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5月丁玲去拜访史沫特莱的那个日子起，一个比丁玲小两岁的青年，步入了丁玲的生活。他就是冯达，当时史沫特莱的秘书兼翻译。丁玲认识他的时候，他已是共产党员。1931年9月，丁玲与冯达同居，结为夫妇。
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严重，为了安全与工作需要，丁玲和冯达经常搬家。1933年1月底他们住进公共租界昆山花园路7号。他们住的房子，同时还作为党的秘密机关。这时冯达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真话报》工作。
1933年5月13日，晚上九点钟冯达才回到家里。他向丁玲说，他曾去看《真话报》的两个通讯员，这两人住的亭子间的窗户临弄堂，他在窗户下面叫了两声，没有回答，只见屋里灯光摇晃，听到脚步声很杂，他觉得与平时不一样，怀疑出了问题，便拔步急走，头也不敢回，走到大马路上跳上一部电车，又换了几次车，估计即使有尾巴也甩掉了，可是到家门口后，刚把钥匙插进锁孔，回头望望，只见街对面影影绰绰有一个人，此时已来不及走避，只好进门回家。因此他们怀疑，他们家这间屋子可能会出问题。第二天早晨，冯达向丁玲说，他仍想去看看那两个同志，如果不去，那两个同志的关系便会丢了，他想去看个究竟。丁玲那天上午要去正风文学院，参加那里一个文艺小组的会议。于是他们两人约好，中午十二点钟之前都要回家，到时候如果一人未回，另一个就要立即离家，并且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丁玲十一点半回到家里，而冯达却未回。她觉得有点儿不正常，冯达只是去看看，照理应当早回来。于是她稍等了一下，就去清理东西，如果十二点冯达仍未归，就离去。正在这时，潘梓年来了。潘梓年是《真话报》的总编，常来他们家的。丁玲把情况告诉了他。潘梓年这个人向来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听后不以为意，拿起桌上一份《社会新闻》，坐在对着门的长沙发上翻看着。丁玲此时急于离去，但看见潘梓年那么稳定、沉着，有点儿不好意思再催。不一会儿，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门砰的一声被推开，拥进几个特务，为首的一个高个子叫马绍武（丁玲后来知道的）。他站在写字台前守住窗户，一人守住房门，另一人翻查书架。丁玲和潘梓年都明白了，静静地坐着。三四分钟后又进来两个人，一个叫胡雷。这个人1930年时访问过胡也频和丁玲，那时他在《真话报》工作。他一进门，看到丁玲，面现诧异，跟着对丁玲笑了一笑，点了一下头。丁玲心想“坏了”。马绍武见状，把胡雷拉到门外，不一会儿，他得意洋洋地走了进来。丁玲心里明白，马绍武知道她是谁了，胡雷是个叛徒。过了几分钟，又进来几个人，丁玲只注意到其中的一个，那就是冯达。冯达一看见丁玲和潘梓年，猛然一惊，然后低下头，好像不认识丁玲，也不认识潘梓年，呆若木鸡似的坐在床头。丁玲立起身来，瞪着冯达，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原来冯达去到那里即被捕，起初他谎称看朋友，特务说你既无干系，那么你总有家吧！你带我们到你家里去。冯达拖延到十二点的时候，心想丁玲应已离去，便带特务们到家里来，哪知丁玲并未离去，而且潘梓年也在这里。
在特务把丁玲和潘梓年推着往外走的时候，丁玲冷静地顺手把刚才清理出的衣服拿了两件，还拿了一件夹大衣，心想睡水门汀地下还是用得着的。他们被推进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两边坐着特务。汽车驰往黄浦江边，在十六铺南边一个小空地停下，又围上来一群人，把他们拥进一座小楼，那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窝点。
外国租界有治外法权，中国当局不得在外国租界捕人，捕人应由租界的巡捕执行，视情况引渡。否则，就属于绑架，是违法的。虽然租界的巡捕房同国民党当局有勾结，但是不允许国民党特务私自在租界捕人。
进楼之后，特务将丁玲和冯达关在一间房子里。这时丁玲忍不住骂冯达：“真看不出你是一个朝秦暮楚的人，哪里会想到是你把我出卖了！”冯达连忙申辩：“不是我，你能听我解释吗？”丁玲说：“还有什么解释的，事情不是明摆着的！我们家的地址是你说出来的。”冯达还是连声解释，丁玲不听，满腔愤怒。第二天清晨，国民党特务前呼后拥地把丁玲和冯达送上火车，押往南京。他们被安置在二等软座车厢，特务们坐在周围，不使丁玲接近乘客。丁玲一心只想把她被绑架的消息传出去，就去厕所，用燃烧过的火柴棒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字，吁请仁人君子把捡到的这一短简寄给上海开明书店叶绍钧，给叶绍钧的信里只说她被绑架到南京，署名冰。她把信包在手帕里，并包了四元钱，是给检信人的，便从便盆里投了出去。她满心希望能把她被绑架的消息传出去，但结果如同投石入海，连个水飘也没有，因为后来没有事实说明这封信起了作用。
中午时分，火车进了南京车站。没想到，在车站守候她的一群人，竟如欢迎国民党要人那样拥上来，像看猴子似的挤近前来看她。她和冯达被簇拥进一辆大巴士，车子开到一处看似旅馆却无旅客的一所房子停下。他们又被推进一间内外相通房间的内间，外间有几个特务看守。
自此，丁玲开始了一种特殊的囚犯生活。
话分两头。再说5月14日那天，下午四时时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应修人（丁久）来昆山花园路7号丁玲的住处。他到二楼丁玲住房前时，守候在那里的特务已跟在他后面，他奔向三楼，在那里与跟上来拘捕他的特务搏斗，从三楼坠楼牺牲。特务们一见应修人坠楼死亡，旋即逃去。
这一坠楼事件，因尸陈街头，立即被见报：
由于应修人坠楼之事立即曝光，又因地点是在丁玲的住处，因此丁玲被秘密绑架事为报刊披露。首先报道此事的是《大美晚报》，其5月24日报载：
据本报所得消息，中国普罗文学先进女作家丁玲女士最近忽告失踪，中国论坛报将于下期发表一文，记载此事。据该报载，“丁女士与另一著名作家潘梓年，系此间名杂志撰述员，同于五月十四日在公共租界被便衣队捕去。另有一作家YingShuJen同于是日毙命或系被杀，其情节颇为离奇，令人莫解”。该报又载据其所称为直接证据，惟其来源不能宣布。称曰：“丁玲与潘君在公共租界被上海市公安局中人或其受雇者所架。装入汽车，驶往南市。”
公安局中人否认曾架丁玲，并否认拘留了丁女士或曾拘留了丁女士。
中国论坛报又载：一丁女士某友以其昆山路地址报告公安局，故于五月十四日有便衣多人驾汽车驶至该处，则见丁女士与潘梓年君正同读一稿，潘梓年君适来丁女士处与此女作家讨论其近作一则，二人当场被获，装入汽车，疾驶而去。不久又有一博学青年作家名YingShuJen者来访丁玲，不知该屋已被搜捕，直登二楼。刚欲折回，而侦者已至，乃窜登三楼，侦者紧追，遂被执，双方继起斗争。后事如何，不得而知。但后发现Ying君尸身倒于街上，观乎各项证据，可知必系当时从窗中坠下致死。看守该屋之侦探旋即逃去。翌日报载昆山路出一奇离惨死案，并谓尸身上有共产文件搜出。
丁玲与潘梓年二人失踪后，各方极力侦察。女律师屠坤范女士及名律师吴凯声君向公安当局询问。公安局中人称，潘君及另一刘姓者，系与同案有关，均在局中。至于丁女士何在，坚称不知，潘刘两人在何处被捕，亦坚不宣布。刘姓者如何被捕及其究属何人，吾人尚未得悉。此事后已达两星期，使得之事实报告，仅此而已。
继而上海《晶报》等报刊亦相继报道。
这些报道，大体上说明：丁玲、潘梓年于5月14日同时被绑架，应修人堕楼身亡，但是上海市公安局否认逮捕丁玲，承认拘捕潘梓年但坚不透露拘捕潘梓年的地点。
此时丁玲在文坛上已负有盛名，她的被绑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继《大美晚报》之后，各报刊纷纷报道此事，一切进步的人士都为此感到震惊和愤慨。
“左联”发表了《左翼作家联盟为丁玲潘梓年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宣言中称：“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已被沉浸在用他们自己的血所造成的血海里。在这些牺牲者中有不少是很著名和富有天才的新文艺作家。国民党长期的恐怖记录中，最著名的野蛮屠杀，要算是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胡也频、李伟森、冯铿（女作家）、钟惠、殷夫和柔石六个同志在龙华被国民党军阀坑杀的一件事。现在白色恐怖又伸张了他的巨爪，而攫去我们三位同志——丁玲（胡也频之妻）、潘梓年和应修人。他们都是著名的作家。丁玲是中国特出的女作家，是新革命文艺最优美的代表者。为知识和文艺之光明的斗争在她的作品中反映得很明白。她的作品最近已达到一个有计划的成熟时期，但不幸又受到了这样毒辣的打击。”宣言提出：“我们要求立刻把丁玲潘梓年及一切阶级斗争的罪犯们从牢狱中释放出来！”并号召：“全世界的工农群众及知识分子赞助我们的要求，而参加我们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群众运动。”
蔡元培、杨铨等文化界人士三十八人于5月23日致电国民政府加以援救，呼吁释放或移法院审理。全文为：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汪（精卫）院长司法部罗（文干）部长钧鉴：比闻作家丁玲潘梓年突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虽真相未明，然丁潘二人，在著作界素著声望，与我国文化事业，不无微劳，元培等谊切同交，敢为呼吁，尚恳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处理，亦国家怀远佑文之德也。
蔡元培，杨铨，陈彬和，胡愈之，洪深，邹韬奋，林语堂，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柳亚子，俞颂华，黄绍雄，傅家章，樊仲云，夏丏尊，黎烈文，江公怀，李公朴，胡秋原，沈从文，王鲁彦，赵家璧，蔡慕晖，彭芳草，马国亮，梁得所，叶灵凤，徐翔穆，杨村人，沈起予，戴望舒，邵洵美，钱君陶，穆时英，顾钧正，杜衡，施蛰存等同叩漾。
之后，6月10日，文化界发表“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抗议国民党当局秘密绑架丁玲，要求“当局将丁玲、潘梓年二人交出，予以自由，并惩办非法绑架之负责人”。
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亦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设法援救，但汪精卫复电说：“据公安局复称，并没有逮捕丁玲之事，故对于丁玲之失踪，实不明了……”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进行营救工作。1933年6月15日《大美晚报》载蔡元培、杨杏佛谈营救丁潘案：
女文学家丁玲与教育思想家潘梓年二人，上月间先后失踪、久无下落。据传二人系因共党嫌疑被捕、文化界闻人、曾为此一度致电中央营救。现潘梓年，已由本市公安局确认被捕，业解京发落。而丁玲迄无消息，甚为各界人士所关怀。昨传蔡元培、柳亚子、林语堂诸人、业已为此组织潘丁援救委员会、进行调查宣传。记者今晨访谒蔡孑民、杨杏佛二氏，据谈：外传鄙人等业已组织援救团体，实际上尚未成为事实。丁潘二人、现时究在何处，尚未得确实下落，故无从着手援救，且援救亦须先待潘丁二人家属来沪，委请律师、方可进行。吾人以立国应有怀远佑文之观点，因对遭难者，表示深切同情，援助自亦当尽力之所及也。最后杨氏又谓：工部局方面，因此事件发生于租界、对于捕房维持治安、颇受影响，故现特亦正在竭力注意调查中云。
当年实际负责“丁潘营救委员会”具体工作的楼适夷说：“营救丁玲的事都是党主持的，由民权保障同盟出面，适夷代表左联参加这个组织。”他并回忆当时所做的几件事：
丁玲、潘梓年同志被捕后，成立了一个“丁潘营救委员会”，有柳亚子、郁达夫、田汉等同志。我是做主持工作的。为了扩大宣传，我们做了几项工作。
一次是在南京路大三元酒馆开会，当众宣布国民党政府秘密逮捕了丁玲和潘梓年这件事（逮捕潘梓年他们承认了）。这次会议鲁迅先生没有来，柳亚子来了。这次会议也是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打击，因为国民党政府标榜资产阶级假民主。应修人从楼上摔死在马路上，事情就暴露出来。
我们还在王会悟（李达不在家）家里商量，准备把丁玲同志的母亲从湖南家中接出来，让丁玲同志的母亲出面到南京找国民党政府把女儿要出来。又考虑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公开陪着丁玲同志的母亲去找国民党政府，所以这件事没有成功。
我们找了沈从文，请他帮忙。沈从文说他找了胡适，胡适问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吴铁城否认抓了丁玲这件事，沈相信了，说他这几年和丁玲没关系，不能帮忙。
我们还发表了丁玲同志放在谢澹如那里的稿，扩大影响。
还有英文的《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署名蔡飞的读者来信。蔡飞是在应修人出事那天逃跑时被捕的人之一，他写信给民权保障同盟，叙述了他被捕的经过，并证实丁玲同志被捕。丁潘营救委员会作了许多国际工作。如能找到一九三三年九、十月间的《中国论坛》报，可能有记载。
国际进步人士巴比塞、罗曼·罗兰、古久里等也发电报，对国民党政府秘密绑架丁玲事表示抗议，对营救工作表示声援。史沫特莱和伊罗生也积极参加营救活动。
正当营救丁潘的活动逐步开展的时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铨（杏佛）于6月18日，也就是丁玲被绑架后一个月零三天，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营救活动被迫终止。杨杏佛是热心救丁潘的人，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多次威胁，坚持营救工作。针对上海市公安局矢口否认逮捕了丁玲，他根据掌握的证据，据理揭露和谴责，并亲到租界工部局交涉，终遭毒手。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进步团体，成立于1932年12月，会长为宋庆龄，副会长为蔡元培、杨杏佛。目的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援救革命者，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
就在杨杏佛被暗杀的前两天，绑架丁玲的特务头目马绍武被中共中央特科“红队”打死。马绍武，真名史济美，另一化名吕克勤，原是中共特科人员，跟随顾顺章叛变，是顾顺章投靠国民党后办的“特务人员训练班”中的得意门生，被中统委以上海市公安局特务组督导员。
两个暗杀，一是热心救丁的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一是捕丁的马绍武被共产党的“红队”打死，可见斗争之尖锐。一时间，新闻舆论又弄得沸沸扬扬。
鲁迅一向高度评价丁玲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她的写作才能，在丁玲被捕后一周，5月22日接受朝鲜《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申彦俊采访时，记者问：“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您认为谁是无产阶级代表作家？”鲁迅回答：“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无疑，他对于国民党特务绑架丁玲是非常气愤的。
鲁迅积极参加营救丁玲的活动，他非常清楚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和野蛮手段。他在1933年6月26日致王志之信中说：“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那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其实，在上海，失踪的人是常有的，只因为无名，所以无人提起。杨杏佛也是热心救丁的人之一，但竟遭了暗杀。”
由于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对逮捕丁玲事一直矢口否认，讳莫如深，故而社会上一时盛传丁玲已经遇害。鲁迅在1933年6月30日写道：“……整整的五十年，从地球年龄来计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却已经是半世纪，柔石丁玲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
鲁迅悲愤之下，在他6月28日的日记中写了一首诗，并书写赠人。诗曰：
如磐遥夜压重楼，
剪柳春风导九秋。
湘瑟凝尘清怨绝，
可怜无女耀高丘。
诗的意思是，反动的统治如压在高楼上磐石般的黑暗的夜气那样沉重，以致剪裁柳叶的春风，带给人间的不是枝繁叶茂的景象，却像寒冷肃杀的深秋。湘灵乃湘水之女神，相传湘灵善弹瑟，《楚辞》中有“使湘灵鼓瑟兮！”句。此处，鲁迅将丁玲比作湘灵，意思是说，现在无人来弹瑟了，瑟上凝集了灰尘，再也听不到她弹出的那清怨的声音了，寓意丁玲的牺牲；鲁迅想到了屈原《离骚》中的名句：“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屈原是哀叹国无贤君。鲁迅由此写出：“可怜无女耀高丘”，是对丁玲的才德的高度赞扬，并哀叹她的早逝。
至7月底，丁玲的下落仍无消息，在盛传她遇害的同时，有些报刊又刊登了一些关于她的谣言，从政治上的乃至生活上的谣言。在中国这个社会，名人是造谣的对象，女人也是造谣的对象，如果一个女人又是名人，那么，一遇事，也就谣诼纷起。
鲁迅对此十分愤慨，他在1933年8月1日致《科学新闻》编辑的信中写道：“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
鲁迅生前很少将自己写的旧体诗拿出去发表。他在6月28日日记中写的这首诗，原也不打算发表的。但是为了悼念丁玲，为了驳斥这些谣言，鲁迅决定将它发表。所以鲁迅9月21日在给《涛声》主编曹聚仁的信中说：“旧诗一首，不知可登《涛声》否？”曹聚仁感到很惊奇，因为对于鲁迅来说，这样做是极罕见的。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外传丁玲已被处死，笔者有一天，忽接鲁迅来信，信中附了一首悼丁君的诗。”这首诗以题《悼丁君》发表于同年9月30日《涛声》第二卷三十八期。1934年12月该诗辑入《集外集》时，鲁迅改动了个别字，将“遥夜”改为“夜气”，将“湘瑟”改为“瑶瑟”。
在丁玲被捕后，鲁迅就想到以出版丁玲的书作为对国民党的一种斗争的方式，同时稿费也可以接济丁玲的家属。当年主持《良友文学丛书》的赵家璧回忆丁玲的《母亲》提前出版的经过，说：“在作者被捕后三天，同事郑伯奇上班后轻轻地向我说：‘鲁迅先生建议把丁玲的那部未完成长篇立刻付排，你可以写个编者按作个交代。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大事宣传，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
在鲁迅的关怀和赵家璧的努力下，《母亲》于1933年6月27日出版，离丁玲被捕的日子仅一个半月，出版前在《时事新报》和《申报》刊登了大幅广告。《母亲》出版后，立即成为这套丛书中的最畅销书，仅6月第一版就印了六千册，到年底已出到第三版。年底结算版税账，为数不少。赵家璧回忆道：“但是我们收到作者亲属从湖南来函要求汇款者不只一处，会计科很难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是鲁迅帮我们解决的。……最近再查《鲁迅日记》，发现1934年1月15日，载有这样一条‘雨，下午成雪。往良友图书公司交《一天的工作》附记一篇，印证四千，’这足证我就是在鲁迅冒雪来访的这一天向他提出这个难题的。一星期后，1月22日，他复我一信。”鲁迅在这封信里说：
顷查得丁玲的母亲的通信地址，是：“湖南常德、忠靖庙街6号、蒋慕唐老太太”，如来信地址，与此无异，那就不是别人假冒的。
但又闻她的周围，穷本家甚多，款项一到，顷刻即被分尽，所以最好是先寄一百来元，待回信到后，再行续寄为妥也。
从这里可以看到鲁迅对丁玲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考虑得那么细致周到。这些钱对于没有工作的丁玲的母亲和她幼小的孩子的生活，当然是十分需要也是十分及时的。
丁玲被捕的事，自然很快传到了常德。丁玲的母亲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三月（阴历，月份有误，应是阴历四月或五月）尾，我的难星来了，女本有许久没来信，外面传的消息非常恶劣，这一下真要了我的命。想尽了法子替她的朋友去信，或向书店中探听，每到夜静跪向佛前哀哀哭求，只要伊母子团聚，决弃红尘，舍身做道。又恐人听见，心肝寸裂寸碎，日里则镇静，不现一分愁容。因人心坏，幸灾乐祸者多，纵有安慰者，反愈增吾之悲痛。惟琳（即蒋毅仁）伤心不已，每向吾提及，则涕泪相流。
此时的丁玲的母亲是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丁玲身上的。两年来，先是胡也频被杀害，现在丁玲又生死未卜，盛传已遇害，留下一个两岁多的孤儿，这连连的打击对于她这样一个老人是多么的惨重啊！
丁玲母亲在她的回忆录中，在记载1933年事时，有一段文字看来是记录有误的。但它被有的书写我母亲生平的书里所引用与发挥。这段文字是：“九月初旬，……忽来一面生之客，其所探询之名姓，乃伊父之号，近来少人知道的。吾甚是奇怪，即请至客室。伊云有事返里，因受当局所托，便道一询，暗示女函及通信处，并云，人很好，不必挂念。客说伊现居某旅馆某号，有信下午送去，明晨即走。客走后，阅信，确是女亲笔，虽寥寥数语，能治我半年之苦痛。琳与侄均不赞成我回信，未卜吉凶，如何？我则痛女心切，若胆小不写，岂不失此机会，只略写几句，使她也安心。下午自己送去，管什么祸福？谢天谢地，从此信函相通了。”
丁玲阅她母亲的回忆录手稿时，在这一段话旁边批曰：“1933年何来女信，想是记错了，或有人伪造。”
上面述说的这一切，身陷囹圄的丁玲自然是不知晓的。
迫于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士的抗议、营救的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考虑社会舆论与影响，故而对丁玲采取不杀、不关、不放的做法，把她幽禁在南京，对她加以威胁、欺骗、利诱，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他们做事。但都遭到丁玲的拒绝。
首先来劝降的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原部长叛徒汪盛荻。丁玲曾见过他，但同他并没有工作和组织上的关系。汪盛荻向丁玲说：“第一，你是共产党员，你无法抵赖，我已经向国民党讲了。”丁玲回答他：“我不是共产党员，你凭什么瞎说？你有什么证据？我只是‘左联’的盟员。”他说：“第二，你不要幻想宋庆龄、蔡元培能救你。”丁玲回答：“我根本不作任何希望。”他又说：“第三，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有人告密。”丁玲回答：“胡也频是被国民党枪杀的。”
汪盛荻不再说话了，只好无趣地走了。
之后，又有一位自称“王科长”与自称张冲的人分别来找她谈话，一硬，一软，所说之话也都被她顶了回去。
这样过了一些天。一天晚上，那位王科长向丁玲说，有一位王先生要见她，请她到他家里去。丁玲和冯达上了汽车，车门两边都站有便衣特务，汽车沿中山大道往南开去。丁玲想着：“朝这个方向，是去雨花台。我默默思索，我还有什么事要做，什么话要说呢？不行，都晚了，我什么也不能做了。大块的乌云压着我。我只能回去，回老家去，到也频去的那儿去。”
正当丁玲以为她短短的一生将在雨花台宣告结束的时候，汽车在离中华门不远的地方向右转弯拐进了一条小巷。大马路上有昏黄的路灯，小巷里却是一片漆黑，寂无声息。汽车拐了几个弯，停在一个大石库门门前，这是一个很大的府第。丁玲被一群如狼似虎的人挟持着，进入一个大院，走进前厅。“王科长”让丁玲坐下后，说去通报主人，就走入后进屋子去了。正房两边都住着人，他们一个个地走进来看，全是些彪形大汉，赤着膊。屋里只点着三只蜡烛，没有电灯，这些人一走动，一个人出现好几个影子，真是鬼影憧憧。大半个钟头后“王科长”才出来，说那位王先生今夜要去上海，过两天再谈，这两天就暂时住在这里。说完就走了。
“于是这一群赤膊大汉，有五六个人吧，前面两个人各擎着在一支摇摇曳曳的蜡烛引路，烛光微弱，只能照到两三步远的地方。左右前后都有人紧跟着。走出这间前厅，进入一个更大的大厅，四周漆黑，我无法左右顾盼，只感到一阵阴凉冷气，好像到了一个杳无人迹的旷野。然后，向右转，进入一条甬道，一条很窄很窄的长巷。我这时才感到真正的恐怖，我想他们要在这里下手了。这么黑的夜，这么深的甬道，两边这么高的围墙，这地方正好动手，任何有本领的人都无路可逃，也无能挣扎的。我等着，无能为力地警惕着。但他们并没有动手。”
丁玲被带入一个小院的倒厅，厅里有一张大床，两只小床，厅中间有一个八仙桌，几把椅子。大汉们把蜡烛放在八仙桌上，留下了三个人，其余的悄悄地走了。冯达先睡了，两个看守也睡了。丁玲无法睡觉，就坐在桌旁抽烟。桌那边坐着一个看守。过了一会儿，这个看守鬼鬼祟祟地，轻轻地送过一张纸条来。丁玲侧头看了一下，上面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丁玲摇了摇头。他把纸条收回去，写了几个字又送过来，写着：“这是音杀机关。”“音杀”，是特务的行话，就是暗杀。大概是不愿直统统地说暗杀，就把“暗”字去掉“日”字旁，说成是“音杀”。丁玲懂得音杀就是暗杀，没有作出任何表示，心里想，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吓唬她，即使是真的又怎样？反正自己思想上已作好了准备。丁玲轻轻地问他：“你是什么人？”他便又写了两个人的名字给丁玲看，是“罗登贤”“廖承志”，悄悄问丁玲：“认识他们吗？”丁玲摇摇头，但她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不久前被捕了，民权保障同盟正在营救他们。这个看守又悄悄地说：“我同他们原是一道的，我是工人。”原来又是一个叛徒。丁玲不再理他，便躺到床上，心里想，这里可能真是一个杀人魔窟，自己死在这么一群又蠢、又脏的坏蛋手里真冤。
第二天早饭后，“王科长”来了一转，把冯达叫出去了一会儿。冯达回来后，丁玲问他谈话详情，冯达说，他问你怎么样。丁玲想想明白了，原来汽车走在去雨花台的路上、大厅、烛光、窄窄长长黑黑的甬道、“音杀”机关等等都是有目的的，是恐吓，看她神经是否经受得住，因此一清早就来了解情况。丁玲心想，原来一夜的作为就是为了这个！她倒放心些了。
把戏又继续了几天，慢慢地，他们疲劳了，丁玲也麻木了，也无心去注意这些了。
这时，国民党对被捕的共产党员的政策，较之前两年已有一点儿变化，并不一律杀害，而是着重实行“自首政策”，还建立了“反省院”。
徐恩曾对待丁玲的态度，在他以后写的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她没有担任过激烈的破坏活动，问题并不严重，同时她有出色的写作天才，我很希望她今后成为本党的有力文化工作者。”
徐恩曾是个有文化的特务头子，曾留学美国学习电机工程，因与陈果夫、陈立夫有表亲关系，回国后当上了党务调查科科长。他在他的主要助手和叛徒对丁玲实行劝诱与恐吓都没有奏效后，亲自出马了。
丁玲回忆道：
这样又过了十来天，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徐科长来看你了。”我一下没有听清，也没有意识到这徐科长是何许人，只是仍然盯着院子里的砖地，继续玩着我的小玩意儿。这时从小墙门的门外转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大约是个官吧。他看见我没有站起来，也没有理他，便自各儿走进厅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看守走到我的面前再次说：“徐科长看你来了。”他把徐科长三个字说得很重，但我还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个国民党的小科长有什么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个多大的官，既然出面来找我，我还是应该理理他的。我便站起来走到八仙桌边，在他对面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了。他还象过去那些官员一样问我道：“生活怎么样？”我也还是那么回答：“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上什么了！”到底是科长，他倒很会说，他道：“不要这么想嘛。我们这边也有你的朋友。彭学沛你还记得吗？他就很关心你。”我说：“胡也频曾在他办的报纸编过短时期的副刊，他们说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头解释：“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这指的是《北斗》杂志。他又放慢声调说：“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汪盛获就说过他一切都向国民党讲了，还对我说过：“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是赖不掉的。”这位科长现在反而把我开脱出来，这是耍的什么花招？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装着无所动心的样子，不说话。他接着说：“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也都不在乎。我们只怕引起外国人的抗议。我们是在租界上抓你的。你住的地方是租界，这事已经引起租界捕房的抗议，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我们不愿引起更多的麻烦，只得咬定不承认。现在的事态就是这样。”他一口气说了这样多，停住了，在观察我。我懂得了，这是比过去来过的所有人都要厉害得多的一个人，可能是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的对手。是一只笑面虎，是真正的敌人。我只死死地想着：“既然我什么都不在乎，死都不怕，笑面虎又能怎样呢？”笑面虎又微微带笑地说：“不放你是怕记者问你，你是怎么来南京的，那就让外国人抓住把柄了。假如你答应不见记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躲开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就方便多了。”停了停，又说：“彭学沛可以资助你出洋，他愿意送你六万元钱供你出国……”他又停顿下来，看着我。我不会为之所动，我清楚地答复他：“我不能拿彭学沛的钱，我们并非朋友，我们没有丝毫关系。你说什么出国，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的，现在我也不愿出国。这就不必再谈了。”
对我的回答，笑面虎似乎有所料，所以他沉住气，只静静地望着我。我当然不会收彭学沛的钱，也可以说是不会收他们的钱！他仍只静静地观察我。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我刚才说过，我们把你弄到南京来，实在是一个‘误会’，我们并没有想抓你，抓你不但对我们没有用处，而且引起了一些社会舆论。据说令堂已到上海，要向法院起诉，自然这不会有结果的。”
这倒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母亲已到上海并向法院起诉，多好啊！这说明有人，有党在我母亲身后。好妈妈！你起诉吧，向国民党要人，揭发他们！
笑面虎又非常关切地说：“怎么能让令堂宽心才好，你不是在这里平平安安的生活着吗？要不，你在报上登一个启事，说明你平安无事，只这一点就行。也许令堂正以为你已不在人世，或者是危在旦夕，这会使老人不安的。你看是否登一个简短的启事较好？”我答道：“我在这里，怎能向她保证平安无事呢？除非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我心里想，我不会上当的。母亲也是一个坚强的人，任何艰险不幸，她经得起的。如果她真到了上海，那就更好，她的周围有比我更强有力的人们。她不孤独。
笑面虎又拐弯说：“你不肯登启事，就写封信给她也行，再寄点钱去，让老人家放心。过去你每月寄多少零用钱给她呢？我们可以给你寄去，作为你借的也可以。”
我答道：“她有钱，不需要我寄。”
母亲啊，她哪有什么钱啊！她正等我寄钱去，她正等我寄信去。年过半百的母亲已经熬过胡也频惨死的打击，这两年母亲给我来信，从不提胡也频，我猜想她已完全明白胡也频的惨死，只是我们都不提。现在母亲又要承受我的灾难，为我担忧。她还有多大力量？她还要抚育着麟儿，这个失去了父亲，又将失去母亲的孤儿！妈妈啊！请你原谅女儿吧，妈妈是很理解自己的女儿的。我宁愿让你们挨饿，也不能为你们的苟延残喘而接受这些狐群狗党的腥臭钱。
笑面虎不再笑了，也许有点不耐烦了，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后来他耐着性子又说道：“我想你可以写封信给她老人家，不管你说些什么，我们都可以把信寄去。或者你写几个字给什么朋友也行。你可以同他们通信的。”
我多么想给朋友们写信呀，想给叶圣陶，想给蔡元培写信，但是我自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停了一会儿，我说我可以写一封信给沈从文。他满口答应，还问我有什么别的要求。我说给我报纸书籍看，他答应了。冯达乘机说要找医生，饭我的腰腿都因屋子潮湿痛的厉害，晚上睡不好，他也一口答应。他对屋子环顾了一下，大约认为没有什么再说的了，便站起身，装出一付高高兴兴的样子与我告辞。自然不会握手，也没有点头，但也不便一下变脸，摆出法官的架子，因此显得有点尴尬。
原来这个所谓徐科长，便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徐恩曾。
徐恩曾走后，此地立刻发生了一些变化。住在倒厅的三个看守搬到这进屋子的小墙门外去了。后来一个看守悄悄地向丁玲说：“原来他们告诉我们，说你能飞檐走壁咧！”怪不得看守得这么严密。三餐饭也都在外边那间厅里吃。伙食有了改善，原来只是稀饭、咸菜，现在满桌是菜，鸡、鸭、鱼、肉。陪丁玲吃饭的那群牢头禁子个个喜笑颜开。来了医生，看了病，给了点儿药；买来了蚊帐、枕巾、被单、日用品，送来一些旧，还让丁玲开个书单子，说买什么书都可以。
但是，这并不是“座上客”，而仍旧是“阶下囚”。古往今来，对有名望、有社会地位的犯人，在生活上给以一点儿优待，是常有的事。
这时，丁玲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在信里，拜托他在她死后看在胡也频的面上，照顾她的母亲和胡也频的孩子。这封信只是为了表明她对国民党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她将视死如归。丁玲希望从他那里能透出一点儿信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她在南京，准备作最后的牺牲。
后来，丁玲见到沈从文，沈从文压根儿没有提到这封信。徐恩曾怎么会真把这封信发出去呢！
此后一些日子，徐恩曾他们没有再来打扰。表面上看来对丁玲这案子有些放松，但实际上却变着手法卑鄙地施展新的阴谋。
丁玲开了她要的一个书单，有旧，也有新杂志，但送来的很不全，自然是经过严格筛选了的。报纸也是一样，她从中找不到任何她想知道的消息，连可供捉摸的新闻都没有。可是，过了一阵，她看到送来的杂志中有一本《社会新闻》，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说她的历史的。文章的作者叫丁默村，从文章看，是个叛徒。他说他是常德人，认识丁玲的母亲，知道她的家庭，他大肆造谣污蔑，把丁玲写得很不堪。看到这种肮脏的文字，丁玲怒火中烧，只想痛打这个丁默村一顿，可这时她又能找谁算账？
的确有丁默村此人，他也的确是常德人。不过，丁玲的母亲后来说，她根本就不认识丁默村这个人。丁默村的确是共产党的叛徒，不仅是叛徒，还是汉奸。此时，他叛变共产党后就投靠了中统，在上海编《社会新闻》。这刊物，是国民党的，也可以说就是中统的。后来，“七七”事变后，这个丁默村投靠了日本人，是汪伪政府的内务部次长，成了一个大汉奸。
不久以后，丁玲又在一张“包”书的报纸上看到一篇完全是造谣，写得很长，很详细的关于她的新闻。这是一份《商报》。文章造谣说，她被捕后不单是自首了，而且与捕她的叛徒、特务马绍武同居；后来马绍武受到共产党的制裁，死在上海三马路他的相好的一个妓女的门外，说这一暗杀事件也与她有关。还说她现在又怎样怎样，把她形容成一个无耻的、下贱的女人。国民党用大刀机关枪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现在他们又用卑劣恶毒的谣言从精神上来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妇女，一个在社会上有声誉的革命女作家。这种用谣言来杀人的手段显然是徐恩曾等人在幕后操纵制造的。与此同时，几个看守则乘机兴风作浪，把马绍武被杀的细节，大肆向丁玲渲染，并讲一些他们所干过的暗杀的事，有意让丁玲知道他们是干这一行的老手。他们有意把气氛弄得阴森恐怖，充满阴谋与杀机。而这种恐吓的伎俩，在丁玲被带进这所深宅大院时，就已经表演过了，现在不过是故伎重演。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看来并非全无道理。谣言容易为人轻信，尤其是对于一个妇女的谣言。社会上有些人喜欢这种谣言，于是就轻信它，传播它，而且添油加醋，慢慢地谣言就会成为社会舆论，成为人所共知的莫须有的“事实”。于是，谣言制造者就利用它，达到他的某种政治目的。
丁玲为这些卑鄙无耻的谣言所激怒，但是表面上摆出好像是一无所知、无动于衷的样子。一到夜晚，只剩下她和冯达的时候，她就骂冯达，用最刻薄的语言骂他。但冯达只是赌咒，不承认他叛变。他承认他在无知中犯了罪，连累了别人，是不可饶恕的。他说他现在活着的意义只是向丁玲表白，帮助她逃脱这险恶的牢笼，回到党里去。
丁玲是不原谅冯达的，但她认为冯达讲的是真话。她想，只要冯达不再犯罪，如果他真能给她一些帮助的话，还是可以忍耐一下的。她曾几次提出要同冯达分居，但掌握她命运的人，就是置之不理。在这无法同冯达分开的情况下，丁玲同冯达有时还要争吵，但无法做到完全决裂。
千思万虑，只有逃走。她知道是很难逃脱的，但想，只要能到了街上，那里是光天化日，即使被匪徒们打死，她这个莫名其妙失踪了的人，下落不明的人，也就公开了，世人将得到她的消息，真相将大白于天下，谣言也将不攻自破，何况还寄有一丝生机。她观察了周围的环境，也做了试验，结论是，即使有冯达的帮助也绝对没有可能逃出。
丁玲那时还年轻，阅世不深，不能有周到的设想，更难做到忍辱负重。她以为这些谣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人格上都将毁掉她的一生。在毁了她的清白之后，国民党即使还她自由，她也无法洗清这些匪徒们泼在她身上的污水。既然无法逃脱，于是她选择了自尽，用鲜血来洗刷泼在自己身上的污水，用死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但也没有成功。
9月上旬的一天，看守领进来一个人，介绍说是“王先生”。这人五短身材、身板结实、动作伶俐，两个圆圆眼睛，很有点神采。他没有架子，非常随便的，好像常来常往的熟人那样说道：“许久以来就想来看看你们，直到今天才有空。啊！真住了不短日子了。我想你们一定觉得太闷。”他看见丁玲不知如何回话的样子，便自我介绍道：“我现在的处境同你差不多，表面上我可以去街上走走，实际也是不自由的。今天我来看你，别无他意，只是想来为你们解解闷，你放心好了。”他见丁玲警惕地望着他，便也未多说，随便的告辞走了，他令人感到以后他还会再来的。
这王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呢？之后看守告诉她，他就是顾顺章。这不禁令丁玲大吃一惊。丁玲听到过一些关于他的事，知道他是一个大叛徒。丁玲也明白了，这院子里的人都是他的手下。
顾顺章果然接着又来了，他对丁玲的冷淡，好像毫无感觉似的，好像他只是来这里找一个老朋友聊天，每次来都摆出是邻居，像串门的样子，也不管丁玲理不理他，也不管丁玲的态度多么冷淡，他好像不懂这些，不在乎这些，来了就讲一些社会新闻，他对社会人情讲得头头是道。他讲生意，讲买卖，显得精明；他玩儿魔术，手法干净。他也讲他的历史，掩饰自己，说他并没有出卖共产党。说党对他发生了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还说，周恩来也就是伍豪，对待他的家人太过分。他装出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样子。他还讲他的将来，说将来要退出政治舞台，到农村去，兴办农场，讲求实业，可以由小到大。丁玲当然不相信他说的这些鬼话，他也不在乎。
过了几天顾顺章说到国民党杀她不合算的时候，好似不经意地加了几句：“老关在这里是毫无办法的。我的处境同你们也有相似之处。我想，只要有一丝自由，我就能活动，就能远走高飞，我为什么要困在这里？”他好像真在说他自己。
丁玲心里明白，像他这样的叛徒、特务，在国民党那里，的确是永远得不到自由的。但是，她认为：“我和他完全不同。我是可以无愧地回到党里去的。只要我有一点自由，我真的就可以远走高飞。如果我长期被密封在这不生不死、不明不白的匪窝里，的确是毫无希望的。”
有一天，顾顺章把冯达找去谈话。回来后，丁玲问他谈了些什么。
冯达说：“顾顺章还是那么说，说国民党不想杀你，杀你的确不合算。他们对你同对其他人不一样。他们自然希望你自首，站到他们一边，替他们做事；你自然不会干，这他们明白。但他们也不会放你，至少是现在不会放你。顾顺章说他个人以为，你不妨表示一下，可以归隐，归隐回家养母。实际归隐也可以说得过去，无害于人嘛，就说在家乡找一项工作，平平安安过日子。”
冯达又说：“我已经做错了事，我决不劝你、不拖你下水；你会以我为戒；但我也想，你的社会地位同我不一样，国民党对你同对其他共产党员也不一样。徐恩曾说你不是共产党员，暗示了他不愿把事弄僵。这是他给自己留的一个台阶，也是给你一个台阶。自然这个台阶不容易下。只是，我以为老是想死，在毫无希望中想死也没有意义。难道就不能想一点活的路子吗？只是不要像我，把回家的路切断了。”
丁玲对冯达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她认为他怕死，想委曲求全。而她却抱定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
但丁玲的心却也不能不有所动。遇到困难，总得想出办法克服困难。为什么不利用条件，准备条件，想尽办法争取保持清白，活着出去？难道只有死路一条？她想道：我并不怕死，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但活着才能继续革命，表明心迹。天下那么大，我生得有脚，难道我不会走吗？远走高飞吗？我既然已经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就不会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不会在国民党面前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呀”那一套，我不会讲出同志们的地址，更不会出卖同志，连累同志。我说回家养母，有什么不妥呢？谁无父母，谁不养母？又是孤儿寡母。到了晚上，冯达又说：“我想过了，对国民党为什么不可以欺骗呢！你写张简单的条子，不要给他们留下什么把柄，有什么不可以呢？等离开这里以后，再想别的法子；兵不厌诈嘛！我看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丁玲反复思索了好几天，决定同意写一张条子给他们。在顾顺章拿来的一张八行信纸那样大的白纸上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还加了一句，“未经什么审讯。”这一句是按冯达的意思加的，表示没有受刑，这张纸条不是刑逼出来的而已。
这张纸条，既不是叛变、自首，也不表示动摇、妥协。只是应付敌人、为了摆脱敌人的一种手段，没有污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人自首的言词，对国民党也没有什么用处。
可是国民党当局并不因此就地释放她。于是丁玲斥责国民党的欺骗无信，骂国民党不讲信用。过了几天，顾顺章传话来，希望丁玲能理解他们的“难处”，并决定送她和冯达去莫干山。这时已是10月，她说，天气都冷了，去莫干山干什么？但她是囚徒，赖着不走不行，骂也没有用。三四天后只得动身。押送人员中，除看守外，还增加了监视她的一对夫妇，曾经留学苏联的叛徒。在一个天还不亮的清晨，丁玲被一群人簇拥着，被塞进一辆轿车，离开了这所“王先生”的公馆。而“王先生”则已悄然隐去。
国民党为了加紧对丁玲的防范和监视，在冬天把她禁锢在与世隔绝的莫干山上。中统曾在这里办过特务训练班，有现成的房子和人员。
12月底，丁玲又被从莫干山押回到南京城里。
她被软禁在南京城里一户普通的住宅里。户主姓曹，是调查科的一个工作人员，高高个，看似一个买卖人，很稳重的样子。押送她的人像移交一件货物似的，把她交给这位曹先生后就都走了。曹先生客气地向她说：“委屈你暂时在我这里住几天，房浅屋窄，照顾不周，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一声，我太太会替你办。”他又意味深长地特别告诫：“这院子里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坐坐玩玩，只是不好出大门。嘿嘿，这我们有责任，我们担待不起。这条巷子很小，巷口日夜有人，要出去是很难的。”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位曹先生不只一次闪闪烁烁的告诉丁玲，巷口日夜安得有人。这当然不会是假的，不会是为了吓唬她才说的，巷口开的杂货铺就是监视的特务。丁玲心里明白，这里仍旧是监禁，只不过是稍微换了一点儿形式，要从这里逃出去，是困难的。
1934年4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曹宅忽然热闹起来，门口停了两部马车，进来两个人，说是来接丁玲的，曹先生也陪着。等上了马车，曹先生才神秘地轻轻地告诉丁玲：“现在我们去轮船码头，令堂老太太乘坐的轮船快到了。”
我一直清楚地记得外祖母和我同母亲见面的情景：船停靠南京码头不一会儿，就见从舱门口走进一个穿黑色连衣裙的体态稍稍丰满的女人，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面容，只见她跨下几级台阶，就和外婆拥抱在一起了。我第一次见到外婆流下了眼泪。我不知所措，呆呆地望着她们，心里想，这就是妈妈了。外婆向我说：“麟儿！这是你妈妈，叫妈妈！”我想喊，但喊不出口，太不习惯了，从来就没有喊过这两个字，我只记得母亲紧紧地搂抱了我一下，顿时一股暖流涌遍了我的全身。不过我总觉得女也有些陌生，过了一些日子我才同她亲近起来。这是我记得的一生中最早的一件事。
到的那天晚上，外祖母向母亲述说一路的情况时，母亲才知道，原来是半个月前有人冒充是母亲的朋友去看过外祖母，她一看见信，认出是女儿自己的笔迹，就毫不犹豫地决定走，不管是天涯海角，要跟着接她的人一起走，为了要见她唯一的女儿一面，她准备承担一切风险。她后来写的回忆录，关于这件事，可能把时间记错了，情景也写得不够准确。
国民党调查科把外婆和我弄到南京来就是当人质。
我们在曹家住了大约一个月就先后住到明瓦廊与螺丝转弯，住的时间都不长。这两处房子都比较大，是老式的印子屋。前院和侧面院子，都住着调查科的人。丁玲还是陷在国民党调查科为她布设的罗网里。在这里，表面上可以说是独立居家，自己料理生活。但实际是明松暗紧，仅仅是换了另一个方式的继续监视而已。
一搬进明瓦廊，丁玲忽然看见姚蓬子和他的妻子、儿子已经先住在这里了。这不免使丁玲大为吃惊。初看到姚蓬子时，丁玲来不及思索，就觉得欣喜非常。这是在上海认识的老熟人啊！也是同志啊！就一下跳到他们面前，有许多话想向他们讲，许多事想告诉他们。可是他们却显得十分冷淡，姚蓬子走进里屋，他的妻子敷衍着她。丁玲很快地从初见他们时的兴奋中冷静下来，一连串的疑问泛上心头：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他们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他们有什么打算？
第二天，冯达拿来一张当天的报纸，丁玲一翻，一条触目的启事赫然射入眼帘：“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丁玲读着这个宣言，所引起的惊异、愤怒、慨叹和鄙视，真难以形容。丁玲也很为姚蓬子难受。她想，如果你对共产党失望了，对共产主义信仰动摇了，也不该发表这个自首的“宣言”。之所以这样，无非是怕死，乞求国民党网开一面，饶你一命而已。
大约有一个月之久，虽然他们住的房间房门对房门，但是丁玲几乎没有见到过姚蓬子。他一清早就出门去了，夜晚总在丁玲睡后好久才回来。他妻子也不知道他到哪里混日子去了。
大约在一个月以后，姚蓬子才逐渐留在家里，而且找丁玲说话了。他说他的确是对共产党灰心了。他说他是在天津被捕的，他把写有接头地点的纸条吃下肚了，没有供出一个同志。后来解到南京监狱，他看到有一些比他资格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先后自首；特别是看到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被捕后，竟把几十万元党的经费交给国民党，为自己留下一条活命，他就产生了一种思想，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应该是李竹声，这些人都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要死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况。不论姚蓬子的话中有多少真真假假，丁玲的感情已经平复，她看透了他，她明确地认识到，她同他是两路人，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战友。丁玲更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他们住在一起，一定是有所图谋的，认为他曾经是她的朋友这一层关系，利用他来软化她，对她劝降，并且监视她，把她的言行，一举一动，都报告国民党。事实上，姚蓬子就是负有这样的使命和任务。不过，执行时也还并不是很卖力气。
正像冯雪峰于1953年给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的一封复信中所评价的：“你父亲的确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又是糊涂的。他可耻地自首，人家都说他是怕死，这大概是真的。他胆子小，所以不敢革命，而同时也不敢做大坏事（这总还算好）。”
在搬到明瓦廊后的几天，一个晚上，冯达很慎重地对丁玲说，在离开曹宅的前一天晚上，他到曹先生屋里去了一趟，曹先生说以后每月给一百元生活费，让我们独立住家，但不是说你完全自由了。你既然不自由，就无法自己谋生，他们就应该给你生活费，这我不能拒绝，不然，你在南京如何生活？没有犯人坐牢还得自付饭费的。至于他自己，曹先生说要他到一个翻译机关去翻译一点资料，算是为他安排工作，月薪六十元。冯达并且说，这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也不会有什么秘密，机关人员不多，大都是一些懂外文的共产党员（当然是自首过的），他说他不得不答应了。他解释说，他的情况和丁玲不一样，丁玲是可以回到共产党里去的，但是他回去的路没有了，因为他，造成了丁玲和潘梓年的被捕与应修人的牺牲，这都怪他自己，尽管是他无意中造成的，但是他认为他无法向党说清楚，党也不会原谅他，饶恕他，而且一定会采取非常手段制裁他。他说，他只是一个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国民党眼里无足轻重，本来可以具结释放，但国民党不会那么做，那是因为你，他们不放你，所以也不会让我走，但他们也不会像对你那样对我。冯达还说，我在他们面前表示迁就，他们就会容易相信，以为我还可以牵制你，你就应该利用这样的条件实现你要回去的愿望。丁玲一时被他的这些话吓住了，冯达竟要去国民党的一个机关做什么翻译，这不是越陷越深了吗？但转念一想，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是事后才向她说的，可见他主意已经下定了。她还以为，冯达说的共产党不会饶恕他，一定会采取非常手段制裁他，部分地是受了国民党特务的欺骗宣传。但她仍然向冯达说：“我不同意你去。你既然知道你第一步走错了，就不能再错。一个人嘛，不能做好事，也不要做坏事，你的前途，只有不去那里当什么翻译。你如果真回去的话，我以为不会像你想的那么恐怖可怕。万一老家不收你，你倒霉了，也比在国民党这里好。你怎么不做更长远的考虑呢？而且，你去那里当翻译，不管你翻译什么，不管你做得多少，你总是进了人家的门，为人家做事，你不只绝了自己回去的路，你叫我怎么做人。”但是她未能说服冯达。冯达听了，心情沉重，但仍说是他自己决定的，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答应去当翻译。并说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她，希望因此国民党对她的监视能够逐渐放松，可以找机会逃出去，脱离这个苦海。他还表示，你什么时候离开南京，你走后，我就回广东老家去，我们是命定要分开的。还说他肺病有发展，半年来，肺部经常疼痛，不一定能活得长。事情怎么变得这样，真是不能想象，丁玲认为，暂时没有他法，只好“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只好边走边看了。事实上，她要同冯达分开，一时也做不到，徐恩曾们就是有意要把她和冯达捆在一起，还要从旁加上一个姚蓬子，企图通过他们来监视她，软化她。这时的丁玲，处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的境地，她既要应付姚蓬子，也要应付冯达，既要提防他们，也要利用他们作为掩护，欺骗敌人，麻痹敌人，创造条件，使自己能和党取得联系，得到党的帮助和营救。
1934年5月的一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光临丁玲住的明瓦廊了，说是特地来看望丁玲和姚蓬子的。关于张道藩，丁玲只知道他是国民党中央的文化官，传说是一个大官僚。她当然意识到，以她现在这样的处境，凡是到这里来看她的人，不管官大官小，不论怎样说得好听，名为拜访，实是审问，是了解，是劝诱，是安抚，是欺骗，或是设下陷阱，让你上当。所以她对来见她的人，始终保持着警惕。张道藩的态度，表现得很随和，说这次来拜访，是为了消除丁玲的寂寞，他建议丁玲写点儿文章，不愿意发表就不发表，又说写剧本最好。他说他现在有一段戏剧材料，愿意介绍给丁玲，供丁玲作参考，如果丁玲肯执笔，那就太好了。也就在此前三个多月，丁玲的全部作品，于1934年2月19日被国民党政府明令查禁。可是现在这位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却自愿提供材料，建议丁玲根据这个材料写个剧本，其险恶用心是不言自明的。设想假如丁玲据此写了这个剧本，岂不事实上造成了她与张道藩的合作，也就是与国民党的合作，这样的合作岂不是可以大作宣传，而丁玲若是一步踏入这个泥潭，那将再也难以自拔。此举可说是在徐恩曾、顾顺章对丁玲实行威吓、诱劝没有奏效之后，为丁玲精心设计的又一个陷阱。丁玲从被捕之日起，就抱定决不给国民党做事的宗旨，所以对张道藩的建议，毫不考虑，毫不动心，她推诿身体不好，无意于此，并说她从来没有写过剧本。张道藩见丁玲这样冷淡，坐了没多久，就告辞走了。
过了一个来月，张道藩又派人用汽车把丁玲和姚蓬子接到他办公的地方。这次可谓更为“盛情”了。一见面，张道藩就单刀直入，阐述了第一次见面时向丁玲说过的建议，希望她动手来写这个剧本，退一步说，如果一定不写的话，无论如何，就为这个剧本编写一个故事提纲。但是又都被丁玲拒绝了。张道藩表示很遗憾，只得用汽车把丁玲送回去。
在碰了两次钉子之后，张道藩仍然不死心，再作第三次的努力。这次又是他亲自来到丁玲的住处。他表情十分得意，心情很好，欢欢喜喜地告诉丁玲，这个剧本他自己已经写好了，只希望丁玲看看，提提意见，或者就请丁玲动笔替他修改一下。丁玲听了他这番话后，简直奇怪，觉得他太屈尊了。丁玲仍用第一次见面时说过的话拒绝了他，说自己没有写过剧本，也无意于此。无论是用张道藩提供的材料写剧本，无论是为张道藩的剧本写一个故事提纲，也无论是在张道藩写就的剧本上替他修改修改，事实上都是同敌人去合作。从徐恩曾到张道藩，为了争取丁玲转化，可说是下了大力气，不惜一次次亲自出马。但是，这一次针对丁玲的是以一个作家为特点而精心谋划的诱降伎俩，也像以前的多次一样，以失败而告终。从此以后，张道藩没有再去看丁玲，丁玲也再没有见到他。
张道藩的这个剧本，在1935年冬曾在南京上演。当时在报纸上大作广告，曾热闹一阵，轰动一时。这次演出的演职员中就有丁玲在“左联”的同志、战友。他们当时托人给丁玲送来入场券。但丁玲因为感情上很难受，没有心思去看。丁玲当时拒绝张道藩，主要考虑的是不替敌人做事，不给敌人写文章，不在敌人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半个世纪后她进而认为，当年她拒绝参加张道藩提出的这个剧本的写作和修改，是在无意中对国民党企图利用这次演出打击左翼文化运动的如意算盘给了一个小小的钉子。
这年10月3日，丁玲生下一个女孩，取名祖慧。后来丁玲回忆道：“这个女孩却使我更加悲苦。这不是我希望有的，但是我生的。我能把她丢到垃圾箱子里去吗？我能把她送到育婴堂里去吗？我能留给她的父亲，让她终生蒙受羞辱吗？我只能把她留在我的身边，我是母亲，我应该对她负责，不只哺育她成长，而且要尽心守护她，不让她受羞辱，尽心教育她，使她成为革命者。因此我得首先背负着一时无法分说的耻辱，也许还得就此终我一生。”
住在明瓦廊、螺丝转弯，虽说有了少许的“自由”，但进出都受到特务的监视。为此，丁玲常常抗议，喊叫既然说是自由居住，就应该让她自己去租民房，9月住进医院后，更是坚决表示无论如何都不回住过的地方。冯达和姚蓬子“商量”后（他们能商量出什么，还不是要请示徐恩曾同意），就租了中山大街向东拐进去的一条小街上的一幢小楼，上下各三间，姚蓬子一家住楼下，不言而喻，这样安排，方便监视。
自此，“自由”又有了一些改善，大概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有一老二小三个人质在这里，即使给你丁玲一点儿有限的自由，允许你在南京市区走走，你还能跑得了？你能弃母亲、儿女于不顾？
住在这个小楼的时候，丁玲意外地结识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朋友。她就是方令儒，著名的清朝桐城派方东树的后裔。
10月底的一天，方令儒作为不速之客来到丁玲的住处。她那时不到四十岁，她的温柔大方给丁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女人。同她一起来的是她的大女儿陈庆纹，一个十五六岁的俊俏少女。她谦虚地自我介绍道：“我叫方令儒，是特别来看你的。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我很喜欢你的。我想你在这里一定太寂寞，我能为你分点忧愁吗？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你吗？”由于自己的处境，对于初次闯进来的方令儒，丁玲不免用怀疑的眼光望着她，心里想，她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里？她会不会是国民党派来的？方令儒看见丁玲很冷淡，便不多说，只对丁玲的母亲表示一点儿尊敬，说了几句恭维话，又对她的子女称赞几句，就文静地告辞了。
方令儒生于1897年，曾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中外文艺，回国后，于1930年任教青岛大学，并于该年开始发表作品，投稿于新月派杂志，此时因病在南京家中休养。丁玲当时并不知晓她的历史情况。
此后，方令儒每过一个月，或两个月，便来丁玲这里一次。她从不同丁玲谈政治，也不问丁玲的生活，只是点点滴滴地同丁玲谈她的心曲，谈点读书的感想和她认识的一些文人的印象。后来便谈她的家庭生活，原来她在爱情上很不幸，丈夫有外室住在上海，她带着孩子住在南京。多次的谈话以后，丁玲慢慢认识到和她来往是无害的，她是个好人，便逐渐放宽了心。丁玲也去她家里，原来她就住在他们这个小楼对面的娃娃桥，是一个亦官亦商的大家庭，有很多房子，她住的三间厅子，布置优雅，环境安静。后来，1936年丁玲同党取得联系，丁玲就把方令儒的家作为党与她通信联系的地点。这时，她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友谊，丁玲对她十分信任。
后来在延安，丁玲知道毛主席想有一部《昭明文选》，便托方令儒代买了一部寄来送给了他。新中国建立后，方令儒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上海市妇联副主任。她到北京来，便来我们家，我也见过。1979年，母亲复出回到北京后就打听方令儒的消息，没想到她已经于1976年去世，母亲听后深感遗憾，凄然欲泣。她是我母亲最想见到的人中的一个。
在中山大街这个小楼住了几个月之后，丁玲又借口城外空气好，要搬到城外去，恨不能一下搬到国民党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更好了。终于在1935年春天，她又搬到了苜蓿园。
我对苜蓿园还有印象。它坐落在中山门外的一个小村庄里，是在去孝陵卫那个方向，但不到孝陵卫。进得大门，纵深八九米，算是前院，五间房子，不是一字排开，而是中间一间较大较长，或是叫作堂屋，堂屋两边各前后两间，前房大，后房小，堂屋有门通后面天井，天井纵深大约五六米，靠后墙有两间小平房。姚蓬子一家住大门进来右边的两间，我们住左边的两间，母亲住前屋，外祖母和我住后屋，冯达住在后面天井靠后墙的一间小平房里，他那时肺病三期，卧床休养，极少出房门，吃饭也在自己房里，已无工作。两家都在堂屋里吃饭。屋顶是茅草的，完全是一所中国农村式的房屋。
住到这个荒村草屋之后，丁玲就辗转思索这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总不能就这样的蛰居下去，安心地等待末日的来临。
正当丁玲暗自打算如何跨出新的步子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很不适，每天发烧，疲惫乏力。
后来病越来越厉害，整日整夜咳嗽，咳得头痛脑胀，不能平睡，她真害怕了，不能不担忧：“假如我的病治不好，我将怎样呢？各种各样的想法，啃着我的心。我已经受尽了罪，如果就此死去，对我倒是一种解脱。人世间任什么我都可以不留恋，都不牵挂，母亲也好，孩子也好我都能狠心丢掉。但我只有一桩至死难忘的心愿，我一定要回去，要回到党里去，我要向党说：我回来了，我没有什么错误。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都顶住了，我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的事。但我知道，由于敌人散布的谣言，现在我处在不明不白的冤屈中，我得忍受着，无法为自己辩白洗清倾倒在我满身的污水，我还陷在深井里。”
母亲只得向我的外祖母说：“妈！我得花一笔钱了。不是住普通病房，我要找中央医院的内科主任替我治病。听说这个主任医术高，只是非常势利，对头等病房的人才看得仔细，对普通病房的人就差得多了。妈妈！我得设法弄钱，可是从哪里来钱呢？外祖母把她最后的一点存款交给了母亲。这是她每月存三元，积攒了五六年，苦心地为我这个孙子存的一笔零存整取的储蓄，计划十五年后可以一次拿上几百元，这时一共也才二百来元。
丁玲请中央医院的内科主任就诊。落落大方地一次交了两百元，住进了单间，二等病房，果然医生、护士川流不息。内科主任说是伤寒病。病情最严重的时候，热度有增无减，昏迷不醒，连人都认不出了，方令儒去看她，守在她身边，她也不知道。但是高超的医术和她的强烈的求生欲望，使她挺了过来。她的病慢慢地治好了。到秋天的时候，她出院了。
我至今记得母亲出院时的情景，那印象太深了。回来时穿一身黑衣服，一幅深色头巾遮盖着本已瘦削了的脸，解开头巾，只见满头的头发已脱落大半，回来以后的那个月，还继续掉，直到脱光。母亲住院的那些日子，我也够焦急的，就怕母亲回不来了。五岁的我，已懂了一些事。
1935年的冬天，完全是外祖母一个人撑持着熬过来的。她一心一意地照看母亲和照顾着我们兄妹，她用她坚定的耐心，顽强的沉默安慰着母亲，让她相信她是可以把这副重担挑下去的。
丁玲艰难地蛰居在这个苜蓿园里，而苜蓿园是不会有春天的。世界前进的浪潮却依然汹涌澎湃，1935年底北平发生了“一二·九”学生爱国抗日运动。卧床休养的丁玲，从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后，十分振奋，她的心随着这些青年学子的队伍滚滚向前，她要跃起，她要飞出去，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但是，她没有忽视她的处境，她是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她是不自由的。怎样才能逃出这四壁铁墙似的囚笼？逃出去了又到哪里去？哪里能安身？怎样才能成功？怎样才能万无一失？她反复思忖，认为必须放出信息，让党组织知道她正在南京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着党的援救。
这时丁玲得到一个对于她是最好的消息，就是得到李达夫妇的消息。李达于1932年开始在北平任教，随之王会悟及子女于1933年迁居北平。她认为，如果找到李达，便可以从他那里找到与党联系的机会。她打算立刻与他们通信，得到回信后，就去北平。
首先是安排我外祖母和我们回湖南。母亲没有把她的全部打算告诉外祖母，但外祖母似乎懂得母亲的心情，能够体会母亲的痛苦和向往，情愿勇敢地挑起这副重担，与母亲分忧。1936年4月底，外祖母带着我和祖慧离开南京回到湖南。
李达于1932年2月被上海暨南大学解聘，然后应冯玉祥之请，前去泰山给冯玉祥及其研究室讲学，讲授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历时两个月，于1932年8月应聘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在白色恐怖下，李达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多有著述。得到他们的消息，使丁玲十分地欣喜，她给他们写了信，说要去看他们，她把寻找党的关系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丁玲故意向姚蓬子透露，她打算去北平看望王会悟，大约两星期可以回来，还假意托他们好好照料病中的冯达，但是她有意地没有告诉姚蓬子自己哪天走。
大约一两天后，丁玲独自悄悄地离开了苜蓿园。为了不使人注意，她只提着一个普通麦秸编织的小提包，里面放了几件换洗衣服。走到门口，她回首望了望这几间茅屋，心想也许就此永别了，同这三年来的痛苦永别了，她可以找到党的关系了，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她既兴奋，又有点儿紧张。
清晨，火车到达北平，丁玲雇了一辆人力车，就直奔复兴门宗帽胡同3号李达和王会悟的家。王会悟刚从床上起身，还没有扣好衣服，一见是丁玲便大叫起来，她的孩子们也从里屋跑出围了上来。
李达也高兴丁玲的到来，不过他一本正经地、诚恳地对丁玲说：“以后你千万别再搞政治了，就埋头写文章，你是有才华的。”第二天他又拿出宣纸，兴致勃勃地给丁玲写了一幅中堂，勉励她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这样一来，他就把丁玲想要向他说的话全给堵住了。丁玲揣测，他可能猜想到她这次来北平找他的本意。但是他不问，也不谈。丁玲对李达的态度也很谅解，但她心里开始明白，要从李达这里找党，是没有希望的。
王会悟告诉丁玲，曹靖华在中国大学教书，她认识他，因为她在中国大学任会计。丁玲并不认识曹靖华，但她知道曹靖华是瞿秋白在莫斯科时的老朋友，同鲁迅有亲密的交往，所以她立刻请王会悟转告曹，说她要见他。曹靖华热情地答应了。那天见面，几乎都来不及互相打量、寒暄，曹靖华第一句问话就是：“你现在生活怎样？”丁玲第一句答话也是从心里迸出来的：“太痛苦了。”于是丁玲把自己的全部心思告诉曹靖华，她说她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即使能暂时住在北平，或别的什么地方，她仍是一个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动，也无法向人民表白心意。但她现在苦于无从找到党。曹靖华听了很感动。他们估计，鲁迅那里一定会有党的关系，可以从他那里间接地找到党，但丁玲自己去找鲁迅是困难的，也是危险的。丁玲深知不特她的周围有特务，鲁迅从来都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下战斗和生活的。曹靖华慨然应允，他设法写信转告鲁迅。这样，他们商定，丁玲仍回南京等消息。因为丁玲久留北平容易发生意外；再者南京离上海近，如果找到了党，联系可能更方便一些。
曹靖华不会想到在这几十分钟里他对丁玲一生发生的巨大作用，而丁玲终生都对曹靖华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
丁玲对北平已别无留恋，第二天便告别李达夫妇如约返回南京。回到南京，丁玲总算把姚蓬子的询问对付过去了。姚蓬子知道丁玲在北平没有什么朋友，只认识王会悟，他不会想到她能找到曹靖华。冯达也是这样，他自然能猜测出丁玲此行的动机，但也只能看出丁玲对此行所表现出的失望。
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天翼忽然来看姚蓬子和丁玲了。丁玲住在明瓦廊的时候，曾在一个茶棚里偶遇张天翼，相约见过一次面。可能双方对对方现在的情况缺少了解，甚至有所猜疑，所以未能深谈，丁玲也没有勇气向他坦露想通过他寻找党组织的愿望。
张天翼同姚蓬子谈得很热闹，他找了个机会，悄悄塞给丁玲一张纸条。丁玲跑回房，急忙展开一看，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没有具名，但丁玲一下就认出是冯雪峰的笔迹。丁玲真是喜出望外，但一点儿也不敢表露出来。她找了一个间隙同张天翼约好再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幸好姚蓬子没有看出破绽。
在丁玲被囚南京的三年里，国内的革命斗争已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中央苏区的红军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后，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苏区。冯雪峰于1933年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并随军长征。1936年4月，他作为党中央的特派员，从陕北派到上海工作。根据他的回忆：“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四个：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的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大约四月二十五日左右到达上海”。
因此，当丁玲从北平返回南京之时，冯雪峰已经到达上海一个多月了，并且是同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住在一起。所以，丁玲要找党的关系，逃离南京的信息，很快通过曹靖华、鲁迅到达冯雪峰那里。
在张天翼来的第二天，丁玲如约见到了他。他们很快约定了丁玲去上海的日子、车次、车厢。张天翼安排他的外甥女送她去上海。
又过了两天，那天下午，丁玲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门口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就急速地悄然奔向车站。张天翼的外甥女已在车站等候，丁玲会意地跟着她上了一节三等车厢。她坐在离丁玲稍远的地方。到了上海，丁玲跟着她上了一部出租汽车，她指挥司机把车开到泥城桥一带一条马路边停下。她们下了车，马路边停着一部汽车。车门打开了，她把丁玲推上车。车里坐着一个人，伸出手来，紧紧地握着。车子开动了，丁玲借助街灯一下就认出了这人是她见过两次的胡风。那是她担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胡风从日本回到上海时见面的。汽车开到北四川路一个挂着俭德公寓的普通旅馆，胡风领着她走进已预订好的一个房间。丁玲顿时感到，这简直是到了天堂。胡风告诉丁玲，这一切都是冯雪峰要他准备的，冯雪峰正有事忙着，要过两三天才能来，要她安心住在这里。胡风向丁玲谈这两年的新书、新人，直谈到晚上九十点钟。
这个公寓选择得很好，有大门，有后门。让丁玲最满意的是，可以在自己房间里用饭，因为她怕被人看见，担心被特务发现，再绑回南京。她住在这里的时候，一次街上都没有去过。
第三天，冯雪峰来了。丁玲一见冯雪峰就说着说着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
冯雪峰向她讲红军的长征，讲毛主席，讲陕北，也讲上海的文坛，鲁迅的近况，使丁玲了解了许多情况。丁玲提出要去看望鲁迅。冯雪峰说，鲁迅近来身体很不好，需要静养，现在去看他，定会引起他的情绪激动，暂时不去为好。丁玲很懊恼，觉得太不凑巧了。那时她没有意识到鲁迅病的严重。没有想到此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他老人家相见。
丁玲在俭德公寓住了两个星期。冯雪峰忧戚地向她说：“怎么办呢？去陕北的交通又断了，一时不能走。没有适当的人和你同行，不能冒险。但长期住在这里，不能出大门，怕有一天会暴露。我们考虑了，潘汉年的意见，如果你先回南京，设法争取公开到上海来做救亡工作，那是好事。上海的工作非常需要人。”
当时的国内形势是这样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在占领了我国东北之后，又加紧对华北的争夺，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在日本的威逼下，1935年12月在北平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华北已危在旦夕。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发生了北平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日本帝国主义者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野心已全然暴露。在这个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国共两党都在考虑调整自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与当前阶级关系的变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个政策得到全国爱国人民的拥护，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而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华北事变也超出了蒋介石所能容忍的程度，在全国救亡呼声的压力下，也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求得中共问题的解决。
蒋介石想同中共接触的信息传递到莫斯科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同国民党方面秘密接触，初步商谈两党合作事宜。他在冯雪峰从陕北到达上海不久后，也抵达上海，继而又去南京。而国民党方面派出与潘汉年商谈的人就是张冲。
可能是潘汉年和冯雪峰认为国共合作已出现了一线曙光，更可能他们对国共合作的前景过分乐观了些，再加上交通断绝，所以决定要丁玲重回南京，争取公开出来活动。
这个决定大出丁玲所料，也大违丁玲之初衷。丁玲听了心情非常沮丧，认为不管到哪里，就是不能再回南京。她认为冯雪峰太不了解这几年她心灵的痛苦的历程；她所有的力量、心计，都为应付国民党的阴险恶毒已经耗费尽了。背负着的哪里只是一个十字架啊。好不容易熬到今天，她见到了党的人，见到了自己的同志，满心以为他们会伸出手来再拉自己一把，送自己远走高飞，怎么能还让自己回到那个地狱里去！她坚决要求到陕北去。他们为这事几乎吵起来了。冯雪峰再三向她解释，一时不能走，留在上海，又不能公开，又没有人照顾，的确为难。他分析当前的形势，说我们党正在与国民党谈判，要停止内战，要释放政治犯，要搞统一战线，要团结抗日。现在上海的广大知识分子，许多民主人士和全国民众都在努力争取这个局面的早日实现。这一切都同过去不一样。这时如果你能争取公开来上海，出版一个刊物，你以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来活动，是可能做得到的。以你个人来说，公开活动比地下活动更好，更有影响。冯雪峰是代表组织同丁玲谈工作的，丁玲虽然认为这样的处理不合自己的心意，而且对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对她的处境也了解不够。但她不得不含着眼泪接受这一决定，无可奈何地向南京走回去。
这样的形势估计，的确是过于乐观。蒋介石骨子里是反共的，他所谓的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中共投降，解除武装。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于是这年秋天，他就又调集重兵，计划对陕北苏区进行新的围剿。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这年11月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全国救国会领导人“七君子”。
丁玲的这次出走与归来，自然引起了姚蓬子和冯达的注意与询问。姚蓬子关心地几次问丁玲，见到鲁迅没有？见到茅盾没有？丁玲始终说，这次去上海，还去了苏州，就是玩儿了一趟，什么人也没有找，根本不想见人。冯达说：“你为什么不就此远走高飞呢？应该设法到苏联去，到苏区去……”丁玲只答道：“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尽管去了上海，却会不到朋友，找不到熟人，我单身一人能有什么活动！你全清楚，现在我在上海已经没有什么朋友。几个过去在左联的熟人，他们不会关心我，我也不会随便相信他们。当然不会去找他们。你不要再说这些梦话了。”丁玲就这样地敷衍姚蓬子和冯达。
丁玲开始着手进行党组织交给的争取公开到上海去的任务。
一天，她对姚蓬子说：“母亲带两个孩子回湖南已经几个月了，我真担心他们，不知道他们怎么生活下去。我想按月给他们寄点生活费。因此，我应该找个事做，挣钱养家。旁的事我没有本事，我只能编辑刊物。我想到上海去编个刊物，你看行得通吗？”姚蓬子说：“你要编刊物，我看国民党会一口答应，他们会给你一个刊物。”丁玲说：“不，我不替别人编，是我自己编刊物。”
过了几天，姚蓬子告诉丁玲，徐恩曾找丁玲和他去谈话。丁玲实在不愿去，但为了争取公开离开南京，只得去了。徐恩曾说：“听说你想到上海去编刊物，可以的。你要编一个什么样的刊物？你打算要多少钱，要用些什么人，你说说看，我们帮助你。”丁玲心里想，他们果然要利用我替国民党编刊物，这样的刊物当然是决不能干的。她答道：“我还没有过细地想，也没有具体的主张，我只是想找一家上海的书店出版，我自己编。”徐恩曾说：“当然是你编，你自己编，不过有时候，大家商量一下。”丁玲便说：“我想想再说。”从徐恩曾那里出来后，丁玲向姚蓬子说：“他们想插手我的刊物，我不能答应，我宁肯不编。”
尝试没有成功，丁玲不免有点儿懊恼。但更多的是庆幸，幸而没有成功。她急忙写信给上海的冯雪峰，报告公开出来已无希望，要求到上海去，然后到她向往的地方去。
不久，冯雪峰回信寄到方令儒家里，他同意了丁玲的要求，并且约定了时间，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接她。
有了第一次出走的经历，这次应该大胆一些了，但丁玲实际的内心仍然是十分兴奋和紧张。她知道必须非常地小心谨慎，以免功亏一篑。走的那天，她一切言谈举止都与往常一样，穿着整齐，像似到市场购物，又像似去街头散步，平常地走出了苜蓿园，直到登上了火车，一颗急促跳动的心，才算平静下来。
火车到了上海，好不容易地与来接她的原“左联”领导成员周文的妻子郑育之接上头。丁玲随她上了路边的汽车，她把丁玲送到西藏路一品香旅馆。
第二天，冯雪峰同周文一起来看丁玲。冯雪峰告诉丁玲，关于她去陕北的事，中央已回电同意。为了保证旅途的安全，万无一失，要作一些准备，要物色一个同行人，还要置办行装，他要丁玲自己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可以提出来，都和周文接头。丁玲十分兴奋，又见到自己人了。
一天，冯雪峰又到旅馆来，对丁玲说：“孙夫人听说你出来了，要去西北，她很关心你，这是三百五十元，是孙夫人送你的。”面对这三百五十元钱，丁玲的心感到灼热，感到温暖。三年多来，敌人对她造了许多谣言，用软刀子杀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谣言的影响，也曾用怀疑的眼光审视她。她感到这三百五十元钱代表着孙夫人宋庆龄对她政治上的信任，这信任，比泰山还重，是千万两黄金难买的无价之宝。她由衷地感激孙夫人，永生不忘。
这三百五十元钱，母亲全部寄给了我的外祖母。
冯达后来与一位女士结婚，生有二女。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冯达因曾自首并在中统所属的翻译机构工作，他惧怕受到清算，故移居台北，在一研究院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冯达1990年病重，因摔了一跤，致不能行动、说话，但思维、听觉仍正常。蒋祖慧曾去探望，逗留约半月。其间祖慧拿出《魍魉世界——丁玲的回忆》，问他是否看过，他点头答：看过。祖慧问他：写得是否真实？他点头答：真实。祖慧更问他：有没有不真实的地方？他摇头表示：没有。几个月后，冯达病逝于台北。