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关键时刻语言学家赵元任站出来了，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汉语的重要性。只不过他没有旗帜鲜明的提出反对意见，而是别出心裁的写了一篇名为《施氏食狮史》的“奇文”：“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施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这篇文章通篇一百余字，虽然读起来有些拗口，但只要耐心点，基本上可以理解文章的意思。但若是将其写成拼音的话，恐怕就连神仙也无法知晓文章所要表达的意思，因为这篇“奇文”每个字的普通话发音都是“shi”，通篇用拼音写下来就是一百多个“shi”，毫无意义！

　　赵元任写下这篇“奇文”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世人，拼音是无法取代汉字的，别的不说，拼音永远也做不到像汉字一样“同音异形”！

　　赵元任的这篇文章一出，“汉字拼音化”的思潮直接偃旗息鼓，再也没人提议用拉丁拼音取代汉字，汉字这一传承了上千年的瑰宝得以保留下来！

　　汉语拼音和汉字的较量，其实也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碰撞、也是分析思维和整体思维的比拼。

　　文字最早是起源于图画，随着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它成为了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产生了最初的文字――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在后来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一种是以表音为主的字母文字系统；另一种就是以汉字为代表的非字母文字系统。字母文字可以说是对图形进行了完全意义上的抽象和形式化，而中国文字的演化，则始终维持着原始的绘画或符号内容，只是在形成更多文字时，在原有文字构成的基础上，加以种种组合。

　　“语”、“文”分离任何一种语言都会有地域方面、时间方面的变异。中国自古以来就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汉语的方言差异非常显著，汉语发音在时间上的差异也很显著。但是由于汉字表意的特点，使文字与语言保持了一定距离，加之线条的笔画结构演变缓慢，这就克服了汉语语音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变异，使汉字成为世界上惟一能跨越时空的文字。

　　只有中国的儿童，仍能读懂2500年前的《诗经》，朗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有中国的教材，能把唐诗、宋词作为儿童必读的启蒙材料。而三四百年前的英文，除了专家之外，其他人很难读懂。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用汉字记录并积累起来的文献卷帙浩繁淼如烟海，成为了世界上惟一的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古老文明。

　　表意文字让文字能更长于凝练性的表达，使汉字成为世界上单位字符信息量最大的文字。有人在联合国机关里供职多年后发现，在联合国的正式文档里，同一文件的不同语种诸文本，总是中文文本最薄，汉语汉文最简练。

　　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很容易发现，一些商品的多文种并列的说明书里，也是中文占据的版面篇幅最少。汉字鲜明直接的表意性富有意味、利于联想，这就为我们传统文化的发展、审美意味的形成奠定了基调，从而也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特性。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对新的科技词汇，所以英文的新词汇爆发性地增长，不是专业人士很难理解其具体的含义，但是中国的象形文字就没有这个问题，随便几个词的排列组合，就能把新词汇的含义表达清楚，就是一般人也能看懂。比如“计算机”、“手机”、“芯片”，望文生义，基本把内涵都表述出来了。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抽象的、理性的，中国人的思维是形象的、感性的。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重要原因。

　　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在字母文字中，单个的字母多半没有语义，人们能很自然地把字母用作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符号，对某一事物的本质进行抽象，从而建立起“一对全部”，个别与普遍之间一种抽象关系，并进行规律化的研究。

　　西方人很早就对语言进行了形式化研究。古希腊人在字母的基础上创立了语法学，在对语法结构的进一步形式化研究上创立了逻辑学，这样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独立学科。而作为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他创立的形式逻辑学（逻辑学又被称为“思想的语法”）则为西方后世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思维基础。

　　近代科学是建立在符号和符号运算上的一种理论体系，是基于对具象事物本质和普遍联系的研究，它要求精确性、分析性，因而符号文字及与其相适应的抽象思维在这方面得天独厚。

　　有人说以汉字符号系统为表现形式的思维表达观念，则限制了中国人对其它类型符号的创造思维，制约了中国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这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

　　真是这样吗？英国哲学家罗素似乎有不同的观点。

　　罗素是20世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在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为“世纪的智者”。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中国讲学，目睹了山河破碎贫穷落后的中国，既看到了中国人所具有的西方人没有的优点，也看到了中国人的缺点。

　　罗素在《中国的文化问题》中，驳斥了西方侵略者宣扬的西方民族“优等”，中华民族“劣等”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文化问题，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全人类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相信，假如中国人能够自由的从我们西方文明中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

　　面对当时军阀混战贫困落后的中国，罗素却偏向世人宣告：“我相信，如果中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足够的资金，30年之内科学的进步必大有可观，甚至超过我们，因为中国朝气蓬勃，复兴热情高涨！”

　　罗素和爱因斯坦一起来到中国，得出的结论刚好相反，那么，谁是正确的呢？

　　从近代震旦的大门被大炮炸开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在学习西方科技的时候，对于自身文化慢慢失去了自信。到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pan*西化”？这个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我们回到“李约瑟难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蒋廷黻先生也提出疑问：“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195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斯威策参加了一个“中国无科学的问题”的讨论会。他把讨论的主要问题记下来寄给了爱因斯坦并向其赐教。

　　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

　　爱因斯坦所谓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指的是演绎思维；“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指的是归纳思维。所以，爱因斯坦的意思是，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演绎思维以及归纳思维。

　　从民国到21世界，确实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以至于认为中国人是没有前途的，除非全盘实行西方制度。这些人自诩知识精英，以天下评判为己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当启蒙责任，诲人不倦。这些人被民众形象地称为“公知”，公知们炮制的最大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崩溃论”，被西方所接受。

　　杨振林有个演讲的题目：《易经的阴阳五行阻碍了科学在中国的启蒙》，易经是儒家最高经典，也是中国阴阳五行演化的理论基础，他这个题目基本上把中国古典哲学否定了。

　　按照这些专家的说法，中国人缺少演绎和归纳的思维训练，那么就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对于现代科技很难掌握。

　　但是事实刚好相反。美国有一句谚语：“美国的智慧装在中国人的脑袋里，美国的金钱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美国国家研究机构里大约50%是华人研究员，中国人的聪明和悟性是一流的。

　　那么，没有经过演绎和归纳思维传统训练的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聪明？这是个世纪之谜。这个世纪之谜又导致一个令世界瞠目结舌的结果：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罗素对于中国的预言将实现，多么不可思议！当然，还有拿破仑对于中华民族的惊人的论断，只是大英帝国没有听这位伟大的军事家的话，不小心把东方这头睡狮惊醒了。

　　美国教授：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不是苏联解体，而是中国崛起！

　　英国教授：中国崛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存在了5000年还这么强大！

　　这是即今为止最大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世纪之谜，这个古老的国度曾经领先世界上千年，为什么在近代沉睡百年之后，又能重新焕发出惊人的活力？

　　问题的答案在哪里？让我们在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古典哲学、形象文字是不是像那些专家说的那样一无是处。

　　中华民族的智力在全世界上都是出了名的，世界上唯一能和中华民族在智力上相提并论的只有犹太人，而犹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中国人一样一直没有中断过。

　　2006年，《人人日报》还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英国学者研究得出：中国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这篇新闻虽然听起来特别像地摊科学，但它的确基于剑桥大学毕业的英国学者Richard Lynn的实验报告，可以说是正儿八经的科学研究了。

　　实验报告称：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平均值为105。而之后排位是欧洲人（100），爱斯基摩人（91），东南亚人（87），美洲本土印第安人（87），太平洋诸岛土著居民（85），南亚及北非人（84），撒哈拉非洲人（67），澳大利亚原著民（62）。而人种智商最低地区是南非沙漠高原的丛林人和刚果雨林地区的俾格米人，平均智商为54。

　　大家可以从上述实验报告看出，东亚人都是经过释道儒三家熏陶的。东南亚人接受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就不如韩国和日本，流行也是小乘佛教，和震旦相比差了一个档次。很多日本企业把工厂搬到东南亚后，尽管企业管理者都是日本人，但是由于工人素质的不同，生产效率就是上不去，很多从东土搬迁到东南亚的工厂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犹太人的智慧在《圣经》和《塔木德》，那么中国人的智慧源泉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神秘而又难解的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从中华民族传承的文化――道、释、儒的《道德经》、《大藏经》和《易经》中来。现代西方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百思不得其解，是因为他们对于东方神秘主义完全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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