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有特殊历史原因的。

　　因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总体数量有限，正常运行服务社会教育事业的典型性博物馆则更少之，而民国时期报刊、档案材料丰富，且易于获取，使得梳理出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教育的基本情况具备可行性，故形成此文。文章具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博物馆及博物馆教育等基本概念、民国时期博物馆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民国以前中国博物馆的基本情况，是为本文的奠基部分。第二部分，民国时期博物馆概况分析了民国时期博物馆发展背景，介绍了该时期中国博物馆类型、管理体系、开办目的和经费困难，勾勒出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实体建设和发展的概况。第三部分、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一方面通过发掘该时期政府文件、各博物馆的工作报告等官方档案资料了解民国时期博物馆教育工作的内容、方式和相关保障措施；另一方面通过收集报刊、杂志、游记、统计数据，分析该时期博物馆教育的实际情况，力求客观准确的反映民国时期博物馆社会教育基本面貌。

　　当中国的制式教育一次次被社会诟病时，中国的博物馆正如雨后春笋般一座座拔地而起，博物馆的非正式的社会教育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2015年我国首部博物馆行业全国性法规文件《博物馆条例》正式出台实施，该法规指出，博物馆是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将教育功能摆在了博物馆社会服务功能的第一位。国家文物局则先行一步，在2014年便启动了“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多个博物馆进行试点，并汇编了一批博物馆青少年教育项目。

　　我国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正在迅速崛起，在一些博物馆发展较好的地区，其认可度甚至超过了学校的正式教育。因而，如何深入地挖掘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弥补当前教育体系的不足，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然而，近年来关于博物馆社会教育的研究多关注当下，也只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谈社会教育，忽视了历史和教育本身。笔者以为应当回到教育的视野，从历史的角度去梳理和分析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发展概况，既可以更加全面的窥探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又可期于历史中为博物馆社会教育发展借鉴一二。

　　本文研究的主旨是民国时期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关于这样一个主旨不同读者，不同时间段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为避免误会，笔者需要对本文研究主旨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一简单说明。不需要过多赘述。

　　从时间概念上来说，本文所指的民国时期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从清政府推翻到民国政府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政权，即指1912-1949年。从空间概念上来说，则是上述时间段民国政府法理上所辖中国，包括大陆和港澳台。之所以选取这样一个大的空间作为研究对象，而不以某地区、某博物馆作个案研究，是因为该时段内中国博物馆虽取得一定发展，但依旧比较简单，功能相对完备的博物馆数量有限，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这使得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在时间和精力上都有可行性，同时可以避免以偏概全。

　　博物馆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其内涵在不断的外延，至今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不同学者，不同机构，不同国家都有着不同的认识。曾任皇家苏格兰博物馆馆长的道格拉斯-艾伦指出，“博物馆，简而言之，就是一栋建筑，里边储藏藏品，用于观察、研究和欣赏”①。美国博物馆协会1973年给出的定义则是，“一座有组织的常设非营利机构，主要以教育或美学为目的，有专业工作人员，拥有和利用实物，保护这些实物，并定期向公众展出这些藏品”②。目前，最通用的一般性定义是国际博物馆协会在2007年修订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中提出的“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但就博物馆目前的发展实际情况而言，笔者更认同郭小凌先生在《世界博物馆概说》讲座中指出的，博物馆是一种与学校、图书馆、档案馆有所不同的公共文化与教育设施，其主要职能为收集、保存与展示有关人类史的实物证据，并以馆藏与外借的其他藏品为依据，向社会公众传递有关人文和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许多博物馆还兼有整理、研究、修复各种文化遗产的功能，甚至作为临时政治、文化仪式与经常性的休闲娱乐（会议、接见、宴会、购物、饮食）场所。

　　上述关于博物馆的定义并无对错之分，但是就历史性而言，笔者以为，以下两种定义会更符合本文研究主旨中关于博物馆概念的界定。其一是，1946年《国际博协成立决议》对博物馆的定义为“博物馆是指向公众开放的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但图书馆如无常设陈列室者除外”③。其二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博物馆协会提出的，博物馆是一种文化机构，不是专为保管宝物的仓库，是以实物的论证而作教育工作的组织及探讨学问的场所。所以本文所指民国时期的博物馆从功能上来说，是以教育和研究为目的，从形式上来看，包括美术、工艺、科学、历史、考古、动植物园以及设有常设陈列室的图书馆。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一切由博物馆组织或借助博物馆场所进行的各类具备认知性的社会活动都可以认定为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其形式是多样的，包括陈列展览、游艺活动、演讲等；其对象则应包括整个社会的各个群体。

　　我国博物馆教育伴随着近代博物馆的产生而产生，国内有关博物馆教育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晚清民国时期。为更全面的了解博物馆教育研究发展情况，笔者对晚清民国以来的国内博物馆教育研究文献进行了大致梳理，将分为初始阶段（1905-1949），沉寂与复苏阶段（1949-2007），蓬勃发展阶段（2008―至今）等三个阶段回顾博物馆教育研究发展脉络，阐述国内博物馆教育研究概况。其中，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为了考境源流；第二个阶段实际上可以划分为沉寂阶段（1949-1895），复苏和初步发展阶段（1896-2007），因1949-1895几乎没有研究文章故不作单独叙。第三个阶段是博物馆教育研究的蓬勃发展时期，相关著述丰富，角度多样。

　　中国博物馆是社会近代化的产物，关于中国博物馆教育的研究是从实践开始的。19世纪末叶，维新运动兴起，维新派人士在鼓吹废科举、办学堂、设报馆、广译书的同时，也提出了建立博物馆的主张。另外，上海强学会章程定为“最重要四事”，即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并且提出了办馆设想①。1905年，张謇建立了我国近代第一个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

　　南通博物苑以教育广大人民为主要目的，以期达到开化思想、教育救国的目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继张謇之后，蔡元培(1868-1940年)是从理论上阐扬博物馆社会教育价值。他认为，博物馆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并且教育不专在学校，各类博物馆可以在生物进化、历史、美育和培养优美高尚的兴趣，增智德。另外，那个时期对博物馆认识最深刻的还有一个人―杨钟健，他认为，博物馆相当于若干个大学。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一批有志青年从欧美留学归来，中国博物馆学界受到了西方博物馆思想的影响。1934年，马衡、袁同礼、傅斯年、李济等成立了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事业开始与国际接轨，博物馆教育也引入了西方的先进理念，学界对博物馆教育的研究也逐渐展开。李济《博物馆与科学教育》、陈大白《欧美博物馆之教育设施》，杨宽《论推展我国社会教育必须扩展博物馆事业》等是其中代表性文献。另外，还有些民国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统计材料，如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全国社会教育概况：民国十八年度》、教育部编《全国社会教育统计：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度》、广西省政府教育厅编《广西省社会教育概况：民国二十一年度》，这些汇编材料形成了博物馆教育研究的基础材料。总的来说，初始阶段的博物馆教育研究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形成了一些基础性研究材料，主要研究内容是阐述博物馆教育的价值，并出现了介绍西方博物馆教育概况的著作。

　　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博物馆教育研究一度沉寂。1985年起再度引起学者关注，重归学术领域，并逐步走向繁荣。①1986年是这个阶段博物馆教育研究的一个分水岭。1986年以前，中国的博物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但是，与之相对的博物馆教育研究却没有出现这种曲折性，而是一直处于沉寂之中。笔者以国内最大的中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文献总库(网络版)》(CNKI)为数据源，以“博物馆教育”为检索词，发现从1949年到1985年，近40年中国内关于博物馆教育研究一共只有4篇研究文章，其中3篇是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和群众教育的论述，缺乏实质性的研究，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可以忽略不计。1986年开始，中国博物馆教育研究开始复苏。从《中国学术文献总库(网络版)》(CNKI)来看，仅1986年发表的有关博物馆教育的研究文章就有11篇，而1985年这个数据还为零。随后，每年都有一定的发文量，1995年以前稳定在10篇左右，1995年至2001年每年发文数量为20篇以上，2002年开始大幅度提升，2006年国际博协将博物馆教育功能提升到博物馆功能第一位前夕。这一阶对于博物馆教育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博物馆教育的定义、功能、方式方法以及教育在博物馆中的地位。

　　什么是博物馆教育。这点，不同的学者们从不同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论述。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博物馆教育是根据博物馆的藏品和陈列展览以及相关材料，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直接形象地对观众进行科学文化教育，提高其思想品德、审美情趣，是博物馆重要功能之一。代表性专著有《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代表性文章有《当代博物馆教育理念辨析》①等。这些文章都紧扣博物馆教育的内涵，运用博物馆学与教育学的理论，对博物馆教育的定义进行了研究。

　　关于博物馆教育性质的论述。目前学术成果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博物馆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和继续，是不可替代的。如《博物馆教育初论》②等；一种观点认为博物馆教育有别于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关于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③《当代博物馆与社会教育》④《浅谈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