蒋其魁。”

　　根据《宗谱》载：“其魁，字子中，生顺治元年（1644年），殁康熙五十五年，为蒋之璠（瑞卿）独子。”

　　如果与“李自成曾将一幼子过继给蒋家”的传说相联系，那么蒋其魁就极可能是那个李自成的幼子。显然，“从山中拾来的”只不过是诳语，否则，不仅此幼子性命不保，自己也要受到株连。

　　封建社会的家庭，具有特定的排他性，某房无嗣，通常是从相邻近的房中过继一子。像蒋家这样殷实的大家族，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从山里拾来一个孩子”过继的。

　　《宗谱》当然不可能明确写入“李自成过继一子于蒋家”这样的事实。对于这样的事实，只会采取避嫌的记法。连1948年《宗谱》的续修者尚且忌讳直书丁玲之名，清朝初期之人何敢言“此乃李自成过继而来之子”。

　　从山中“拾”来孩子的时间，与顺治二年至八年大顺军一直活动在这一带并于顺治八年兵败，与李自成于顺治九年禅隐夹山寺，在时间上契合。此子生于顺治元年，在年龄上也契合。

　　此其一。

　　纵观《蒋氏宗谱》，从汉至明，官至宰相、大将军，爵公、侯、伯者不下十数人，至于刺史、太守、知府就更多了，且不乏忠臣义士，真可说是上不“愧对”祖宗，下足以“昭示”后人。在封建社会里的确是一部显赫的《宗谱》，至少在湘西这一带还是为数不多的。

　　对于临澧的蒋氏族人来说，有这么一部可光耀门庭的《宗谱》，入仕可藉其世代簪缨，为绅亦助以安富尊荣。可奇怪的是，家族中这几个分支的族人却是始终不忘认“贼”、认“逆”、认“寇”为祖，代代相传，言“我们实乃李自成之后裔”，这不是很值得深思的吗？

　　此其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临澧蒋家这一支曾将一批传世文物上交给国家。这些器物，经国家文物鉴定小组鉴定为明代宫廷器物，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此其三。

　　此外，给这个“从山中拾来”的孩子取名魁，字子中，顾名思义，魁为首领、首选之意，魁星为北斗七星之首；其字子中，可理解为其处于中心之意。名字取得大气，颇有王者之气，这也有点儿耐人寻味。姓名中，蒋为姓，其为家族中的排行，都是固定的。

　　还有，有文称，经实地考察，夹山“为当事者所扑碎”的紫石牌坊剩下的残雕龙纹饰，与米脂盘龙山李自成行宫的牌楼雕龙纹饰二者完全相同，证明母亲给我讲的传说中的这一事实不虚。

　　另外，蒋家的土地一直延伸到石门境内夹山之下。民间传说说李自成与蒋家的关系很好，从地理上说，也有这个条件。

　　关于李自成与蒋家关系的始末，临澧民间有一传说：

　　一天，夏日炎炎，李自成路过蒋家，下马讨口水喝。蒋家一老妇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水，然后从灶里拈了一点儿灰撒于水上，递给了李自成。李自成见此，心有不快，只好每喝一口水，先吹一口灰。当要第二碗时，老妇仍旧拈一点灰撒在水上，李自成心里已有怒气，但是隐忍了。当他要第三碗水时，见老妇又将灰撒于水上时，他怒火中烧，按捺不住了，喝道：“你怎敢戏弄于我！”拔出宝剑，欲杀老妇。老妇道：“将军你且息怒，我是见你汗流浃背，此时凉水喝得太猛，就会生病，故而拈点灰撒于水上，让你慢慢地喝。”李自成一听此言，顿时愧恨交加，弃剑双膝跪地，向老妇谢罪。自此，李自成与蒋家建立了情谊。李自成兵败之时，就将幼子托付与蒋家，并言无须你们花金钱养育，我有许多财宝留与你们。

　　丁玲五岁时即随外祖母离开了临澧蒋家。几十年后，她七十八岁高龄时回到故乡，看到一部《蒋氏宗谱》，方知还有始祖为周公旦第四子伯龄之说。那么母亲对自己身世的这个问题是抱什么态度呢？有文字记录的，是写给甘肃政法学院穆长青的一封信：

　　长青同志：

　　来信及赠书均收到，谢谢。

　　安福蒋家是否为李自成后代，我幼时也曾听到一点传说，但印象中并无定论。八一年某杂志来找我求证，我把当年听到过的传闻转告，供学者们作为研究的参考；在我的思想上或言谈上，都没有有力的考据去肯定和否定它。八二年我回湖南一趟，在家乡临澧县政府看到一套蒋氏族谱十余本，从第一代记到九十余代。

　　我所经历和知道的都属实无误。这族谱一直记到一九四八年。根据这族谱的记载，我一点也看不出我和李自成有什么血缘关系。因为我不治史，也无暇及此，未能进一步研究立论。你如有兴，当可进一步探索，并向临澧县政府接洽借阅参考。

　　专此颂

　　学安！

　　丁玲85.1.20

　　有人将此信文，解释为：

　　丁玲在晚年的这封信里，并没有自称是李自成的后代，而是明白、确切、不容误解、毫不含糊地说：“我一点也看不出我和李自成有什么血缘关系。”

　　我以为，如此的解释，似有断章取义加以曲解之嫌，且用词武断，并将武断之词强加于丁玲身上。

　　如果仔细读读丁玲的这封信，就不难看出，依时间有三层意思：

　　一是在看到《宗谱》之前，说她幼时曾听到一点“为李自成后代”的传说，但“印象中并无定论”，八一年曾将此传闻告有关人士“作为研究的参考”，至于她自己，“没有有力的考据去肯定它或否定它”。

　　二是看到《宗谱》时，她说：“根据这族谱的记载，我一点也看不出我和李自成有什么血缘关系”。她只是就《宗谱》实话实说，说《宗谱》里没有这样的记载。可是，试想一下，《宗谱》里又怎么可能有明确的这样的记载呢？有据可查，在清朝曾分别于嘉庆二十三年、咸丰十年、光绪二十五年三修《宗谱》，1924年、1948年又分别续修两次。不言而喻，在清朝，此等之事，避嫌尚恐不及，岂会如实记入，而在民国期间，可能是因此传说“并无定论”，故而仍依前谱。

　　三是看到《宗谱》之后，或是写信之时，她说：“因为我不治史，也无暇及此，未能进一步研究立论。你如有兴，当可进一步探索。”这话说得很明白，她并没有因看到这部《宗谱》而肯定或否定那个“是李自成后代”的传说，更不是“明白、确切、不容误解、毫不含糊”地加以否定。相反，她认为这也仍是一个可以“进一步研究立论”“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只是她自己“不治史，也无暇及此”。“你如有兴”，这个“你”，当然也包括其他所有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人。

　　我认为丁玲是客观的，虽不治史，但有史家风范。

　　关于李自成归宿的问题，史学界仍在继续讨论，尽管赞同“夹山寺禅隐说”的学者愈来愈多，但两“说”并存的局面也可能还会延续相当长时间。关于丁玲是否为李自成后裔的问题，我现在也只能说：丁玲有很大的可能是李自成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