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阳桥南关。

　　李处温最终还是接受了删改过的条款，比如爵给武定伯，实邑一千五百户，勋受光禄少卿左都御史文华殿学士，领护军将军判许州刺史兼河北北路置制、经略使。

　　此外，李处温麾下本部基本不动而各有迁升赏赐，就地为鸿泰军定员九千五百员，只消接受几名军务宣赞和一位走马承受公事即可。

　　但是后续的事情还有很多，如何在北朝的威胁下，完成具体的交割和移防。还有如何解决对岸的北军，都有待继续商榷。

　　但是作为最直接的变化，随后李处温就从一小只队伍手中，拿到了第一笔的款项，全是南朝标准铸造的小金宝和大银宝，足足价值七万五千缗。

　　然后，他也松口让这一小队人马入驻河阳桥的南关，作为日常的联络往来之备。

　　这时候，来自洛都的秘密信使也到了，却是他一个老友和熟人，秘书左丞兼驸马都尉黄泰。

　　一番厉害剖析，却让他动摇了起来

　　“某家且不代表洛都那些人”

　　“只是暂为李公的利害得失，且言二一”

　　“李公可觉南梁那些人，会真心放纵君家独领一地么”

　　“不过是尚不可得，而慷人之慨的权宜之计尔”

　　“那又如何，总比陪着危在旦夕的洛都一齐覆亡的好”

　　李处温斩钉截铁的道

　　虽然有了意外的变数和隐忧，但淮东现有的一切，还大多数尽在我的掌控之中，这只是针对内部而言。

　　至于外部环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也不是我轻易可以干预和参合得起的。

　　既然朝廷并不想让我的淮东军，在二次北伐中参合的太多，或者说是抢走那些部队的风头和功劳，那我也只有在比较临近的，力所能及的河北方面，想一想办法和手段了。

　　比如张邦昌那边的联系和往来，长久形成的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也就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了，而大鹏鸟的这番举动，却是给了我一个很好介入的理由和口实。

　　想必他也不希望自己在对抗洛都的时候，居然后院起火或是后方被打烂而自顾无暇把。

　　事实上对于这种局面他私下自有一条权衡利害的理论，正所谓是“淮东军他惹不起，平卢道他打不动，洛都朝廷那里勉强保住一个守势，就也就是心满意足了”

　　因此他割据河北的日常，就是在三者之间游走权衡而已。

　　只是现在他已经没有了洛都方面的压力之后，还会那么如期的向淮东方面靠拢，以谋取潜在的外援和盟助么，或者谁淮东还能具有预期中的影响力和交涉资本么。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是出乎了我的意料还没等我派人过去探寻和交涉，这位河北行台大都督就主动派遣了交涉的信使过来，并且表示出一副需要就此驻留下来，长期保持联络的姿态。

　　因为，早在数日前他居然就已经发兵数路，主动对河北中部和西部，那些倾向洛都朝廷的州县，发起了全力的攻势，以抢夺更多的地盘和人口。

　　因此，需要从我这里获得更多的保证，乃至后续的支持云云为此他们也不吝任何代价的付出，起码有一万多口的青年男女，还有大批河北的特色矿产，已经在黄河对岸的桥头渡口，等着交割过来了。

　　但是震惊之后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下来，不得不说他这个实际选择的其实很好，正当北朝全力对抗南面二次北伐大军，而不断抽调外线的人力物力，导致中原腹地流转空虚的情况下，等于是被张邦昌为首的割据势力，给狠狠捅了一刀。

　　而且还是那种没法马上做出反击和对应，只能在较长一段时间打落牙齿和肚吞的现世报和哑巴亏。

　　根据其内部后续探查的消息，这次张邦昌的麾下，甚至还包括了河北北部延边的几个州，当地割据的残余番胡势力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被他给拉拢，或是收服在阵营当中了。

　　因此，这次动作起来几乎是势如破竹，不但把之前丢掉的地方给抢回来，还一路进逼到了河北南部的重镇魏州一代。

　　虽然他这一手饶是玩的巧妙，但是却令我和手下参事团更加疑惑和不解，按照此君一贯的作风和手段，都是相当惜身爱命而一切以保全实力为上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不顾一切全力与赴的胆大敢为了，又是谁给他如此得底气和信心的保证呢。

　　我隐隐有种事态逐步滑出手中掌握，和视野所能的错觉，特别是在二次北伐开始之后，这种难以掌控的感觉，就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明显了。

　　虽然外部有所不靖和出乎预料，但是内在治理基础和内政功夫还是得继续打好夯实的，比如建设有淮东特色的官僚体系和行政制度。

　　韩非子里有句话说得好：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

　　自古而今，哪怕是后世现代被戏称为资本主义最后堡垒的，也莫不过是走在如此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之上。

　　而作为淮东行政系统的一大特色，就是从基层出身的官吏到中上层部门的主管，绝大多数都有或长或短相应任教的经历和过程

　　而作为官办联校出身的学员们，例行见习和实践的项目当中也有一项是雷打不动的，分派到基层去充当教员，或是在劳役营和编管地，进行流动性启蒙普及，名为“接地气”的特定安排。

　　如此轮番下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将原本可能存在的地域乡党情节给打乱冲散，但是同样也造就了新的群体和问题。

　　比如这一次，

　　随着杨再兴在新罗藩的征讨，大批财帛和物资已经通过海路源源不断的送回到淮东来了，光是其中具体变现的财货，就已经在账面上积累到了十七万缗。

　　而且还可能继续增加下去，正所谓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典型好处，只是也是一笔短期维持的外快和进项而已，并不是可以长久保持的常态。

　　因此，为了争取这一笔正常计划外的预算和项目，除了各级官府和部门内部各显神通的表功和请款之外就是肃反委员会和设统调那里，形形色色匿名和实名相互举告的事件，一下子变得多了起来

　　虽然其中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大事件和严重事态，主要是某地某处或是相应管辖下的，怠工偷懒、效率低下，管理不当，保管不善，资源浪费之类的细节和毛病。

　　只是在这个背后，未尝没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其他意味和背景。按照淮东体制下某种末位竞赛式的评比惯例，在日常事务中表现失格太多的部门，自然在申请追加款项和其他投入上，要处于劣势和被忽略的地位。

　　当然，我心中有些了然了，这就是所谓的部门利益之争，已经有所苗头了。随着淮东政权的摊子铺开，各种职能分工和基本构架也日趋完善，因此，在有限的资源和投入面前，各个部门开始以自身角度出发，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和期望获得更多的资源分配，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对待同样事情的立场上，当然都是希望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给做出更多成就和业绩来，才能名正言顺的争取更多的投入和资源。

　　比如军事部门希望武力能够解决的问题，自然能够建立更多的功勋和获得战利品，而外交部门则希望通过交涉和斡旋，以兵不血刃的达成目，未自己赢取声望和成绩那是最好了。

　　同样，随着日后掌握的资源和底盘的扩大，在经济领域，在文化领域，自然也有如此亦然的倾向。

　　这既有良性竞争的积极一面，也有积重难返的不利一面。关键看如何的调剂和运用。

　　后世的外交部，为什么会被叫做外卖部，国台办，会被戏称为跪台办，也就是这个道理。

　　作为一个大型部门世代沿袭下来，相应产生的传统利益循环，也让一些人产生了阶级固化式的错觉和根深蒂固的本位主义。

　　因此，宁可在部门政策具体执行上，背离大环境的趋势和继续顽固抱残守缺，乃至不惜牺牲国家整体的潜在利益，和违背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做出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变相利益输送和一味迁就被交涉对象的举动，也要养贼自重式的来确保，自己能够将相应领域的事务，继续长久的垄断和把持下去。

　　因此，很多事情不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正确的选择，只是因为个人的私心和利益的作祟，让他们不愿意去这么做而已，或者说揣着明白装糊涂而已。

　　因此，在初期花费更多的代价和精力，奠定好一个基础和相对完善的基本构架，而不是贪图省事而放任自然其成，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虽然靠我眼下个人的意志和权威，固然可以出现问题和偏差之后，轻松的改变和扭转一些东西，但我宁愿多花点时间和周折，引导体制内的规则和权力制衡，来达成相应的目的，或是获得一个有理可循，可以长期沿袭改良下去的结果。

　　现在还是创业的初期，我还没有那么多条件可以托大和骄傲自满的理由。

　　上位者的权威可不是天生的，同样也是有着所限度和底线的，是依靠一次次成功的庙算和城府，以及事无巨细的日常小节，在不下和追随者中，所积累和塑造起来的，类似永远正确的信念与心理依赖。

　　因此，这往往也是一柄双刃剑，用得好的话，很容易滚雪球式的造就和吸引，更多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与唯命是从的部下但是处理的不好的话，就变成一种很容易消耗殆尽的隐性资源。

　　毕竟只要是正常人，都是有所理性和思考能力，就算是再权威的意志，也不能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范畴，而一次又一次的总是特立独行的。

　　带领浴血沙场、披荆斩棘辛辛苦苦，所树立起来的个人崇拜和威信，也很可能一时的不讲究，或是简单的肆意妄为，乃至一意孤行的昏聩愚行，而变得众叛亲离。

　　因此，我宁愿通过组织上的建设，来形成一套相对合适的运作架构，再通过运用这些架构内的规则，来变相和间接实现我个人的目的和诉求，这样在经过体制流程下的决定，哪怕还有争议和保留意见，但也就不容易损害到我个人的威信与人望了。

　　而且，就算有所纷争和歧义，也可以限定在一个不容易损害到大局的基本框架下。而我的决定和意志，则作为最后的保障手段和裁断，仅做有限的关键用途。

　　毕竟，我个人的才智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永远正确下去，但是我完全可以在总体目标下，群策群力的智慧结果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方向和决策。这就够了，这就是现代管理的精要之一。

　　毕竟这个时代大多数事情，还是在继续比烂和谁犯错更少的过程中，螺旋而反复的向前发展着。大多数时候我只要比起别人做的稍好一些，就足以形成明显的差距和优势，

　　有时候一味的追求先进，并不意味着就是最合适的做法，而在现有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稍微进步一些就已经能够满足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