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澧（原安福县）蒋氏家族，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众多家族中人都是走的做官、收租的航道，鼎盛时土地遍及临澧、常德、澧县、石门等县。

　　在清朝，直到清朝中叶嘉庆年间，蒋氏家族中方才有不少人出去做官，不过官都做的不很大，做得最大的也不过是道台、知府这样等级的官。

　　丁玲的祖父名定礼，也出去做官。

　　《蒋氏宗谱》关于丁玲的祖父的记载是：

　　定礼，榜名尊典，号秩臣，禀生，咸丰辛酉科拔贡，同治庚午科举人，四川补用知县，贵州补用道候补知府，署理贵州普安厅同知，充光绪丙子科贵州乡试内廉监试官，钦加盐运使司衔，赏戴花翎，诰授中宪大夫，晋封通奉大夫；生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子时，殁光绪五年（1879年）己卯十月十五日酉时，终于贵州官寓，葬车堰坪乾山巽向有碑志华表。妣史，诰封淑人。生三子，保釐、保川、保黔，女二。

　　丁玲的祖父十二岁考取秀才，十六岁应辛酉科被选为拔贡。按清朝的制度，拔贡为特科取仕，凡拔贡均于当年赴京应朝考。可是于他来说时运不济，此时为咸丰十一年，太平军与清兵正在江苏、江西、安徽、湖北等省鏖战，南北交通梗塞，致使他未能赴京朝考，从而失去了这次机会。于是他居家更为刻苦读书。六年后，也就是同治五年，有诏补行朝考。在此两年前，清兵攻陷南京，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被清廷镇压下去。可是他迷信占卜，占卜曰路途有风险，故而未成行，最终失去了因被选拔贡去京朝考的机会。次年他入湖南巡抚刘蕴斋幕，做了三年幕宾。同治九年，他二十六岁，经过十年周折之后，再去乡试。考试合格，沿例以补用知县分发四川。但他并没有去四川。因贵州巡抚某公知其才，争先奏调，擢升他为补用道候补知府，晋运司阶。他在贵州做了九年官。起初督修平定黔匪纪略。光绪二年，还担任过贵州乡试内帘监试官，后来署普安厅同知三年。这是一个实职地方父母官。他卸任未几就遭嗣母之丧，悲哀成疾，四个月后死于贵州官寓，终年三十五岁。

　　署理，就是暂任、代理或试充官职的意思。厅，是清代在新开发地区的一种政区建制，略低于府，其行政长官以府的同知或通判（即知府的副职）充任。

　　丁玲的祖父一死，蒋氏家族中的这一个小小的分支就开始走向衰落了。他留下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丁玲的父亲是最小的儿子，才三岁，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丁玲的祖母带着他们扶灵回归到故里临澧县。

　　丁玲的父亲十五岁时，就分了家，独立门户过日子，跟着他的有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也就是丁玲的姑姑，他的姐姐这时已经出嫁。在他十七岁时，他的母亲也不幸故世。自此，还没有学会理财的他就担负起了独撑家门和照管幼妹的责任。

　　《蒋氏宗谱》中，关于丁玲的父亲的记载：

　　保黔，定礼三子，榜名鹏，号毓兰，庠生，留学日本；生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三月初五日吉时，殁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五月二十二日丑时，葬车堰坪祖茔旁乾山巽向。

　　配余，名胜眉，旧制常德女师毕业，历任桃源县立女校职员，创办常德公立育德女校，妇女俭德会评议部部长，自办平民工读女校，临澧县立女校校长，俭德会文艺女会会长，常德筹备地方自治会职员，武陵辛酉科拔贡，道衔，历任云南大理、普洱、楚雄等府知府泽春公三女，生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七月十二日寅时。

　　女一，冰脂，即丁零女士。

　　《宗谱》中这一栏，既有丁玲的父亲与母亲的记载，也有关于丁玲的外祖父的一段记载。

　　丁玲的外祖父姓余名鹗，字泽春。

　　根据《宗谱》中这段记载，丁玲的外祖父与祖父乃武陵辛酉科（辛酉乃咸丰十一年、1861年）同科拔贡，她外祖父时年三十五岁。由此，合理的推测是，他被选为拔贡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即因清兵与太平军在中原的战争，南北交通梗塞，而未能及时去京朝考，从而继续在家乡开馆授业，在同治五年，丙寅，即1866年时，有诏补考，便去京应朝考，并考试合格，时年四十一岁，自此步入仕途。

　　他在贵州知府任上，时年五十二岁时，得最幼之女，即丁玲的母亲，取名曼贞，号似梅。

　　丁玲的母亲出生的第二年，在她还不满周岁的时候，就定下了亲事，丁玲的父亲那时也才两岁多。当时丁玲的祖父和外祖父同在贵州做官。丁玲的母亲对此回忆道：

　　（1879年）春，太夫人饮于同乡蒋家，酒后戏言，竟将幼女许给伊三公子。太守公不以为然，说：吾家乃清寒士族，攀此富贵家子，悉他日若何？恐误我爱女。母说既已许诺，不便翻悔。假若自己有能力，命运佳，亦无所谓，好歹听其自为。

　　这桩婚事订得既轻率，又颇似旧中的故事。定亲半年后，丁玲的祖父就病逝于贵州官寓。

　　丁玲的母亲有四个姐姐、两个兄长、一个弟弟。二兄长她三岁，三弟则小她两岁，大兄在她出生前就已亡故，遗下一子，比她二兄还年长三岁。大姐亦早亡。因余鹗老年得女，所以丁玲的母亲是最受父母宠爱的一个女儿，又因为她自幼体弱，父母给她的照拂也更多一些。

　　丁玲的母亲三岁时，她的父亲余鹗奉调去云南大理任知府。原因是：上峰认为他对当地的少数民族采取了一些“抚”的措施，也就是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政策，从而使得所管辖的地区社会比较安定，做出了一定的政绩，所以将他调到少数民族更多的云南去任职。但路远山高，难以携眷属同行，他就将家眷送回家乡湖南常德，自家上京面圣。也不知道他觐见的是光绪皇帝，还是慈禧太后，总之，他履行完这个当年被视为十分荣耀的程序之后，就独自到云南上任去了。

　　常德是湘西北的一个中等城市，南临沅江。它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常德地区最早名黔中郡，战国中期楚威王（公元前339—前329年）时所设。秦昭王三十年令大将白起伐楚，占领了黔中郡。起留部将张若镇守。张若筑城拒楚（公元前277年）。此城即称张若城，在今常德城东一带。后来的常德城即从张若城发展而来。西汉时，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在今常德设临沅县，为郡治所在地，因南临沅江而得名。南朝梁、陈时期常德先后改称武州、沅州。隋、唐时期改称朗州。据说有一朗水，源于辰州，流至常德城南注入沅江，故而以此为名，然今朗水已不复存在。北宋时期改称鼎州。据说也是因沅江的一条支流鼎水而为名，或说沅江下游称鼎江而得名。北宋后期，因鼎州东有洞庭之险，西临五溪蛮夷，故在鼎州设置军事辖区“常德军”，后升“常德军节度”。南宋时，将行政辖区也改称常德府。从此，常德一名沿用至今。常德县城与临澧县城相距九十里。现常德为地级市，辖临澧、石门、桃源等县。

　　丁玲的母亲就在家乡伴着她的母亲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因是书香人家，丁玲的母亲得以与哥哥、弟弟同在家塾中读书，但因她身体荏弱，她母亲和教书先生均听其自便，不加管束。这对于旧社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规矩总算是一点儿突破，当然应归因于她父母的开明。她闲时，还随她的姊姊们学习绘画、写诗、吹箫、下棋、看。她的几个姊姊都善琴棋书画。

　　丁玲的外祖父在云南先后任大理、楚雄、普洱知府。丁玲的母亲九岁那年，全家也都去到云南。

　　丁玲的母亲随她的父亲余鹗在云南住了三年，她的父亲就辞官了。辞官的缘由是，他的下属官员中有人贪赃枉法、结党营私，而他却奈何不了他们，因为他们有比他这个知府官更大的后台。他无法改变这个状况，又不愿同流合污，于是只有洁身自好，引退辞职。

　　余鹗素懂医药，也喜欢大理石做面的桌、凳，返归故里时就买了一些药材和大理石驮回去。这些都是云南的特产。

　　20世纪50年代初，丁玲的母亲（我的外祖母）在向我叙述那次回乡发生的一件事时说：“多亏驮的都是些石头、药材，要不全家性命不保。”她说，途中他们被一伙强盗盯住，打听到他们是卸任的知府，而且看他们马匹上驮的驮子很重，以为有许多银两、财宝，于是计划深夜来他们住处打劫，天黑后先派了人来摸底，用刀划开驮子上的麻布包一看，原来尽是些石头、药材，认为没油水，所以没来。全家事后才听说有此一险，都吓出一身冷汗。他们虽然也带得有几个仆役，但那是寡不敌众的。我外祖母对我说：“好在我父亲是个清官，假若是个贪官，带许多脏银，岂不全家遭难。”

　　余鹗回到常德后在城西置了一所宅院居住。这是一所两进的房屋，有一个小后花园，靠后墙盖了三间房的小楼，作放顶一律灰瓦，他并继续授徒，做教书先生。

　　丁玲的母亲十九岁（1897年）那年出嫁。至冬月，婚期将近。余、蒋两家分居常德、临澧两地，相距百多里。丁玲的外祖母因爱女儿，不欲远离，故要丁玲的父亲蒋保黔在常德城里租屋婚嫁。蒋保黔此时上无父母，自己就是一家之主，他又是一随和之人，自然答应。

　　新婚之后不多日，就在丁玲的母亲深切思念父母的心情尚未平静下来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悲痛从天而降。这时他的父亲余鹗突患急病，只三五日竟撒手人寰。这个打击对于丁玲的母亲是太大了，她纵声号泣，昏厥数次，日依父侧，恨不相随父亲于地下。

　　但是为礼法所制，她不得不辞别自己的母亲、兄弟，乘轿去临澧以完所谓新妇之礼。快到临澧蒋家时，她始将丧服换成吉服；抵家时，宾客满堂，鼓吹盈门，而她此刻的心情却是悲痛、愤懑、茫然交织在一起，形似痴呆。

　　蒋保黔这一支，是住在一个名叫黑胡冲的地方，离县城约二十华里。他们这一支，通常叫渥沙溪蒋家。黑胡冲离渥沙溪两华里，渥沙溪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黑胡冲的房子是丁玲的曾祖父留下的产业，宅院连宅院，宅院和宅院之间还有甬道，一大片房子，据说有三百多间。

　　丁玲的母亲嫁到渥沙溪蒋家之后，才体验到蒋家这个大家族之大。仅到本房族各亲长处拜见，三日才完毕。叔祖母有三，叔婶氏有七，仅后来常来往的妯娌就有二十余人、小姑十余人。由于有许多庭院，设有甬道相通，晚上行走，尚须带人结伴。

　　稍久，丁玲的母亲也就看出了这个家族走向颓败的景象：多虚伪，好奢侈，争竞对外的排场，子弟考中一秀才，就不再读书，不思进取了。而蒋家的许多事情又须经家族议决，故她每一念及此，就自嗟此身已矣，而常常萌生出悲戚的心绪。

　　蒋保黔早已分家，独立门户，此时，他母亲已去世，跟着他的还有一个妹妹。分家时大约有一百石土地，在临澧算是一个中小地主，此时大约还有五十石地。后来妹妹出嫁，又卖去一些田地。

　　蒋氏家族的一些人，原先都是走的当官、收租的道路。但是，蒋保黔没有继续考举人、进士，沿着以士取仕的路走下去，不是他不想，而是前清后来也偏向洋务，废除了科举。于是他就只好靠收租过日子。

　　蒋保黔是一个善良、随和的人，他尊重妻子的意旨，给妻子许多的自由，所以丁玲的母亲得以常常回归娘家去住。丁玲的母亲见丈夫的父母去世得早，从未享受过天伦之乐，而且还要受伯叔之欺凌、兄嫂之淡视，也同情他的遭遇。两人可说是相敬如宾，但习性相悬殊。蒋保黔体气弱，意志消沉。他不让妻子过问家务，而且他的早已出嫁的大姊还常常回来干预家事，于是丁玲的母亲虽名为家中之主妇，却实乃一闲客。再者，她习性素不重物质，心想总不至饿饭，不管事，少烦心。伯婶妯娌私下议论，都说她是个没用的小姐。加上她从他父亲那里学的都是些作诗、吹箫、吹笛、抚琴、画画、弈棋那一套，故而她诸事不问，闲暇时则在室中读书以消磨时光。夫妻十年，零零碎碎加起来，倒有四年时间是住在娘家。

　　家庭经济已呈困窘。两年后，当丁玲母亲的第一个女儿病重时，她只有将自己的衣饰拿去典当用来买药。这个三岁的女孩，终不治夭折。

　　蒋保黔也是有一番抱负的，也就在这时去日本留学学习法律，却受到“家族经济的阻难”，就是家族祠堂的公积金不给他资助。这也是欺负他的地方，祠堂本规定凡家族中男子出外读书都给以资助。他的确下了一番决心去留学，去日本前，把抽鸦片烟的习惯戒除了，还剪去了辫子。丁玲的母亲也支持他去留学，但家中经济拮据。他终因经费无以为继，中途辍学，而壮志未酬。

　　灰心之余，无奈之下，他就更潜心于医学研究，竟成了一个名医，真的是手到病除。乡间有人接他去看病，他常常一去几日，留连不返，守护病人。他性情好，无论同什么人都合得来，若来接他的人家里困难，他就轿子也不坐，只要一个人扶着，哪怕夜深或下雨，随即就走，并且开药方还要代他们计算经济。后来索性开了一个药铺，以方便看病，抓药。他的药铺可以赊账，穷人付不出现钱，可以赊，熟人碍于情面可以赊，结果赊账的越来越多，付现款的越来越少。管药铺的账房先生见此状，料知这药铺迟早会倒闭，干脆将铺内药材现金席卷一空逃走了。蒋保黔也不报官追究，将药铺关门了事。以后就自备一些难买之药，放在家里供病人所需。方圆百余里人人都说他好。这也可说是他在仕途不通，留学不成的境况下在乡间做的一点儿造福于人的善事吧！

　　丁玲曾回忆说：“他不以金钱为意，常布施穷人。因为他的慷慨，后来在一次因水灾而发生盗劫和一般骚扰的时期，许多人家被抢，我父亲的家里可没给碰过。”

　　1904年重阳节前，丁玲的母亲生下第二个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丁玲。他父亲为她取名冰之。丁玲出生在常德。那年春天她父亲去日本后，她外祖母就要她母亲住回娘家，在娘家生产，以便照顾。丁玲出生数月后，方才随母亲返回临澧。

　　丁玲出生于公历1904年10月。至于生于何日，她自己一生直到去世都没有弄清楚，弄确切。想来，是颇为遗憾的。

　　现在都说她的生日是10月12日，其实有误，准确的应是10月16日。

　　我在延安时曾问过母亲，她的生日是哪一天，她回答：“是重阳节那天。”我又问她：“那么阳历是哪一天？”她说：“那就弄不清楚了。”母亲素来没有为自己过生日的习惯。究其原因，可能是自幼离家独自在社会上闯荡，到陕北后又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而且一生中家人分离之日多，团聚之时少的缘故。从而她也就对自己出生于公历何日没有深究。我猜测，她填写干部履历表时，大概是自己估摸一个差不多的公历日子填上去罢了。

　　1980年，当她七十六岁的时候，有人热心地为她“查阅”出1904年的重阳节公历为10月13日，于是就根据母亲自己认定的“重阳节那天”和外祖母回忆录中“重阳节前，第二个女出世”，两者为据，定为节前一日，即12日为生日。于是，这年10月12日那天，家里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为她过了一个生日。此后，编写她的年谱的学者，书写她文学传记和生平文章的作者在年谱、传记和文章中，关于她的出生日，都书写为：“1904年10月12日”。

　　前些年，我查阅《万年历》，发现这实乃谬误。经查，1904年之重阳节为10月17日，因此她的生日应为10月16日才是。真不知此公是如何“查阅”的，竟误了这许多学人，也使母亲在这个有误的日子里过了她一生中最后几个生日。

　　丁玲小时候是什么模样？丁玲的母亲在她的回忆录里对三岁的丁玲有这样一段描述：“眉长而秀，眼大而黑，两颊有酒窝。”至于那时的性格，她写道：“她的聪敏一点儿不显露，外貌像柔和，内实钢质，且赋于情感。”

　　丁玲的母亲为她女儿做的最关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冲破当时的封建陋俗，不给女儿缠足。这当然遭到族人的非议和反对，说不缠足嫁不出去。她决然表示：“嫁不出去就不嫁，我还不舍得哩，愿养老女。”丁玲的父亲对此也支持。

　　丁玲的母亲嫁过来时，他们是与其叔伯兄嫂住一处。蒋保黔不愿在黑胡冲住，也知道妻子不愿同家族中人住在一起。为了使妻子生活得适意一些，“由其家族议决”，在丁玲出生之后，他就在离黑胡冲几里远的一个名车堰坪的地方自己设计，盖了一所两进房子的小院。他的父母就葬在这里，小院对面就是他们的坟墓。这小院设计得小巧精致，丁玲的母亲极其欢喜，心想到底是留学生，与众不同。新居还没有完全完工，他们就搬了过去。他们一家在新居过了一个十分快乐的旧年。丁玲的母亲回忆道：“我来伊家十年，才稍微适意，唉！也不过一刹那间耳。”

　　真正是“不过一刹那间耳”！

　　过完年，才两个月，蒋保黔就一病不起，虽经治疗，病情却日益严重。临终前嘱咐妻子道：“我诸事没有做好，把你苦了，你自己好好地去做。此女很聪敏，天资亦不错，你又善教，男女现在是一样的。”丁玲的母亲只有忍着眼泪，劝他不要提这些，安心养病。

　　蒋保黔在嘱咐这些话之后的第二天便离开了人世。

　　丁玲记忆中最早的事，就是她父亲的死。她回忆道：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最害怕的是我国传统的，前面吊着三朵棉花球的孝帽。我戴这样的孝帽的时候是三岁半，因为我父亲死了。家里人把我抱起来，给我穿上孝衣，戴上孝帽，那白色颤动的棉花球，就像是成团成团的白色的眼泪在往下抛。因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们给我戴好那帽子后，就把我放到堂屋里。堂屋的墙壁上都挂着写满了字的白布，那就是孝联，也就是挽联。可我不懂，只看到白布上乱七八糟地画了很多东西。我的母亲也穿着一身粗麻布衣服，跪在一个长的黑合子后面；家里人把我放在母亲的身边。于是，我就放声大哭。我不是哭我的命运，我那时根本不会理解到这是我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我的命运就要同过去不同了。我觉得，我只是因那气氛而哭。后来，人们就把我抱开了。但那个印象，对我是深刻的，几十年后都不能忘记。

　　丈夫的死，使丁玲的母亲极度绝望。她此时已有七个月身孕，三个月后，产下一遗腹子。然而，又一椿不幸的事接踵而来。她此时接到她三弟的信，云：“母已于九月仙去，并嘱迟告姊，现已浅葬祖山。”她悲痛地哭得晕厥数次。命运的悲苦、眼前的艰难、前途的黑暗，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没有一个人可以依赖，在丈夫死了以后，还存在着一丝希望，希望能倒在慈爱的母亲怀中去哭泣，从母爱中得到一点儿温暖，谁知连这一丝可怜的希望也意外地破灭了。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她再也支持不住，一病四十余日。

　　丈夫死后，她方才知道家产已空，田亩都已抵当于人，只剩住屋门前一块秧田，并且还欠有债。而人家欠我者，均无账票之据可查。丧事一过，讨债人就不断上门，都是本族的伯伯、叔叔、兄弟。别的亲戚则避而远之，再也不上门了。丈夫的死，给她留下无限的悲苦。

　　经族中公议：售所余之产，还所欠之债，仅留坟茔田数亩作母子之生活费。丁玲的母亲这一家就这么彻底地破产了，家破人亡，好不凄惨。靠茔田数亩，如何生活？如何教育子女？一副千斤重担无情地压在她这个年方三十岁的青年女子的肩上。

　　这时正处于辛亥革命前夕，社会上有一股“教育救国”的思潮，一些仁人志士认为应提倡女学。这种思潮也涌向湘西北的常德。丁玲母亲的三弟来信说，他们几个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正筹办一所速成女子师范学校，以培养女教师，定期两年毕业。这消息像一股春风，吹进了丁玲母亲的心坎，真使她觉得绝处逢生，看到远方出现了一线光明。她雄心陡起，决意报名入学，与环境奋斗，勇敢地为自己开辟一条新的人生道路。于是一面复弟函，嘱代报名，一面打主意，争取家族主事者同意。在这个家族里，女子对外无丝毫之权，有事非告房族伯叔不可。于是她去晤深晓事理之伯兄，申明事之轻重，不能顾小节而失此时机。最终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丁玲的母亲环顾这尚未建完、只住了不到两年而就要离弃的小院，眺望院对面丈夫的坟墓时，默默地念着：“可惜你天资，生不逢时。恨我俩缘分太浅，只做十年之侣伴。性情虽各异，彼此俱能谅解，相敬如宾，从未争执。可叹你留学壮志，竟为家族经济所阻，以至中道废弃，使你百念心灰，满腔忧虑而亡。只要我三寸气在，不怕儿小女幼，势必继你之志。九泉有知，默佑你爱女孤儿。”她就怀着这样的心情，携子女，一挑行李，凄然别此伤心之地，奔返常德城里娘家。

　　娘家已今非昔比，父母已亡故，这里现在是三弟和弟媳在当家。三弟名余笠云，是一个有为的，从小就以聪明能干为人称道的男子，又去日本留学两年，学到一些维新思想，在当时的常德，属于思想比较先进的人。他有产有业，继承了他的父亲遗留下的一半田产和城里的这所宅院，并且在一所男学校教书，也是在当地创办女学的倡导者之一。弟媳李氏才二十八岁，精明、干练、伶俐、利害。丁玲后来回忆起她这位三舅妈，说她是一个王熙凤式的人物。

　　从初到时弟弟、弟媳接待中透出的客气，丁玲的母亲感到自己在这家里似乎成了客人，日子久了，还要忍受弟媳指桑骂槐的冷言冷语。

　　尽管如此，她只能暂住此处。她住进后花园藏书楼下的两间小房，变卖了首饰，自己开伙，小儿子由奶妈带，自己和女儿一起上学，自己读成人班，女儿读幼稚班。

　　这时她改名为蒋胜眉，字慕唐。此后就一直用这个名字，“余曼贞”再未用过。丈夫已死，自己又离开了蒋家，用蒋姓，无疑是对丈夫的纪念；不言而喻，“胜眉”是胜过须眉的意思，表示她立志投身社会事业，不亚于男子的抱负；“慕唐”则是对有女皇、女官，比较开明的唐朝社会的羡慕与向往。她并给女儿取名“伟”，给小儿子取名“大”，大概是希望她的女儿、儿子伟大，将来成为伟大人物吧！

　　1909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两年，丁玲的母亲蒋慕唐成为常德女子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时年三十一岁。这事现在看来很平常，但那时却轰动了整个县城，许多人在背后叽叽喳喳议论她，说哪里见过，一个名门望族的年轻寡妇这样地抛头露面！蒋慕唐不理会这些，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

　　学习对于她来说，是十分艰辛的。她早出晚归，集苦学生、慈母、看护、保姆于一身，每天都读书到深夜。尤其是上体操课，她是缠过脚的，一节课下来，脚痛得都麻木了，只觉得像火一样的烧，把脚放在冷水盆里泡，水都被脚暖热了。她决心放脚，有意解开缠脚布睡觉、走路。缠脚痛苦，放脚更痛苦。但在她顽强的努力下，她的脚一天比一天放大，她后来还一度当过体育教员！

　　在学校里，蒋慕唐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妇女领袖的向警予。向警予对蒋慕唐思想的发展以及丁玲的人生观的形成，都起到引导的作用。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生于1895年，湖南淑浦人。1918年参加毛泽东组织和领导的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先后在武汉总工会、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工作。1928年春在武汉被捕，5月1日英勇就义。

　　蒋慕唐与向警予相识时，向警予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她知道常德开办了女子师范学校，便从淑浦来求学。向警予长得俊秀、端庄，虽然年岁小，但非常老成，不苟言笑。丁玲母亲的年龄几乎比她大一倍，却很敬重她。

　　蒋慕唐通过在学校里接受的新知识，她的思想从个人读书、自立于社会逐渐发展到要革新、救国，同时认识到妇女若要立于社会、革新、救国，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应将志同道合者组织起来。于是她与向警予商议，创立一校友研究会，向警予极表赞同。经过一番筹备，做宣言，定会章，然后开成立大会，群众热血沸腾，全校气象更新。她们聚会在学校里研究文学，畅议中外时事，述古谈今，不独热闹，而且很有秩序。蒋慕唐只觉思想勃勃，精神兴奋，感到另换了一个境界。她还与向警予等七人共同结拜，誓愿同心协力，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在男女平等声中，图强获胜，以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

　　辛亥革命后，常德女子师范学校停办。蒋慕唐便考入长沙稻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携子女去到长沙，她住宿学校，把儿子寄放在她的姨母家。女儿进附属小学一年级。向警予等几个常德女师的同学也进了这个学校。

　　蒋慕唐求学长沙，日子过得极艰难，生活很贫困。一边读书，一边记挂着儿女，而学校规则很严，只有周末才能见面。冬天，她把厚被子留给了儿女，自己只剩一床薄被。向警予见状，就抱被来与她共眠，两个人盖两条薄被，睡时稍暖和一些。她身上只穿得一件薄棉衣，下面两条单裤。听课时，一股由地而生的寒气自脚经背至头顶，不由得浑身战栗，下了课，将两手呵气，搓捻搓捻，跳几下，才觉有生气，还未温好，就又上课了。

　　最为艰难的是，此次来长沙求学，每到假期都要回常德筹借下学期的学费、生活费。拖儿带女往返十分艰难。

　　蒋慕唐只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了两年，终因没有钱继续读下去，于1914年，托人在桃源县找了一个小学教员的缺额，带着幼子去了桃源，把女儿留在长沙，寄宿在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幼稚园里，并托向警予照管。

　　蒋慕唐在桃源安顿好后，托人把女儿接回。自此，她靠自己的劳动自立于社会，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并且从此以校为家。那时的学校大都是以庙宇为校舍，所以丁玲童年的大半岁月都是在庙宇中度过的。蒋慕唐曾感叹地说道：“我母女丢掉那座古庙，又来守此古庙。唉！真真可叹。”母女相依为命，过着孤寂却又是充满活力的生活。

　　蒋慕唐在桃源教了一年书就返回常德，担任常德县立女子高级小学的管理员。管理员是一个对学生思想负训育之责的职务。这所学校系初创，所以蒋慕唐是创办人之一。她初去时学生只有四五十人，校舍在一所庙宇里。

　　她对这个工作很满意，认为这是为社会尽力的一个好场所。她关心、爱护学生，尤其是贫穷和有困难的学生。她经常到学生家里访问，帮助解决学生家里的困难。她在学生和家长中很有威信。

　　这几年里，遇到寒暑假，向警予每次回淑浦或去长沙，都必定路过常德，常常在常德停留两三天或三四天，大都住在蒋慕唐的学校里。向警予像一只报春的飞燕，把她在长沙听到的、看到的、经历的种种新闻新事、新思想、新道理，把她个人的抱负理想，都仔细地讲给蒋慕唐听，给她们母女俩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活力。蒋慕唐如饥似渴地把她讲的这些一点一滴都吸收过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用来教育她的女儿和她的学生。她经常向女儿讲，要她好好地向向警予学习。向警予是丁玲从小就崇拜的人。

　　1918年，一件最可怕的事发生了。寄宿在一所男子高小学校的丁玲的十岁的弟弟患白喉（或是肺炎），因丁玲的母亲忙于学校的公务，没能及时照顾而耽误了治疗，不幸夭折了。这是丁玲的母亲在丧夫之后遭受的又一次最大的打击。她懊悔悲伤，痛不欲生。

　　此时向警予去法国勤工俭学，去长沙途中路过常德。在向警予等挚友的开导下，她才又振奋起来。向警予劝她振作起精神，将眼光放远大些，不可灰心，还介绍她看几种书。蒋慕唐听了向警予这番话，如梦方醒，又好像波涛中的船泊了岸。真有“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蒋慕唐重振精神投入事业。这年夏天，她与二三同志发起组织女界团体。第一次筹备会到会百余人，会议决定名为“妇女俭德会”，以俭德和争取妇女平等为宗旨。秋天，成立大会召开，到会数千人，并请各界人士与会。会议推举蒋慕唐为临时主席，报告筹备情况和俭德会之宗旨。会内设事务、评议等部，她被推举为评议部部长。从此，常德之女界开会，结社，彼此往来，研究社会与妇女问题，生气勃勃。

　　自此，蒋慕唐从获得一技之长，自食其力，立足于社会，到在学校里用民主主义思想教育学生，进而将自己的活动扩大到社会，积极投入民主主义妇女运动，并成为当地妇女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妇女俭德会办了一所平民女校，通称会校。起初办得颇有起色，但一年后，不意发生职教之冲突，而学生亦分为两派，后来，闹得以至于停课，教员也走了。这种情况下，会员们要求蒋慕唐来主持会校。对于蒋慕唐来说，这可真是一个难题。她原来任教的县立女子高小学校，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很具规模，学生从初办时四五十人，发展到八百余人，还新建了规模颇大的校舍。她每月工薪有三十余串钱，这是她一生中拿薪最优之数，而她是靠工薪维持生活的人。校长很器重她，还打算给她加薪。若是去会校负全面责任，她无法两边兼顾，只能辞去县立女子高小的职务。而在会校，则几乎是尽义务，只有少许车马费。她考虑再三，认为这个会校是妇女界自己创办的学校，决不能让它垮掉。为了这个妇女界共同的事业，她毅然辞去了有较丰工薪的职位，到会校去做既难做又几乎是尽义务的工作。当她向县立女子高小校长面陈辞职缘由时，校长非常佩服，不禁情见于色，眼含泪水。

　　在蒋慕唐主持下，妇女俭德会的会校大为改观，一年间，学生已增至二百余人，分六级，呈现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又添设“缝纫专科班”实行半工半读，很得人们的称赞。

　　这时，蒋慕唐见城东乡间风气闭塞，欲提高平民女子知识和解除她们的痛苦，便在东关城郊，自己创办了一所“工读女校”。这是一所成人学校，实行半工半读，使贫民女子既可受到教育，又不须交一文学费，而且还有收入补助家庭。这所学校同样办得有声有色，学生越来越多。

　　蒋慕唐日以继夜地为这两所学校和妇女俭德会的事务操劳，常常忙碌一日，晚上拿开水将就泡碗饭，略塞饥肠。在这两所学校和妇女俭德会的工作中，蒋毅仁给了蒋慕唐很大的帮助。她会理财，懂会计，协助蒋慕唐管理两校的总务，她还是妇女俭德会的事务部部长。而会校正是俭德会的主要活动场所。蒋慕唐与蒋毅仁志同道合，工作上互相支持，感情上互相体贴，生活上她给蒋慕唐许多关心，两人成为挚友。

　　辛亥革命以后的那些年，湘西地方军阀混战，社会很不安宁。1920年，常德曾一度筹备自治。蒋慕唐因热心于妇女事业，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威望，被推举为自治筹备委员会女界代表之一。因常常开会议事，她的活动也从教育进入到政治领域。

　　蒋慕唐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在常德社会上已有一些名望。1924年春，她夫家的家乡临澧县政绅两界联名写信给她，并派代表持信来常德，请她回临澧担任女校校长，她虽言现负两校之责，难于分身，但家乡意甚诚，只好答允。她将两校事务拜托蒋毅仁照应，然后聘请了数位教员，便去临澧就职。

　　想当年一挑行李，携一双儿女，凄然离别此地，而今在当地政绅两界邀请下返回桑梓主持女校。这十数年间，她流尽了多少泪水，耗费了多少心血，付出了多少辛劳！

　　这学校初办，亦有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事与愿违。在第二个学期的时候，湖南地方军阀之间的战争蔓延到这个小县城，弄得教师不敢来教课，学生不敢来上学。她作为校长还要为寄宿在学校里的女教师、女学生的安全担心，设法把她们送回家去。学校只好暂时停办。她辞了职，又回到常德，忙她的那两所学校的事去了。

　　这所学校至今还在，名临澧县第二高级小学。

　　向警予去法国后，还经常给蒋慕唐来信，介绍外边世界的一些新思潮；也寄来了她和蔡和森并坐马克思著作的照片，还有她们一群女同志的合影。她远行万里，有了新的广大的天地，还不忘故旧，频通鱼雁，策励盟友，共同前进。向警予介绍蒋慕唐读《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书籍，蒋慕唐也就逐渐接受她介绍的这些新理论。她还读了《响导》《新青年》等书刊。由此，她的思想逐渐从民主主义思想进而发展到具有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在1925年开始的大革命中，她就在当地宣传这些思想和宣传解放工农等革命主张。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军阀何键在蒋介石指使下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工会、农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及工农革命群众。这个反革命浪潮很快就涌向常德。

　　蒋慕唐不是共产党员，但那些年她总是宣传向警予介绍给她的那些书里的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而且总是办那些贫民女子的工读学校和工读班，所以她有嫌疑。她自己似乎也有被怀疑的感觉，从她的回忆录中“每向侄辈说，恐我一旦物化，无知之者，尔等须收捡吾躯”句来看，她好像也为自己可能被杀做好了思想准备。

　　“马日事变”后，丁玲母亲的教育生涯和社会活动都停止了，学校的事都由别人代替，其他的学校也都不聘用她，她不能不蛰居家中，苦闷极了，但她的思想一直是向往革命的。她也老了，这年五十岁。

　　她是一位非凡的女性。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我外祖母那样一个伟大的母亲，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丁玲。

　　丁玲从小聪颖、灵巧、听话、懂事。

　　丁玲的父亲死了，这个家也就完了。她跟着她母亲去到常德住在她的三舅家，开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在这个家里，她们既不是主人，也不是仆人，而是客人。她的短篇《过年》，记述的就是当年这种寄人篱下生活的一个侧影。她写道：

　　（过年那天）直到快二更天了，才真的热闹起来。舅舅刚从罗家赶回来，赢了三百多吊现钱。一家人更笑脸相逢了。十斤的大蜡烛点起时，香炉里的檀香也燃起来了。影像前，观音菩萨前，天井角，所有的地方都为蜡烛光辉煌着，八盏吊灯也燃起来了。堂屋当中放得有一大盆炭火。铜的盆沿更闪起刺目的光。舅妈又从香儿屉子里取出一大包东西来，是有一万响声的炮仗。又拿出许多顶品放在一处，归老于来管这事。蒲团前面放的纸钱上，也由老大把那割了喉管的公鸡，来滴满了血。小孩，大人，底下人，都站满一堂屋，大家都静静的，满面放光。互相给与会意的笑。等到一切都预备妥帖了，舅舅就做了一个手势给强哥，于是强哥和毛弟就排排站在红毡前了。连同在前面的舅舅是刚成一品字。穿着水红百褶裙的舅妈就款步走到香几旁边，去举那黄杨木的磬锤来。锵的一下击中那铜磬时，老于手上的炮仗便劈劈拍拍的放起来。强哥们也已跪下了，在慢慢的叩首。小菡经了这热闹的，严肃的景象，她分析不出她的郁郁来。她望到舅舅舅妈就难过，她望到默然站在房门口的妈，她简直想哭了。这年又并不属于她，那为什么她要陪人过年呢？她悄悄的走回自己的房，把头靠在床柱上只伤心。炮仗震天价响，她只想在炮仗声中大喊，大叫。一颗小小无愁的心，不知为什么却有点欲狂的情绪存在了。

　　祖宗拜完了，神也敬完了，才又大家真的来拜年。于是才发现了小菡不在。妈喊了几声，都不见回答。妈又四处来找，才从她房里把她牵出来。她看见妈不抱她，又不难过，她简直在恨妈了。但当她替妈跪下去时，听见妈柔声说：

　　“小菡！听到啊，你又大一岁了，百事莫还要妈来为你担心才好。为了妈，放懂事些啊！”

　　眼泪又流出来了。她只是想拉过她妈来，倒在妈脚边哭，告诉妈，小菡一切都懂得，不要妈操心，小菡要发奋读书，要争气。但她又懂得，若真是这样，妈一定会骂她的，说她糊涂，所以她又隐忍着，磕下第二个头去，是给舅舅舅妈拜年。舅妈说：“恭喜你呵！”她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里的小菡就是丁玲自己，她后来也曾用过“晓菡”为笔名。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孩，也就是我的母亲，在这个过年的热闹中的孤寂和无奈。不仅如此，在这寄人篱下的生活中，她还必须抑制自己的感情，时时懂事地克制自己，有着与她年龄不相符的乖巧与世故。

　　回顾丁玲的一生，她小时勉强表现出来的乖巧和世故，长大以后，在她的性格上并没有保持下来。要不，她的命运或许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在丁玲的眼里，她的三舅是一个威严、高大、不可亲的人，她的三舅妈则是一个漂亮、伶俐、精明、干练的出色人物，走起路来款款袅袅，说起话来玲珑周到，可是在她那总是带笑的脸上常常透出掩藏不住的令她害怕的冷淡的神情。她不仅善于修饰，而且很懂得摆身份架子。他们根据他们所认为的伦理道德，顾念姐弟之情收留了她们母女；但她们是客人，她们并不属于这个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丁玲幼小的心灵也体验到了人情的冷暖、事态的炎凉。然而，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作为这个家庭的一个旁观者，丁玲在小小年纪时就长于观察。她回忆道：

　　我从小就喜欢观察人，那是因为我在当年封建社会里没有发言的权利，只能旁边听。我家庭的组成很复杂，真有点象《红楼梦》，我舅妈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王熙凤；也有人搞枪，招兵买马，占山为王，这又有点象《水浒传》中的人物；也有书呆子和其他各种特色的人，所以我的家庭本身就是一部有丰富内容的。家里人都看我不起，因为我是女的，又穷又小，大小事都不让我参预。这就使我有了很好的条件，所谓旁观者清，我可以好好地在一旁观看，仔细考察。所以我对那个封建社会，那个摇摇欲坠即将垮台的旧社会，是确实有些体会的。

　　这种不幸的寄人篱下的环境所造就的她在感情上的敏感与纤细，使她善于观察周围世界中的人，易于体验生活中的事。而这些，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却是一个作家所不可缺少的，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事业准备了条件。

　　在表兄妹的娇宠中，她也看到自己的不幸。她看到表兄妹逢年过节都穿新衣裳，就问她母亲，为什么不替她和弟弟做新衣穿。她的母亲告诉她：“父亲不在了，应该穿孝。”同时勉励她，“你是个好孩子，要加紧读书，不要羡慕别人穿得好。你看那绣花枕头，外表好看，里面装的却是一堆糠。所以有学问是比穿戴打扮更重要的啊！”丁玲理解母亲的心，说：“我不做绣花枕头，我要做一个有学问、有出息的人。”她用功读书，在小学从来都是第一名。

　　在丁玲三岁的时候，她母亲就教她读唐诗，依着她母亲的口述和讲解，她记下几十首，能背诵不错一个字。七岁的时候，她母亲又教她读《古文观止》《论语》等。

　　丁玲从小就喜欢读书。有几年，她的母亲住在学校，她独自住在她舅舅家。舅舅家的阁楼上有许多藏书，大多是她外祖父留下来的，也有她舅舅买的新式的书。她就钻到这些书堆里去了。这其间，有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也有不少外国文学作品。

　　在母亲的启蒙下，丁玲从小接触文学作品，读了大量的书，使她从这些作品中吸取了文学的营养，很自然地掌握了许多文学的叙述、描写的方法和技巧，培养了丰富的想象力。这无疑对她后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有着最初的影响。

　　丁玲寄居在她舅舅家里，她的朋友不是她的表姊妹，而是舅舅家的丫鬟。她从小就同情那些受压迫、受凌辱的人，这也是她日后会走向革命的一个原因。

　　她的母亲也经常给她讲一些革命义士的故事。秋瑾的革命事迹是最喜欢讲的内容。秋瑾是丁玲的母亲最崇拜的人。秋瑾生于1875年，比她大三岁，是同时代的人。她的母亲还向她讲法国革命女杰罗兰的故事。受母亲的影响，丁玲从小就对封建社会很不满意，憧憬革命的新社会。这些女革命家的崇高的品质、非凡的勇气、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都深深地镌刻在丁玲的脑海中。

　　丁玲1918年夏天从常德女子小学毕业。

　　丁玲的母亲非常爱丁玲，尤其是丁玲弟弟夭折之后，母女相依为命。但是丁玲的母亲很少把爱表露在外，藉以培养丁玲自立和自强的精神。她对丁玲的要求也很严格，当有人夸奖她功课好，聪慧、伶俐、懂事时，她母亲总是淡淡地说：“小时了了，大来未必。”也就是说，小时尚可，长大了是否仍好，还很难说。她用这样的话来勉励和督促女儿奋发向上。可是母女间的关系却是仿佛朋友一般。丁玲说：“我们相互间树立一个民主制度，一切事情，我都有发言权——但我却很怕我的母亲。”

　　丁玲的母亲在她那一代妇女中的确是非凡的。她从前清时代一个官宦人家、书香门第的小姐，成为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和初步社会主义思想的我国早期妇女运动者；从一个旧式的、三从四德的地主阶级的寄生者，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一个热忱于教育的工作者。她是一个勤奋、正直、热情、豁达的妇女，是一个具有坚韧不拔的性格和为公忘私精神的人。她一生的奋斗和她奋斗的精神，都深深地影响着丁玲，教育着丁玲。

　　丁玲的童年是不幸的，但又是有幸的。有幸的是她有着这么一位有理想，有毅力的母亲。她的母亲灌输她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教导她以一些女革命家为楷模，也通过讲故事，引导她读书，对她日后的文学事业起着启蒙的作用。而丁玲始终从她母亲一生奋斗的献身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性格中吸取营养，以有这样一位母亲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