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和陈明到达汤原农场之后，农场场长接待了他们。这个场长以前在部队里是一个团级干部，参加过抗日战争。他对丁玲表现得很谦虚，使丁玲都感到可能过分了，而起了疑心。果然，在谦虚的表面之下，显出了他的老练，他只用几句简单的话就把丁玲交给养鸡队的一个年轻的姜支书。姜支书又简单地说，为了照顾丁玲上班少走路，就在鸡舍院内指定给他们一间大约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后来看到东西挤得满满的，才让他们搬进隔壁的一间较大一些、大约有二十平方米的房子。
王震亲笔信里写的要农场给丁玲一栋房子，就这样成了一纸空文。
农场的领导谁也不提应该按照王震的这个指示办事，谁也不按照王震的这个指示办事。
这是一个四面都有房屋的院子，20世纪50年代初一批铁道兵转业到此修的营房，砖瓦结构，过去住过一个连队。现在除了丁玲住的一大间和另外四个养鸡姑娘住的两小间外，其余所有的房子都是鸡舍，住着两千五六百只莱亨鸡。白天，院子就是鸡的运动场，鸡舍每天打扫，可是运动场却经常不打扫。鸡粪满院都是，进出都要通过院子，得很注意，免得踩上鸡粪。只要一开窗户，鸡粪的臭气就扑入房间。
丁玲心里想，他们为什么不另外给我们一间房子，硬要把我们安置在养鸡的院子里？这里到底是我们的家，还是鸡的家呢？
丁玲就在这间与鸡为伍的房间里住了七年，直到离开汤原农场。
对于丁玲来说，初到农场的那些日子是十分严峻的。
过去，作为一个高级干部、一个著名作家，总是常常听到赞扬，受人捧场，因此自己得时时警惕。但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日子过得总是顺畅、舒服的。下到基层去体验生活的时候，总有当地的或单位的负责人接待、陪同和关心。而现在却不同了，她是一个右派，是头上戴着帽子，脸上烙下金印的人。她来农垦局的介绍信上写的是下来体验生活。可是这体验生活，怎么去体验呢？现在的身份与以前不一样了，自然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的走走、看看，再深入下去访问、调查，或是参加一段时间的组织工作了。
她想着：“摔了跤，不管怎么摔的，总得自己爬起来，总得自己站住。党籍没有了，党籍并不一定能说明一个人的真正好坏。我的党籍任人开除了，但一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心却仍是属于我自己的，任何人也不能拿走的。现在我不是一个党员了，但我应该继续为党工作，要比一个党员工作得更好。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员，在逆境中也应该符合一个党员的要求。因为我不是糊里糊涂跑进党里来的，我在党内受过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我应该用自己的一生，证明我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培养，我是一个经得起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我也要明白告诉那些人，你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丁玲决不是一打就倒的虚弱的，纸扎的，泥糊的人，她会振作起来的。”
她主动提出参加劳动。北大荒的人们正在进行一场火热的与大自然的斗争，她决心投身于这建设的前线，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在劳动中消除群众对她的隔阂，消除横在群众与她中间的那堵墙。
畜牧队的姜支书是1948年参军的，出身好，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就随军集体转业了。他有初中文化程度，也有年轻人的热情、随和。他对丁玲主动提出要求参加养鸡队的劳动很表示好感。他再三向丁玲说，场长嘱咐过，说她过去作文化工作，没有劳动习惯，现在已经五十四岁了，介绍信上说是来体验生活，没有说要劳动。因此对她的劳动，不作硬性规定；如果力所能及，她自己要求参加一点儿劳动，也是可以的。姜支书把养鸡队的工作向丁玲作了介绍，带领她参观养鸡的全过程，介绍她认识队长、排长、组长，建议她按养鸡的流程，到每个车间都实习一阵。这样，他先把丁玲带到孵化室，交给一个叫邓春明的组长，并叮嘱丁玲，如果感到累了，就回家休息，不要勉强，不要长久留在孵化的暗室，那里温度太高，湿度也大。
邓春明分配丁玲和另一个姑娘拣蛋，从一箱箱的鸡蛋里，一个个拿出来分别挑选，把好的、合格的、能够孵化的留在一边。这在农场的劳动中，是比较容易、比较简单的轻劳动，但是对于丁玲却并非易事。那小姑娘一手能拿五个蛋，而且动作快，可是丁玲只能一个一个拿，一手最多能拿两个蛋，并且动作慢，怎么也赶不上这个小姑娘。半个钟头下来，她的腰痛了，手指也发僵。她原来就患有脊椎骨质增生，曾去大连、汤岗子疗养，但没有治愈，常常腰痛。来农场后，她总想参加一些劳动，却没有把这个身体的情况向农垦局、场领导和姜支书讲清楚。现在刚拣了半个钟头的蛋，又是轻劳动，怎么好不坚持下去。心里越嘀咕，腰越痛，手越僵，急得一身都是汗。她心里想，是否先站起来，活动活动走几步，再继续拣蛋。哪知，刚站起来，就一阵眼花、头晕，要倒下去。幸好被一个闯进来的人看见，大家把她扶回家里。
往后的日子，丁玲坚持锻炼，逐渐适应了劳动。而这个适应过程却是依仗了她坚忍不拔的毅力，包含了太多的辛酸。
冬天，青饲料冻得硬邦邦的，要喂鸡必须把它剁碎，剁成菜泥。这是需要力气的。丁玲的右手直剁得肿好高，右臂也抬不起来，组里的人向上面反映她的身体情况，得到的回答却是：右手肿了，还有左手嘛。毕竟她在人们的眼里，是个右派分子，是打入另册的人。她就用左手剁，慢慢地左手也练出来了，有时脚也站肿了，她就这样咬着牙坚持了下来。一年后，王震来到佳木斯，看见她的手肿得好高，指示农场安排她作文化教员的工作。
丁玲还主动要求饲养难度很大的病弱雏鸡，由于她的精心照料，她饲养雏鸡的成活率是最高的。她后来向我说：“一开始，看着这些刚孵出的小鸡软绵绵的、毛茸茸的，我都不敢用手去碰它们。养着养着，我对这些小生命产生了感情，老想着怕它们生病了，怕它们相互挤着给挤压死了。我精心地照顾它们，我喂养的小鸡成活率最高。打扫鸡舍最辛苦，鸡舍里温度高，又闷、又热，气味也难闻，打扫下来，衬衫全湿透，但越打扫得干净，鸡就越不会生病。”
丁玲做什么事都十分执著。不能写书了，就养鸡，对养鸡也那么投入。1961年1月，我到北京看望她时，说起养鸡，她说：“我买了几本养鸡的书看，建议农场到牡丹江市的养鸡场买些良种鸡来养。从汤原到牡丹江要坐十来个小时的火车，农场就派一个饲养员同我一起去。我们在那里买了好多笼鸡，却忘记了买饲料。半路上，火车到一个小站，饲养员说他下去买饲料，哪知火车只停几分钟，他没赶上车，丢了。我真发愁，我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这么多笼的鸡。鸡直饿得咕咕叫，饿死了怎么办？再说，以我这样的身份，也是不能出这样的差错的。在另一个小站，我事先把钱抓在手里，车一停，我跳下车买了一包白菜就往回跑，但还是晚了一步，火车已经开动，我拼命跑着，抓住最后一节车厢的扶手，跳上了车，心想，好险啊！”她说着，还为她飞跃上车洋溢着自豪感哩！
畜牧队队长、省劳动模范张正延心里很受感动，他说：“我是个大老粗出身，上级说她是大右派，犯错误下来的，我看她干活那种不怕苦的精神，组织性、纪律性都很强，我心里就想：还是延安来的老革命，没变。她党籍没有了，还是个老党员的样子。”
由于她养鸡专心致志，热心钻研养鸡技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她赢得工人群众和干部们的称赞，姑娘们称她是“养鸡能手”，干部们赞她是“养鸡行家”。
王震知道丁玲饲养弱雏鸡成绩好，对改良鸡种也有独见，非常高兴，赠送给她一本《畜牧学》。
丁玲刚到农场的时候，群众听说来了两个“大右派”，既好奇，又害怕，怕和他们接近，怕被说成与右派划不清界线。农场领导起初也做得过分。原来同院住的几个天真朴实的小姑娘，每天都到她那里玩儿一阵，农场领导为了孤立她，就叫这几个小姑娘搬走了。但是丁玲用她的劳动，用她的工作，用她对劳动和工作的态度，将自己融入了劳动群体，用待人的赤子之心，使得人们对她有了了解。她关心群众的生活和思想。对困难职工，她力所能及地解囊相助，济人之急。同志间有了矛盾，她帮助解开思想疙瘩，小青年有了苦闷，她促膝谈心，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959年，来了大批山东支边青年。丁玲所在的畜牧队养鸡排，分到四十多个小姑娘，住在集体宿舍。她们见到这冰天雪地的环境，养鸡的活又脏又累，天天想家哭鼻子。丁玲去看她们，问她们：“哭什么？”她们回答：“想家。动员我们来的时候，说北大荒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可好，一片荒原，什么也没有，走一天也见不到一户人家。”丁玲就像哄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次次地和她们聊家常，给她们讲革命故事，讲战斗英雄黄继光、邱少云的事迹。并且告诉她们，这些英雄的战友，如黄继光的连指导员、邱少云的营参谋长等许多坚守上甘岭的勇士们，都在这个农场跟我们一起劳动。丁玲鼓励姑娘们向英雄学习，从这些英雄的战友的身上学习他们的不怕艰苦的精神。原来有几个小姑娘，曾悄悄商量要离开农场，跑回家去。通过丁玲和她们的交谈，情绪都稳定下来了，一个也没有走。可是有的排，四五十个小姑娘跑的只剩下两三个。这些小姑娘信任“丁大娘”，后来有的姑娘还把自己的婚姻大事托付给她。
此后，这些养鸡排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找队里的指导员，指导员干脆一挥手说：“这些事你们找老丁去。”队里有什么事，指导员也找丁玲商量。人们说老丁是畜牧队的不是指导员的指导员。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人为地在丁玲与广大群众中间竖起的一道“墙”，被丁玲的实际行动拆除了、化解了。当然，这不是一时一刻就能完成的，是逐渐做到的。
得到丁玲帮助过的，或与丁玲交往、接触较多的群众后来不少人都入了团、入了党，成为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
自1959年冬，丁玲任畜牧队文化教员。她主动要求担任最难教的扫盲班教员。她根据成人的特点，自编教材，认真备课，还自掏腰包给学员买铅笔和练习本。在教学方法上她也有很多创新，比如将教过的生字写在小方块纸上，贴到实物上，叫作“看物识字”。这个方法帮助学员巩固已学的生字很有效。半年后，学员闯过了识字关，她又教学员在用字上下功夫，辅导学员造句、写信、写作文，举办作文展览，有的学员的习作生动活泼，还被《农垦报》选登，能写信的就更为普遍。几年来，畜牧队的文化教育都是全场的先进单位。
1960年，农场开展“新旧对比，忆苦思甜”的社会主义教育，丁玲采访祖祖辈辈受苦的工人吴德兴，写就了《吴德兴祖辈三代血泪史》一文，并以吴为作者，登在《农垦日报》上。她还步行三十多里到四队为丁队长整理“苦难家史”。这两史被定为农场的阶级教育的教材。她定期给队里出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还给工人读报讲故事，她讲抗日战争的故事，讲得惊险、生动、幽默、风趣，寓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思想于故事中，不仅工人群众爱听，连干部、家属、小孩都主动来听。久而久之，潜移默化，大家的政治素质得到提高。当时畜牧队是全场安定团结，生产形势最好的单位之一。
陈明右派摘帽之后，在场工会工作。他组织青年工人演唱革命歌曲，导演大型歌剧《三世仇》，丁玲积极主动配合。这个剧在全场轮回演出后受到热烈欢迎，被邀为汤原县党代会和四级干部会演出，曾轰动一时。
1960年年底，王震召丁玲到北京，约她谈话，对她讲，农垦部的意见是给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并且已经把农垦部的意见转告中宣部与中国作家协会。丁玲非常感谢王震对她的关怀，但是中宣部与中国作协没有同意，所以没能解决，只给陈明摘去了右派帽子。王震对丁玲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也就在这时，我去北京看望母亲，同她一起过了一个春节。母亲同我谈她在农场养鸡、扫盲。她对自己的新生活富有感情的这些叙述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觉得她仍然对生活具有热情和信念，她仍然是一个认真的、执著的共产党人。她精神上充实、坚强，她是以自己最大的毅力在荆棘丛生的山石中踩出一条新的路来。我只是担心她的身体，她毕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除了参加集体劳动之外，她还要自己挑水，劈柴，做饭，自办采暖，洗衣缝衣，还要生产自己的副食，如种菜、养鸡等。在这一年有六个月要生火取暖、天寒地冻的北大荒，只说生存都不易。
母亲以同样感激的心情谈到萧克，谈到1959年冬天在汤原农场与萧克的一次会面。当时，萧克从国防部副部长任上调来农垦部任副部长。他下来视察工作，来到汤原农场，听说丁玲在这里，他表示：我一定要见见她。农场的领导请萧克吃饭，萧克就让他们把丁玲也请来。萧克热情地招呼她坐在他身旁，称她“丁玲同志”，关切地问她在农场的生活。母亲说：“听他称我‘丁玲同志’，我心里一热，一时话都哽住了。1957年底我划右派之后，周扬见到我，冷语地对我说：‘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正是狠狠刺中了我心灵的痛处。从他的冷语，从他的脸色中，我悟到了人。如今，萧克称呼我‘丁玲同志’，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我是十分感激萧克的。萧克以这样的态度待我，也使我往后在农场的日子好过一些。”
萧克也是丁玲1936年在定边红军前方指挥部认识的，他那时是红军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一个年轻的红军将领，才二十八岁。丁玲去二方面军的时候，萧克和贺龙待她都好。萧克还是一员儒将，对文艺感兴趣，在陕北，在晋察冀，与丁玲都曾在一起谈论文艺问题。现在，他离开国防部副部长职务，调来农垦部当副部长，自己的处境已不大好。
萧克曾有一首诗，名为《汤原晤丁玲》，写于1962年，记下了那次与丁玲的会见：
冰封雪冻嫩江寒，
相见同惊两鬓斑。
共历风波差一字，
别时频顾语犹难。
关于丁玲在农场的表现和右派摘帽问题，当年在汤原农场党委工作的张靖宇回忆道：
王部长多次想为丁玲的“不幸”解决问题，他曾于1960、1961、1962连续三年指示合江农垦局转告汤原农场写申请为丁玲、陈明摘帽。这三次申请报告都是我起草后经党委讨论上送的。1960年的申请上送后，未见批复，我问当时任场党委副书记的王文同志是何故？王文说：“上级不同意。”1961年7月给丁玲、陈明的摘帽报告上送后，9月27日合江农垦局通知，今年国庆节要摘一批右派帽子，陈明被批准摘帽，最近见报。我问程远哲书记，怎么不给丁玲摘帽？他说：“上级没有批。”1962年申请丁玲摘帽的报告上送后，也不见批复。1963年9月4日，丁玲书面向各级党组织汇报自己思想情况时，希望摘掉帽子，回到革命队伍里来。这份汇报书上送后，上级也无任何表示。从1959年至1963年的五年间，我奉命写过不少“丁玲表现”的报告，平均半年一次。在写材料前，我都向众多的干部、工人、党员调查过，综合他们对丁玲的看法是：身处逆境而对党无怨，遭受磨难而信仰弥坚，心中装着党，坚信党；她忍受着精神和物质的双层折磨，忍受着屈辱，保持着坚定的革命气节。她对前途充满信心，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带着一身病痛在寒凝大地的北大荒，自觉地积极地干着以前从不曾干过的体力劳动。白天养鸡，晚上教文化课，辅导学员写作，开展文艺活动，排演节目……样样都干得出色，做出令人佩服的成绩。许多感人的事迹，都曾写入“摘帽”材料，上级都不为所动，这令我困惑不解。于是我从程书记那里要来丁玲的全部档案细细研读，惊奇的发现所谓丁玲的“罪行”材料竟是一堆抽象的概念，找不出具体的、真实的、推不翻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材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竟凭这些不实之词，给一个老党员、高级干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老作家戴上“极右分子”“叛徒”“反党集团头头”三顶吓人的敌我性质的帽子。给予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取消工资级别，自谋生路的残酷处罚，只保留一个不给“俸禄”的作协理事的虚名。丁玲自谋生路的强项是写书，她“戴帽”写书谁敢给她出版。她写过几篇报导，《农垦报》都不敢登。这岂不是不给出路，要饿丁玲？我哀其不幸。也引发我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就是有心术不正者假借党的名义搞政治迫害；丁玲的问题是冤案，不是摘帽，而是要全部推翻。”
母亲在农场那样艰难的日子里，还挤时间继续写《在严寒的日子里》，写得不多，大约五万字。但是，这已是很不容易的了。加上1956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的那五万字，写成约十万字。灵源1962年夏天去汤原农场看望母亲的时候，母亲还让灵源看过她在农场写的这部分手稿。母亲说这本书是她的“宠儿”，她一定要完成它。灵源惊叹和佩服母亲的毅力，怀着极大的喜悦读着这些手稿：“书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有条件写完它。可是，看看妈妈眼前的处境，对妈妈这发自内心的呼唤，我只有默然。眼下，她连应付这里的生活已十分困难，何况还有政治上的千斤重压。”
事隔多年，没想到农场有人还记得这件事：“一次她的儿媳来，要找本书看，她递过去的却是厚厚的一摞稿纸，封面上工整地写着：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她对儿媳说：‘你先看看这个吧，已经十二万字了，还没完。’眉宇间露出一点自豪和骄傲，因为她相信，虽然写的书当时无法出版，将来是会出版的。”
1963年年底，下放改造的右派绝大多数都已回城，中国作家协会有意把丁玲、陈明调回北京，从事创作。但是丁玲决意留在北大荒。她在北大荒生活、工作、劳动了六年，对那里产生了感情，决心落户在那里，做北大荒人。1964年底，她离开汤原，落户到宝泉岭农场。
宝泉岭农场场长、老红军高大钧热情接待丁玲和陈明，安排他们住在农场招待所最好的两间房子里。
丁玲到宝泉岭农场后，编制属于工会，作家属工作，担任文化教员。
丁玲被分配到第六家属委员会帮助工作。在她的努力下，1965年年底，第六家属委员会被评为先进家属委员会，并派代表去省里参加表彰会。家属们认为，丁玲最应该当代表去省里，但是不行，她头上还有一顶“右派分子”帽子。
在宝泉岭农场的工作中，丁玲结识了农场的先进模范邓晚荣，两人成为忘年交。后来她以邓晚荣为生活原型写了《杜晚香》。
丁玲为什么会去宝泉岭农场？当年在汤原农场党委工作的张靖宇回忆道：“王部长对丁玲是很关心的，并含有保护之意。王部长每到黑龙江垦区视察工作，只要到佳木斯，都会见丁玲、陈明。光我转告丁玲，王部长要接见她就有三次。每次晋见后回场，丁玲都显得轻松愉快。……王部长对丁玲是很信任的，也寄予很大期望。1962年5月丁玲还是戴帽‘右派’，王部长称她为‘同志’尊称‘您’。并委托她组织转业军官讨论安心在北大荒建功立业问题。三江平原地广土肥，但多为重沼泽地，开发价值大难度也大。王部长熟知军人有不畏艰险、富有挑战的品格，便动员大批转业官兵到农场工作。这批转业官兵中有不少功臣英雄，开垦队伍中还会涌现新的劳动模范。为颂扬农垦伟业和英雄模范人物，把北大荒精神发扬光大，流传后世，王部长要写一部《农垦英雄谱》。谁担此重任？他想到了丁玲。1964年春，在王震部长授意下，东北农垦总局派专人陪同丁玲、陈明访问友谊、八五二、八五三、五九七、宝泉岭等规模大、效益好的农场。同年底，又将丁玲、陈明调到宝泉岭农场。时隔不久，我任七星社教团秘书，东北农垦总局王振林局长在七星社教团‘蹲点’，我问王局长为啥把丁玲调出汤原？王局长说，王部长拟请丁玲写《农垦英雄谱》，调去宝泉岭是为她写作有个好环境。不久爆发‘文革’，《农垦英雄谱》也夭折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仍然还戴着“右派”帽子的丁玲，在宝泉岭农场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
她被勒令搬出招待所，住到一间七平方米的破草房。屋顶是茅草，用草编成的辫子连接起来，四周是土墙，临窗，是一铺土炕，占去了房间的大部分地方，坐在炕上，一伸手就能摸到房顶，房脊离地面不过两米高。她就在这间茅草房里住了整整两年，两度经历北大荒零下四十度的寒冬，直到被隔离到“水利大楼”。
第一次批判斗争她，是载有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人民日报》发到农场的第二或是第三天。可说是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她作为一个戴帽“右派”，在宝泉岭农场第一个被“揪”出来批判斗争。脖子上挂着“大右派丁玲”的牌子，脸上被墨水涂黑，以示“黑帮”。她被迫跪在台上接受批斗，批斗会后在场区里游街。
母亲后来对我说：“我回到家，洗清了脸上被涂上的墨水，坐在炕上默默无语，我心里真想给你们写一封信，告诉你们，妈妈今天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洗礼，经受住了考验，并且准备迎接新的考验。”
她自己都数不清被批斗过多少次，起初是批斗她这个“右派”，后来斗争的矛头转向“走资派”，批“走资派”的时候，要她陪斗，而斗争她的时候，“走资派”也陪斗在侧。反反复复，交叉进行。
在这样的一些场合，场长老红军高大钧总是和她或站或跪地在一起挨批斗。高大钧被指责“包庇右派分子丁玲”。
在一次批斗会上，给丁玲挂了二三十斤重的铁牌子，伤了颈骨，留下了后遗症，头有点佝，抬不直。她还被“革命群众”一脚从一米多高的台上踢到台下，摔伤了腰骨，脚背也肿得老高，找不到药，托熟人到兽医院才拿到一点儿药敷治。这一脚也给她留下了后遗症，在我1977年见到她的时候，仍腰痛不止，难以伏案写作。
当母亲向我述说这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是我的心仍不停地战栗。我没有料到，母亲在北大荒农场，肉体上会遭受到这么大的摧残。
母亲说，批斗会上也有好心人。她说她脖子上挂着牌子，低着头站着接受批斗，头低的时间一长，直感到昏眩，额头上浸出冷汗，看看要支持不下去。这时，台上的一个“造反派”喝道：“大右派丁玲，你抬起头来让大家看看。”我抬起了头，才缓过来。母亲说，这也是在非常环境下的一种非常的帮助的方式。
不久，农场里的“革命群众”分成了两派。动枪动刀的“内战”打得不可开交，但是两派都批斗她，以表示自己这一派“革命性”强，有一派对她特别坏。她那间七平方米的小屋，被抄家三十多次。每次来就无缘由地毒打她一顿。隔壁邻居老头都看不过去，可怎么帮助她呢？一次，对她很坏的那批造反派来抄家，她就跑去吓唬他们，说另一派的好多人来了，吓得这几个人顾不上抄家和毒打丁玲，赶忙跑了。
丁玲的存款被抄走了，又没有工资，更是一无所有了。怎么生活呢？按照农场“革命组织”的规定，“牛鬼蛇神”是职工的，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是家属的，发八元生活费。她起初被定为家属，只给八元生活费。八元钱怎么活？！经过陈明力争，好不容易找了条理由，说她有公费医疗，才被算为职工，发给她十五元生活费。要生活下去，这十五元也是很紧很紧的啊！
在这被冠以“文化革命”，却是黑白颠倒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切都是这么无序、混乱，对于丁玲这样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根本没有人道可言。丁玲只能无言地忍受，她决心坚持下去，无论如何也要挺住，挺过去。
1968年夏天，她被关进农场水利大楼的隔离室。
随着运动的“深入”，水利大楼的“牛棚”迅速扩大，各种“牛鬼蛇神”陆续被关了进来。10月间，陈明也被关进了“牛棚”，住在临近丁玲的一个大房间里，共走一个走道。陈明这些“牛鬼蛇神”每天还可以在监督下集体走动：清晨去打扫楼外的广场，集体在广场前排队请罪和到食堂去打三餐饭等等。他路过丁玲的窗下时，有时还能遇到丁玲的目光，两人相对而视，但是没有说话的机会，他们只能在这短暂的目光中相互得到安慰，吸取力量。
一天，在丁玲的隔离室里关进来一个中年妇女，刚进来那几天一直哭哭啼啼。丁玲慢慢地从她口中了解到，她的“罪名”是出卖“八女投江”东北抗日联军女战士的叛徒、汉奸。丁玲听了她叙说的身世和经历，“八女投江”时她不过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便对她说，你不会有什么的，问题一定能查清楚的，只是自己要有信心，要坚持住。时间一长，她把丁玲当成了知心朋友。春节前，她被通知解除隔离审查，可以回家去。但是她不肯走，丁玲对她说：“这是好事，回家与亲人团聚，一起过春节。”她拉着丁玲的手，哭着说：“那么还有你呢？”她舍不得丁玲。
冬去春来，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牛棚”里的人也一天天减少，出去的人都回了家，回到原单位。每个人心中都将产生一个新的希望。丁玲是多么热切地希望回到她原来住的那间小屋，那间七平方米大的小茅屋，那个温暖的家。她幻想再过那种可怜的而又是幸福的，一对勤劳贫苦的农民的生活！然而，事实却把她这小得不能再小的一点点奢望也击得粉碎。
1969年5月，丁玲被通知去农场的二十一队，在革命群众专政下劳动。这不禁使她心跳了一下。她知道，去二十一队是没有什么好受的。这个队是在武斗中以凶狠野蛮出名的老虎队。其中的一些人她也领教过。他们曾一批一批地深夜去过她的家，名为“破四旧”，实为“打、砸、抢”，殴打、折磨的同时，拿走他们的衣物、鞋、袜、笔记本、稿件和日常的生活用品，将其据为己有，什么坏事都干过。而现在，要在这帮凶神恶煞的眼底下过日子，她只能用颤抖的心灵去迎接更加残酷，更加黑暗悲惨的日子。
丁玲刚到二十一队，就被命令到晒肥场上劳动。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中年人板着脸，恶狠狠地走近来，抛给她一个钉耙，厉声道：“就在这里翻晒肥料。老老实实，不准耍滑偷懒！”
开始的时候，队上多是派她到马房，跟另外两个“牛鬼蛇神”一道，清除马房内堆积得很厚的粪泥。
麦收时节，丁玲也下大田，手拿镰刀参加劳动。有时为收割机打道，有时在小块地面人工收割。她已是六十五岁的人了，自然割得慢，捆麦秆也慢，却常常遭到斥骂。夏天在大田锄草也是这样，真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她虽汗如雨下，总还落在一群人的后边。于是，只好在别人小休时自己不休息，紧赶慢赶地跟上去。她50年代初就有腰病，骨质增生，现在这样从早到晚，弯腰出力，劳动过头，实在难以支持，手上磨出血泡，腰酸腿疼，她都不愿说，也无处说，只有咬着牙，强打精神，跟在人家后边干。她认为她还是可以战胜这些困难的。
后来又要她去菜地里劳动，收拾厕所粪坑里的积水。这是个又累又脏的活，一天得舀五六千勺，可晚上因地下水上涨，粪水又涨到与前日一般，所以每天得舀，周而复始。丁玲不由地想到希腊神话里被神处罚的那个人，他每天从井里掏水，白天把水掏干了，一夜又涨满了。好像她也将永世这样干下去一样。
总之，她是一个被干部、工人或造反派的任何人都可以临时勒令差遣去干活的“犯人”。到了二十一队，住的宿舍，都是下放知青。女孩子们议论：我们是“革命派”，她是“反革命”，她不能和我们一样。怎么不一样？给她睡靠门的床铺，勒令她不许睡午党，还要她每天晚上拿桶去伙房打热水来供她们洗脚。这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动不动就责骂甚至还动手打。上午劳动累，丁玲真想中午躺一会儿，好坚持下午的劳动，可是不行。她不由地想，她们怎么这么没有人性，还是对待一个老人。可是她更多的还是为她们忧虑，人生的路还长，她们今后会变得怎样呢？
十五元的生活费，常常只能吃点儿咸菜。一日，丁玲忽然觉得天黑以后看不清东西，眼前好似蒙上一层黑云，她真担心长此下去，眼睛会瞎了。去医务室看，医生说是夜盲症，给了她半瓶鱼肝油丸，吃了五六天后，视力恢复了。想巩固一下疗效，再向医生要，医生就不给了。尽管这个医生也常常参加到欺负她的行列，但他给了她半瓶鱼肝油丸，救了她的一双眼睛，她心里还是很感激他的，丁玲后来一直说他的好处。
1969年年底，从北京来了几个身着军装自称是北京市军管会，实为中央专案组办公室的人来审讯丁玲。
审讯总是在夜间进行，有意设计好的车轮战，他们几个人轮番睡觉，换班审讯。房间里火墙烧得很热，他们不断地抽烟，屋子里乌烟瘴气，丁玲不停地得回答问题，话说多了，口干舌燥，要喝水，他们不给。丁玲这时已患上糖尿病，糖尿病人，就是要喝水，她几次都差点儿晕倒。审问她的人，逼她承认是“中统特务”。她当然不能承认。他们得不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就打她。一个大个子，朝她的右肩胛猛地重重一拳，这一拳打得她疼痛得右臂完全不能活动，好似这只臂膀已经不属于她的了。丁玲藐视地对他们说：“不要打这边（右边），打坏了，你们要材料，就没法写了，要打请打这边（左边）。”他们齐声吼道：“谁打你了？！谁打你了？！”当面耍赖。之后，他们便用手推她，一会向左，一会向右，还揪她的头发，不是一把一把地揪，而几乎是一根一根地揪……
后来在秦城监狱，这几个人还继续审问丁玲。1972年，在监狱里，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大意是要按政策办事，不能用法西斯的办法对待被审讯的人，有违反政策的，殴打、体罚被审讯者的，要向当事人赔礼道歉。在这样的压力下，打她右臂的那个人，也来向她道歉，但看得出态度很勉强。丁玲不屑地冷冷说：“认识了，就行了。”这些人，帽子上缀着红五星，领子上佩着红领章，却败坏着解放军的作风和传统。
这次审讯之后不久，1970年3月，丁玲被押送北京，投入秦城监狱。
母亲向我讲述了如何押解去秦城监狱里的情形：
1970年3月的一个深夜，我被叫醒，被戴上手铐，带到农场场部大楼，呆了一小会儿，就被押上一辆吉普车，前后还有好几部，天蒙蒙亮的时候开到鹤岗车站。那里停了一个专列，两个车厢。周围好多解放军战士站着岗，车上车下总有十几二十个人吧！我被押上一个车厢，进了四五间包房中的一间。车厢里有一个大会客室，设置着沙发。但我只能往那边望望，我只准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三个女战士看守着我。那节车厢就同1948年妇女代表团出国乘的专列的车厢差不多，只是现已陈旧。见这排场和气势，我顿时想，怎么这么大动干戈的，我好似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大要犯了。
在给我戴上手铐的那一刹那，我心里竟然萌发出：“这下可得救了。”我的身体实在忍受不住在二十一队的那种折磨，瘦到只剩九十几斤，我虽然有坚强的意志，但很担心自己的身体熬不过来。我想，进了监狱，监狱里总讲点法律，有点规章，总会好点，人身安全能有保障。
车窗蒙得严严实实的，但是从阳光的照射，我看出是往南走，我明白了是押往北京。
到北京是夜晚，一部轿车在站台上就停在火车车厢门口，一下车厢，就进入轿车。开动时，前面一部，后面一部，我这部车在当中，我身旁一边坐着一个女战士。车开到天安门，我心想，几年不见了，看看天安门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刚刚抬头，身旁的女战士就喝道：“低头，不准东张西望。”总算是看了一眼。后来车外就暗了，我知道到了郊区，开了差不多两小时，到了秦城监狱。
我不知道叔叔（陈明）也同我一起押到北京，一同关在秦城监狱，五年后到了嶂头，才知道原来是关在一处的，我原以为他一直都在农场呢。可是叔叔早就知道，当他也被押到鹤岗车站时，他见车上有两个女兵朝他这边望，他明白了，我就在这列车上。农场两年，秦城监狱五年，我同他分开了七年。
这是一所现代化的高级监狱，都是单人牢房，我那间牢房大约有个十平方米多一点吧，窗户很高，贴近天花板，窗上有铁栏杆，一个单人床铺，很低，离地只有一尺多高，直放在窗下一边靠墙的地方。另一边靠门的角落里设置洗脸池和抽水马桶。设计得很好，从门上的窥视孔，看守可以看到坐在马桶上的人的小腿和脚，知道人是坐在马桶上，但是却看不到人的身体。墙是隔音的，听不到隔壁的声音。
一日三餐，伙食不错，以我的情况来说，与在农场时相比，简直是太好了。后来听看守说，伙食标准一月约三十块钱，中灶。如此看来，还有吃得更好的，吃小灶的。但这里绝非“休养所”，以“不老实交代”为由，随时都可以给你吃窝窝头，加点咸菜，以示惩罚。到秦城以后，我的身体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一个星期可以洗一次澡，单独押去，单独的洗，在洗澡间也见不到其他的人。我在农场没有洗澡的机会，洗了四五次，身上才洗干净。
房间里的电灯两种颜色，白色和紫色，开关都在走廊上，睡觉时看守就在外边关掉白色的，打开紫色的。规定睡觉必须脸朝外，看守好看清你的状况。但是人睡觉，睡着了，侧着身睡，一边睡麻木了，就会自然地翻身朝另一边侧着睡，这样就面向墙了。房里有个电铃，按钮在外边，这时看守就在外边按电铃，叫你朝外睡。一晚上不知道要给这样地吵醒多少次。这就是折磨，你说他体罚，他没有动手，但是是有意的折磨，慢性地、长期的折磨你。我后来想了个应对的办法，就是要翻身时，就掉一个头睡，既翻了身，脸也朝了外，结果稍微好些。
门上有一个小门，离地板就门槛那么高，送饭、菜时就打开，从那里递进来，我感到屈辱，喂狗才这样。
囚服是黑颜色的，我现在很厌恶这个颜色，以后再也不穿黑颜色的衣服了。（作者注：的确，母亲从秦城出来直到去世，都没有穿过黑颜色的衣服。）
没有纸，写“交代”材料的纸，编了号，发下来几张，按数收走几张。
有《人民日报》看，这个星期的报是当天的，下个星期的报是前一天的，再下个星期是前两天的，再往下又是当天的。我摸出了规律，得出：三个人一份报。《红旗》杂志也是放几天就拿走，从时间上算，也是三个人一份。（作者注：有文说，她把报纸边上的空白纸，偷偷裁下来写文章。那不是事实，纯属臆想。三人一份报，每天由看守转来转去，检查严格，怎么能偷偷裁下空白纸？我从未听母亲这样说过。）
在监狱里面，与世隔绝。要了解外边的情况，就只有通过报纸，所以看得很仔细。通过报纸，在1971年国庆节时，我已经觉察到林彪出事了。
每天可以放风一小时，一个个小院子，四周是高墙，墙上有哨兵，单独一个人在院子里放风，安排得非常周密，去，回，都遇不见别的人。
要我写交代材料。写南京那段历史的材料交了上去，当然其中写到姚蓬子。第二天，负责我的案子的人，指着材料上姚蓬子的名字，说：“不许写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亲属。”叫我重写。我想，这样写出来的“材料”，叫材料吗？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呀！
长久的单独囚禁是对人的最大折磨。除了审问之外，没有人同你说话，没有思想交流。久而久之，思维就迟钝了，语言就出现障碍，说不出话来。我为了防止这种状况出现，就天天朗读，朗读毛主席的语录，朗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背诵唐诗、宋词。（作者注：我问她，当时唐诗、宋词被认为是“封、资、修”，看守没有阻止你？她说，倒没有，或许她们没有听见，或许她们没文化，听不出我在背诵什么。）
为了锻炼体力，我就把草纸揉成团，每天做运动，把纸团抛向墙壁，纸团落到地上，捡起再抛，周而复始。
那几年间，我住过两次医院，都是在复兴医院。病房在楼顶上，同别的病人分开，也是单间，门口有守卫。（作者注：1979年母亲搬进复外大街22号楼，南边的窗户就正对着复兴医院，她还指给我看她那时住过的病房。）
刚进来的一年，审问，写材料还比较多，后来就很少了。这时可以借马，恩、列、斯的著作，我就安下心来，读他们的著作。
关于母亲读马列主义著作的感受，她在刚出狱给我和灵源的信中作了长篇的叙述。
她开头是这样写的：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到老顶山两个月了。在这两个月之中，我每天想到要给你们写一封信。这是我最愿意做的，我要把我最想同你们说的话说出来，尽管我一次说不全，也不可能说得透彻。今天我下决心，打扫出一片心情，坐下来安安稳稳尽情地说一下。
从哪里说起呢？先说读书吧！从1971年夏天起，我就一心一意把全部精力放在读马、恩、列、斯的原著上。几年来我几乎通读了（有些是熟读）马、恩全集和部分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自然更熟读了毛主席的选集，这对我真打开了眼界，使人受益不浅……”
母亲没有述说她“文革”中在北大荒农场的苦难经历，也没有述说她在秦城监狱遭受的折磨，却是一开始就说起她在狱中读马、列著作的感受，而且用了近三千字的篇幅，几乎占全信文字的一半。
她告诉我们，她完全迷进去了：“我每天，成天跟他们相处，跟着他们走，分析他们那个时代的背景、社会思潮，了解他们的思想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无时无地的斗争情况，并且领会着他们雪亮似的个人生活的高尚情愫。”
母亲是读得这么投入、认真、仔细。我们十分惊叹她的意志力。狱中的情况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不断的提审，写交代材料以及其他的凌辱。可是，她竟能如此专心地、倾心地通读和熟读这些大部头的马列著作，而且，还是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之下。她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强的意志和坦荡的胸怀！
母亲说到她对这些书的理解和感受：“这些书真真是最完整的社会史、革命史、党史，更是一部崇高的英雄史。从来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能象他们的作品吸引过我，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神仙英雄之类的人物这样使我倾心。恩格斯在伦敦海德公园参加‘五一’节以后，他说，当他走下作为讲坛的货车时，觉得自己高了几寸。我也是，在我与他们相处时，总是感到自己也高了几寸。这些日子真值得回味啊！”
她说：“这些书，可谓万世明灯，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也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帮助她度过了痛苦难熬的岁月。
1975年5月19日，负责丁玲案件的人，向她宣读了对她的问题审查的结论，认为仍旧是1957年已作结论的问题，没有发现新的问题。但是母亲注意到，在南京一段历史问题上，把1957年定的“自首变节”上升为“叛徒”了。宣读完后，来人告诉她，考虑她年迈体弱，根据中央的精神，决定“养起来”，安置在山西省长治市，每月发给生活费人民币八十元，由当地发给，生活上给以适当的优待，这个精神已经通知当地组织。今晚就送她上火车，已联系好，那边有人接。
母亲向我述说这一情况时说：“为何上升为‘叛徒’，没有说出新的事实，也没有任何理由。只是就这样结论，通知我就是，并不要听我的意见。我觉得此时此地也不是申诉意见的地方。”
她说：“通知我当夜就走，我倒萌发一个思想，心想，正读着的一本书，还有一部分没有读完，要是晚个十天再出去就好了，就可以读完了。”
所谓“送”其实和押来的情景也差不多，依旧有解放军的男战士、女战士，一列专车把丁玲送到正太路上的阳泉，仍旧搞得神秘兮兮的。车到阳泉时，天刚亮，已经有五六部吉普车停在车站上。下火车就上汽车，下午到达长治市的嶂头村，径直开到一家农户门前。
两天后，陈明也来到这里。七年不见，丁玲初见陈明时的第一个印象是：怎么这么老了？而且有些陌生与生疏，好像是“似曾相识”。一谈话才觉得是依然故我，一切如旧。
嶂头村在长治市东边，离长治市区十七华里，位于太行山麓脚下的山坡上，是一个近五百户的村庄。此处的山叫老顶山，所以这个村子按当时农村组织形式的叫法是：长治市老顶山人民公社嶂头大队。公社机关就设在嶂头。
老顶山半山上有一所寺庙，名滴谷寺，从嶂头走七里山间小道就到那里。“文革”中“扫四旧”，那里已经没有和尚，只有一二看门人。丁玲还在北京的时候，根据中央决定把她安置在这里的指示，长治市委就着手给她找个住处。最初打算将她安置在滴谷寺，可能有把她同群众隔离开，避免外界知道的意思。具体办事人员去滴谷寺看了之后，说不行，因为那七里山路，不能走汽车，生了病下不来，平时买食物和生活用品不方便，才临时决定安置在嶂头，让一家农户腾出两间房子。丁玲来时，就直接送到这所院子里。这所院子在村子的西北角。丁玲后来还爬山到滴谷寺去玩儿过，她说：“那里环境幽雅，清净，也有空房，只是‘远离尘世’，没有群众。”
丁玲刚到嶂头时除了一身随身穿的衣服（从东北来北京时穿的一身衣服）和临走时北京发的一身外边的衣服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当地老百姓看见他们穿打补丁的布衣服，都很奇怪。可见，她已真真切切地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了。因为工资关系还没有转来，当地政府暂时借一些钱给他们作生活费和安家费。
丁玲到嶂头之后，长治市委有关负责同志来看她，同时也告诉她，当地组织负责她两方面的事，一是照管她的生活，中央下达的精神是给以适当的照顾，已告公社，由公社具体负责办，如需去市里医院看病，可通过公社联系，市里派车；二是她的“安全”，说她可以在长治市境内任意走动，但是若要离开长治市，那市委还要向北京方面有关领导机关请示。山西省委组织部也派人来看过。
根据这样的限制，所谓的“安置”就是将她流放、软禁于此。
长治算是山西省比较富裕的地方，位于上党盆地。可那时农民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粮食是种什么吃什么，玉米、小米多，麦子少，大米没有。老百姓在菜籽收获后，可以分点儿油，每人全年一斤到两斤，春节时可以买到十来斤肉。在当时实行票证配给制的情况下，当地干部的粮食为三分之一麦子、三分之一小米、三分之一杂粮，副食品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肉、半斤蛋。对丁玲有些优待，粮食是百分之五十麦子、百分之二十大米、百分之三十小米，油、肉、蛋等副食品的供应没有限量规定，可以到公社的供销社随意地买。可是丁玲对自己要求严格，不愿脱离群众，尽量少买，主动节约，以免同群众区别太大。饭菜很简单，一菜、一饭。
丁玲刚到嶂头的那个中秋节，公社供销社有月饼卖。县里的月饼质量当然比不上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可是她多年没有吃到过月饼了，一高兴就买了两斤。过后她才知道，卖给老百姓有限量，一人一个月饼。她觉得自己买多了，十分后悔买时没有了解到这个规定。1975年底，长治市委为落实中央政策，派人去宝泉岭农场落实丁玲被抄物资发还的事情。在东北的东西，凡是留存的，基本上大部分都取回来了，但是她的长篇的原稿，却因人员的频繁变化，无法找到。原来的存款约五千元也取来了，还补发了陈明的六十一个月的工资（扣除了每个月十五元的生活费）。
五千元是存入银行时写在存折上的款数，加上一些年的利息，实际数额大约为七千多元。家里的存款，都是来源于母亲50年代的稿费。由于捐赠、超额交党费，用去好大一部分，到去北大荒前约有一万多一点存款和几千元国债券。因为她被划“右派”后，不给她生活费，十几年来，“坐吃山空”，就只剩下这些了。补发的陈明六十一个月的工资大约为六千多元。陈明原为文艺三级，划“右派”后降五级。降级后的工资，大约每月一百二十元。两相合计为一万三千多元。
这时市里拨给嶂头大队购买一台拖拉机的指标，可村里却拿不出钱来。母亲一心想着人民群众，希望他们发展生产，改变贫苦面貌，就拿出一万元整捐赠给村里去买拖拉机，自己只留下一个零头。
1952年，她就曾将全部斯大林奖金捐赠给全国妇联用于儿童福利事业。1954年丁玲重返她搞土改的涿鹿县温泉屯，看到村里文化生活贫乏，就用自己的稿费为村里买了一部幻灯机和其他文化用品。这种尽自己之所能帮助群众的善举，在反右派斗争时，竟招致颠倒黑白的批判，说她此类举动是“沽名钓誉”，为个人“树碑立传”。但她“旧习”不改，1960年在汤原农场，场部电影放映队的发电机坏了，她花两千多元买了一个发电机捐给农场，方使得放映队继续工作。时过二十年，丁玲此时身处逆境，自己生活勤苦、节俭，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吃着同当地农民差不多的饭菜，心思与过去一样，想着的仍是群众的疾苦，依然向当地的农民献出她的一颗赤子之心。
丁玲刚到嶂头的时候，村里的群众窃窃私语，说是下放下来一个大干部，是个老太婆，犯了大错误下来的。她走到哪里，人们都远远地望着她，不敢同她说话。她和她的房东一家相处得很融洽，慢慢地和村子里许多其他的群众也处熟了。她以她坦诚的心对待周围的群众，同他们相处得平平和和，随随便便，亲亲热热。诚实的农民自有自己的一杆秤。他们用自己的眼、自己的心来判断人。如果说丁玲初到嶂头时，人们对她还有点戒心的话，那么这种戒心经过他们用秤称过之后，很快地就消除了。他们认为她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善良的人。
最令丁玲感到懊恼的是，她的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的手稿遗失了。
丁玲到嶂头后，就打算继续写作这部长篇。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这几年想得最多的，你们知道我曾有一个长篇的计划，这部书，后来没有写作的条件，只好搁在那里，没有写下去。我自己反复思索，认为我可以完成这部著作，我一定要精心的把它写出来。”
母亲在这封信里还说：“我要把它写出来，一不为名誉地位，二不为自己翻身，也不是‘一本书主义’，也不打算出版，如果能作为后人的参考资料也就行了，何况是可以给你们浏览的。”
这年，她七十二岁，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病症，还有“文革”中折磨带来的伤痛，可说是带病之躯。而且生活在农村，不比在城里方便，事事都得自己做，光每天三餐饭就够耗费时间的了。丁玲为了写作，简化了自己的生活。她把每日三餐饭改为两餐；原来每天擦澡一次，改为三天一次，又改为每星期一次，后来竟到两星期一次。这样，洗衣服也就拉到两星期一次了。她这样地挤时间，就是决心一定要把这部书写出来。
丁玲是1976年初开始动笔重写这部书的。到1978年3月，共写成十三万字，因为自己政治问题的平反，思想转移到向党中央的申诉上，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便暂时搁笔了。在她复出之后的七年里，也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再把这部长篇写下去。在她打算继续写的时候，却又天不假年，遽然离开了人世。
丁玲只完成了整个长篇计划的一小部分，终成未完成之作。非常可惜。
1977年1月，我去嶂头探望她。一个夜晚，我思索了一会儿之后，问母亲：“1957年以来，你可一度浮现过一丝轻生的念头？”母亲摇摇头，答道：“没有，从来没有过。我有信仰，我有信念，我相信党，我相信群众，我相信历史终究会为我作出我是无辜的公正的结论。当然，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活着看到这一天，我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我如果自己去死了，岂不是正合那么几个人的心意了吗？我若是死了，我的问题要说清楚就更不容易了。再说，我要是死了，你们怎么办？”我从她的话里，感到她的坚强，也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母爱。多么坚强的意志，多么倔强的灵魂啊！
这时，“四人帮”被粉碎不久，那几个月里，全国正兴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丁玲和全国人民一样为国家的前途有了希望而欢欣鼓舞。不过，那时节，阳光还没有照到她身上，甚至还时有寒潮向她阵阵袭来。久已不见报了的“丁玲”的名字，这时又屡屡以反面人物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其他的报刊上。而且定性的调子比1957年时还高，帽子还大。《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揭批：张春桥的一篇反动文章1938年发表在大右派丁玲为主编的杂志上，意即丁玲与张春桥乃一丘之貉，甚至还有专论她的文章。上海的《解放日报》上，有一篇剖析鲁迅的《悼丁君》的文章，藉以说她是叛徒。从这些情况来看，给人们的印象是：尽管“四人帮”打倒了，但你丁玲，右派还是右派，叛徒还是叛徒，别想翻身。
我去嶂头时正逢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很自然地说到周总理。母亲说：“总理很懂文艺，也了解文艺界的情况，重视文化人的作用。”她接着对我说了一件事：“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那是非常隆重的，从机场到城里下榻处沿路几十万人夹道欢迎，鲜花、彩旗一片，人们载歌载舞。通知我去机场参加迎接。去迎接的人一字排列，副总理、部长……我站在这些部长们的末尾。总理把各位副总理级的人物向尼赫鲁介绍后，没有介绍这些部长，而是带着尼赫鲁走过这些部长来到我面前，特意向尼赫鲁介绍我，说：‘这是作家丁玲。’这体现了总理对文艺的重视。”她继续说：“总理的逝世，我是非常悲痛的。我觉得总理是了解我的，所以他的逝世，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悲哀。”母亲复出后，心里一直想着要写两篇文章，一篇是回忆与纪念周恩来的，一篇是回忆与纪念任弼时的。她始终觉得对于她来说这两篇文章的分量很重、很重，心想要写得好些，再好些，所以没有轻易动笔。这两篇文章终未能完成，她只留下了不足五千字的访谈录音《回忆任弼时同志》。想来，是很遗憾的。
小延是我们唯一的女儿。出生后，我们打电报给在北大荒的母亲，要她给她的孙女取个名字。母亲回电：取名延。故她的全名是：胡延妮。
1978年1月，灵源带着小延去嶂头和母亲一起过春节。这时母亲已搬入新居。那里过去用作仓库，已经废弃好多年，十分破旧，院内杂草丛生。经村里同意后，母亲自己花钱，请人修好，前一年夏天搬了进来。她觉得自己有个小院，安静一些，便于写作；再说，也不能长久住在房东家，给房东一家带来许多不便。
这是一个独院，北屋相通五间房，一间作厨房，一间是作储藏室，三间为住房。院子很大，有好几棵树，还种了一些蔬菜，盖了一个鸡舍，养了十几只鸡。
灵源和小延的到来，令母亲非常地高兴。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她的孙女！更是喜爱得不得了，小延也是，真不知道怎么爱她的祖母才好。祖孙二人形影不离。
母亲给我们的信中就说：“小延的一切都使我们愉快，本来我们就爱谈到她，现在就更要谈到她了。未来就像清晨的绮丽的云霞，人们总爱在它身上萦回着许多梦境。当看到各种征兆要变成现实的时候，就更引人沉醉在更多的希望之中。”
夏天，小延将从小学毕业，母亲这时更多地关注着小延的前途。
小延这时正在学大提琴，已经学了三年，在学大提琴之前，还学了两年钢琴。灵源为她请了一位很好的老师。学琴，最初的考虑还是出路问题。“文革”中，起初大学不招生，后来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由组织上选拔。我们家的孩子是不会获得这样的机会的。所以，培养她拉琴，以后凭借这一技之长，自己找碗饭吃。小延对拉琴也有兴趣，还考进了上海市少年宫的管弦乐队。
母亲对这样的安排不大赞同，要我们从长远考虑，对她的发展应该十分有信心，不走以大提琴为专业这条路，应将其作为业余爱好，现在全面发展，然后再选择专业。要把她作为一个有大能耐的人培养，要有一门专长，这个专长应由小延自己决定。
1977年冬季，大学开始公开招考，又创办市、区两级重点中学。一般的看法是，进了重点中学，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的门槛。我们认为母亲的话是对的，但决定起来却感到两难。一是学了五年琴，放弃了有点儿可惜；但主要的是担心小延考不上重点中学，从而今后难进大学深造。因为她为了拉好琴，拉到专业水平，在功课上没有下多少功夫。
母亲对小延的前途之所以有这样坚决的想法，在她后来给小延的一封信里说得很明白：“我喜欢你是一个能全面发展，有见识，有能力的全人。一个人就是要这样，是一个有远见的，高尚的人。雕虫小技不是我们能满足的。你奶奶、爷爷，以至你爸爸、妈妈都为环境所迫，没有达到理想，都有缺陷和不足之处，我们就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完成我们的理想。”
这时的小延，真不知道如何爱她的祖母才好。当她稍懂事时，我们就告诉她，她的祖父胡也频是革命烈士，她的祖母丁玲是老革命，但现在是“右派”，是被冤屈的。她很懂事，最后这一点从不在外面讲。她多年埋藏在心底里的对祖母的爱和思念，在嶂头尽情地倾泻出来，当然她也充分地享受着她祖母对她的爱。她说：“我听奶奶的话，我有信心考取市重点中学，我决不辜负奶奶对我的期望。”我们有些担心，怕她难以如愿，她回答说：“考不上就进普通中学，自己努力成材。”我们把这一情况告诉母亲后，母亲非常满意，认为小延有志气。
小延放弃学琴到考试，只有四个月时间。最终，通过努力，她在全区应届小学毕业生数学考试比赛中得了第一名，继而考取了市重点上海市第二中学。
当母亲知道小延已考取市重点中学后，她是极为高兴的。小延按照她指引的路去努力了，获得了成功。母亲在中秋节时，用了四天的时间，以“亲爱的小延”开头，给小延写了一封一万字的长信，向小延讲述了她自己的中学生活，并对小延加以勉励。我们见到信后，十分理解她写这封信将理想寄托于孙女的心情。
这封信，当时并没有想到会发表。后经少量删节后，以《我的中学生活的片断――给孙女的信》为题，在《作家的童年》第一集上发表（天津新蕾出版社1980年出版），成为众多作者书写她的这段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后来，小延进了全国重点大学，选择了企业管理专业，她对这个专业十分热爱，很有兴趣。大学毕业后，她去美国留学深造，进入芝加哥大学，用一年半的时间，读完了两年的研究生课程，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遗憾的是，她的祖母未能等到这一天，此前三年，她已离开了人世。
1978年3月中旬，我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期间，抽空走访了几个延安时代的同学，从他们那里听到平反冤、假、错案的事已开始有了大的动作。这时，邓小平已经复出，不久前，胡耀邦接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们告诉我，胡耀邦上任后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加上“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还有建国前乃至一直推到当年苏区时代，真正是积案如山。胡耀邦还说，“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要清理，要落实政策，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也要清理，落实政策，甚至对建国前历史遗留的问题也要解决。胡耀邦还表示，不管在落实这些干部政策上如何步履艰难，也一定要平反这些冤、假、错案。他还指示中组部，对每一个申诉上访的同志都要热情接待，不要阻拦。
我想，母亲对自己问题的申诉，应是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母亲肯定不知晓最近两个月来北京的形势，她住在太行山下的小山村里，消息十分闭塞。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去一次嶂头，把这些新的情况告诉母亲。尽管研究所里还有工作等着我回去做，也管不了那许多了。
三月下旬，我再次来到嶂头。母亲惊喜地问：“你怎么来了？”她感到意外，因为灵源、小延刚回去不多天。我说：“我在北京了解到一些情况，觉得该让你们知道，所以挤出时间赶来。只是不能久住，只住两天。”
母亲听了北京政治气候的变化，情绪很好，尤其听到胡耀邦的那些话，感到振奋。她的眼里闪烁着希望之火。
第二天早晨，母亲经过一夜思考之后，说：“我打算现在就着手写申诉材料。”“对于我的问题的平反，在时间上，我们还是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大会很快解决。一是‘文革’中积案如山，迫切需要首先解决；二是，胡耀邦讲‘文革’前的冤、假、错案也要平反，那是决心和打算，目前还没有关于解决‘右派’问题的具体政策。所以，还需等待。但是以现在的情况看，中央一定会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所以我们可以有信心。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现在就申诉，二十多年了，我应当向中央表明我的态度；另外，我这一案也牵连了不少人。”
丁玲给中组部的申诉书于4月中旬写好。申诉书中明确提出，请求中组部重新审查与她政治生命有关的几个关键问题，并作出相应的结论。这些问题是：（1）被囚南京三年的历史问题；（2）1955年所定“丁、陈反党集团”问题；（3）1957年划“右派”问题；（4）“文革”中的结论。在申诉书里，丁玲对这几个关键问题的事实作了陈述，并对过去所作结论，提出了不同意的意见及其理由。申诉书中明确提出希望中组部主持审查。这份申诉书写好后，曾寄给我一份誊写稿，要我提意见。申诉书不长，考虑到中组部任务重，时间紧，而类似的问题，或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一定很多，所以写得尽可能简短、扼要，需要时当再作补充。
陈明携带这份申诉书，于4月20日离开嶂头前往北京。他去中组部送了材料，与负责接待的一位老同志谈了两次话（他对这位同志印象极好），还去了胡耀邦家里（他原认识胡耀邦），因胡不在，未遇，留了信。因我之托，我延安时的同学苏绿野（曾在中组部工作，此时任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副局长）给他以帮助。他在北京呆了二十天，看来还比较顺利，请求中组部主持审查，不仅获得同意，而且已在执行中；调回北京，以便面谈，也获原则上同意。但也仍有阻力。
这时，从文艺界方面发出了与时代步伐不谐和的音响。《人民文学》杂志1978年第五期发表了林默涵《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一文。这是他1977年12月29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文学工作者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上的发言。这个座谈会于12月28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是一个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的会，由《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主持，郭沫若、茅盾、周扬都与会并讲了话。林默涵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林文中关于“丁、陈”问题说了不少话，其中有这样一段：“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是两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一个隐藏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一个隐藏在国统区。他们之间是遥相呼应的。”
在全国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并且一些冤、假、错案正在陆续平反的形势下，林默涵的这个讲话自然引起了丁玲的重视。她在读了这个讲话之后给我和灵源的一封信中说：“这次读了林副部长的发言全文，觉得他很有气魄，很有权威，帽子比二十年前更大了，可是很空，缺乏具体事实。我亦拟写点读后感。”
“我亦拟写点读后感”，就是丁玲继4月送中组部的申诉书之后，又写了一份补充材料给中组部，针对林默涵的这个讲话所写。对林文的看法，她在补充材料中写道：“林副部长的寥寥数语，是要把我定为如胡风一样的暗藏的反革命，便于作为不落实党中央的政策，不解放丁玲的借口和理由。因为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传达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的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为此，她在补充材料中，陈述了她1936年去陕北和之后几十年的情况。
丁玲的申诉书送上去一个多月以后，从中组部方面有了一个反映。“6月12日，长治市革委会人事局负责同志告诉丁玲，省委组织部转来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说按照中央指示，把她安排居住在太原，现正准备房子，搬家日期另行通知，如身体不好，可先到晋祠休养所（山西最好的地方）疗养，并问丁玲对此有什么意见等等。”
丁玲见信后，很感意外。因为陈明在北京时中组部已同意让丁玲回北京，重新审查她的问题，为何现在又要她去太原呢？是什么原因促使产生这个变化呢？她十分不解。
由于通知没有说清楚去太原是长住还是暂住，也使丁玲捉摸不定。所以，她于当日，即6月13日，就向中组部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说，组织上的这一安排使她感到温暖、亲切，她十分感激。但是希望根据她的年龄和身体，按照政策规定，允许她和儿子或女儿住在一起，以便在生活上经常有所照顾，精神上也有所慰藉。
根据中共中央（1978）11号文件的规定，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党委于7月18日在嶂头村公社办公室召开了为丁玲摘掉“右派”帽子的会议。
会议结束后，公社负责人交给丁玲一封由山西省委组织部转来的中央组织部给她的信，信是封好的，全文为：
丁玲同志：
来信收悉。你所申诉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已经知道了，请等候处理。关于你提出和儿子住在一起的问题，我们的意见，可根据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安排，暂住太原。
中央组织部办公室
1978.7.6.
这样，问题明确了，是暂住太原。
于是，丁玲就打算待秋天时搬家去太原。可是去太原的事，一直到10月份都没有消息。她也就作好了在嶂头过冬的打算，买了冬天取暖的煤，储藏了过冬的白菜。
为复出文坛作准备，丁玲打算写几篇短文。她着手写的小文章就是《杜晚香》。杜晚香的原型人物即邓晚荣，是农场的先进模范人物，在工会作家属工作。母亲称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和老师”。丁玲有“再写一二篇垦区短文”的想法，但没有进行。因为她觉得写这个题材的文章，有必要再去垦区，可她那时没有这个条件。这期间，她还写了一篇评论《我读〈东方〉》，向读者推荐魏巍反映抗美援朝的长篇。
这一年，形势在不断地变化。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并提出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对“两个凡是”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两个凡是”的影响还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从而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转发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即中共中央（1978）第五十五号文件。这个文件明确了错划右派的改正问题。
母亲的补充申诉材料（第一部分是对林文的，第二部分是关于南京三年的补充说明）于7月底写好，8月托人带给我们一份抄件，问我们的意见，9月寄给中组部。母亲在附信中，向中组部表示希望去北京治病。这时，她的白内障加剧，视力下降，表示这个希望，实际上也还是想，回到北京解决问题比较方便，或许快些。
这时，丁玲“隐居”太行山下的情况也渐渐为世人所知。9月份，丁玲忽然收到罗蓝和她丈夫马寅的信。马寅在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情况简报》中看到关于丁玲情况的报道，说她生活在长治嶂头村，在继续写长篇，还帮助村里买了拖拉机，群众很喜欢她等等。他们知道了母亲的地址，便写了信来。
这是丁玲在嶂头收到的第一封友人的来信；他们夫妇也是当时唯一给丁玲写信的友人。他们后来又写过两封信，罗蓝还打算去嶂头看望丁玲，但因身体原因没有成行。
11月初，祖慧和罗蓝一起去找周扬，谈了母亲的事。周扬说：“受国民党派遣来延安的疑点可以排除，但历史上仍有污点。”母亲对祖慧和罗蓝去找周扬，颇不以为然，她给我和灵源的信中说：“祖慧和罗蓝是好心、热心，但幼稚、天真。”此举也不合母亲希望由中组部直接主持复查她的问题的本意。母亲知悉周扬的这些话后，在给我们的这封信中叹道：“我们虽不仇人，人仍仇我，奈何！”
身居太行山下的丁玲，当然从周扬的话里感受到了她平反问题上的阻碍。但是她认为，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在恢复，所以，她的问题最终必获解决。她在信里说：“我的问题，不大、不小，大好办，小也好办。阻碍又多。”
这年11、12月，作家马烽和刘真因公务先后去长治，打听到丁玲住在嶂头后，都去看望过她。他们的来访，使丁玲既兴奋，又高兴。他们都是坐小汽车来的。他们走后，村里的一些邻里乡亲就向丁玲说：“老丁啊！看来你的问题快平反了，要给你落实政策了，要不怎么会有坐小车的人来看你。”这是朴实的农民的朴素的想法，他们觉得你人好，就由衷地说出这样的话来。
12月1日，陈明离嶂头再次去北京，这时中央五十五号文件已传达。他主要是为他的“右派”改正问题而去，同时也催问一下丁玲的事。他在北京呆了一个月。中组部同意丁玲回北京治病，指示由文化部具体安排。我们都认为，能回北京就好，一是便于治病，二是可以就近解决问题，再就是从舆论上也有好处，那时来自群众的一般看法是，回到北京就意味着即将解放。
1979年1月8日，丁玲离开了她居住了三年半的嶂头。长治市委派专人专车及医生护送丁玲到太原。在太原，丁玲受到山西省委组织部周到的接待，她被安排住在风景区的晋祠宾馆。山西省文联的负责人孙谦、胡正、西戎、段杏绵热情地接待了她。
12日，丁玲回到北京，开始走上她申诉、平反的第二段路程。她的问题中组部指示由中国作家协会复查，提出意见报中组部。以后的事实表明，道路很不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