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星条旗和黄龙旗在南中国厦门的海风中猎猎飘扬着。

　　演武亭前方的海岸边，已经搭起了一座巨大的临时建筑，中西合璧类似于欧洲的凯旋门，又类似中国的牌坊。两侧一字排开的立柱上，对称的斜插着中美两国的国旗。牌坊的两个主塔之上飘扬的是两国国旗，而中间的横额之上，则是整齐的排列着由灯泡组成的两国国旗图案，即便是在漆黑的夜晚，那些闪烁的灯泡也能让这国旗熠熠生辉。

　　在大清海军“飞鹰号”驱逐舰的引领下，八艘涂抹着耀眼白色的美国战舰正在徐徐进港。在军机大臣毓朗亲自主持的欢迎仪式下，港内迎接的大清主力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筹”、“海琛”，此时开始整齐地鸣放着十九响的礼炮，美国 军舰则鸣炮还礼，一时间的炮声是震耳欲聋。

　　到访的正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支环游世界的远洋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大白舰队”，以舰身涂抹白漆而得名。这是美利坚面向世界的第一次武力炫耀，而在亚洲，它的威胁目标就是日本。

　　早在舰队到来之前，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就曾指出：“我本人对于美国政府宣布其正在善意地考虑我们的邀请而感到高兴，并且我确信，中国民众也与我有着同样的感觉。众所周知，中国已经被外国武力很多次地访问过了，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却从未有过任何一支外国海军舰队在此前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愿望，或者友好地等待我们的邀请。中国人民能够通过美国海军的友好访问而理解到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和重视。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会得到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将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欢迎。我希望不会有任何事件阻碍这次访问。中国人民把这件事当成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停泊在厦门港口的美国 军舰允许大清民众们上舰参观，美国水兵们每天都在忙碌的接待着脑后拖着大辫子的游客们。

　　与此同时，美国的报章上也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即将到访的中国特使唐绍仪。公开的报道指出，唐绍仪此行是为了感谢美国归还庚子赔款，并且就开发满洲（中国东北）与美方会谈，而实际上，唐绍仪还担负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对话使命：推动和建立中、美、英的三国同盟。而一旦缔结三国同盟，整个世界历史将因此而改向。

　　其实，美国当时的对华战略，还是延续紧跟英法的一贯政策。中美之间，本就没什么“战略对话”：天朝大国，连日不落的大英帝国都没看上眼，何况美洲殖民地这小小的“化外之地”。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不可不提，那就是曾经担任美国众议院议员的蒲安臣，大清朝廷的老朋友，在总统林肯的委派之下首任美国驻华公使，

　　此时，美国的内战打得如火如荼，根本就无暇东顾，蒲安臣因此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缔造者和实施者。他将“与英法协商与合作”，扩大到了“与中国协商与合作”，要“用公平的外交来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 在蒲安臣的主导之下，美、英、法、俄四个强国，在中国都奉行了“协商合作政策”。

　　他在写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道：“在我与中国 当局的谈话中，没有一次不对他们提出这个不割让主义。”蒲安臣希望中国改革自强，并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法学名著《万国公法》，作为礼物送给了恭亲王。恭亲王大喜，以官方名义正式出版，并迅速将之运用于国际交往中的实践，成功地处置了多起国际争端。”1866年8月18日，舍门将军号事件中蒲安臣一方面要求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派军舰进行调查，另一方面急电华盛顿要求阻止军方可能的武装报复，给中国了留足了面子。

　　这个在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和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在中国成了最受欢迎的弥勒佛。无论其动机如何，在大清国最为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他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恭亲王和大清政府感觉到了格外的温暖。他令中国看到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美国。美国迅速成为了中国最为信赖的洋兄弟，并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调整起到了关键的影响。

　　恭亲王评价“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曾国藩也评价说：“米夷质性淳厚，于中国时思效顺”，薛福成则认为：“方今有约之国，以英法俄美德五国为强，美国自为一洲，风气浑朴，与中国最无嫌隙”。从此内忧外患的中国在此后所经历的历次外交风波、乃至甲午战争中，美国都成为了中国首选的调停人。

　　大清国政府几乎迷失在了的浓雾之中，而蒲安臣的“合作”，则令恭亲王等人找到了在当时国情之下最能维护中国利益的定位，此刻一场史称“洋务运动”的改革开放因此开始大踏步的推进了。

　　时隔六年，蒲安臣在中国的任期已满，即将回国。恭亲王代表中国政府，正式邀请他“充办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代表大清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进行“战略对话”，这一外交史上的创举，令世界啧啧惊叹。

　　大清特使蒲安臣出访的第一站，就是他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