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庸置疑，苏联撤走专家，带走资料，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建设的打击是全面的、沉重的。导弹、原子弹两个领域，又是重灾区。

　　毛泽东7月18日的讲话传达下去后，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感到振奋。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会上，周恩来表示，不能被压服，也没有什么事情会难住中国人民，必须咬牙干下去。据说贺龙气得用烟斗猛敲桌子，提出要发愤图强，打掉一切依赖思想，下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国防尖端技术。聂荣臻表示，逼上梁山，自己干吧！

　　这次会议还决定，用国产燃料，发射那枚本该早就发射出去的导弹。周恩来指定副总长张爱萍去现场主持这次发射任务。

　　9月初的一天，张爱萍乘坐的里—2专机降落在导弹试验基地的专用机场，李福泽去接他。刚下飞机，张爱萍的帽子就被一阵大风吹得不见了踪影，他幽默而感慨地说：“嗬，刚一到就给我一个下马威！现在全世界都在刮大风，谁要是坚持不住，那就完蛋了！”

　　他的意思显然是，不要被大风吹跑吹倒，不要当熊包。

　　这枚苏制P—2导弹的发射，应该说是有把握的，尽管这是中国大地有史以来第一次飞起导弹，但基地上上下下为了这次任务，准备了大半年，早就嗷嗷叫了。

　　1960年9月10日凌晨，在苏联专家撤离导弹试验基地后的第17天，我国使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这枚苏制P—2地对地近程导弹。实践证明基地各个系统运转是正常的，同时证明我国生产的导弹燃料是过关的。一个缺憾是，这枚导弹是苏联制造的，而不是中国造。

　　上上下下都在期盼中国自己研制生产的导弹。

　　1960年，位于北京花园路的核武器研究院比以前热闹多了，不断有人调到这里来，新面孔天天有。苏联撤专家后，有人把院墙上“发奋图强”中的“奋”字，改成了“愤”。

　　9月的一天，宋任穷、刘杰等二机部领导来到这里。宋任穷问刚刚调来不久的朱建士，你是学什么专业的？朱建士回答说，学空气动力学的。宋任穷说，是啊，就是要有动力啊，要憋着一口气产生动力。

　　那天晚上，在原先准备接收苏联原子弹样品的仓库里，一百多名干部和大学生听宋任穷作自力更生的报告。他说，我们要彻底甩开洋拐棍，依靠中国自己的科学家，搞出原子弹来。

　　但就在宋任穷刚做过报告不久，中央决定他到东北局当第一书记。自从他来二机部，一直和刘杰一个办公室办公，这样的好处是商量事情方便，少占地方，也算是勤俭节约。几年来，二人配合很好，刘杰觉得苏联人刚走，宋任穷这时候离开，真有点不是时候。虽然算是高升，但宋任穷打心眼里也不想走。他找聂荣臻、贺龙和罗瑞卿反映，我当那个第一书记不行，对原子能有感情了，还是继续干吧。最后又到书记处找彭真和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毛主席已经定了，不要再提了。周恩来问他，二机部的工作谁来接合适？

　　宋任穷推荐了刘杰。

　　刘杰是河北威县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1948年，33岁的他就担任了察哈尔省委书记，1952年来地质部当副部长之前，是河南省委的副书记。他为人低调，有学者风度。在新中国早期的地质工作和铀矿探寻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任穷要走了。他和钱三强告别时，动情地看着钱三强，故作轻松地一笑，说：“三强，我这个穷鬼走了，可你这个钱还在呀！有你在就不怕，我相信一定能干成！”

　　毛泽东同意刘杰接任。周恩来找刘杰谈话时，刘杰提出，这个担子太重，他怕担不起，只想干好这个副部长，请中央再选部长。周恩来说，毛主席、党中央相信他一定能干好。

　　宋任穷离开之前，刘杰提出一起吃个饭。宋任穷说免了吧，部里这时候太忙乱，哪有心情吃饭呢。最后王鹤寿个人出钱，在北京饭店请他吃了一顿告别饭。

　　宋任穷动身去东北前，邓小平、彭真去给他送行，刘杰也在场。邓小平对刘杰说：“你的责任确实重大，你要勇敢地担当起来。”彭真也说：“有困难就提出，你这个人不好提要求，你要注意这一点。”

　　刘杰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情况下，我感觉压力确实是很大的。但也觉得既然决定了，就义不容辞。我也深深感觉到，世界上最重的东西，莫过于责任啊！”

　　在整个中国原子弹工程实施工作中，钱三强一直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他不同于美国“曼哈顿计划”中的奥本海默，领导一批物理学家致力于原子弹设计；也不同于著名物理学大师费米，组织人员集中精力解决链式反应的关键技术，钱三强在中国的核科学家中，起到的是磁铁的作用，团结并组织大家集体攻关；他在领导决策面前，要当好参谋，提出对策，不让问题卡壳；他要知人善任，把人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

　　宋任穷算是钱三强的直接领导，他后来评价说，钱三强在中国原子能事业中，起到了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

　　1990年，钱三强回忆到1960年苏联撤专家毁协议时自己的心情，他说：“我很清楚，这对于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就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的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又一次受到莫大创伤。”他又说：“但是，历史的进步是客观存在。中国已经改朝换代了。尊严和骨气，再也不是埋在地层深处的矿物。”

　　这个时候的钱三强，是冷静的。一些已经出场和即将出场的重要科学家，他们的人生转折，都与钱三强有关。

　　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聂荣臻请钱学森、梁守槃、屠守锷、任新民等导弹研究院的专家们座谈。钱学森坦言：“现在国家遇到来自多方面的困难，国外压我们，国内经济困难，反右斗争一些科技人员也受委屈，有的人自然有想法，有点怨气，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决不会动摇对祖国、对党的信心，我们导弹研究院的同志，一定会在撤走专家的压力面前挺直腰杆，我们通过努力能够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导弹事业。请聂帅转告中央放心，苏联压不倒我们。”

　　听了这话，聂荣臻高兴地说：“苏联一逼我们，我们反而可以早一点站起来，早一点独立干。党和国家相信我们自己的科学家，相信你们会成功。”

　　中国需要护国的长箭，更需要战胜困难的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